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6）

我的文革（16）

 

（四）在家自學

 

從江西回來，我又一次“失學”，也沒有工作，因此再一次感到前途茫茫，覺得自己如一片樹葉，被風吹在空中，漂在水中，不知將來會流落到何方。但是我又不甘虛度光陰， 嶽飛《滿江紅》中的警句“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時時在我腦海回響。因而回家不久我就將我三姐高中的書找出來，決定先在家自學。至於自學後怎樣，我也不知道，隻能莫問收獲但問耕耘了。因為沒有人教，數理方麵的書自學甚感困難，我學了一段時間放棄了，專攻文史方麵的。很快，我就將三姐高中的六冊語文書全部看完。當時的高中語文，有相當比例課文是文言文，但都是有注釋的，讀懂它不難。在我讀初中時，語文書中也有幾篇文言文，不過十分簡單，對我們學生而言，隻是讓我們初步見識一下文言文而已，還談不上引人“入門”二字。然而，我在讀初二時對文言文就稍有了解了。那是初二時的暑假，我閑著無事從家中舊書堆裏翻到幾本線裝本的《聊齋誌異》，因為講的都是人鬼狐仙故事，前麵還有插圖，很吸引人，而清代的文言文也不太深奧，大體能看懂意思，於是看著看著就入了迷。此後有空我就捧著這書看，碰到有不懂意思的字就去翻字典。字典上翻不到或解釋不通的，我就根據上下文意思猜。一個暑期下來，將幾冊《聊齋》看完，不知不覺間對閱讀文言文竟然也有了一些基礎。因此學習高中語文我並不感到困難。因想到中國幾千年文化曆史絕大多數是用文言文寫作記載的，要打開這個文化寶庫必須要懂得文言文，於是讀完六冊高中語文後，我就以《古文觀止》作課本，開始了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學習。

到這個時候，我才感到沒有老師指導，學古文同樣有一定難度。其中虛詞是一個難關，有些生僻字也是一個難關。記得初學《古文觀止》開首第一篇是選自《左傳》的《鄭伯克段於鄢》，其中有一句是：“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對這個“雉”字究竟什麽意思百思不得其解。當時我隻有一本《四角號碼小字典》，裏麵的解釋很簡單，說“雉”是一種鳥類，俗稱野雞。顯然，這個解釋是不符合本文意義的。但其他什麽意思我不知道，猜了一個多星期猜得腦袋瓜子生痛也沒有猜出確切的意思來，隻隱約覺得這跟長度或麵積有關。後來我父親從香港寄給我一本《學生字典》，裏麵的注釋都引用古文原文，好像是專為學習古文編的，看後才明白“雉”是古代度量牆體麵積的單位，一雉長三丈、高一丈。古代等級森嚴，王公貴族不同爵位，建的都城、家廟，大小都有定製。越製即為違製，被視為有政治野心的表征。這個字義，如果有老師指導，這是一分鍾就可說明白的事情，我卻花了幾個月才弄懂。這是自學的難處。又先秦、漢、唐宋、元明清各時期的古文難度不一樣，敘事文和政論文的難度也不一樣。相對年代越古的越難懂。但古文有傳承性，其中語言結構尤其是許多典故產生的時序有先後，因此由古向今學，順；由今向古學，逆。為此，我堅持以《古文觀止》文章的順序學。為了減少自學困難，我盡量尋找一切工具書或有助自學的書籍做我的老師。一次，我趁去縣城的機會特地到新華書店買了《文言虛詞》、《修辭學發凡》等有關書藉回來研讀。三姐也從她同學處借到幾冊《開明文選》給我閱讀。《開明文選》是開明書店在民國時期出版的語文書，所選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文言文，有詳細的注解。這些書藉對我學習文言文都起了很大的幫助。

學古文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古代語言係統的發展還不十分發達，文字記載工具也簡陋難得，因此凡被記錄下來的文字都是古人認為最重要的、最需要表達或記錄的意思。因此每一個記錄下來的事件，以及人物對事件的反應、所說的語言，所用文字都是最精準的，要表達的意思十分豐富，在文字背後還有好多沒有用文字表達出來的意思。我就仔細揣摩這些文字背後的意義，探索文字背後的意思，力求對文章有較深的理解。就這樣，我在家自學了差不多兩年時間。

由於沒有老師，我對於自己花這麽多時間自學的古文，究竟學懂了多少心中一直無數。直到一九六四年我參加工作以後，一次回家休息經過縣城，在新華書店發現一本深藍色硬布麵精裝的《中國文學》，是東北師範大學楊公驥教授的作為大學教材的函授講義，其中他講解的好幾篇文章如《鄭伯克段於鄢》等，都是我學過的文章。楊教授的解釋特別詳盡，注釋也多。我將此書與我當時寫的讀書筆記對照，發現我對這些文章的理解基本上都符合楊教授的講解。這使我對自學信心大增，慶幸自己的苦學總算沒有白費力氣。

