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政權更迭後，阿富汗一度成為中國商人口耳相傳的“淘金熱土”，寶石商人和礦業從業者進入這個內陸國家尋找礦點和采購設備，試圖從升溫的礦業開采領域分一杯羹。

“人越來越多。2025年砂金淘金熱達到頂峰時，湧入阿富汗的中國商人迅速膨脹至近萬人規模。”2022年到阿富汗經商的鄭瑢告訴澎湃新聞。

這場“淘金熱”來得迅猛，退潮同樣突然。2026年後，隨著早期商機逐漸消退，經營成本與安全風險不斷顯現，大量中國商人陸續離開。根據鄭瑢的估算，目前常駐阿富汗的中國商人可能已不足兩千。

當地時間2024年2月24日，阿富汗巴達赫尚，阿富汗男子利用傳統方法，將從Yaftal Sufla地區金礦中開采的礦料用水淘金。這些失業的工人希望通過淘金來改善生活。視覺中國圖

在經濟重建遲滯、外部援助銳減的背景下，阿富汗塔利班（阿塔）當局比以往更加迫切地希望引入來自中國的資金、技術和企業。阿塔政府商業和工業部長努爾丁·阿齊茲8月表示，阿富汗已準備好吸引烏茲別克斯坦和中國公司在各個領域的投資。他稱中國是阿富汗的主要經濟夥伴之一，也是加強區域互聯互通和發展東亞、中亞和南亞之間新的貿易聯係的重要力量。

中國駐阿富汗大使趙星6月撰文稱，近年來，阿富汗鬆子、幹果等產品出口到中國，為中阿貿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去年，中阿貿易額達到曆史新高18.9億美元，同比增長近20%。

今年年初，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劉宗義曾應邀赴阿富汗開展學術調研，其間與多名阿塔官員進行了深度接觸。他觀察到，阿富汗當局對中國資本與技術的需求相當迫切，涉及領域十分廣泛——從礦產開發、油氣開采、能源電力，到基礎設施建設與基礎民生製造業，均展現出強烈的引資意願。

劉宗義向澎湃新聞指出，當前中阿經貿的核心症結並不在於阿方“有沒有合作需求”，而在於阿富汗當下的製度與安全環境是否具備承接中資企業落地的基本土壤，以及阿塔能否為外國建設者提供切實可行的安全庇護。

“阿富汗的局勢短期內很難實現根本性好轉，阿塔當前的國家治理與綜合掌控能力依然脆弱。未來數年內，這裏的局勢仍將處於高度不確定性之中。”鄭瑢感歎道。

當地時間2026年10月1日，阿富汗西南部赫爾曼德省，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稱此地夜間遭巴基斯坦空襲，阿富汗男子在現場查看一輛汽車的殘骸。視覺中國圖

一切靠人脈

阿富汗政權更迭後，中國公民成為該國最活躍的外商群體之一。路透社2023年援引某中國企業家的話報道稱，已有約500名中國商人進入阿富汗尋找商機，但真正承諾投資的人寥寥無幾。

2022年初抵阿富汗時，鄭瑢最先涉足的是寶石貿易。然而，現實的困難接踵而至：運輸成本過高、當地商品因不符合國際標準而無法列入中國的進口目錄，加之兩國間尚未簽署關稅協定，業務拓展步履維艱。

在寶石生意趨於穩定後，鄭瑢自今年起在喀布爾投資開辦一家酒店。他坦言，阿塔當局對互聯網經濟和中介貿易等非實體商業模式缺乏基本認知。外國商人若長期在當地活動卻沒有固定的經營實體，極易引發當地部門對其身份及居留動機的懷疑。

“在當地政府的邏輯中，實體項目才算真正的生意，比如看得見摸得著的工廠和店鋪。”鄭瑢說。

即便這種商業思維在鄭瑢看來依然保守，但與上世紀90年代首次執政時相比，塔利班對商業活動的接納度已經有所轉變。

非營利智庫“阿富汗分析家網絡”（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研究員謝裏夫·阿克拉姆（Sharif Akram）去年10月撰文稱，傳統塔利班成員主要來自社會保守、經濟相對貧困的農村地區，過去與城市商業活動相距較遠，即使進入城市，其鄉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也長期保持不變。隨著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權，部分成員及其支持者進入城市商業領域。官員及與其有關聯的宗教人士也正越來越多地追求財富和地位，並利用國家資源和政治影響力形成新的商業精英階層。

開設酒店並非鄭瑢的一時興起，而是因為該行業的投資體量與運營成本“相對可控”，損失或風險也在普通商人的承受範圍之內。相比之下，礦山與工業製造等重資產項目，則高度受製於政策連貫性、協議履行率以及當局對私有產權的法律保障力度。

今年1月，塔利班因衝突暫停塔哈爾省一處金礦作業。5月，巴達赫尚省省長稱約2000個非法礦點已被叫停，另有3名中國公民因無工作許可被拘。8月3日，塔利班發言人稱部分礦點將暫停至新規出台。

