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拒絕衰敗之地 西方的誤判與中共的冒險
文章來源: 紐約時報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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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那些參與了中國太空項目的人也感受到了過去的力量。在一場中共黨史遊覽中，這些航空航天從業人員穿著長征風格的製服。 Bryan
Den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西方曾認為中國將在經濟繁榮的助推下實現民主，否則會因威權主義的重壓而陷入動蕩。但中共在擁抱改革的同時摒棄民主，開放與壓製並進，實現了驚人的轉型
在毛澤東去世後的彷徨歲月裏，中國還遠未成為一個龐大的工業國家，中國共產黨也還沒有開始一場節節推進並重塑了世界的成功，一群經濟學子來到一處離上海不太遠的山中療養地會麵。這些年輕的學者在莫幹山的竹林裏思考了一個緊迫的問題：中國怎樣才能趕上西方？
那是1984年的秋天，在世界的另一麵，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正在做出“黎明重現美利堅”的承諾。那個時候，中國剛從幾十年的政治和經濟動蕩中複蘇。雖然農村的情況已經有了點起色，但仍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那時候，每個人在哪裏工作，每個工廠生產什麽東西，每件東西賣多少錢，都由政府決定。
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上的學生和研究者希望釋放市場的力量，但他們擔心這會使經濟崩潰，驚動控製經濟的黨內官僚和理論家們。
一天深夜，他們達成了一項共識：工廠應該完成國家的生產指標，但對它們生產的任何超出指標的產品可以自行決定銷售價格。這個削弱計劃經濟的提議聰明且暗藏鋒芒，引起了在座的一位沒有經濟學背景的黨內年輕官員的興趣。“他們都在討論這些問題、概念，我根本沒發言，”現年76歲、已經退休的徐景安回憶道，“我在考慮，怎麽把它有操作性？”
中國經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發展了如此之長的時間，以至於人們很容易忘記，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強國的轉型，曾經看上去那麽遙不可及，這其中又有多少次騰躍是臨時起意的、孤注一擲的想法。徐景安在那個山中的僻靜之所得到的提案，很快被作為政府政策采納了，在中國的驚人轉型過程中，那是初期的關鍵性一步。
現在，中國在很多數字上居世界之首：房產主、互聯網用戶、大學畢業生，以及（按某種算法）億萬富翁。極端貧困人口已經下降到1%以下。這個與世隔絕、貧困落後的國家，已逐漸發展為蘇聯解體以來美國最重要的競爭對手。
一場劃時代的競爭已經開始。隨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海外推動更加自信的議程，在國內收緊控製，特朗普政府發起了一場貿易戰，並在為可能發展成一場新冷戰的局勢做準備。然而在如今的北京，想得更多的已經不是如何趕上西方，而是如何超過——以及如何在一個與美國對抗的新時代做到這一點。
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挑戰一個已經確立的大國，這是曆史學家很熟悉的模式，同時它還有一種熟悉的複雜性：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支持和協助中國的崛起，與它的領導人和人民一起建立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夥伴關係，這種關係給兩國都帶去了提升。
這期間曆任的八位美國總統都假定或希望，中國最終會按照所謂現代化的既定規則行事：繁榮將推動民眾對政治自由的訴求，從而將中國帶入民主國家的行列。否則，中國的經濟會在威權主義統治和官僚腐敗的重壓下陷入動蕩。
但這兩種情況都沒有發生。相反，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人一次又一次讓人們的預期落空。他們接受了資本主義，盡管他們繼續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用鎮壓來維持權力，但卻沒有扼殺創業精神或創新。周圍都是敵人和對手，他們卻避免了戰爭，隻有一次短暫的例外，盡管他們在國內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他們領導下的經濟持續增長了40年，而且常常用的是教科書上說會失敗的政策。
今年9月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裏程碑：共和國持續的時間已經超過了蘇聯。幾天後，中國慶祝了創紀錄的69年共產黨統治。而且，中國前進的步伐也許才剛剛開始，這個新超級大國不僅要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而且很快將是遙遙領先的最大經濟體。
