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2）

我的文革（12）

 

違背事物客觀規律的瘋狂是要受到懲罰的。這種懲罰很快就來到了。一九五九年夏天，我們家鄉開始經受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大饑荒。記得這一年的六月還是七月，我們鎮上居民的糧食、食油定量突然間都減少了，而且糧管所規定不再全部供應大米，而是必須搭配供應玉米粉、麥片、黑豆等雜糧。由於我們那兒是水稻的主要產區，千百年來鎮上居民吃慣了用大米煮的飯和粥，吃不慣這些雜糧。尤其是黑豆，即使按街道幹部說的先要用清水浸泡一夜才能與大米一起煮飯，但煮好的黑豆仍很硬，吃進去黑豆，大便拉出來仍是一粒粒黑豆。小孩子根本不肯吃。後來群眾意見實在太大，黑豆不搭配了，改成了紅薯。主食不夠，副食多一點也能把肚子對付過去。可現在市場上魚、肉、蛋和各種副食品也一下子成了稀有物資，有時竟然連影蹤也見不到。到了那年深秋，小鎮上已無一點生氣。下午四點商店已經關門。下午五點太陽還沒有完全下山，街道上就很少再有行人。人們吃了晚飯後就立即關門上床睡覺，因為減少活動可以避免消耗過多能量。聽說當時學校把體育課也停了（之所以說“聽說”，是因為當時我讀的農業中學本來就沒有體育課，所以不清楚普通中、小學是不是真的把體育課停了。雖然我一個姐姐和三個妹妹也在讀普通中學和小學，但我沒有問過她們）。因此五點以後，整個小鎮就好像死絕了人一樣，籠罩著一種令人恐懼的肅靜，聽不見大人的笑聲，也聽不到小孩的哭鬧聲。

而農村的饑荒其實比城鎮來得更早。人民公社初建時，中共規定個個農村生產隊都要辦食堂，所有社員都要在食堂吃飯，不準私人開夥。為了防止私人開夥，聽說有的村把社員家的鐵鍋也收繳了。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放開肚子吃”政策，天天有葷有素有湯。以致有的社員吃得太撐，肚大腰圓，割稻腰也彎不下去，成為大家笑話。報上吹噓這就是人民公社諸多好處之一，又說將來共產主義生活也就是這樣，而且吃得比現在還要好。當時我們城鎮居民沒有辦食堂，享受不到這份人民公社的“福利”，有的人因此還羨慕起農村社員來。但是好景不長。僅僅過了一、二個月或二、三個月，農村食堂非但無力再實行“吃飯不要錢”政策，連吃飽飯都成了奢望。對農村食堂的這種狀況，我是到了一九五九年夏季的“雙槍”（雙季稻早稻搶收，晚稻搶種，一般在七月中旬至八月上旬，前後二十天左右。因為要搶季節，農民早起晚睡，一天勞作時間要長達十六七個小時，是一年中最辛苦的時候）時，學校組織我們城鎮學生去公社最邊遠的一個錢盛大隊幫助農民“雙槍”，我才有了親身的體驗。當時我們全部五、六十個學生統一住在大隊的大隊部，吃飯則分在兩個生產隊食堂就餐。在那參加“雙槍”的半個多月裏，我們一天三頓，早餐是每人一勺子薄粥，中、晚兩餐都是一勺子南瓜煮麵疙瘩，裏邊南瓜多過麺疙瘩。下午六點左右吃了晚飯，到睡覺時已經餓得不行。同學們私下抱怨，說我們義務幫你們幹活，連飯也不給我們吃飽。其實我們不知，生產隊是再也拿不出像樣點的東西來招待我們了。在食堂裏，我經常看見一個小男孩也來打飯，麵黃肌瘦，打著赤膊，兩隻手臂細得像麻稈，胸部像洗衣板，根根肋骨從皮下凸出來，真正是“皮包骨”，肚子卻象一隻籃球圓鼓鼓的。一雙骨碌碌的大眼睛老是盯著我們學生看，好像對我們學生很好奇。他瘦成這個樣子，我不知他是有病（當地有血吸蟲病）還是餓的。後來大饑荒進一步嚴重，我就不由得常常想起這個孩子，不知他是否能挺過這場大饑荒，是否還在人世。

