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5）

我的文革（15）

 

二個月後，學校搬到離一個叫羅城的小鎮約五六裏的村莊。我們這些學生統統住在一個祠堂中。聽說學校要在這裏建造新的校舍，等造好了就可正式開課讀書。對此我們隻能耐心等待。這裏不像仙源那樣都是高山，而是屬於丘陵地帶，與平原相比隻是地勢稍有起伏而已。因此那裏的風景比起仙源好像要秀麗些，視界也要開闊些。在仙源，學校是單獨建在山溝裏的，我們與當地“老俵”幾乎沒有接觸；但這裏，在我們居住的祠堂周圍還住著一些當地居民。我們與他們共用一個廁所。因此我們發現了過去隻聽說過的一件事，就是他們大便後不用廁紙，而用一種寬不到一公分、薄一毫米多的篾黃，我們稱之為“刮汙竹爿”。萬載也產竹子，所以造紙業也頗發達。竹子的外皮篾青一般用來編製竹籃、竹筐等容器，而剩下的篾黃就派上了這個用場。當地人如廁時，人人手拿一條篾黃。如廁完畢，就折一段篾黃刮肛門清潔，然後丟掉，再折再刮再丟，直至自己認為刮幹淨了為止。這種生活方式與我們上海與江南地區大不相同，也算是見識了不同的人生。

離祠堂數十公尺有一條公路，一頭通縣城，一頭通羅城。 這條路不通公交車，所以白天見不到一輛車，但晚上卻常可聽到汽車隆隆駛過的聲音。聽人說那是軍隊在運送木材。羅城是一個木材散集地。那時台灣說要反攻大陸，所以戰備氣氛很濃厚。這些木材據說都是用來修地下坑道的。學校搬到新址不久，我就和幾個同學去遊了一次羅城。羅城鎮子很小，一條石板街，兩旁開了幾家店鋪、食肆。其中有一家還是中藥店。街旁邊有一條大河，河麵很寬，但水不深，河中有許多沙洲。而河對岸就又都是重重疊疊的高山了，跟仙源的山一樣。河中停滿了木排，其中有不少是差不多兩人才能合抱的大樹幹。聽人說，這些木材都是從上遊兩邊山上砍伐下來的，先被推到山下，到雨季水量豐沛時，利用溪水的力量將這些木材衝到河裏，再順流匯集到這裏。然後由這裏的加工廠將木材截成需要的長度裝運出去。

河上有一座很高大的石橋，已記不清是三孔還是五孔的了，橋身上長滿了薜荔和青苔，石縫中還長了一些小樹。小樹上有許多不知名的小鳥，有的吱吱喳喳，吵鬧不停；有的卻如高明的歌手，隻消偶爾一展歌喉，長鳴一聲，清脆響亮，如利劍破空，其餘音則又如百丈彩帶婉轉柔和，飄蕩空中，頓時壓過了所有的鳥鳴聲。所謂“餘音嫋嫋，不絕如縷”，即此之謂。我正在驚歎這小鳥叫聲的清麗，突然有一隻五彩斑斕的鳥兒衝天而起，當它展開的雙翅與陽光相交的一刹那，迸射出萬道霞光。“哇”！我幾乎驚呼出聲。真是漂亮啊！因想這隻翠鳥是不是不想讓這隻唱歌的鳥兒專美於前，所以也要來一展它美豔的身姿呢？看來它們雖是小小鳥兒，但也有爭妍鬥豔的天性，真是萬物皆有靈啊！吾人豈能小看這些生物哉！我又評估此橋，怕是很有些年頭了。而這也說明這座小城曆史的悠久和經濟地位的重要。不然很難想象在這樣的山間小鎮，會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去建造這樣高大的石橋。因此我猜這裏自古就是一個木材的重要散集地。這個小鎮很可能就是因為木材而興建的。隻是我不知道這旁邊的大河流向何方，大橋的另一端又聯通何處？當時我沒有想到要去橋上走一走，看一看，這一點至今想來都是無法彌補的遺憾。

在學校從仙源搬遷到羅城途中，我們曾在一個叫大橋的鎮上住了一晚。在旅店裏，因為下雨寒冷，與幾個同學一起烤火，不意被人偷走了一雙放在房間內的雨鞋和一隻搪瓷杯。我懷疑偷的人不是旅店的服務員就是我們一個縣來的那兩個年紀比較大的同學偷的，但無憑無據我不敢去問，而且知道問也沒有用。初到萬載時，我已經被人偷過一條運動褲。這次又被偷使我心理上產生了陰影。多年以後做夢常常做到去外地參加大會，會議結束了大家都回去了，我也準備回家時卻發現我的行李被偷光了。沒有雨鞋下雨天出行不便，但當時國內各樣物資都萬分匱乏，根本買不到雨鞋。我隻能寫信給父親，請他從香港買了寄來。父親很快就寄來了一雙半高筒雨鞋來。因為是半高筒，比較重，而一隻包裹不能超過五百克重量，所以一雙雨鞋分了兩隻包裹寄。我看包裹單上的郵局地址，問了學校的人，說那是去縣城公路半道上的一個小鎮，距這裏大約有十裏路左右。因為不通公交車，我就步行而去。其時雖還未到“暮春三月”，但已“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公路邊的灌木叢，不知名的小花怒放，紅、黃、藍、紫、白，色彩繽紛，洋溢著春天的氣息。走上一個小丘頂，望遠處穀底的一個村落，陽光下竹樹迷離，炊煙嫋嫋，像極了我曾看過的《水滸》連環畫上的一幅插圖。那是魯智深拳打“鎮關西”以後逃到五台山當了和尚，一次他從五台山寺出來，下山到村裏去喝酒拿定製的禪杖，遠望山下的景色，就與這差不多。又經一處，離公路不遠處有一個高崗，崗頂上長著十幾株古鬆，孤高挺拔，疏枝虯結，很像我家中一冊《芥子園畫譜》上的一幅插圖。有啄木鳥正在這幾株古鬆上啄木，“梆梆梆”地空穀回音，使這裏的景色顯得分外幽曠、蒼涼。 我一度產生錯覺，以為自己回到了八、九百年前的宋代。而那座高崗就是林衝險些被害的野豬林。

