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1）

我的文革（21）

 

除了政府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造成了青西農民普遍比青東農民貧窮，我發現地利之便確實也是徐涇部分農民比較富裕的原因。一九六四年春我到徐涇，那時離開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兩年還不到。剛到徐涇不久我就聽到了一首當地流傳的打油詩：“一隻籃頭一根稱，七寶、諸翟、北新涇，自留地是搖錢樹，北新涇是聚寶盆。”說的是前幾年，當地農民利用自留地種蔬菜拿到鄰近的七寶、諸翟、北新涇農貿集市賣，賺到大把鈔票的情景。那時候因為各類物資供應緊張，糧、油、肉、禽、蛋、魚、蔬菜、樣樣匱乏，國家不能滿足供應，自由市場價格比國家牌價高數倍甚至數十倍。有一次我因為要油印幾張自己設計的表格，以方便統計查螺、滅螺的數字，到大隊會計室去刻臘紙油印。我曾在大隊部看到一隻油印機，所以知道那裏肯定有油印蠟紙的設備。大隊會計是一個女滅螺員的哥哥，知道我的來意當然表示歡迎。他一邊看我刻蠟紙，一邊與我閑聊。說到前幾年“三年大饑荒”時期，有些社員靠小小一塊自留地上種的蔥，運到上海市區去販賣就“發了財”。這個大隊會計不勝羨慕地對我說：“那時一把小蔥五、六根，要賣五角錢。種巴掌大一塊地的蔥就能賣幾百元。隻有一、二年功夫，就眼看著他們造起了新房子！”那時候生產隊年終分紅，一個出全勤的青壯勞力，一年也隻有二、三百元。農民造七路頭（即七根橫梁、約七、八公尺進深）的三間平房，費用大約需要三千元人民幣（這費用主要是指購買木材、磚頭和支付木匠、泥水匠的費用，小工和食品一般都是親戚和同村的鄰居支援的）。靠集體分紅，大多數農民造不起新房。

在徐涇我還發現另一個“地利”，這也是青西地區農民不可能有的致富途徑。那就是有些農民與上海的餐館、食堂掛了鉤，定期將餐館、食堂的“下腳泔水”運回來養豬。這是豬的好飼料。那時候還不流行“承包”這個詞，但也就是那樣的關係。至於他們是怎樣與餐館、食堂搭上關係的，其中有些什麽樣的利益交易我不清楚。我工作的大隊有一個滅螺員叫姚紀根，他就隔三岔五地要去上海運下腳泔水回來。他用兩隻又深又大、特製的裝泔水木桶掛在自行車後的行李架上，大約晚上八點左右出發，到上海十點左右正是餐館打烊時候，等裝好泔腳水回到家已是半夜一點。第二天照常出工。這兩桶泔水起碼有三百來斤，加上木桶和自行車的重量就要有四百斤，而且從公路到家裏還要走一段鄉下泥土小路，他們是仗著年輕身板好，騎車的本領高，在別人正睡覺的時候掙錢。當然，能利用這種“地利”掙錢的農民並不多，但總量也很可觀。那年“十一”國慶節我向一個滅螺員借了一輛自行車騎去上海看國慶遊行，從諸翟經北新涇轉天山新村到市中心，在北翟路上一路見到好多青壯的農民像姚紀根一樣騎著掛了泔水桶的自行車也向上海方向去。試想全上海有多少大大小小的餐館，還有那些工廠、單位的食堂？又有多少姚紀根那樣的農民在拚力做別人嫌髒的泔水運輸？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中國農民的勤奮，也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他們發家致富的欲望。

