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澳洲華人議員一語激起千層浪：中國政府六四做對了(圖)

2015-06-09 17:09:16 by lantian-yun

羅慰年：公民抗法，水滴石穿

有人把香港的占中運動定義為一場革命，甚至為它取了一個非常詩意的名字 —“太陽花革命”。香港的的占中運動，是“公民抗法”的對法律的不服從運動，遠不能稱之為“革命”。在占中運動中，香港公民使用太陽傘抵擋警察的胡椒水和催淚瓦斯，太陽傘成為這次占中運標誌性符號，但是，從運動發生的起源、過程和性質來看，它不是一場革命，而是“非暴力、不服從”的公民抗法的社會運動。其實，早在占中活動發起階段， 2014年9月4日，自由亞洲電台一篇題為《香港公民抗命正式拉開序幕》的文章，就為這次占中活動定下了“公民抗法”的基調。
與革命不同，“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 (non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的公民抗法采用“非暴力”手段作為抗爭的武器。“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哲學源於美國十九世紀哲學家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非暴力的不服從抗爭哲學》(Philosophy of non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一書。《非暴力的不服從抗爭哲學》的中心思想是：我不和你硬幹，但也不聽你的指使。有人評價說，“這是人類史上所向無敵的最高段數的政治鬥爭策略，除非不用，用之則無堅不摧，無敵不破，到目前為止尚未見到失敗的案例。”洛約拉大學法學教授比爾?奎格雷說，“曆史上最受歡迎、帶來變革最大的公民抗法運動都是以非暴力的方式進行的。”
“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這個政治理念的精髓，不是不用暴力，而是用被動的“暴力”，這種“暴力”，也可稱為“消極攻擊”。人類的攻擊行為，有兩種：一種是主動攻擊，一種是消極攻擊（passive aggression）。消極攻擊與主動攻擊是相對應的兩個概念。消極攻擊行為不是公開的攻擊行為，而是用消極的、被動的、不服從、不合作等方式攻擊對手。公民抗法，就是一種典型的“消極攻擊行為”。
公民抗法的目的，是要以“消極攻擊行為”挑起執法者的“主動攻擊行為”。以被動的抗法行為或有意的不法行為挑起執法者的主動攻擊和暴力。奎格雷說：“假如在人們從事的非暴力公民抗法運動中，政府作出過度的反應，並且在其中扮演了壞人的角色，這往往成為公民抗法者揭露社會不公正的最佳辦法，因為公民抗法的核心就是挑戰社會不公正。”
公民抗法是一種合乎道德但不合法的攻擊行為；它攻擊的目標是具體的法律，而不是具體的人；被動型攻擊，目的是激起執法者應用法律手段，采取暴力行為，對示威者采取主動攻擊行為。比如，把沒有得到集會許可的遊戲示威群眾抓起來，對示威者發催淚彈和噴胡椒水。因為消極攻擊采取非暴力的手段，相比較，政府以暴力手段對付非暴力的示威者，等於把道德的製高點拱手送給了示威者。
雖然公民不服從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但是，公民抗法是因為反抗不公正的法律而不惜觸犯法律。非暴力不服從的公民抗法，是一個完整的係統的行動理論，既要非暴力，也要不服從。不服從的抗法行動是以非暴力為前提；非暴力是以不服從的抗法為目的。僅僅有非暴力，達不到街頭群眾運動需要達到的目的。必須有不服從的集體的抗法活動。“不服從”也不是消極的街頭運動，而是一個有獨特政治訴求的、有嚴格計劃的、並且有統一行動的公民抗法運動。
政府的職責之一，是維持社會秩序。政府必須根據現存的法律—無論是良法還是惡法，對示威群眾施行“合法”的暴力，否則，政府就必須麵對立法者的問責。公民抗法的群眾街頭抗爭，不是推翻一個國家政權的革命。相反，公民抗法是通過違反不公平的法律的手段推動建立更為公平的法律。西維吉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查爾斯?迪薩爾沃(Charles R. DiSalvo)說，“雖然公民抗法者反對某項法律，但是，他們並不反對法治。相反，為了表示對法治的尊重，他們心甘願意接受因為觸犯法律而受到的懲罰。” 公民抗法，不適用於任何形式的革命。
