我的文革（31 ）

我的文革（31）

 

正當大家估摸著“四清”運動已近尾聲，誰知卻又上演了兩齣壓軸大戲，血防站內查出了一個漏劃的地主分子和一個漏劃的資本家。一天，全站人員又奉命集中在食堂開大會。先是張宜領導大家讀“毛主席語錄”。那時候《解放軍報》率先在報頭上選登毛澤東的語錄，接著《人民日報》、上海的《文匯報》、《解放日報》也登，此時已發展到學習開會也要先讀幾條語錄。這天張宜選讀的語錄都是關於階級鬥爭的，如“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等等。大家覺得氣氛有點不尋常。接著工作隊長李德主持會議宣布開會。李德的話音剛斷 ，一個國字臉中年男子“騰”地在會場中間站起來，厲聲宣布：“‘四清’工作隊經過內查外調，查出了一個隱藏很深的地主分子。這是偉大的‘四清’運動的一個勝利！”我一看，這個人不就是前一段時候喝止我不得抄錄“二十三條”的那個人嗎？原來他是工作隊的。會場頓時寂靜，大家四處張望，正在驚奇哪一個是隱藏很深的地主分子？隻見倪新城又厲聲喝道：“朱首亮，你站起來！”隨即，在徐涇時威脅要我們這批臨時工 “吃老米飯”的朱首亮，低著頭抖抖索索地站了起來。我十分驚訝，怎麽是他！他不是年年都評為先進工作者的嗎？接著我就有點幸災樂禍了：以前那麽威風，原來你也有今天！此時隻見倪新城一雙三角眼裏射出淩厲的目光盯著朱首亮，國字臉上的橫肉一抖一抖地，開始用權威的口氣訴說朱首亮的“罪狀”，仿佛法官宣判罪案一樣。朱首亮隱瞞曆史漏劃地主成份的大概情況是這樣的：他的家在蘇州地區一個叫梅裏的鎮上，開有一家大木行，鄉下還有不少土地。他本人初中畢業回家結婚後就留在家中幫父親管理生意。“解放”後，他家被定為“工商地主”，鄉下土地被沒收。他看形勢不妙，木行生意也大不如前，就想另謀出路。他報低年齡考進了蘇州醫專。在校讀書時“假裝積極”，“混進了共青團”。畢業後分配到青浦，在單位曾幾次獲評“先進工作者”。過去組織上對他“解放”前三年在家幫助做生意和收租米的曆史也懷疑過。但因他少報了年齡，“解放”時他還不滿十八足歲，定不了“地主分子”，因此一直以來他的家庭成份是工商地主，本人成份是學生。這次“四清”工作隊去調查，說終於查出了他少報年齡的事實，說他“解放”時已滿十八足歲，因此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漏劃地主分子”。接著幾天，單位內大會小會批判朱首亮“隱瞞地主成分混入革命隊伍”的罪行。

在當時那種階級鬥爭氣氛十分緊張的時候，查出一個漏網地主，很多人認為那是“四清”運動的“偉大成果”。而參與調查的人自然也是有功之臣了。會後我找人打聽了一下這個中年漢子是何方神聖？原來他過去也是血防站的“老血幹”，姓倪名新城，因為是黨員，去年被調到新成立的縣除害滅病辦公室工作，接著又抽調出去參加“四清”工作隊。前一段時間他在金山縣搞“四清”，現在是“殺”回來了。他在工作隊內大約是專搞外調的，所以平時開會、學習見不到他。

朱首亮的事情剛告一段落，又有一個員工被宣布為漏劃資本家。此人叫華祖禹，在血防站內負責食堂管理和後勤采購。因為他做人頗為玲瓏，麵麵俱到，很多人說他像做生意當老板的，就幹脆戲稱他“華老板”。現在果真查出他是一個老板。據倪新城說，華祖禹年輕時在無錫一家米行做過學徒、夥計，後來與人合夥開過一爿米行。無錫“解放”前後，米行關門，他又重新出去做工。再後來政府招收人員，他參加政府工作，分配來了青浦血防站。過去組織上也知道他這段曆史，因開米行不滿三年沒有定為資本家。這次經過調查，說他開米行時間是滿三年的，因此定他為漏劃資本家。這兩個漏劃成份的人都是倪新城宣布的，我估計調查也可能是他去查的。倪新城大約自以為立了大功，說話、走路都透著一股神氣。

