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槍斃的中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
原作者: 趙旭
一
1970年3月22日清晨,原甘肅省武山縣委書記處副書記杜映華,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原天水地區革命委員會保衛部叛處死刑,在蘭州遊街示眾後,與西北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張師亮和蘭州大學曆史係學生張春元在蘭州焦家灣南麵的山溝裏槍斃殺害。
此事已經過去47個年頭了,然而對於杜映華的死因以及他生平的情況卻沒有留下任何文字。
二
杜映華,甘肅省隴西縣文峰區土店子村人,1927年生於隴西縣鞏昌鎮南麵的偏僻山村王家溝一個農民家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隴西地區念私塾、上小學,1948年畢業於隴西師範學校,同年7月在隴西師範學校由當時甘肅地下黨領導人萬良才介紹加入中共甘肅省隴右地下黨組織。入黨後的他公開身份是菜子小學、紫來小學教師,秘密工作是在隴右工委領導下從事地下遊擊活動。解放甘肅岷縣時他是隴右遊擊隊中調的先遣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在岷縣地委宣傳部工作。後調往甘肅省漳縣,擔任中共甘肅省漳縣縣委組織部幹事、三岔區委書記、貴清區委書記,在此期間,參與領導了漳縣的剿匪、鎮反、減租反霸、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運動。1951年10月至12月,漳縣第一期土改在新寺區的6個鄉、30個行政村、72個自然村進行,他擔任河東鄉(後稱新寺鄉)土改工作隊副隊長。後來他又擔任漳縣代理宣傳部長,漳縣農業合作部副部長、部長、縣委秘書,漳縣農業口黨組書記、縣委副書記兼縣委常委。1958年4月,漳縣、甘穀縣、武山縣合並為武山縣後,擔任中共甘肅省武山縣縣委常委、書記處副書記兼中共甘肅省武山縣城關公社黨委書記。
1957年農村開展的兩條道路的大辯論中,很多地方發生了捆綁、打人的違法亂紀行為,可是有人卻為此辯護說:“群眾在氣頭上打了人也算不了什麽問題”。但是杜映華對此堅決製止,他負責的木林、張坪、武當、新寺等鄉卻沒有出現一例打人、捆人的事件,因此許多人說他“右”了,可是他卻不以為然。1958年他兼任武山縣城關公社書記後,為了很快熟悉情況、認識幹部,他在很短的時間裏跑遍了東起東順,西到山丹,北至馬河、榆盤,南至灘歌、清水、龍台等14個管理區,並在北山、南山和沿川分別確定了有代表性的三個大隊為重點,由公社領導幹部分頭駐點,以點帶麵,指導工作。那個時候到處是“檢查團”、“促進團”,動不動就“拔白旗”,整基層幹部,逼得下麵說假話、吹牛皮,刮起了“浮誇風”。但他此時卻直接到農民家裏進行體察,反複叮囑基層幹部要說實話、講真情,還讓基層領導要把勞動力組織好,把好搶收關,千萬不能讓到手的糧食爛在地裏。由於他當官不像官,沒有一點架子,老百姓都說他是老百姓的貼心人。1959年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他深感由於大躍進、吃食堂、大煉鋼鐵、虛報浮誇,造成農民生活困苦萬分,於是悄悄發放救濟糧救災渡荒,並讓大隊、生產隊按實際畝產上報產量,他的這種做法與其他公社開鬥爭會逼迫基層領導、強征公購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得城關公社農民的家裏都偷偷留了點口糧,也讓當地老百姓永遠地記住了這個優秀共產黨的領導幹部。
然而,1959年反右傾期間,杜映華和全國380萬說實話、幹實事的幹部一樣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且被開除黨籍下放到東順化肥廠勞動改造。在此期間,他由於更加貼近農民群眾,了解到農民由於饑餓、啃樹皮、吃觀音土、大量餓死人的情況,心急如焚,與下放勞動改造右派學生一起談論過一些真實的想法,並且認為蘭州大學一些下放勞動改造右派師生辦得《星火》刊物,說得都是實話,於是,他也被牽連進全國第四大案“右派反革命案”中。1961年3月他剛剛被甄別平反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調至甘肅省天水地區工會主席,但還未到任既被逮捕。並在1962年11月23日被武山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送交甘肅省第三監獄服刑勞動改造。同時,牽扯進這個案子的還有原中共甘肅省武山縣委委員,縣委農村工作部部長羅守誌,也在其先後被判刑。羅守誌1980年平反後,任武山四門中學校長,武山縣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等職。
