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
我的文革(11)
再來說說“大煉鋼”的瘋狂和荒謬。一九五八年九月中旬,我進公社新辦的農業中學讀書時,正是毛澤東發動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進入最高潮的時候。因為開始的校舍地方狹小,沒有空間可供建小高爐,等搬到老耶穌堂以後,我們也開始建造“小高爐”煉鋼。我記得當時在學校中間的操場上建了兩座小高爐,後來到鎮外李華港關帝廟前一處空地上又建了一座。當時公社劃給我們學校的幾畝土地也在那裏。所以,這場荒唐的全民煉鋼運動,我也是親身參與了的。
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同時為什麽又要發動“大煉鋼”運動呢?因為鋼鐵是一個國家工業化程度的標杆產品,是發展國防現代化和農業機械化的基礎材料。毛澤東要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頭”,就需要有鋼鐵來撐腰。因此大力發展鋼鐵工業、提高鋼鐵產量本來就是“大躍進”的主題之一。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在給政治局的《匯報提要》中說:“經過三年苦戰,我國可以在鋼鐵和其他主要產品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毛澤東看了這個《匯報提要》十分興奮,二十二日在批示中說:“趕超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隻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隻要一九五九年達到二千五百萬噸,我們就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然而,一九五七年中國的鋼產量還隻有五百三十萬噸,所以要在五九年鋼產量就超過英國,五八年的鋼產量必須要有一個極大的躍進。而此時一九五八年也已經過去了一半多。為了達到毛澤東提出的目標,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就作出了重大決定,要在剩下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將鋼產量在一九五七年的產量上翻一番,提高到一千零七十萬噸。九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立即行動起來,完成把鋼產量翻一番的偉大任務》,進行全黨全民動員。社論強調:“任務是繁重的,時間是緊迫的”,但“一零七零萬噸鋼的任務必須完成,一噸也不能少”!在當時“大躍進”的形勢下,全國上下立即掀起了一個“全民大煉鋼鐵”的運動。當然,以上這些很多是我後來才知道的。那時我們還是十幾歲的學生,對政治還不太懂,反正老師叫幹什麽我們就幹什麽。然而那時社會上的那股“大躍進”、“大煉鋼”的熱烈氣氛我們還是能感受到的。在我上學的路上,街道兩邊的門板以及牆壁上貼滿了“以糧為綱,以鋼為綱”、“鋼鐵元帥要升帳”,和“為完成一零七零萬噸鋼鐵任務而奮鬥”的標語。看到這些標語,在我因為不能升讀普通初中而常感失落的心情中會莫名地增加幾分興奮。
練塘是水網地區,沒有山也沒有森林,不產鐵礦也不產煤炭,按理說是不具備煉鐵煉鋼條件的。但“全民煉鋼”是毛澤東、黨中央發出的號令,沒有哪個地方黨委敢不聽,有條件的地方要煉鋼,沒有條件的地方也要煉鋼。那麽沒有鐵礦石怎麽煉鋼呢?人真是萬物之靈。不知是什麽人竟然發現我們那裏的河道、湖蕩水下有一種狀似狗屎的東西,有一定的含鐵量,可以作為煉鐵的原料。這東西其實我們從小都是見慣的,扒螺絲的漁民經常將此物扒起來,都是隨手又丟回河裏去的。這時候當地政府就動員漁民去扒“狗屎鐵”。撈來的“狗屎鐵”統統集中上交到鎮西市梢頭一塊空地上。那裏放了幾部磅秤,凡有來上交“狗屎鐵”的,有專人替他們過磅記賬。那收來的“狗屎鐵”真是堆得如小山一樣。一排排來繳“狗屎鐵”的漁船停滿了河邊。晚上,那裏用竹竿挑了幾盞大支光的電燈照耀得如白晝一樣,人來人往的照收“狗屎鐵”不誤。其次,是以街道為單位組織人挨家挨戶動員上交各種鐵器製品和銅製、錫製的器皿,以致很多人家燒飯的鐵釜、燒菜的銅鏟刀、舀水的銅勺,都被上繳了。最讓人不能忘記的是鎮上第一中心小學那兩扇生鐵鑄的雕花大鐵門也被拆下來打碎去做了煉鋼原料。