華祖禹不像朱首亮那樣肯老實“低頭認罪”，定他資本家成份他很不服氣。那天大會結束後，很多人聚在站長辦公室前的天井裏等候學習小組長召集開會討論。我看見華祖禹走進站長辦公室去。我猜他是去找張宜的，大概要申訴什麽。但不一會華祖禹就出來了。我估計在現在這種情況下張宜根本不會聽他的申訴，反倒有可能被叱責一番。此時我發現他舉止有點不正常，他睜著雙眼，但對站在天井裏那麽多人仿佛全無所睹，夢遊似地在這不過四、五十平方米的天井內，一邊搖頭一邊轉圈，口中用無錫話喃喃地不斷重複說道：“吾唻想勿通！吾唻想勿通！吾唻真想勿通！”臉上滿是痛苦、迷茫、絕望的神色。站在他前麵的人見他過來紛紛退後避讓。他在我麵前走過時，我發現他好像一下子衰老了許多，四十幾歲年紀的人，背微微駝了，臉頰和下巴上的胡子、有些已經變白，十分顯眼。突然間，我對他產生了同情；隨即又聯想到朱首亮，對他也同情起來，忘記了以前的那一點小恩怨：就差那麽幾個月甚至幾天時間，一下子就從人民的一分子變成了“階級敵人”。命運，有時候對人是多麽殘酷啊！

那時候我還沒有想到調查是否正確這個問題，我隻是想了這個問題：勞師動眾、內查外調，就是為查實他們“解放”時滿不滿十八足歲，開店滿不滿三年，好定他們一個地主或資本家的成分，是否有這種必要？固然，查成份是為了分清敵友，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可是回到現實來考慮，不將他們清查出來，難道就是留下了一個“複辟資本主義”的隱患？就差這麽幾天，原來是“同誌”的就成了敵人？“解放”十多年來，他們有誰搞過破壞社會主義的複辟活動？沒有嘛！他們都在勤勤懇懇工作，不然，他們怎會得到“先進工作者”的稱號？倪新城在大會上說，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在“偽裝積極，騙取人民信任”。可我想即使他們的積極是偽裝的，但一裝就裝了十多年，這也不容易啊！如果能一直“偽裝”下去，豈不也是好事一樁？再說，若是有什麽人真搞了反革命破壞活動，即便他們不是地主、資本家，一旦發現了，不一樣都要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嚴厲懲罰？那為什麽我們不將調查範圍針對有反革命破壞活動實事的人或有重大嫌疑的人，附帶查一下他們的階級成分，看是不是屬於階級報複，這樣做豈不是更“穩、準、狠”，更省事嗎？

說到劃分階級成分這件事，中共的政策是以“解放前三年”和“年滿十八足歲”為準繩，少幾天不滿三年就還是人民一分子，多幾天滿了三年，就是階級敵人了。以這樣的標準來這樣區分“敵人”和“人民”，難道不覺得有點荒謬嗎？毛澤東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正是這個“烙印”，成了地主、資本家必須被“專政”的理由，成了許多出身地主資產階級的青年，永不會被人承認“已經改造好了”的理由，成了一些人趾高氣揚自以為“自來紅”的根據。如果這是合理的，我倒要問一下：馬克思什麽出身？恩格斯什麽出身？列寧什麽出身？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這些人什麽出身？他們身上是否也有“烙印”？為什麽中共對這些人就不提“烙印”二字而對其他人就要窮追三代？當然，這樣的想法我隻能深藏在自己的腦袋裏，絲毫也不敢說出去的。但經過這一番運動，我對所謂的“階級路線”和“階級鬥爭”，更加認定其中有不少理由和政策是荒謬的、不合理的。從某種程度說，所謂的“階級”、“階級敵人”、“階級鬥爭”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至少也是故意誇大的。不然，何以解釋昨天還是“同誌”，還是單位的“先進工作者”，今天就成了“階級敵人”了？

在血防站“四清”期間，社會上已經提出“向解放軍學習”的口號。站領導當然也要跟上形勢。怎樣學呢？就每天清晨帶領大家在環城馬路上跑步、做早操，名曰“行動軍事化”。此時正值隆冬，寒風刺骨，呼氣成霜。這種早鍛煉對身體健康的人來說當然無所謂，但對身體欠佳的人來說未免是一件苦差。一次跑步時，一個曾在蟠龍與我們一起工作過、此時在站裏做出納會計的年輕女員工許梅妤突然暈倒了。一起跑步的其他幾個女同事趕忙將她扶起，送她回站裏宿舍休息。當時我以為是她身體不適而偶然暈倒的，並不在意。後來到了文革中，我才聽說其實她是前一天剛去上海偷偷做了人流手術，因怕暴露真相，術後不敢休息還要裝健康參加跑步，這才暈倒了。當時她還未婚，連男朋友也還沒有。而導致她懷孕、並陪她去上海做人流手術的人，就是那個錢副站長。這件事說明，當初蟠龍大隊的幹部警惕性是高的，血防站內向工作隊寫檢舉信的人警惕性也是高的。據文革中錢副站長自己的交代；就在“四清”期間他們還在搞婚外情。因此在這件事上“四清”工作隊和站黨支部都有包庇之嫌。