世界曾認為它可以改變中國，很多方麵的確改變了。但中國的成功如此之驚人，以至於中國也常常在改變世界，並改變美國人對世界如何運轉的認知。
至於中國領導人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不存在簡單的解釋。他們有遠見和運氣，有技巧和強烈的決心，但也許最重要的是恐懼——毛澤東的接班人有一種他們從未擺脫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在天安門屠殺事件和蘇聯解體後加劇了。
就在他們努力忘卻毛澤東統治下的災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研究了莫斯科的昔日意識形態盟友的命運，並對此念念不忘，他們決心從其錯誤中吸取教訓。教訓有兩個：共產黨要存在下去必須擁抱“改革”，但“改革”決不能包括民主化。
從那時起，中國一直行走在兩種對立的衝動之間，在開放與壓製、嚐試變化與抵製變化之間往複，觸礁的恐懼讓他們總是在任何一個方向上走得太遠之前退卻。
許多人說過共產黨會失敗的話，他們認為，開放與壓製之間的張力太大，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承受不了。但這也許正是中國經濟騰飛的原因。
中國能否在美國試圖阻止它的情況下繼續這樣做下去，就完全是另一個問題了。
機關人員變成資本家
參加莫幹山會議的所有人都不可能預見到中國未來的騰飛，更不用說預測他們將在未來的繁榮中所起的作用了。他們是在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長大的，幾乎與世界其他地方完全隔絕，對所麵臨的挑戰沒有什麽準備。中共要想成功，就必須重塑自己的意識形態，並為實現目標重新安排黨內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才。
以徐景安為例，他在毛澤東充滿暴力的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前夕從新聞專業畢業。數百萬人在文革期間遭到清洗、迫害和殘殺。文革期間，他在一所“幹部學校”從事體力勞動，還在部隊裏教授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去世後，他被分配到一個國家智庫，委派給他的工作是修複經濟。他的第一個任務是研究如何賦予工廠更多的決策權，而他對這個課題幾乎一無所知。
然而，這讓他以一名經濟政策製定者的身份走上了輝煌的職業生涯，他參與了深圳的中國首個股票市場的創辦。參加莫幹山會議的其他年輕人包括後來擔任了15年中國央行行長的周小川；曾負責中國主權財富基金的運作、最近才從財政部長的職位上退下來的樓繼偉；然後就是一個名叫王岐山的農業政策專家，此人後來的飛黃騰達，高過其他任何一位與會者。
王岐山曾主管中國首家投資銀行，幫助中國度過了亞洲金融危機。擔任北京市長期間，他控製住了非典(SARS)的爆發——他之前的領導人曾試圖掩蓋疫情，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並主辦了2008年奧運會。後來，他主持了近年來的一場幹係重大的反腐敗運動。現在他是中國國家副主席，權力僅次於黨的領導人習近平。
這些從莫幹山上下來的人的職業生涯，突顯了中國成功的一個重要方麵：中國把政府的機關人員變成了資本家。
那些曾經是經濟增長障礙的官僚們成了經濟增長的引擎。曾致力於階級鬥爭和價格控製的官員們開始追逐投資，推動私營企業的發展。如今，中國每個地區、城市或省份的領導人每天都在像嚴朝君今年9月在一個商業論壇上所做的那樣，努力把企業吸引到當地來。
“三亞，”嚴朝君說，必須要“當好企業的管家、保姆、司機與保潔員，歡迎外資企業到三亞投資興業”。
這是一次非同凡響的再造，蘇聯人沒能做到這點。中國和蘇聯都有過龐大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體係，遏製了經濟增長，體係中的官員掌握不受約束的權力，以此來抵製威脅他們的特權的變革。
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曾試圖通過開放政治體製來打破這些官僚對經濟的控製。幾十年後，中國的官員們仍在課堂上學習，為什麽那是一個錯誤。中共甚至在2006年製作了一部關於這個題材的係列紀錄片，製成保密的DVD分發給各級官員觀看。
中共不敢在政治上開放，但又不願停滯不前，所以走了另一條道路。他們循序漸進地行動，以莫幹山的妥協模式為樣本，在不觸碰計劃經濟的同時，讓市場經濟蓬勃發展，最終超越計劃經濟。
曾經是一個貧窮、閉塞之地的中國如今是美國最大的對手。曾經的河邊小城武漢也迅速發展為擁有1000萬人以上的都市。
中共領導人稱這種漸進的、實驗性的方法為“摸著石頭過河”。這些方法包括，在保持土地的國家所有權的同時，允許農民種植出售自己的作物；在“經濟特區”取消投資限製，但在中國其他地區保留這些限製；或者用一開始隻出售國有企業少數股權的方式引入私有化。
“有抵抗的，”徐景安說。“滿足改革派和反對派本身的就是一門藝術。”
美國經濟學家曾對此持懷疑態度。他們給出理由說，市場力量需要迅速引入，否則官僚機構會行動起來，阻止必要的變革。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88年訪問中國之後說，中共的策略是在“鼓勵腐敗和低效”。
