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記憶之十五 --- 我的外婆是逃亡地主

    在1966年夏季紅衛兵造反的高潮聲中的某一天，我外婆被定義為逃亡地主，被紅衛兵勒令立即返回原籍接受革命群眾的批鬥。當時外婆住在我姨媽家。我媽接到通知後帶著我匆匆趕到姨媽家給外婆送行，以為這輩子可能再也母女不能相見了，離別依依，場景淒慘。   

    在回到故事正題之前，有必要先說說我外公和外婆的身事。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外公，連一張照片都沒有看到過。說起外公，無論我的外婆還是母親都是欲言又止，遮遮掩掩，說一半噎一半。我的姨媽（我母親的姐姐）在改革開放後才敢多說了一點點有關我外公的身世。根據我從前輩們口中零零散散聽到的故事，我對外公有了一個不完整的拚圖。

    我的外公出身在四川省彭縣，就是現在的彭州市，距離成都現在開車不到一小時，是個很富足的地方。我外公是家中獨子，出生時家境殷實，有數百畝良田，在當地也算不上大戶。外公婚後不久就遠赴北平讀書，大約是在1925-1928年，學校是當今的中國農業大學。求學期間加入中共，從事秘密活動。怎料在某次秘密集會時遭軍警圍捕，翻牆逃脫，但組織被破壞，從此失去了組織聯係。

    大學畢業後的外公隻好回家鄉繼承祖產，用所學知識，發家致富。至1949年前夕，在短短不到20年的時間裏，從僅有百畝家產的小地主，發展到田產數千畝，富貴可與劉文彩匹敵（現在的正式資料顯示，劉文彩實際擁有田產8千餘畝），並且長期住在成都，與大軍閥劉文輝成了街坊。據我媽回憶，她小時候去上學都不敢經過劉文輝家門口，因為有站崗的兵痞流氓。

    據我母親回憶，當年家境逐漸富裕，管家傭人諸多，錦衣玉食，高朋滿座。每逢收租時節，僅派管家下鄉收租，佃戶有困難會酌情減免。我外公隻有三個女兒，除了二女兒夭折，我母親和姨媽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以我的經曆和見識，很難拚湊出當年外公家的富裕生活，但是從我母親的修養和學識，我能感覺到我外公是個有知識，見過大世麵，很現代派，溫和且很注重家庭生活的紳士，和當年的一般土豪很不一樣。

    到了1950年土改，外公作為大地主肯定是在劫難逃了。家裏的田產都被沒收了，所有的浮財，不是被人騙了就是被人搶了！更慘的是，四川土改極為殘酷，槍斃砍頭隨時都可能發生。我外公應該是看到難免一死了，就自我了斷了，終年還不到50歲。據說我外婆和我媽事先都知道他要自殺，卻也無可奈何。外公死後葬於何處，我們後輩根本無從知道。我現在常常有一種無名的衝動，要為我冤死的外公掃墓，祭拜他老人家的亡魂。雖然我從未見過我的外公，但是我對他老人家的愛來自於無法割舍的血脈傳承，並伴隨著我的一生。

    外公自殺以後，我外婆和當時還未成年的我母親，頓時淪為無依無靠且一貧如洗的無產者，隻能投靠遠嫁武漢的姨媽，這都是後話了。

    再來說說我的外婆。我外婆也算出身於名門世家，其舅父乃曾經權傾一時的四川省軍閥都督尹昌衡。我媽說外婆年輕時非常漂亮。據說為了嫁給我外公，其娘家隱瞞了生辰八字和出生年月。我外婆應該比我外公年長，她的生日一直被保守到終身。據說婚嫁時，娘家陪嫁頗豐，引來其姐妹們大為不滿。我的印象中外婆一直懷念著外公，經常會給我們描述外公生的如何高大英俊，但是從不回憶當年的富裕生活。據說我外婆在土改時期，我外公死後，被拉到鄉下批鬥，挨過毒打。我外婆從成都流落到武漢後，把我媽和姨媽家的5個孩子拉扯長大，每天為兩家買菜做飯，尤其是在文革期間，獨自帶著我們幾個都還在上小學和初中的孩子相依為命。

    還是言歸正傳。話說外婆啟程回原籍後兩月有餘，毫無音訊，卻突然又回到了姨媽家。讓我媽喜出望外，趕緊又帶上我去了姨媽家了解原委。其實所謂紅衛兵的那個勒令，根本就是狗屁，沒有任何權威和執行力，好多人出門躲一陣子等風頭過去了就誰也不記得這檔子事了。怎奈我家老實膽小，接到勒令就乖乖的啟程回原籍了。外婆回到原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當地派出所呈上紅衛兵的勒令書。當地公安根本不接受，反而開具了一張證明，證明我外婆不是逃亡地主，是經過批準離開原籍的。外婆懷揣著這張證明，心底踏實的回到了武漢。其實回到武漢後誰也沒有再來過問過此事。

    據我外婆晚年回憶，她回原籍那些日子，也去走訪過幾家曾經的親朋好友，也包括以前的佃農。大部分人都是避之不及，尤其是她的親姐姐，更是將她拒之門外。從此不僅是我外婆，連我姨媽和我媽一生都再也沒有返回原籍。家鄉留給她們的想必都是傷心的回憶。回到武漢後的外婆，從此無人騷擾，每天操持家務，含辛茹苦，非常勤儉節約，完全看不到一絲一毫當年大地主婆的痕跡。90年代我們回國探親，每次一進門，90多歲的外婆就一定要拉著我和我老婆一塊打麻將，一打就是四五個小時，毫無疲態。她老人家以90餘歲的高齡，思維敏捷，牌藝精湛，隻贏不輸，成了我對她老人家最後的溫馨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