在“四清”即將結束前幾天，血防站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要每個還沒有入團的青年寫一張入團申請書。我也遵命寫了一張。但我自知這不過是團支部裝裝樣的，像我們這種家庭出身有“問題”的青年是很難被批準入團的。不過，盡管你們是在做假戲，我們卻不得不跟著也要做一番假戲；若然拒絕申請入團，那就說明你對黨對團態度有問題，那就是政治立場問題了。過了幾天團支部公布了一批批準入團人員的名單。我和一批出身“不好”的自然都不在名單內。還有，那時候國家正開始提倡計劃生育，號召青年晚戀、晚婚、晚育。一天又是團支部派了一個人來，要我們未婚青年自報晚婚年齡。當時政府提倡的晚婚年齡是男三十歲，女二十五歲。我想就是三十歲，我也未必結得了婚，因此二話不說，就在表格的“晚婚年齡”欄裏寫了三十歲。

一九六六年的農曆新年到了，全站人員都放假回家過春節。節後回來又開大會。工作隊長李德宣布集中搞運動的方式暫告一段落，今後的任務就像“二十三條”中說的那樣，“四清”要落實在建設上麵。黨、團組織要有新的建設、新的發展，各項工作也要有新的提高，同誌們的思想革命化更希望能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他勉勵大家要繼續努力，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要更加注意自身世界觀的改造，打好防修反修這一仗，將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李德講完後，接下來是張宜對新一年工作的部署。其中一個最大的、反映了青浦衛生係統經過“四清”運動後革命化新麵貌的舉措，就是由縣除害滅病辦公室牽頭，血防站和婦幼保健所及縣人民醫院參與，將城東公社唐鬱大隊作為全縣血防衛生和計劃生育等各項工作的試點。然後張宜對全站員工、尤其是血防組的人員從新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塘鬱試點組，與楊桃源和一個叫淩嘉堯的三人組成一個科研組，由楊桃源負責。至於具體做什麽“科研”張宜沒有說。為什麽要成立這個科研組呢？我想也是與毛澤東的一個指示有關。那時中共正在宣傳毛澤東的一個指示，說是“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這次會議以後，該下鄉的人都陸續下鄉，血防站又恢複了運動前的平靜。李德說“運動暫告一段落”，在我們很多人心裏這就代表血防站的“四清”運動已經結束了。

時間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三月。此時我們都已分頭下鄉去工作了。工作隊突然又召集全站員工大會。開這次大會是為了宣布對朱首良和華祖禹的處理決定。宣布人仍是這個倪新城。倪說：“鑒於朱首良和華祖禹這些年來的表現，為了體現黨的政策，可劃可不劃的不劃，決定朱首良的本人成份為地主，不戴地主分子帽子；華祖禹的成份為資本家，但不屬於反動資本家，仍在“人民”範圍之內。決定宣布後，倪新城神氣地、以領導者的口氣訓誡朱、華兩人：“希望他們今後自覺地加強自我改造。地主分子的帽子，反動資本家的帽子就抓在群眾手中。有不服管教改造的，我們隨時可以把帽子給他們戴上！”

以前，我隻聽說過“摘帽右派”而從未聽說地主也分“戴帽”和“不戴帽”的。雖然“土改”時中共公布的《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規定：“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後，完全服從政府法令，努力從事勞動生產，或作其他經營，沒有任何反動行為，連續五年以上者，經鄉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縣人民政府批準後，得按照其所從事之勞動或經營的性質，改變其地主成分為勞動者的成分或其他成分。”但從“土改”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我從未聽說有哪一個地主被改變了成分成為勞動者成分的。因此倪新城說朱首良是地主成分但不帶地主分子的“帽子”，究竟是什麽意思我就不明白。隻是根據倪新城的說法，看來對“戴帽”地主的管製肯定比不“戴帽”的地主更嚴厲。地主，已經是反動階級的一分子了，對他們還要分等級，這就是中共階級鬥爭的策略，讓你們地主分子為了“戴帽”“不戴帽”之間細微的政治待遇差別而拚命討好共產黨。其實這不過是“望梅止渴”式的騙局，一切都是為了便於共產黨的統治。還有，資本家按《共同綱領》本來就是人民的一份子。是到了一九五二年的“五反”運動才出現“反動資本家”一詞的。但那是專指資產階級中“五毒”俱全的少數人的。“五反”結束，這個名詞也應取消。而且稱他們為“反動資本家”，作為一個政治術語來說這也是不妥當的。猶如工人、農民中也會有“壞分子”一樣，我們難道可以稱這些人為“反動工人”、“反動農民”？那是對工人、農民的褻瀆。所以，“五反”出現“反動資本家”一詞本身就已表明了中共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歧視和對《共同綱領》的背叛。至於現在出現資本家 “戴帽”一說，更是荒謬，找遍中共所有政策文件，恐怕也難找到對資本家有“戴帽”、“摘帽”的法律根據。而通過這次對朱、華兩人的處理，使我進一步明白中共在已有的階級之外再製造“戴帽”不“戴帽”的區別，無非是要在人民中間劃分更多的等級，進一步分化人民。而一盤散沙的人民，最有利統治者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