但是，中國在對抗官僚阻力上有一個奇怪的優勢。中國的長期經濟繁榮是在其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文化大革命之後發生的，文革摧毀了中共機構，使其陷入混亂。實際上，無度的專製幫毛的最終繼任者鄧小平鋪設了道路，讓他得以帶領中共走向大舉開放的方向。
這包括把幾代年輕的黨政官員派到美國和其他地方學習現代經濟的運作。他們有的進入大學讀書，有的找到了工作，有的進行了短暫的“學習考察”。這些人回國後得到黨的提拔，被安排其他人向他們學習。
與此同時，中共在教育方麵進行投資，擴大了中小學和大學的入學機會，幾乎徹底消除了文盲。許多批評人士聚焦的是中國教育體係的弱點——強調考試和死記硬背，政治上的限製，對農村學生的歧視等等。但如今，中國大陸每年培養的理工科畢業生人數超過了美國、日本、韓國和台灣的總和。
在上海等城市，中國學生的表現超過了世界各地的同齡人。但對許多父母來說，這還不夠。由於新近得到的財富，以及視教育為向上流動重要途徑的傳統，再加上國家舉辦的高考異常激烈，絕大多數學生還報名參加課外的私人輔導班，據一項研究，這方麵的支出每年在1250億美元以上，差不多是政府軍費開支的一半。
中共轉變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官僚機製本身。分析人士有時說，中國在抵製政治改革的同時，接受了經濟改革。但實際上，毛澤東逝世後共產黨做了一些改變，這其中雖然不包括自由選舉或獨立法院，但仍然意義重大。
比如，中共引入了任期限製和強製退休年齡，這有利於淘汰不稱職的官員。此外，中共改變了用於評估地方領導人升職和獎勵的內部打分方法，幾乎完全依據具體的經濟目標。
這些看似微小的調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給政治體係注入了一定程度的責任感和競爭，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學家洪源遠(Yuen Yuen
Ang)說。“中國創造了一個獨特的雜交體，”她說，“一個有民主特色的獨裁政體。”
隨著經濟的繁榮，官員們看到了經濟增長帶來的其他好處——飆升的稅收、以及讓朋友、親戚和自己富裕起來的機會。一大批官員放棄了政府職位，轉而經商。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的權貴階層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這促使中共更堅定地支持將其曾經控製的大部分經濟私有化。
一名高級官員在去年的一個講話中說，私營部門現在的生產總值占全國生產總值的60%以上，提供了80%的城鎮就業，創造了90%的新就業崗位。官僚們一般不加幹預。
“我幾乎一年都不會跟他們在一起，”中國東部的床墊製造商Mlily夢百合的董事長兼創始人倪張根說。“我在創造就業，我在創造稅收。你為什麽要打擾我做這個事呢？”
近年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試圖在私營企業中維護黨的權威。他還用補貼來扶持國有企業，同時對外國的競爭保留著壁壘。他公開支持要求美國公司用交出技術來換取市場準入的做法。
他這樣做是在押注，中國的政府已經發生了如此之大的變化，政府應該在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可以創建和經營與美國爭奪未來高技術產業控製權、並能取勝的“國家捍衛者”。但他也引起了華盛頓的反彈。
“開放”
今年12月，中共將慶祝改變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實施40周年。高奏凱歌的宣傳已經開始，習近平把自己擺在最顯眼的位置，仿佛要替國家繞場一周慶祝勝利。
習近平是自鄧小平以來中共最有權勢的領導人，也是一位曾在鄧小平手下工作的中共高官的兒子，但是，就在依靠鄧小平遺產加持的同時，他也存在一個重要的不同：鄧小平曾鼓勵中共從海外尋求幫助和專業知識，但習近平則宣揚自力更生，還提出要警惕“外國敵對勢力”的威脅。
換句話說，他似乎不太需要鄧小平口號中的“開放”部分。
中共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冒了許多風險，其中最大的一個也許是允許外國投資、外國貿易和外國思想進入中國。對於一個曾經像今天的朝鮮一樣孤立的國家來說，這是一筆巨大的賭注，而得到的回報也是巨大的：中國利用了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以世界工廠的身份崛起。中國對互聯網的有限製的接受，幫助其占據了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外國人的建議幫助中國改組了銀行，建立了一個法律製度，創造了現代化企業。
如今的中國傾向於另一種敘事，把經濟繁榮描述為“中國的土壤孕育”，主要是中國領導人的功勞。但這掩蓋了中國崛起過程中極具諷刺意味的一點——沒有昔日敵人的協助，中國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習近平主席沒有表現出要放棄他口中的“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的跡象。圖為世界第二高的建築上海中心大廈的觀景台。