三
杜映華被牽扯進去的“右派反革命案”,實際上是一些蘭州大學下放右派師生和北京大學右派學生林昭等人辦了《星火》刊物。
1958年6月底,蘭州大學第二類處分(保留公職或學籍,勞動考察)的右派師生40人(其中右派大學生36人,右派研究生2人,還有化學係右派講師胡曉愚,經濟係日本留學歸來的右派副教授管照微),由中共甘肅省委統一發配天水地區,後由天水地委“一分為二”,一半分到天水市,另一半分到武山縣。在天水市的蘭大右派師生分到北道埠公社、馬跑泉公社、麥積公社的一些生產隊;在武山縣的蘭大右派學生分到城關公社和洛門公社的一些生產隊;都是下放監督勞動改造。
1958年正逢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全國上下牛皮衝天,這些師生親眼目睹並親自參加了這種荒唐的運動,雖然不敢說,但心裏都有自己的想法。在1959年春節前後,大饑謹已開始籠罩甘肅大地,公共食堂相繼斷炊,農民們冒著被民兵抓回來的危險,紛紛背井離鄉出外乞討要飯。而沒有跑了的農民則以榆樹皮充饑,用觀音土為食,有些人家死屍挺在炕上無人掩埋,還有很多人家由於沒有吃食全家餓死殆盡。這些右派師生看了這樣的慘境,心如刀割,然而他們是被監督勞動改造的右派分子,根本無法將實情向上級反映。張春元、顧雁、向承鑒、譚蟬雪等這些熱血青年於是與上海養病的北大右派學生林昭聯係後,冒著生命危險出了刊物《星火》,表達自己的思想,用事實揭露當時的黑暗,然後在他們中間傳閱。其後,他們以彭德懷的冤情、大躍進帶來的災難、南斯拉夫成功經驗撰文上書中央有關領導和《紅旗》雜誌。《星火》刊物隻出了一期,第二期不待出來,此案既被告破。在《星火》刊物的第二期裏,其中就有蘭大化學係右派學生向承鑒的一篇《食母記》,這是他聽到甘肅省隴西縣一個兒子的母親去世後,兒子將母親屍體放在洋芋窖裏偷偷吃得隻剩下了頭骨,後被人揭發,將其逮捕槍斃並發布了公告的消息後寫出的。他當時聽到這件事情,悲憤萬分,激情寫了這篇文章,但此文不待發表他就被抓了起來,後被判了有期徒刑18年。
在這些蘭大右派學生被下放到武山縣的日子裏,作為縣委副書記的杜映華,非常尊重這些有知識的學生。他讓這些右派學生充分發揮其特長,讓他們為農民教識字,並辦了公社綜合化肥廠。向承鑒雖是蘭大化學係一年級學生,也被抽去辦化肥廠。杜映華還親自下隊與這些人住在一起。在與這些年輕人的交往中,慢慢地他感到這些學生不僅有知識,而且富有正義感,所以,他開始同情這些人。至今,當年的右派學生向承鑒提起杜映華和他住在一起,為他打洗腳水的情景,仍然感慨萬分,對其為人讚不絕口。向承鑒說,這主要是杜書記和我們這些大學生和老師都感覺到當時的政策確實是錯誤的,他們對當地挨餓受饑的農民都有一種共同的憐憫之情,所以,杜書記與師生們的思想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杜映華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後,學生們對他更加同情和崇敬,並且與他交流過思想,他們對農村形勢的看法比較一致。因此杜映華被牽連,也被逮捕。
但是,杜映華由於“右派反革命案”被牽連判刑,在甘肅省第三監獄服刑期滿留場後,他又被以向服刑的“密謀暴動越獄”反革命犯、蘭大右派學生張春元傳遞信件而被槍斃。
四
杜映華的案子是當時瘋狂年代的一個縮影。雖然,事隔十年之久,在1980年5月18日,由甘肅省天水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宣告其無罪,並徹底平反,但此事反映出在那個年代中國人說句真話的艱難。
杜映華被抓被殺後,他的親戚朋友都被株連。他的妻子董淑桂和三個幼小的孩子既被趕到農村自謀生路,由於沒有住房,他們就將南山腳下放羊娃避雨的洞穴修理成窯洞住了下來,沒有吃的,他們就挖野菜來填補充饑。那個年月,董淑桂一個寡婦帶著三個幼小的娃娃,受盡了別人的打罵和歧視。在漫長的十四年的歲月裏,她由於吃野菜餓肚子,勞累成疾,得了胃病將胃切除三分之一,並且求親告友做手術負債累累,但她還是曆盡辛酸以女性的堅韌將孩子撫養成人。
時間匆匆已過去將近半個世紀了,但血淋淋的曆史告訴我們,過去那顆罪惡的子彈,打碎的不僅是一個剛直不阿、實事求是的頭腦,它擊碎的是善良、誠實、法製和正義。今天我們回顧曆史,就是要讓年輕的一代知道我們中華民族為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美好社會付出了多麽昂貴的學費;就是希望人們不要忘記曆史,在中國這塊封建古老的土地上不斷進行政治體製、經濟體製改革,讓那種一個人、一個集團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曆史再不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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