在萬載我還見到過一個“老紅軍”。那是一次參加勞動去羅城拖毛竹在公路上碰到的。他大約五十多歲，推一輛獨輪車，正停在路邊歇息。他身穿白布無袖短衫，一條破舊的、灰色布圍巾掛在頸間，手裏拿著一隻破舊的草帽在搧風涼，黝黑刻滿皺紋的臉上處處透露著生活的艱辛。一個學校職工，本地人，正好與我同行，告訴我這個老漢是土地革命時的老紅軍，長征時沒有跟著一起走而是留在家鄉，因此現在仍然是一個普通的農民。我很驚訝：這樣一個曾經的老紅軍、老革命，怎麽還在做苦力？我天真地問：“難道政府對他們沒有一點照顧嗎？” “照顧？”他笑了，“怎麽照顧？這樣的人這裏多了去了。”那個職工斷然地回答我。我無言以對。因為中途脫離革命，勝利後也就無資格享受高官厚祿的“勝利果實”似乎也無可厚非。但我總覺得政府有點太絕情，畢竟人家過去也參加過革命，為革命出過力嘛！即使不給官當，給他們在國家單位安排一個普通的工作，讓他們有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不用那麽辛苦，也算是照顧，難道很難做到麽？後來我了解到，像萬載這樣的“老革命根據地”，當年因各種原因沒有參加長征的紅軍和赤衛隊員確有不少。他們的處境都與這個老紅軍差不多。然而我總認為，若政府有心要照顧他們，總是能找到辦法的。而由此我一方麵覺得：共產黨堅持幾十年革命確實不容易，因為幾十年中會發生好多變故。另一方麵，過去我隻知道共產黨對叛徒痛恨，現在看來對於革命不堅定者好像也不待見。共產黨對於這些曾經的同誌的冷酷無情，有時甚至比對過去的敵人還厲害。過去的敵人大赦後還會安排他們一個政協委員或文史館館員當當呢！當然，到了後來我才知道，共產黨鬥共產黨曆來殘酷無情，也都是“光榮傳統”了，不給安排工作那實在是小事一樁，何足道哉！

在仙源時我們就盼著開學上課。但課卻遲遲開不了。學校連教室也沒有，說要等造好了才能開課。後來學校從仙源搬到離羅城幾裏路遠的鄉下村莊，也是如此。結果我去了江西半年左右，書一天也沒有讀到，勞動倒參加過幾次，一次是去山裏搬木板，有幾次是去拖毛竹。這種勞動非我體力所及，因此後來一段時間別的同學去勞動，負責學生小組的就沒有叫我也出工，我隻能留在宿舍。一九六二年四月，學校根據中央關於“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新方針，決定原來建校計劃被擱置，學生人數要精簡。學校動員我們一批年幼體弱的學生退學回上海。這對許多同學來說是求之不得的好機會，而我卻不願意。我還幻想著終有一天學校會開課讀書。結果我的幾個退學的同學回去一說學校情況，我的母親就著急起來。父母來信勸說要我也回去，我不聽。最後父親來信說母親為此急得生了重病，要我迅即請假回去看望，這樣我才請假回家。回了家，母親當然再也不放我回江西了。而且，我從還留在學校的幾個同學信中得知，何時開學讀書還遙遙無期，有傳說學校不再辦了，現有的學生要分插到其他分校去，因此他們也在為今後的出路惶惶不安。在這樣的情形下，再考慮到我的身體也確實負擔不了勞動的強度，我就同意了母親的意見，去信學校辦了退學手續。

由於我在學校動員退學時不肯退學，後來才申請退學的，錯過了集體退學的機會，辦理退學手續就遇到了一些麻煩，拖了差不多半年才辦成。而我留在學校的行李最後也是請留校的同鄉同學幫我帶回的。那段時間我人在上海，戶口和油、糧關係還在江西，學校幾個月才給我寄一次糧票來。這樣最初幾個月我的吃飯就成了大問題。幸好那時政府已允許有海外關係的人家可以從香港、澳門寄糧食包裹進國內，但因規定每個包裹不能超過五百克，我父親就天天寄一個包裹來。一個包裹一斤米，正好是我一天的口糧。這米在香港買隻要幾毫港幣，但郵費和包裝費卻要好幾元。當時父親的工資也不高，所以這完全是父親的愛心才幫我渡過難關的，是父母家人的愛心我才沒有餓死。因此，對“可憐天下父母心”，“誰言報得三春暉”我是深有體會的。後來文革中大唱什麽“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歌，我聽到就要在心中冷笑，罵一句“見他媽的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