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記憶之九 --- 也說上山下鄉

    說起上山下鄉，當今又成為了熱門話題，有褒有貶，眾說不一。本人下鄉經曆不長，半年有餘，不足一年，不敢說對插隊落戶又多大的痛苦，更不敢說有多深刻的體會。我相信隻有那些在農村尤其是最貧窮的農村蹉跎過漫長歲月的老知青才會有那種刻骨銘心的回憶。    

    還是先說說我自己那段不長的插隊經曆的前後吧。我是家中長子，後麵有一個弟弟。按照我高中畢業時的插隊政策，一個家庭可以任選一個子女留城。當時中學負責知青工作的老師也主動征詢我本人和我父母的意見。我媽當時認為我在學校表現出色，身體強壯，下農村無論是在體力勞動還是政治表現都不會落人於後，日後定有招工回城的機會，雖然當時還沒有任何高考的苗頭。而我弟弟則生性忠厚，不善交際。我媽擔心他以後下鄉會被人欺負，也不容易競爭到招工名額。雖然我並不情願去插隊，但是也沒有猶豫，服從國家安排，更服從家庭安排！我自己也有充分的信心。一定在廣闊天地好好表現，最好能有機會推薦上大學，總之絕不會落人於後。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應該都記得當年有一部電影，名字叫“難忘的戰鬥”。主演是達式常，陳燁和陳述。故事說的是武漢解放後麵臨糧荒，黨派了征糧隊來到鍾祥縣雙河鎮太平集征糧，和以陳述為首的地主階級進行了你死我活的鬥爭。我下鄉的地方就是雙河人民公社，太平集是虛構的。

    我被分配到社辦養殖場，一起插隊的有十多個同學，加上原來的老知青，共有二十多個。下去後我被選為了知青隊長，重活髒活我都是帶頭幹。根據大寨經驗，工分是自報公議，我自報8分，但是知青人多，非要評給我10分，當地農民兄弟很有意見。如果我不被評為10分，其他的知青兄弟的工分就更低了。和農民弟兄爭工分是我一輩子的愧疚。 

    我身高1.76，在中學是運動員，總是幹最重的活。但是幹不過當地農民。當地農民總是明裏暗裏要我出洋相，故意整我，我不恨他們，我也知道我不配掙10分。為了圖表現，為了爭取早日能回城，為了能在未來有一個好的工作機會，隻能忍辱負重，默默忍受。

    幾年前和當年的知青們一起回到了插隊的地方，看到了當年耕作的土地，見到了當年和我們一起勞動的農民，真是感慨萬千。我曾經插隊的農村現在確實有了很大的變化，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這是為什麽呢？是知青改變了農村的麵貌還是學大寨的成果？

    應當說我是幸運的，趕上了高考，而我的那些表哥表姐，堂哥堂姐門就沒有那麽幸運了。先說我在北京的表哥表姐，兩個都是初中生，一個下放到延安，和習主席做了隊友，另一個去了黑龍江建設兵團。去延安的表姐也是個黑五類，沒有習家走運，習爹一平反，就去了清華。而我表姐是文革結束後隨最後一批知青返城，被分配到菜市場賣醬油，三十多歲才和同是知青的對象結婚。下放到黑龍江的表哥每月有工資30餘元，相對好過些，也是最後一批返城，因為在黑龍江學會了開車，在北京當了個汽車司機。

    再說我在南京的三個堂哥堂姐們。文革開始不久就隨父母全家被趕到江蘇省江都縣的農村。江都是魚米之鄉，在當時全國的農村裏算是比較富裕的。那裏除了種稻，還種植很多經濟作物，還養蠶。我去過了一個暑假，第一次看到專業養蠶，那桑田裏的桑葉有蒲扇大小，而我養蠶都是采摘野生的桑樹葉，沒有我的小巴掌大。但是他們也是下放了很多年，直到文革結束，被落實政策才回城，也都是三十多歲才有機會結婚生子。

    最慘的要數我爹三哥一家了，文革一開始就被趕回原籍老家，河北省正定縣，就是習主席曾經領導過的縣。當時是全國著名的貧困縣。他們下放後沒有工資，和當地農民一樣待遇。我三伯身有殘疾（在抗日戰爭時期負傷致殘），根本不能幹農活，全家五個孩子都沒有成年，所以連飯都吃不飽，曾經多次來信向我家求援。我父母也多次寄錢接濟。等到文革結束，我三伯早已因貧病交加而亡，幾個孩子都沒有機會受到正常的教育，前途可想而知了。

    最後我想說的是，一個人的每一篇閱曆都是人生的財富，無論這個閱曆是快樂的還是痛苦的。但是我們應該問自己，有一些人生的經曆是我們願意嚐試的嗎？我們還願意再次去嚐試嗎？我們也願意我們的子孫後代走同樣的人生軌跡嗎？  

    我個人對於上山下鄉沒有刻骨銘心的痛，因為我下鄉的時間短，體會淺，而且我當時對能夠在兩三年內回城信心滿滿。我的表哥表姐堂哥堂姐們每每談及當年插隊的往事，無不咬牙切齒。他們的青春是在每天的絕望中被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