從這時開始，有四、五年之久，我感覺從沒有吃飽過一頓飯。饑荒越來越嚴重。商店櫃台裏和後麵的貨架上空空如也，隻放了幾瓶玻璃瓶裝的桃子罐頭充場麵，而且傍邊的小紙片上還寫明了是“非售品”。魚肉禽蛋和豆製品店，每天照常開門，盡管都要憑票證供應，但常常不是說“今日無貨供應”，就是早上隻營業一、二個小時，就宣告“東西賣光了，沒買到的明日請早”。成立人民公社以前，農民種的菜、養的雞、鴨和下的蛋，抓的魚，自己吃不了或舍不得吃，就拿到小鎮上來賣。在清晨，站在街邊兜售自己產品的農民天天都有。這也是鎮上居民副食品的重要來源。可公社化以後，集市貿易不準再存在。若再有農民敢偷偷摸摸出來賣東西，市場管理人員見到就要抓，要罰款。但盡管這樣，也未能將“黑市交易” 完全取締掉。那時侯因為國家供應副食品不足，“黑市”上的胡蘿卜要賣五角一斤，相等於鎮上普通職工半天的工資，而以前隻有一分、二分。以前買一隻三、四斤的雞，二、三元就能買到，現在二、三十元也未必買得到。那時有一批上海市區來的人專到鄉下來買雞鴨魚蛋，幾乎不講價錢，見到就搶，說是家裏有人生病住院開刀，急需營養調理，也不知真假。而這樣高的價格，鎮上居民一般也是吃不起的。

當時好多人家為了吃飯吃得“公平”，自己的定量要保證都吃到自己肚子裏，數度爭吵後實行了分餐，各人的糧、油，自己保管自己煮。有的人家則實行分食製，即飯菜一起煮，煮好後平均分了吃。這樣可以減少矛盾。我家那時因為小孩多，就是實行分食製的。母親把飯菜煮好後，分在一隻隻碗裏，讓我們先挑，最後挑剩下的一碗就是母親的。那時有不少人因為長期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看上去胖胖的，皮膚肥得發亮，可用手一按就是一個凹團，很久恢複不了。我母親就得過浮腫病。去醫院就醫，醫生開的處方是“麩皮一斤”。那時我四姐在公社衛生院工作，據她說也不是每個病人來醫生就會開這張處方的，要真的病得很厲害了才會開，不然醫生也要挨領導批評。而且，這張處方要去醫院藥房蓋了醫院的印章，藥店才供應。這東西以前是喂豬的飼料，現在成了治病的特效藥，矜貴的營養品，也算是時勢造成的“英雄”。

那個時候，我們這兒有沒有人餓死呢？說實話，在當時，我並不清楚。不清楚，第一是因為我們城鎮居民的口糧是國家定量供應的。雖吃不飽，但餓死一般還不至於。至於農村，盡管我居住的是鄉下小鎮，但與農村畢竟還隔著一層，所以也不清楚詳情。第二，一個人餓死，如果不是像絕食那樣粒米不食、滴水不進，而是因為長期營養不良，則死亡有個時間較長的過程。一般開始是身體浮腫，全身無力如生病一樣，然後才慢慢死掉。在當時這種政治環境下，即使真有人餓死，家屬不敢明說，怕惹來不必要的政治麻煩，因而對外隻會說是病死的、老死的。鄰裏親戚即使有知道真相的，也不敢亂說自找麻煩。還有一些人的死，雖然他們本來就有病，但與營養不良大有關係。如當時我二哥因患肺病一九五九年從新疆退職回家，鎮上有一個年齡相仿的青年也患肺病，二人同病相憐，常在一起說話。那時治療肺病的特效藥雷米封國外雖早已發明，但國內還沒有，即有也價格昂貴普通人用不起，因此生了肺病的人全靠營養維持生命。隻要有足夠營養支撐，像這些二三十歲的青年，再活幾十年也不奇怪。可不巧遇上了這場大饑荒。一九六二年初，我二哥申請去了香港，在充足的營養加專治肺病的特效藥雙管齊下下，不久就治好了病。可這個青年就沒有這樣好運了，在我二哥去港後不久就死了。像這樣死去的人，究竟說他是病死的還是餓死的好呢？在大陸那種政治環境下，一言不慎即刻有飛來橫禍。若你一定要說這個青年的死與饑荒有關，被人說你是“攻擊社會主義製度”，則你將會有什麽下場，大家想想也可明白。死者已矣，生者還要過日子。所以即使你確知某人是餓死的，但家屬不承認，你也無法取證，口說無憑，直言賈禍。因此很多人對這個問題都隻能采“明哲保身”態度，說不清楚、不知道。不過十多年後，一次偶然的機會使我知道了當年、即使是我們當地的農村，也確實是有人餓死的，而且數量也不少。關於此事詳情，我在後麵會講到。