那段時間中，父親幾次從香港寄來毛筆和鋼筆字貼數種，還有一本《怎樣寫毛筆字》的書，要我練字。父親在信中說，一個人的字如一個人的衣著。人之常情總是先敬羅衫後敬人，所以一個人字寫得好，容易得人尊敬，對你今後踏足社會有好處。我謹遵父親的教誨，每天安排一定時間照著字貼臨幾張毛筆字。從楷書入手，學過柳體、顏體，後來小楷專臨趙孟頫的字帖；行書學過王羲之的《聖教序》和文征明的《滕王閣序》；也學過隸書，是鄧石如的體。鄧的隸書帶一點篆書味道，莊重典雅。我學書法開始也是因為無人指導，連基本筆法都不懂，進步不大。後來我大妹替我弄來一本有筆法圖解的柳體習字帖，明白了點劃運筆的方法，才算初窺書法門徑。工作後我在上海南京路新華書店買到一本特種印刷的沈尹默的《二王法書管窺》，裏邊提到毛筆字的筆劃要如錐劃沙和“屋漏痕”，使我對毛筆的行筆法有更深的了解。

我在家自學的生涯前後不到兩年。在這兩年中，我自覺在古文和書法上打下了一些基礎。而思想方麵對我影響最大的則是看到了一本關於達爾文進化論的書。這本書原來是我二姐讀高中時的教科書，是我在家中的舊書堆中發現的。這是一本專著，對達爾文主義介紹得很詳細。這本書完全以唯物主義的觀點，以大量的實物作證據，證明世間一切生物都是由單一原始的細胞演變進化而來。而促使演變的動力是生存的環境。達爾文由此總結出一條道理叫“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學說的創立首先是撼動了上帝創造萬物的觀點。從此唯物論占了唯心論上風。相信上帝或相信鬼神，都成了“迷信”、“愚昧無知”的代名詞。而既然一切生物都是在自然條件下不斷進化的，那麽用這個觀點來觀察人類曆史，就會相信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以及社會製度也是在不斷向前發展的。這就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做好了理論上的準備。馬克思提出的觀點是唯有生產力的發展，才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當年我看了這本書以後，不知不覺中我不僅相信了進化論，也接受了曆史唯物主義，接受了共產黨對人類曆史解釋的觀點。而到了這一步，進一步接受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接受共產主義社會必然要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論斷，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也就水到渠成了。所以就我的思想認識過程來說，我是先接受了達爾文主義再接受共產主義的。

此外，三姐還替我借來邏輯學、哲學、甚至心理學等大學的書。我不管看得懂看不懂，也將它們活圇吞棗地看完。自問能看懂的大約不過十之一、二。但就這十之一、二，也已讓我受用不淺。特別是邏輯學和哲學的一些基本知識，如邏輯學中的三段論、名詞的周延性，哲學上的一分為二、量變到質變、否定之否定定律，對啟發我運用思辨的正確方法和萬事以發展眼光看問題，都起了不少作用。其間我還自學過俄語和英語，可能是我沒有這方麵的天賦，同時也沒有老師和學習外語的輔助設備，因此收效甚微。後來英語我斷斷續續又學過幾次，也都沒有成功。

在那段時間我還讀過《資本論》。這本書也是我三姐應我的要求借來的。那是一本差不多有兩寸厚的硬紙麵精裝書。我隻讀了開頭幾章。因為實在太艱深，讀不下去隻好放棄。但就是讀了那開始幾章，即關於商品、價值、價格和剩餘價值那幾章，我就發覺馬克思對商品價值和價格的定義好像不太正確。他對商品價值的定義，經過一再抽象已不符合實際。事實上即使成長背景、教育程度相近的人，作為一個勞動力在培養他們時所花費的成本一樣，但由於各人智力、體力等先天條件的不同，他們在生產同樣產品時，生產的數量甚至質量也是不同的。而馬克思在計算一件商品的價值時，把人與人之間生物上的差異“抽象”掉了，僅僅計算培養和維持一個勞動力的物質成本和生產一件商品所花的時間，這就差之毫厘，失之千裏了。如果我們將這種差異從工廠工人身上轉移到藝術家，如畫家身上，那麽這種差異造成的結果就更明顯而驚人了。在同樣家庭背景下成長，進同一所藝術學校、受同一個老師指導的兩個畫家，一個畫家的作品可能一文不值，而另一個畫家的作品，無論價值還是價格都可能是天文數字。所以，馬克思對商品價值的定義，隻考慮勞動的“時間”而抽象掉了許多寶貴的、決定價值的因素，我認為是錯誤的。再說，在現實的商品交易市場上，價值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大的。在商品生產中，決定商品價格的因素除了生產成本，即相當於商品的價值，還有供需比例。中國人早就明白“物以稀為貴”這個道理。另外，我對他在研究中表露的唯有（體力）勞動才創造價值的傾向也有不同看法。他大大低估了腦力勞動所能創造價值的能量。腦力勞動創造價值的效能，具體表現在科學、技術以及對生產流程合理安排和科學管理上，其所產生的效能往往會幾倍、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地提高生產力。瓦特發明蒸汽機從而引發工業革命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還有，我認為馬克思在研究資本這個問題上，明顯地有一種對最底層的、體力勞動者的偏愛或同情。而一個嚴肅的、尊重客觀的學者、是不應有這種太過強烈的階級立場的。所以，《資本論》在某種程度上說，它不是科學的學術著作，而是煽動階級鬥爭的政治宣傳。無怪共產黨要將《資本論》視為他們“革命”正當性的理論基礎。

