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PLA對發動文革扮演了什麽角色。江青林彪為什麽要聯手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新浪曆史）

1966年，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拋出了著名的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這實際上是對《二月提綱》的全麵否定，也是對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全麵否定。為了排除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澤東指責中宣部是“閻王殿”，表示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並對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是江青一手策劃的，可是文章發表後，北京方麵先是遲遲不予轉載，後來雖然勉強轉載了，彭真等人又想方設法使其限定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出現這種局麵，是江青所不甘心的，於是，她轉而到林彪那裏尋求支持。

　　1966年1月21日，江青從上海到蘇州見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隊召開文藝座談會，以便在文藝界進行更有力的進攻。江青這種特殊地位的人竟主動找上門來尋求支持，對林彪來說可謂求之不得，他正需要利用江青來滿足自己的政治需要，於是二人一拍即合。

　　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說：“去年2月，林彪同誌委托我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這個文藝座談會的紀要，是請了你們‘尊神’，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繳了械。”

　　1月下旬的一天，葉群奉林彪之命通知總政治部副主任劉誌堅說：江青要找幾個部隊搞文藝工作的、管文藝工作的同誌談談部隊文藝工作問題，你同肖華（按：時任總政治部主任）商量，把名單報“林辦”，最好肖華去。

　　肖華以事情太多、身體不好、又不很了解文藝方麵的情況為由，不願帶隊去上海參加座談會。在與劉誌堅研究後，決定由劉帶隊，總政文化部長謝鏜忠、副部長陳亞丁、宣傳部長李曼村參加。

　　2月2日，劉誌堅一行從北京飛抵上海。他們到上海後，江青說：“請你們來不是開什麽會，主要是看電影，在看電影中講一點意見。”然後宣布幾個不準：“不準記錄，不準外傳”，特別是不準讓北京知道。她接著說：“我們的文藝界不像樣，讓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舞台”，“有一條與毛主席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現在該是我們專他們政的時候了”，“現在的論戰，還隻是前哨戰，決戰時期未到來”。這就為座談會定下了調子。

　　座談會2月2日開始，2月20日結束。座談的時間實際分為兩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沒有開會，因為江青2月9日說“有事”，座談會停幾天。2月16日，座談會繼續開，到20日結束。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據會後形成的《紀要》說，主要是閱讀了毛澤東未發表的兩篇文章（1944年1月給延安平劇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以及有關文藝工作的九個材料；江青同劉誌堅個別談話8次，集體談話4次；江青與其他人一起看電影13次，看戲3次，邊看邊談話；看了電影《南海長城》的樣片，江青同劇組談了三次話。說是座談會，其實主要是江青一個人談。她在談話中的主要觀點，體現在會後形成的《紀要》中。

　　2月19日，江青對劉誌堅等人說，沒有什麽可說了，她有事，暫告一段落，你們可以回去了。劉誌堅覺得，來上海花了十幾天時間看了這麽多電影，聽江青說了那麽多話，回去之後總得有個東西向總政黨委匯報。於是，他就同謝鏜忠、陳亞丁、李曼村一起，根據江青的談話精神，於20日晚形成了約3000字的《江青同誌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匯報提綱。

　　這份材料劉誌堅等人本來是用來向總政黨委匯報的，在給不給江青的問題上還頗為躊躇。不給吧，怕她知道後發脾氣；給吧，又怕她看後不滿意。考慮再三，還是決定送給她一份。21日，他們將材料給了江青，然後坐飛機經濟南回到北京。

　　果不其然，江青看到匯報提綱打印件後很不滿意。2月23日，劉誌堅一行剛到北京，就在機場上接到了江青秘書打來的電話，說匯報提綱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劉誌堅派人去上海幫助她修改，並說此事已告訴了毛澤東，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也參加修改。劉誌堅在同肖華商量後，決定派陳亞丁返回上海參加修改，並交代他：江青要怎麽改就怎麽改，有什麽問題回來再說。