經常在中共宣傳中被詆毀的美國和日本，早已成為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一直是援助、投資和專業技能的重要來源。不過，真正徹底改變事態發展的是像林泉源這樣的人，他是一名1988年首次來中國大陸的工廠經理。
林泉源在台灣出生長大。共產革命在大陸成功後，在中國內戰中失敗的人逃到了這個自治的島嶼。他上小學時接受的教育是，中國大陸是敵人。
但是，20世紀80年代末，他在台灣中部經營的運動鞋工廠在招工上遇到了困難，工廠最大的客戶耐克(Nike)建議將部分生產轉移到中國大陸去。林先生壓抑著對大陸的恐懼前往那裏。他看到的情況令他吃驚：勞動力龐大且態度積極，官員們對資本和技術如此之渴望，以至於他們讓他免費使用一家國營工廠的廠房，並給予五年稅收減免。
在接下來的十年裏，林先生奔走於中國南方各地，一去就是幾個月，隻是在短暫的假期才回家看看妻子和孩子。他開辦運營了五家運動鞋工廠，其中包括耐克(Nike)在中國的最大供應商。
“中國當時政策厲害，”他回憶道。“它把大陸當成一個海綿，它就可以吸任何方麵的水跟資金，把技術都引進來。”
來自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華人社區的大量投資湧入中國，林泉源隻是這股大潮中的一份子。這些投資讓中國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有了更多的優勢。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如果沒有這些海外華人，中國大陸的轉型可能會停滯在印度尼西亞或墨西哥等國的水平。
時機對中國大陸來說正合適。對外開放之際，台灣正在不滿足於其在全球製造業供應鏈上的地位。讓中國大陸受益的不僅是台灣的投資，也包括台灣的管理經驗、技術，以及台灣在世界各地的客戶。實際上，是台灣全力啟動了中國大陸的資本主義，並將其融入了全球經濟。
沒過多久，台灣政府開始擔心過於依賴自己曾經的敵人，並開始試圖將投資轉移到其他地方。但中國大陸太便宜、距離太近，而且因為有著共同的語言和傳統，太過熟悉了。林先生曾試圖在泰國、越南和印尼開設工廠，但他總是回到大陸。
現在，台灣發現自己越來越依賴於不僅更強大、而且更努力推動統一的中國大陸，台灣的未來令人難以預測。
台灣的困境在世界各地引起共鳴，很多國家在反思，自己是不是不應急於用貿易和投資拉近與北京的距離。
這種後悔在美國可能最為強烈。在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美國成了中國最大的客戶，從中國的低價產品中獲益，現在則在指責中國大規模竊取美國技術——一名政府官員稱之為“曆史上最大的財富轉移”。
華盛頓的許多人曾預測，貿易將帶來政治變革。的確會這樣，但不是在中國。“開放”最終加強而不是削弱了黨對權力的控製。但是，中國作為出口大國的崛起所帶來的衝擊，在世界各地的工業城鎮都有感受。
經濟學家說，在美國，這種衝擊的結果是至少20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了，許多消失的工作崗位都在後來投票給特朗普總統的選區。
有選擇地鎮壓
在北京市中心一座公寓大廈50層的豪華私人會所裏，一位中國最成功的房地產大亨一邊吃午飯，一邊講述了他為什麽在政府鎮壓學生領導的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後，辭掉了在一家政府研究中心的工作。
“非常簡單，”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說，他的公司在世界各地坐擁數十億美元的地產。“反正一天醒來所有人都跑掉了，我也就跟著跑了。”
他說，在士兵開槍前，他有過當一輩子政府工作人員的打算。但事與願違，在中共正在把那些同情學生的人開除出黨的時候，他加入到大批脫離政府的官員行列，在20世紀90年代初以企業家身份從頭做起。
“你要是當時開會讓我們下海，我們不會去做，”他回憶道。“它無意中給市場經濟輸送了苗子。”
這就是中共成功的蹺蹺板模式。
1989年的民主運動是共產黨在毛澤東逝世後與政治自由化最接近的一次，隨後的鎮壓是中共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最遠的一次，走向了鎮壓和控製。屠殺之後，經濟停滯不前，緊縮似乎不可避免。然而，三年後，鄧小平用一次到中國南方的巡視，再次將中共拉回到“改革開放”的軌道上。
許多離開了政府的人，比如馮侖，突然發現他們自己在以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的身份，從外部領導著中國的轉型。
現在，習近平掌握的方向盤再次把中共帶到鎮壓的方向，他加強了黨對社會的控製，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蔑視在美國的中國批評者。中共會再次放鬆嗎？就像在天安門事件後的幾年那樣？還是這次的轉變更持久？如果是的話，這對中國的經濟奇跡將意味著什麽呢？
在很多方麵，習近平是在試圖改寫中國崛起背後的秘訣，包括中共有選擇地使用鎮壓手段的做法。
隨著中國實現開放，農民被允許種植出售自己的作物，與此同時，國家保留了對土地的所有權。種滿白菜和黃花菜的溫室就在投資用地產及高爾夫球場旁邊。