那時候的我也真可謂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對世事的險惡認識甚少。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準備睡覺，突然想起毛澤東的《愚公移山》，這是我在初中語文書上讀過的。我覺得他有一個比喻用得不恰當。愚公要挖走兩座擋住他家出路的山，結果感動上帝派了兩個神仙把山移走了。於是毛澤東說“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可是我認為，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這本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他們不是《愚公移山》中上帝或神仙的角色。所以毛澤東把中國人民比喻為上帝，那是將責任對象搞錯了。那天晚上我腦子發熱，以為自己有了一個重大發現，因而想寫信給毛澤東指出這個錯誤。後來幸虧睡了一夜熱情消退了，才沒有寫這信。不然恐怕等不到文革，我就要大禍臨頭了。不過後來過了若幹年，我又覺得毛澤東這個比喻雖然是用錯了對象，實際卻正是正確地反映了中共和革命，以及革命與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因為所謂中國革命，其實是中共一黨的願望。他們想奪取政權，按他們的願望改造中國，但沒有廣大人民的支持他們這個願望實現不了，因此他們需要說服、甚至是欺騙人民與他們一起“革命”才行。而這個說服和欺騙的功夫，就是《愚公移山》的所謂“感動”。所以，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其實是不經意地泄露了中共與人民的真實關係。

在自學那段時間，也許是潛意識中我對前途的恐慌，猶如一個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就以為可以救命一樣，我的自學幾乎達到瘋狂的程度。我將每天學習時間從早到晚安排得滿滿的，盡量不浪費一分鍾，結果長期下來得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有時候我也問自己，你這樣拚命讀書有什麽用嗎？我心中茫然，無法回答。當時在我們小鎮上因失學無業而也在家苦學的年輕人不止我一個。有二個原是我三姐的同學，都因為家庭出身問題考不上高中。一個在家複習功課並苦學英文，但考了幾年高中都沒有考上。一個在讀初中時就已自學學懂了高中的數學，其他各科成績也不差，卻也進不了高中大門，隻能呆在家裏。此外還有幾個也是三姐的同學，也沒考上高中，但因為出身好，不久就被街道安排了工作，而且是一份不算差的工作。出身的好壞，影響個人前途的優劣是如此分明，套用一句學曆史時學到的、批評魏晉南北朝時期固化的門閥製度的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現在不也是這個樣子？因此我對我的自學究竟有什麽用處，實在自己也說服不了自己。但不讀書空閑著更讓我痛苦，隻有當思想沉浸在書本裏我才會忘掉現實的苦惱。而這也就養成了我的讀書習慣，一天不讀書就如少吃了一頓飯，總覺得今天漏掉了一件重要的事沒有做。讀書令我感到精神充實，覺得我沒有虛度光陰。而越多讀書，就越感到自己的知識不夠，簡直什麽也不懂，就越想讀。遺憾的是當時沒有多少書可供我讀。我所在的鄉下小鎮沒有公共圖書館，也沒有“新華書店”；私人有藏書的人家我不知道有沒有，即有，因不認識，人家也不會借給你。後來我參加工作了，仍堅持每天讀一會書；有空且方便時，也仍然會練練毛筆字。參加工作後有了收入，我就趁去上海市區或經過縣城的機會，開始自己到書店買書。但這樣的時間不長，很快就因 “四清”運動的全麵開展，社會上對思想、言論上的管控又日趨嚴緊。除了讀毛澤東的著作和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看其他書似乎都不健康，看書的人有思想問題。但情況還沒有嚴重到如文革那樣。

那時候，我的心情經常是處在壓抑和痛苦之中的。在我的天空，仿佛總是籠罩著一片透不過光的烏雲。不能升上普通中學讀書我一直認為是我的恥辱。但我對自己的遭遇並不服氣。我常常想如果我能像其他同學那樣進入普通中學，那麽以我的成績自信一路進高中、甚至大學也不是什麽難事。有時候，我也會將我的苦難原因歸結為家庭成分，怨恨自己為什麽會出身在這樣的家庭，要是出身在工人階級家庭那多好！但更多的是在心裏抱怨共產黨為什麽要對我們出身不好的人那樣苛刻，那樣對我們不信任、不公平。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不也都是出身不好的貴族、資本家嗎？中共的領袖和幹部中，不也有許多人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嗎？他們當時能革命，怎麽就不相信我們也能革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