在革命的過程中，發起革命的一方，不占據物質供給、組織動員和軍事力量的優勢，隻能追求速戰速決。因為，革命追求的推翻政權，改變社會製度的巨大的社會工程，速度是革命的第一要素，革命的目標越快達成越好；同時，革命是一個利益集團推翻另一個利益集團的行動，必然涉及被推翻的集團的負隅頑抗；因此，不流血的革命，不是革命的常態。“天鵝絨革命”或“茉莉花革命”的例子，不能作為典型的革命樣板。
革命的結果，往往是推翻舊政權。革命的目的是對社會結構的瓦解和破壞或者重建，革命的目的不是人心改良和社會改良。因此，獲得新政權的利益集團，在製度上、法律上甚至是組織上，不可避免要回到被推翻的利益集團的舊的模式。希望通過革命改變製度的方式獲得社會製度進步的民眾，結果發現，革命後新建立的製度，由於經過暴力革命的洗禮，往往比舊的製度更邪惡、更殘暴。
社會變革，不能通過革命完成，而必須從人心的改良開始，才能有堅實的基礎。沒有經過人心改良、社會改良的運動，革命不過是改朝換代的工具。隻有通過柔性的、長期的社會運動，才能一點一點改變人心。通過人心的改變，改變社會中人的行為；通過人的行為的改變，改變社會道德和行為規則；通過道德和行為規則的改變，最終改變社會製度。這是一個漫長的漸進的過程，任何有誌於推翻舊的社會製度的革命家，是不願意做這方麵的工作的。他們隻願意通過“速成革命”，政權更替，輪流坐莊。“皇帝輪流做，今日到我家”。
革命者和社會改良者的目的不同，手段也不同。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都是法律的蔑視者。但革命者謀國不謀法；不謀求法律的改進，而是謀求改朝換代。與革命者不同，社會改良者試圖改變的，不是社會製度，而是不維護抗爭者權利的法律。為了在社會改良找到著力點，他們首先必須對現存的法律提出挑戰。“惡法非法”。公民抗法，反抗的是惡法，而不是法律製度；公民抗法，謀求的是社會變革，而非推翻政府。
公民抗法符合社會進步的潮流，但不符合現存法律規範。公民抗法是一種通過突破現存法律規範，打破現存法律的社會運動，通過“非暴力不服從”的有效手段，挑釁現存法律，激起當政者必須維護法律權威的政治困境，對抗法的公民施與暴力—就像香港警察用瓦斯驅散手無寸鐵的靜坐市民，喚醒社會大多數人的同情心和責任感；社會沉默的大多數，公民抗法所要爭取的對象；爭取他們的支持，才能達到公民抗法的目的。
非暴力的公民抗法的麵對的必然是政府執法的暴力。公民抗法是一種合乎道德但不合法的柔性行為；政府暴力是一種合法的但是不道德的強力行為。以柔克剛，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無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對群眾運動施行暴力，比如，把沒有的到集會許可的遊戲示威群眾抓起來。政府可以動員警察，用合法的暴力製裁“非法”的公民抗法。如果公民抗法以暴力對抗政府暴力，一方麵把自己放在了政府暴力的目標上，一方麵失去公民抗法的自己的目標。以暴力對抗暴力的結果，無疑是流血。而以非暴力對抗暴力，在互聯網媒體時代，將把政府的暴力置於全球的視線之下；以不流血的方式，瓦解政府的權威。
公民抗法是一個長期的不中斷的運動，而不是短期的街頭暴動。這次香港占中的非暴力抗爭，不是結束，而是開始；不必計較一個廣場和街道的得失，必須有做持久戰的準備。美國的民權運動，始於1956年，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城黑人婦女羅莎?派克絲公然挑戰黑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須給白人讓座這個惡法。羅莎?派克絲遭到逮捕，由此引發當地黑人抵製公共交通的非暴力抗爭。在馬丁?路德?金的領導下，全城5萬名黑人，走路上班或拚車上班，拒絕乘坐公共汽車；這場抗議活動持續鬥爭380多天。最終，美國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在交通工具上實施種族隔離非法。