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共一直十分注意平息潛在的威脅——比如，一個萌芽中的反對黨，或一場大眾化的宗教運動。但除了一些明顯的例外，中共一般也不再幹預人民的個人生活，讓人民有足夠的自由，以保持經濟的增長。
互聯網就是中共如何成功地找到這種平衡的一個例子。在讓全國人民上網的同時，中共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意味著
什麽，後來，它得以收獲上網帶來的經濟利益，同時控製了可能對黨有害的信息的傳播。
中共曾在2011年遇到一場危機。中國東部發生了一起兩列高速火車相撞的事故之後，超過3000萬條信息一度充斥了社交媒體，批評共產黨對這起致命事故的處理，信息傳播的速度超過了審查者的審查速度。
驚慌失措的官員曾考慮把最受歡迎的微博服務（相當於中國版的Twitter）關閉，但當局對公眾可能如何反應有點害怕。雖然他們最終沒有關閉微博，但在加強控製方麵投入了更多的資金，並下令企業也這麽做。
這種妥協奏效了。現在，許多公司都在網絡審查的任務上安排了數百名員工，中國也已成為全球互聯網領域的巨人。
“相比互聯網創造的巨大價值，網絡審查帶來的負麵影響相當有限，”行業的先行者陳彤說。“我們仍然能夠獲得經濟進步所需要的必要信息。”
一個“新時代”
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協調了威權統治要求與自由市場需求的國家。但是，與任何其他國家相比，中國這樣做的時間更長，規模更大，也有更多令人信服的結果。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已不再是夥伴，而是成了對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能否將這種模式維持下去。
貿易戰才剛剛開始。這不僅僅是一場貿易戰。美國的軍艦和飛機正在越來越頻繁地挑戰中國在有爭議海域的主權主張，中國也在不斷增加軍費開支。華盛頓還在設法應對北京在全球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警告說，中國在全球基礎設施建設上的瘋狂投資是有附加條件的。
兩國仍有可能達成某種和解。但美國的左派和右派都把中國描繪為另一種全球秩序的捍衛者，這種秩序信奉專製價值觀，破壞公平競爭。對美國來說，這是一種罕見的共識。美國國內目前在許多其他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包括在美國近幾十年來如何在海外使用實力——以及現在應該如何使用。
中國方麵，習近平沒有釋放任何信號，表示會放棄他所說的“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事業。他圈子裏有些人自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就一直渴望與美國較量，這些人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視為他們總在懷疑是美國意圖的證據，即美國決意要壓製中國。
與此同時，人們對兩國的新糾紛也有廣泛的焦慮，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美國一直是中國欽佩和嫉妒的對象，也因為人們痛苦地意識到，中共的成功模式可能會有起落。
繁榮給中國帶來了越來越高的期望；公眾想要的不僅僅是經濟增長。還要更清潔的空氣、更安全的食品和藥品、更好的醫療保健和學校，更少腐敗和更加平等。中共正在努力提供這些東西，不過，隻對其用來衡量官員表現的成績單進行小調整似乎還遠遠不夠。“根本問題是什麽，是發展是為誰而發展？”退休官員、莫幹山報告的作者徐景安說。“我們這個問題始終就沒解決。”
經濟增長已開始放緩，從長遠來看，這可能對經濟有利，但也可能動搖公眾的信心。為控製人們關於中國麵臨的挑戰的討論——收入不平等加劇、危險的債務水平、人口老齡化——中國正在加大審查力度。
習近平本人也承認，黨必須適應新形勢，他宣布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新時代”，需要有解決問題的新方法。但他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倒退，對國內鎮壓，再加上在國外采取更強硬的外交政策。“開放”已經被向外擴展所取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向海外發放巨額貸款，批評人士稱這種貸款是掠奪性的。在國內，實驗已經過時了，政治正統和紀律正在流行。
實際上，習近平似乎認為，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共可以重新回到更為傳統的威權立場，而且，要想繼續存在下去並超過美國，中共必須這樣做。
當然，中共仍然有前進的勢頭。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在過去的40年裏是美國的十倍，現在仍是美國的兩倍多。中共看上去仍得到公眾的廣泛支持，世界上有許多人深信，特朗普的美國正在退離世界舞台，而中國的時刻才剛剛開始。
然而還是那句話，中國總能讓你的預期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