當時我們老百姓大多數人都不清楚為什麽會發生大饑荒。報紙、電台廣播一直在說形勢大好，工業、農業都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還在鼓吹更大的躍進。直到一九六二年，政府才說國家遭到了“連續三年的嚴重自然災難”，以及“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趁機向我們逼債”，使我們國家遇到了空前的困難雲雲。其實在我們上海地區，這幾年基本上一直風調雨順，大家並沒有感到發生過什麽大的天災。隻是國家這樣大，誰敢說其他地方也沒有災呢？ 當時，我們很多人還是相信政府的宣傳的。但吃不飽也是實實在在的問題。我的三個妹妹當時都在小學讀書，每天放學回家後，放下書包就要提一隻籃頭去鎮外挑野菜，在煮晚飯前回家。等她們回到家，母親就趕緊將她們挑來的野菜洗幹淨與晚飯米煮在一起。這樣晚飯的量就可以多一些，也免去了晚飯菜。在一九六〇和六一年這段期間，我和四姐就讀的農業中學，自己種的蠶豆、毛豆、茨菇等作物收獲後，學校也會以比較便宜的價格賣給我們城鎮學生。這可算是我們農業中學學生特有的福利了。

讀農業中學三年，期間至少二年多在大饑荒時期。那段時期也正是我們身體發育最需要營養的時侯。但是卻長期吃不飽飯，肚子總是覺得空落落的，食欲旺盛卻找不到東西去滿足它。所以後來有人說我們這一代人體質較差，就是因為發育時沒有發育好。那時學校半天勞動，有一個學期我和另一個同學一項經常性的工作就是替學校養的兔子割草。割草比較自由，可以到處跑。有時經過街上點心店，看到熱氣蒸騰剛出籠的饅頭，或剛出爐的大餅，聞到飄來的香味就忍不住要咽口水，站在店門前久久不肯離去。有時我們從家長處得到幾分錢和一兩、二兩糧票，就相約了一起去買饅頭或大餅，然後躲到不為人知的地方吃。這饅頭或大餅那時是我們心中的珍貴之物，舍不得幾口就吞掉，都是一層層地將麵皮撕下來吃，慢慢地享受這人間美味。這段經曆後來成了我珍貴的記憶片段，一直留在我腦海中。也因此一直想起我那個同學，不知現在境況如何？

一九六〇年夏季“雙搶”農忙，學校又組織我們同學去“支援”公社生產隊種秧。我們站在滾燙的水田裏插秧，腰酸背痛兼肚子餓，好不容易熬到太陽偏西，平時應是放工回家的時候，帶隊的老師卻說要插完這塊田才能收工。同學們隻得鼓起餘勇，勉力把這塊田插完。不料插完了這一塊田，老師指著旁邊的另一塊麵積較小的田又說，讓我們再接再厲，幹脆把這一塊田也“消滅”了再收工。這個老師在學校教我們政治課，聽說正在爭取入黨。大家敢怒而不敢言，隻得聽從。那天收工時太陽都快沉到地平線下了。回到家裏，別人都已吃過晚飯上床睡覺了，隻有母親還等著我。家裏替我留下的一大碗稀飯放在桌上。這是我晚飯的定量，平日也是這麽一大碗。平日吃完這一大碗稀飯，雖然仍不飽，但知道不會再有一碗給你吃，也就自覺地放下碗了。那天因是餓極了，一大碗稀飯像倒水一樣倒進喉嚨，根本沒有感覺，看到廚房裏還有一鍋留著做明天全家當早飯的稀飯，我忍不住又去盛了一碗，結果也是三口兩口就報銷了。這個頭一開，心理上的警戒線被打破，就如吸毒者見了毒品控製不住自己一樣，腦袋裏一片空白，隻有一個念頭：吃！我要吃！於是一碗接一碗，不到幾分鍾竟然將一鍋稀飯統統吃光。直到我望著空空的飯鍋才清醒過來，這是全家第二天的早飯啊！被我吃光了怎麽辦？我捧著空飯鍋呆呆地望著母親。母親其實一直坐在旁邊看著我吃。她沒有責怪我，隻是歎了一口氣，站起身來，抹了一下眼淚，過來拿走了空飯鍋。後來她又淘米煮了一鍋稀飯，才算解決了第二天早飯的難題。隻是這樣一來，後來的數天我們每天煮飯必須少煮一點，否則到月底就會有一頓沒有飯吃。後來我算了一下，那次我總共吃了八大碗稀飯，包括那天我的一碗晚飯和第二天全家七個人的早飯，創造了我生命中“吃”的曆史紀錄。後來我在美國認識一個朋友，一次聽我說起我的“光榮史”，他就說他那時候也一次吃過五大碗南瓜。他比我還小幾歲，當時應該隻有十歲左右。我曾聽他說他父親是當醫生還是大學教授的，總之是個書香門第，想不到在饑餓麵前，書香門第的公子也會變得不“斯文”。這些往事現在說來，仍然要讓人笑時帶著眼淚。