公民抗法要有具有理性的領導層。1957年，馬丁?路德?金參與建立了黑人牧師組織—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並擔任首任主席，直到1968年他去世為止。南方基督徒領袖會議的主要的任務是：連絡、團結、發動和組織美國南方數州美國黑人教堂領袖，運用非暴力的不服從抗爭策略，為美國黑人爭取司法公正與民權平等。在馬丁?路德?金的領導下，美國的民權運動才沒有走向對社會的巨大破壞的方向，以比較理性的公民抗法的方式進行。
公民抗法的領導人，要拿捏“公民抗法”的尺度，不使它轉變失去控製的社會暴力，同時，又要用挑戰現存法律的行為，刺激權威，使權威處於“囚徒困境”中—如果不出手鎮壓，那麽，政府的法律權威將被瓦解；如果出手鎮壓，政府的道德權威將被瓦解。在這個兩難的“囚徒困境”中，政府既不能坐視公民抗法運動不管，又找不到“既獲得法律合法性，又占據道德製高點”的對付抗法公民的兩全之策。
公民抗法運動，要有自己的戰略目標，不必糾纏在舊體製中誰上台、誰下台這樣的技術細節上。這次“太陽傘運動”提出的要梁振英下台的訴求，顯然超過了公民抗法所能夠達到的目標。不改變體製，改變一個行政首腦，並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在這樣的細節上糾纏，隻說明公民抗法運動對舊的體製還存有幻想，認為可以通過一二個最高行政首腦的更換改變，因而失去公民抗法清晰的定位和目標。公民抗法不是權力鬥爭，也不是謀求行政上即刻改變，而是要爭取民心的向背。民心改變，社會自然改變；社會改變，政策就會改變。
公民抗法，爭取公民的基本權利，要有明確的比他們抗拒的法律更高的道德訴求，要占據道德製高點，而不是針對一時一事的短期的街頭政治。馬丁?路德?金是一個黑人牧師，他對謀求政治地位沒有興趣，他的民權運動，遠比當時任何政治家的政治眼界都高。1963年8月，馬丁?路德?金組織了“自由進軍”運動，帶領20多萬名黑人向首都華盛頓進軍，為全美國的黑人爭取人權。8月28日，在林肯紀念堂前，他發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他的反對種族歧視、爭取平等正義的理念，站在美國政治和道德的製高點，改變了美國的種族歧視政治生態，帶領美國走向全新的製度文明和政治文明。
然而，公民抗法，不會一帆風順。即使是和平的理性的公民抗法，也可能被推向劇烈的暴力甚至社會動亂。1968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在田納西州孟菲斯市被暗殺。他的遇刺，引發了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黑人抗暴浪潮，席卷全美125個城市。成為公民抗法走向社會暴力的導火線。正如馬丁?路德?金說的，“如果正義不實現，不斷反抗的旋風就會動搖我們國家的根基。” 公民抗法的目的，是喚醒人民的良知，從而從認知上顛覆不正義的法律製度的合法性基礎。失去合法性基礎的政府，要麽順應潮流做出改良，要麽被社會的良心拋棄。
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喚醒美國人民的良心，也喚醒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們的良心。在人民和國家領導層的共同的正確的合力作用下，這場公民抗法民權運動，沒有被推向錯誤的方向。美國社會的平等權利，經過這次民權運動，被推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國在沒有改變政體和社會製度的前提下，取得社會人權的進步。受到梭羅的“非暴力不服從抗爭哲學”影響的馬丁?路德?金，成功開創了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民權運動。馬丁?路德?金領導的美國民權運動，是今天的公民抗法運動成功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