煉鐵光有“狗屎鐵”還不行,還得有一種石灰石混在一起煉才行。石灰石就是我們當地人說的青石。青石哪裏有?到河邊路邊去找。我們這裏雖然沒有山,不產青石,但有一些鋪路的或修在石駁岸裏的石頭是青石。於是隻要看到,就把它挖出來。不管挖走了石頭,路會留一個坑,石駁岸會坍掉。反正當時這種事無人管也無人敢說不可以。這種挖來的青石先用大鐵錘擊碎,然後用一種用兩根竹片做柄的、專門敲石子的榔頭把它敲成餛飩菱(即嘉興南湖菱)大小的石子。這項敲小石子的工作大都由街道動員來的家庭婦女和中小學生完成。所以敲石子的工作我也幹過好多天。如此這般,煉鐵的原料總算是都有了。
接下來煉鐵的“小高爐”怎麽建?這事說起來那就真的是兒戲了。那時候我們鎮上所有的“小高爐”都是這樣建的:用各種廢磚在地上搭一個直徑三、四尺,高五、六尺的圓錐形的爐體,外麵用爛泥巴把空隙封住,頂上留一個直徑一尺多的口子,作煉鐵時出氣之用。在搭爐體時底部先預留一個一尺多寬半尺多高的口子,又在爐底中部用幾塊磚頭也壘半尺多高,上麵鋪幾塊比較大塊的破瓦缸片,做成煉鐵的爐膛底。這底下的空間就是以後添柴燒火的地方。這樣,一隻“小高爐”就算建成了。煉鐵時,先在爐膛底鋪幾層木柴或煤炭,再一層青石子一層“狗屎鐵”,一層層鋪到離爐頂還有半尺多距離為止。然後從爐底點火,連續燒幾天幾夜。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人守在爐邊,不斷地在底部添加木柴,不能讓爐火熄滅。這樣燒了幾天幾夜,按照上級說的時間燒夠了熄火,再等一天半天,讓爐子溫度下降了就用鐵塔、鋤頭把高爐的外殼扒掉,中間那一大坨燒成“沙琪瑪”似的“狗屎鐵”就是煉成的鋼鐵了。這樣的東西是不是真的是鐵了?老實說我們當時看了都覺得不像,但是都不敢說,包括學校的老師。然後我們學農業合作社放糧食高產“衛星”一樣,把這一坨坨的“沙琪瑪”放到籮筐裏,打著紅旗,敲著鑼鼓,拿著紅紙寫的“報喜信”,排成隊伍抬著到公社去報喜。公社也沒人說這不是鐵,而是高高興興地收下,還鄭重其事地稱了重量,說要將數字匯總後上報縣裏。我估計縣裏也是這樣層層上報,直至中央的。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以《一零七零萬噸鋼——黨的偉大號召勝利實現》為標題,向全國人民報喜,說大煉鋼鐵的任務提前完成了。但我們都心知肚明,這個“喜”可能是假的。
當年我們學校建“小高爐”煉鋼,我的任務除了敲青石子,還有一個任務是與另一個同學搭檔去找青石。實在說,去挖路上鋪的青石板我們不敢,也挖不動;我們是專去找有後院菜地的人家那些立在地上做分界標誌的界石。這種界石細長的一根柱在地裏,隻要用大鐵錘在根部一擊,界石就會斷掉。不過界石大多是花崗石的,青石做的不多。還有就是去找建高爐用的廢磚。這種東西不難找,實在找不到就把人家的圍牆磚偷偷拆幾塊下來。這實際是偷。但因為我們是為煉鋼而偷的,等同是“奉旨”的,所以也不怎麽怕,被人發現了最多被罵幾句。煉鋼要燒木柴。老耶穌堂在被我們學校接收時,雖已荒廢了幾年,但禮拜堂內的門窗、地板以及長條靠背椅,大多仍保存完好。但是開學不久恰逢“大煉鋼鐵”高潮,這些長條椅、地板就成了“煉鋼”的燃料。不僅椅子一天比一天減少,木地板也被人撬掉了一大半,連木製的雙層百葉窗也殘缺不全。隻是我不管找燃料,不清楚是哪幾個同學幹的。
我們鎮上的高爐大多建在鎮四周的空地上。那時到了晚上小鎮四周一片紅紅的火光和煙霧,仿佛小鎮著火了一樣。人聲日夜不斷。我們年小的學生雖然不用到“小高爐”邊值夜班,但也非常興奮,回家吃了晚飯後幾次結伴出去巡看。那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樣的瘋狂將付出怎樣沉重的代價。後來看到有關資料,為了煉鋼,全國好多地方的山頭被“剃了光頭”,以後好多年都無法恢複。更因為要完成一零七零萬噸任務,在秋收季節抽調大批農村青壯年勞力去煉鋼,最多時達到九千萬人,留下婦孺老幼在家,結果大量成熟莊稼無法及時收割爛在地裏,造成一九五八年農業豐產不豐收的後果。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回湖南家鄉看到這個情景心痛不已。