當時有首歌頌人民公社的歌，歌詞是：“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員就是藤上的瓜。瓜兒連著藤，藤兒連瓜。藤兒越肥瓜越甜，藤兒越壯瓜越大。”不過，我知道很多公社社員並不喜歡做這個“藤上的瓜”。我與滅螺員們熟悉沒幾天，他們就開始“考”我。一次正在一片麥田旁邊查螺，一個平時很調皮的滅螺員小胡問我，這一大片麥子，你能不能分出哪些是集體的大田，哪些是社員的自留地？我張眼四望，所見都是一尺多高綠油油的麥苗，正在隨風起伏，如大海波浪，實在分辨不出來。我問怎麽分？幾個滅螺員都站著微笑看我不做聲，似在看我出洋相。我再仔細觀察了一會，仍分不出來，隻能搖頭認輸。最後仍是小胡，狡黠地衝我哈哈大笑了幾聲，然後對我說：“很好分！你看，這一大片都是小麥，但顏色不同。顏色綠得發黑的是自留地，不黑的是集體的大田。你隻要看顏色，八九不離十，保證不會猜錯。”我問為什麽？他們說麥子肥料吃得多，長得粗壯，顏色就比較黑；吃得少，營養不良，顏色就淺。跟人一樣，吃不飽肚子當然要麵黃肌瘦了。我明白了。自留地的麥苗長得好，是因為這是社員自己的，他們便更加用心耕作，施的肥料也多。這幾個滅螺員並不忌諱說出這個秘密，說明他們都認為將自留地打理得比集體的大田好是理所當然的。這反映了人民公社社員對單幹比對集體生產更有興趣，更關心。

在農村中，木匠、泥水匠和裁縫等手藝人，最受其他社員羨慕。因為這些人雖然也是公社社員，但相對比較自由，能掙較多的錢。隻要生產隊長允許，並交足生產隊規定的金額，他們就可外出四處攬活掙現金，做多做少都歸自己；不像一般社員被生產隊、大隊管得死死的。一般社員沒有當木匠、裁縫的機會，他們就將心思都用在那一小塊自留地上。希望自留地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經濟收益。當時，中共發動的批判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中蘇論戰”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批判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話題也常常見諸報端。因此，有時我也思考著這個問題，這些就是中共所說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嗎？如果不加控製，逐步消滅這種傾向，就會導致資本主義泛濫，資本主義複辟？這真是處處都有階級鬥爭啊！但消滅這種傾向，社員不是更加要貧困化嗎？那麽這種所謂的階級鬥爭究竟對誰有利呢？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但已模糊地感到，這裏麵可能有什麽地方弄錯了。被人視為神聖的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僅是某些人的政治理念，而不是大多數人生活的目標。

不知不覺三個月試用期滿了。一天中午我們從鄉下回來，發現小沈不見了，他的床鋪上的蚊帳、被褥也都沒有了，這才意識到他是被辭退了。他或許是被突然通知辭退的，因此走的時候連跟我們道別一聲的機會都沒有。從中我感到了這個單位用人的冷酷無情。小沈其實還是一個大孩子，比我還小一兩歲，比我還天真。他與我們在一起時總像一個小跟屁蟲一樣跟在我們後麵，我們也不在乎他；但突然他走了，我感覺上空落落的。他被辭退後，後來聽說去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農場。又過了幾天，我們去公社集中開會，發現來開會的臨時工隻剩下十幾個了。想必沒來的人也被辭退了。我點算了一下，我們同一個鎮上來的十個人中被辭退了六個。這留下來的四人中兩個是高中畢業生，孫隆璋是普通中學初中畢業，我也是初中畢業，但是是半工半讀的農業中學，相等於“野雞”學校，因此相比之下我的學曆最差勁。我會被留下這是我自己也想不到的。

文革中據“老血幹”的揭發，血防站在使用臨時工的問題上一貫采用頗為無情的“淘汰製”。即實際要用的臨時工沒有那樣多，但站領導每次總是多招一些人進來，試用三個月後將不滿意的人淘汰掉，往往淘汰的人比留下的人多。以後若覺得人手不夠了，就再招一批，再淘汰。而不是需要多少招多少，在招收時先把一下關，這樣就不會有大量的人因不合格而被辭退。我不知道站領導這樣做是否另有原因，也不知道這樣的淘汰製對不對，但以我們身為臨時工的感受來說，對這種做法是頗為反感的，覺得不夠尊重我們應有的人格。畢竟，被淘汰的人就像工廠裏剔出來的次品。我們當臨時工已經是屬於“次品”級的人了，連“次品”也不合格遭淘汰，成了“次品中的次品”，豈不更讓人看不起？當時雖然我沒有被淘汰，但我非但不感到欣喜反而有些心驚，覺得我們這些人太無保障了，什麽時候人家不需要你了，隻要對你說一聲，你就隻能乖乖卷鋪蓋回老家。過去批判資本家剝削、壓迫工人，訂有許多廠規、店規，老板有權隨時辭退工人；現在我們臨時工的待遇還不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