2008年至2010年擔任阿富汗財政部副部長的古爾·馬蘇德·薩比特向澎湃新聞指出，阿富汗現行礦業政策對海外資本的實際吸引力依然不足。其體製性症結在於缺乏穩定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產業政策，法律監管體係不足。此外，正規跨境資金清算與外匯流轉通道近乎封閉，外資不僅難以確保在阿本土資產的安全，更無法保障資本金與合法利潤能暢通合規地匯出阿富汗境外。

此前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從事珠寶貿易的商人陳琳，則從更微觀的層麵感受到阿富汗營商環境的特殊性。

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爆發衝突後，在白沙瓦活躍的阿富汗珠寶貿易商回流本土。意識到阿富汗珠寶市場的潛在商機後，陳琳花費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在多地考察。

其間，她曾以約兩萬元人民幣的價格向阿富汗本地供應商采購了一顆祖母綠寶石，隨後發現寶石因“跑油”出現嚴重褪色且實際克重不符，遂向對方提出退換要求。然而供應商態度蠻橫，執意要求按18000元的價格折價回收。

無奈之下，陳琳隻能朝這名供應商放話，“會讓整個圈子都知道、保證沒有中國人再找他買貨”，後經由一名在白沙瓦結識且具備人脈的阿富汗商人出麵調停，對方才最終全額退還了貨款。

“圈子和人脈太重要了。”陳琳說，若沒有本地人從中周旋，光是換貨和要回本金都異常困難。在她看來，無論喀布爾還是其他城市，做生意都極度依靠人情庇護。若不認識靠譜的本地人，很容易“踩坑”。

準備返回巴基斯坦時，陳琳發現一顆寶石不翼而飛，懷疑被遺落在酒店。同行的一位阿富汗向導反應迅速，表示會聯絡當地珠寶協會的一名負責人，請他在第二天早上前往酒店協助尋找。

萬幸的是，陳琳隨後在口袋中找回了寶石。事後她才得知，這名“協會幹部”的叔父正是阿塔某個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同行的人告訴我，如果酒店找不到，就直接由塔利班出麵幫忙找。我能感知到當地民眾對塔利班懷有極強的敬畏，這估計也是強壓的另一種體現。”

當地時間2026年9月5日，阿富汗喀布爾，記者們出席塔利班發言人紮比胡拉·穆賈希德在政府媒體和信息中心（GMIC）舉行的記者會。視覺中國圖

阿克拉姆對此類現象分析稱，阿塔重新確立政權後，大批進入城市的塔利班支持者迅速成為新晉的精英階層，這種忠誠使他們更容易獲取政務服務。多位阿富汗本地商人表示，具有塔利班背景的商人不僅更容易獲批營業執照，也鮮少受到稅務稽查人員的刁難。“在執法尺度上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優待。”一名與當局保持良好關係的商人坦陳，這層政治屏障為他們營造了更為穩固和友善的營商溫床。

“在阿富汗做生意，前期必須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跑通’渠道，不是每個中國人都能適應這種方式。如果沒有人脈，就要做好前期花費大量時間的準備。”陳琳說。

“經營成本比中國高很多”

“在阿富汗維持運營的綜合成本甚至遠高於國內。”過去四年間，鄭瑢租賃的公寓租金由每月200美元攀升至500美元。伴隨阿富汗尼反常的單邊升值，疊加高額稅賦與行政費用，數項開支讓鄭瑢的經營壓力陡增。

2025年以來，由於巴阿邊境局勢趨緊及中東戰事外溢，原聚居在巴基斯坦與伊朗境內的阿富汗難民被迫大規模返鄉，城市人口呈現爆發式增長。與此同時，喀布爾等核心城市相繼推動大規模市政改造與道路工程，大批沿街民居被拆除，進一步擠壓了原本供應緊張的租房市場。

房產經紀人納比烏拉·庫賴希向媒體表示，一套標準三居室在去年的平均月租金維持在一萬阿富汗尼（約合人民幣1032元）左右，如今租客不得不支付高達兩萬阿富汗尼（約2065元）。喀布爾及赫拉特的多名居民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房東趁房源緊俏大幅哄抬租金。據他們所說，租金飆升之際，海量湧入的返鄉難民與本土家庭正深陷失業破產的極端貧困狀態。

自2021年以來，阿塔政府的支出主要靠征稅與礦產特許權出讓才能維持。在多邊國際人道主義援助斷崖式縮減後，強化國內稅征收成為維持財政運轉的主要渠道。除了常規稅，塔利班還擴大征收烏什爾（ushr，伊斯蘭教對農產品征收的強製性稅，自然灌溉作物稅率通常為10%，人工灌溉作物稅率為5%）和天課（zakat，伊斯蘭教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的宗教賦稅）這兩種伊斯蘭稅項。