　　2月25日，陳亞丁返回上海參與匯報提綱的修改。在這個過程中，陳伯達提出了幾條具體的修改意見，主要內容是“十七年文藝黑線專政”問題要“講清楚”，並從三十年代講起；“要講一段文藝方麵的成績”，陳伯達還點明說，江青領導的戲劇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紅燈記》，這才真正是無產階級的東西，要把這些寫進去。這樣，破什麽，立什麽，就清楚了。江青聽後高興地說，陳伯達的意見很好，擊中了要害。

　　按照江青和陳伯達的意見，陳亞丁和張春橋對匯報提綱作了許多修改，加進了座談會上江青沒有講過的東西，文字由原來3000字增加到5500字，使江青的觀點得到更係統的發揮，又將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談會的同誌們認為”，但題目仍叫《江青同誌召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稿子修改結束時，江青說稿子經張春橋、陳亞丁修改後，她就“不管了”，可以“傳達了”。但事後，她又在不征求別人意見的情況下，把稿子鉛印後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陳伯達、張春橋再次對稿子進行了充實和修改。

　　這次修改稿印出後，江青將稿子送給毛澤東審閱。3月14日晚，江青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收到信和稿子後，再次對稿子作了修改。並於3月17日對江青的信和報送的《紀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誌征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征求軍委同誌的意見。”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劉誌堅和謝鏜忠、李曼村到上海，參加《紀要》定稿事宜。3月22日，林彪對《紀要》修改審定後，給賀龍、聶榮臻等軍委領導人寫一封信，連同《紀要》由劉誌堅分別送給軍委各位常委。林彪在信中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文件，“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曆史意義”。並且說：“十六年來，文藝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文藝這個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占領，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意識形態領域裏極為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搞不好就會出修正主義。”

　　在此期間，毛澤東對《紀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經毛澤東這次修改，《紀要》就最後定稿了。中央軍委將《紀要》和林彪的信報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於4月10日將之轉發全黨，要求認真討論研究，貫徹執行。

　　《紀要》認為，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兵英雄人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間狀態的作品；還有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因此，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

　　這個《紀要》實際上是對《二月提綱》的全麵否定，也是對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全麵否定，它表明毛澤東已決心采取更大的行動了。

　　毛澤東在支持江青等人炮製《紀要》的同時，對身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彭真的不滿也與日俱增。

　　《二月提綱》下發後，局勢得到了一定的穩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發出的大批判運動，逐步呈現出學術討論的趨勢，這恰是江青、張春橋等人所不滿的。但是此時的張春橋雖然為江青所賞識，但僅僅是上海市委書記處的一個書記，並不知曉《二月提綱》產生的底細，而《二月提綱》是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下發的，因此，一方麵他不得不對《二月提綱》在一定範圍內進行傳達，但另一方麵又不甘心局勢就這麽平靜下來。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摸清北京的情況，張春橋於3月初派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到北京“探底”。

　　楊永直找到了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等人，反複詢問《二月提綱》中提到的“學閥”是否有所指，雙方談了幾次，均不得要領。3月11日，在楊永直準備返回上海前，許立群向彭真匯報了同楊永直交談情況，並請示如何回答上海方麵提出的問題。

　　許立群說：“楊永直問，學閥有沒有具體對象，指的是誰？”彭真回答說：“學閥沒有具體指什麽人，是阿Q，誰頭上有疤就是誰。”許又說：“楊永直問，上海要批判一批壞影片，包括《女跳水員》行不行？……因為有大腿。”彭真說：“你去問張春橋、楊永直，他們遊過泳沒有？”許立群又說：“楊永直問，重要的學術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審查？”彭真生氣地說：“過去上海發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裏去了？”

　　許立群把彭真的這些答複告訴了楊永直，楊永直回上海後，立即向張春橋作了匯報。張春橋聽了楊的匯報，意識到這是一個攻擊彭真的好機會，說道：“現在有把握了，這個談話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兩個月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春橋說：“所謂學閥，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針對毛澤東同誌的；所謂武斷，還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罷官》同政治問題、廬山會議聯係起來，說要害是罷官；所謂‘以勢壓人’還不是說毛主席以勢壓人，上海市委以勢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