大約在一九六〇年的深秋或一九六一年的初春，我們鎮上突然一批又一批地來了許多難民。他們沒有久留，而是住了一天、二天就去了別的地方，但已攪得鎮上人心惶惶。所謂兔死狐悲、唇亡齒寒，看著那一批又一批經過的難民，我們也都在擔心哪一天同樣的命運也會臨到我們頭上。聽人說，他們都是從鄰縣浙江嘉善縣來的。這批難民的境況十分淒慘。我親眼見到一個年輕婦女就在我家門前，將身上穿的一件紅色毛線衣脫下來跟人換糧食吃。也親眼看到一個年輕小夥子，踽踽走近那家叫“德興館”的飯館時，看到門外汙水溝中有一塊肉皮似的東西就猛地撲過去將這塊東西撈出來直接送進了口中。還有一個麵黃肌瘦的中年婦女，逃難到我們鎮上，無奈之下聽人介紹，跟住在我家附近的一個光棍生活在一起。但這個光棍實在太窮了，連自己的生活都顧不上，怎有餘力養活一個女人？結果這個女人三天後又踏上了逃難之路。嘉善與青浦毗鄰，練塘鎮往西南十多裏就是嘉善縣境了。而既然我們這裏沒有自然災害，可以肯定他們那裏也不會有大的天災。但他們那裏為什麽會有這麽多災民要出外逃荒呢？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原因。數十年後讀《毛澤東傳》，這才揭開了這個謎。

《毛澤東傳》裏說到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澤東要他的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分別率領三個調查組到廣東、湖南、浙江三省調查。每個組又分成二個小組，分別調查一個好的生產隊和一個差的生產隊。田家英去了浙江，親自調查了一個差的生產隊，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田家英後來向毛澤東反映了和合生產隊三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由於“五風”嚴重破壞，造成糧食生產大幅度減產，水稻畝產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P1121-1122，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魏塘是嘉善縣城的名字；魏塘公社應是魏塘鎮邊上的公社。“五風”是大躍進時期各地普遍都盛行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五種歪風的統稱。雖然，田家英向毛澤東反映的是和合生產隊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不會局限在一個生產隊內，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因為刮“五風”，單單一個生產隊那樣小的範圍是刮不起來的，必須要有相當大的範圍，幹部、農民們東張西望看看到處都這樣，這“五風”才刮得起來，才會越刮越厲害。而且，這麽大群的難民逃出來，顯然也不會僅僅是一個生產隊的社員。這種親眼目睹、親身經曆的事情，不是虛妄的謊言所能騙倒的。因此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毛派”批判劉少奇、彭德懷，說他們攻擊“大躍進”“勞命傷財”、“得不償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麵紅旗”，我能立即判斷出這種批判有沒有道理。雖然我反對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不認為他在這件事上也是錯的；相反，他在挽救“大躍進”後經濟大倒退、人民大饑荒的危局上，我認為他是有功的。而彭德懷是黨內最先敢直言批評“大躍進”錯誤的領導人，其勇氣更是令人欽佩。

一九六〇年夏天我四姐從農業中學畢業時，中共還在大叫要“繼續躍進”。在這樣的形勢下他們還算好運氣，除少數幾個同學被保送到白鶴公社的農高中繼續讀書，其餘的都由公社安排了社辦企業內的工作。我四姐被安排到新成立的練塘衛生院工作。不久衛生院將她送到縣醫院學習化驗一年，回去擔任化驗員，總算有了一技之長。一九六一年，到了我們這一屆畢業時就沒有那樣好運了。中共開始改口不再說“形勢大好”了。一些單位內部傳達說是國家遇到了特大的自然災難。為了分擔國家困難，各行各業都要精簡人員。這樣，公社、學校也就沒有辦法安排我們的工作了。甚至連保送農高中也沒有，更不用說讓我們以“同等學曆” 去報考普通高中了！於是，畢業等於失學、失業。那一年，我虛歲十六，實足還不到十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