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他向毛澤東上書,其中寫了一首詩:“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嚨胡。”這是一九五八年秋冬全國農村真實情況的寫照。不能不說,一九五八年的“全民大煉鋼”運動也是造成後來“三年大饑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時候頭腦發熱、積極響應“大躍進”的不光是農業,商業、工業和手工業也這樣。商業其實放不出什麽“高產衛星”,但他們拚命搞評比,比服務態度,比清潔衛生,比業績等等,把“躍進”的氣氛也搞得濃濃的。當時我們鎮上的商業都屬供銷合作社管。合作社領導就按不同行業如飲食業、零售業、百貨業、水產肉食業,分別成立幾個小組進行評比。他們做了一麵麵小錦旗,上麵分別畫了老黃牛、農船、腳踏車、汽油船,汽車、大輪船、火車、飛機、火箭等圖樣,一個星期或十天評比一次。最先進的單位得“火箭”旗,其他同行單位的人就要打了紅旗、敲了鑼鼓去慶賀。最落後的得“老黃牛”旗,全單位的人都要挨批評。
商店也搞技術改革。其中大眾能看得見的改革就是在商店內懸空拉了許多條粗的鐵絲,上麵裝了幾個鐵皮的夾子。櫃台邊的售貨員把收來的錢和發票夾在夾子裏,在鐵線上傳到賬台;賬台的會計核算以後,再把發票和找零的錢夾在夾子上傳回來。這樣做的好處是售貨員不用在櫃台和賬台之間來回跑。但因為要把錢和發票夾到夾子上,再取下來,雙手舉上放下,時間不省,力氣好像也沒有省。至於其他,好像也搞不出多少“革新”花樣來。
工業、手工業也搞“錦旗”評比這一套。因為他們有可以計數的產品做評比依據,所以競爭更激烈。那時我們鎮上最大的手工業是鐵木竹業合作社。為了多出產品,他們天天挑燈夜戰。木業工場裏裏外外裝了好多盞一百燭光的大電燈泡,照的比白天還要亮堂。但他們具體放了些什麽“衛星”我不清楚,我想無非是多做了多少家具、農具之類東西。他們也搞技術改革。一些過去用人力做的活,現在能用電馬達和發動機做動力的就改以馬達和發動機做動力。比如用電鋸分解木板,用電鑽在木版、鐵板上鑽孔等等。這樣做比過去人工手鋸木版,手工鑽孔確實省力不少,工效也提高不少。但這件事我想與“大躍進”沒有多大關係,因為隻要電力供應充沛,電馬達、發動機等動力機械國家供應充足,而企業又有錢去購買這些設備,沒有“大躍進”,相信大家也會做這樣的改革的。
除了以上是我親見的。還有一件事是聽來的,覺得頗可一記,也順便記在下麵。這是文革時期我聽一位在上海當公交車司機的遠親說的。他說大躍進時期他們上海市區的公交車司機因為也要跟上“大躍進”的步伐,但又不能開了車超速在馬路上跑,這是要出車禍的,所以當時他們表達大躍進決心的做法就是連續幾天不下崗,連軸轉。在以前,司機工作時間有嚴格規定,不能疲勞駕駛。家中發生了什麽影響情緒的事如夫妻吵了架、小孩子生了病等,領導知道了也不會讓你開車,怕影響駕駛安全。但此時這些規定都破除了。因為幾天不下崗,有時候司機開著車不知不覺就睡著了,迷迷糊糊中突然聽到車裏乘客的驚叫聲才猛然驚醒,同時很自然地猛踩刹車。再睜眼一看,乖乖,車子快要撞上路邊的樹了。好在那時候的公交車都裝有限速裝置,車速都不快,不然一定要出大事。沒奈何,隻得把車靠路邊停下,說“哪位師傅有香煙請給我一支”,有香煙的乘客就趕緊從口袋裏掏出煙來,點上再遞給司機。等司機抽了一支煙,醒了醒神後再開。當時的公交車發動機常常漏汽油,所以規定司機、乘客都不能在車裏吸煙,司機在工作時身上是不帶香煙也不帶火柴的。所以司機吸煙是違反工作條例的。但那時很多工廠工人也是這麽連續幾天不下崗的,所以司機疲累大家也理解。
總之,在這個瘋狂的年代,我覺得“大躍進”既體現了人民對共產主義的熱情和輕信,也反映了中共領導的荒謬。而人民對共產主義的輕信和對“大躍進”的瘋狂,歸根結底是受了中共欺騙。當然,那時候不信這一套的人也有,特別是那批農村老農。因為他們清楚糧食是從土裏長出來的,不是機器生產出來的,所以產量絕不可能這麽高。還有那些基層幹部也清楚,因為所有的“高產衛星”就是他們弄虛作假吹出來的。但他們弄虛作假,大多都也是被上級逼出來的。因為若不按著上級的意思報高產,上級就會有整他們一個“右傾分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