鄭瑢深感當地現行稅製標準模糊、執行層麵隨意性大，不同派係和部門的自由裁量權存在差異，導致經營者根本無法進行精準的事前成本測算。

“企業發放工資需要繳納接近20%的工資稅。租賃經營場所需要繳納租賃稅，按房租金額的一定比例收取，總體費用不低。加上執照和其他項目，我們每年需要多繳納幾萬元。”鄭瑢說。

塔利班很少公布全麵的國家預算或詳細的公共賬目，公眾對內部開支的監督受到限製。對於稅款的流向，塔利班財政部長穆罕默德·納賽爾·阿洪德曾表示，這些收入主要用於承擔國防部隊、安全部隊、情報機構、政府日常運作以及發展項目的開支。

在多年與當地政務部門打交道的過程中，鄭瑢對高昂的行政成本感受頗深。他表示，酒店、貿易、生產等不同業務板塊均需分別申辦各類行政許可，而政府部門之間職責交叉，企業被重複要求填表、接受核驗並繳納費用的情況屢見不鮮。

鄭瑢以酒店運營牌照的申辦過程為例：文化部與下轄的旅遊局均主張自身對涉外酒店產業擁有法定管轄權。文化部認為旅遊局屬於其下級部門，相關手續應由文化部負責，旅遊局則要求酒店另外辦理手續並繳納費用。即便鄭瑢已經在文化部繳納了約一萬元，旅遊局仍要求再繳納一筆數額相近的費用。

“這裏辦理營業執照和中國截然不同，不能同時列出很多項目。開酒店的相關手續通常要到國家部委層麵辦理，成立貿易公司要找商務部門，開辦工廠則要找工業部門。貿易和生產需要分別辦理，相關執照費用可能達到數千美元，每年還要繳納多項稅費，整體管理比較混亂。”鄭瑢說。

當地時間2026年9月28日，阿富汗塔哈爾省塔盧坎地區，一名售賣麵包的阿富汗男孩坐在攤位上。視覺中國圖

鄭瑢還關注到一個與宏觀經濟走勢背道而馳的奇特現象：阿富汗經濟雖然長期停滯，但其法定貨幣阿富汗尼對主要外幣卻持續走強。

“綜合計算下來，阿富汗尼相對於人民幣升值了大約40%。2022年前後一元可以兌換約13阿富汗尼，現在隻能兌換約9阿富汗尼。我們在當地消費和報價主要使用阿富汗尼，匯率變化後，經營成本和商品價格都會隨之提高。這不是今年才出現的情況，僅依靠匯率升值，塔利班也能獲得不少收益。”鄭瑢告訴澎湃新聞。

法國媒體《回聲報》（Les Échos）8月19日報道稱，在阿塔重新執政前，一美元約合80阿富汗尼。由於政權更迭初期的金融動蕩和銀行業混亂，一美元一度升至約合125阿富汗尼，此後幾年逐步回落，目前穩定在65阿富汗尼左右。2025年3月至2026年初不到一年間，阿富汗尼對美元升值了10%。

阿富汗央行發言人哈西布拉·努裏向當地媒體表示，這是央行實施審慎、平衡和有效貨幣政策的結果。過去一年，當局發展了數字銀行服務，將破損紙幣回收退出流通，並向市場投放了新印製的紙幣。

據新聞網站Afgreview報道，阿富汗脆弱的外匯儲備主要得益於“聯合國和各國際組織提供的大量人道主義現金援助，特別是美元援助。居住在鄰國和西方國家的阿富汗難民匯款也是重要的外匯來源”。該網站認為，在經濟停滯、通貨膨脹率接近8%的情況下，阿富汗貨幣的穩定性是“暫時的、脆弱的以及不穩定的”。

薩比特介紹，前政府時期，阿富汗央行通過外匯儲備和定期美元拍賣幹預匯市，穩定阿富汗尼匯率。塔利班執政後基本延續原有銀行體係和匯率調節機製，大量專業人員留任。2021年後央行海外資產被凍結，美元流動性和國際結算受阻；國際援助流入後，美元經本土銀行進入央行，兌換阿富汗尼並緩解外匯短缺。與此同時，塔利班限製外幣交易，推動阿富汗尼結算。

“口頭歡迎”與安全成本

新華社報道稱，盡管阿塔在境內對“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IS-K）等恐怖組織展開高強度打擊，恐怖襲擊的頻率和規模持續下降，但襲擊並未絕跡。2024年底，阿富汗難民和遣返事務部總部發生自殺式襲擊，造成包括時任難民和遣返事務部代理部長哈利勒·拉赫曼·哈卡尼在內的4人死亡、4人重傷。2025年2月13日，阿富汗城市發展與住房部大樓又發生自殺式襲擊。

鄭瑢表示，在阿富汗經商需要付出更多的安全成本。酒店除了雇傭60餘名維係日常運營的本土員工外，還必須按照政府要求，配備經過背景篩查的專職安保人員。4名安保人員提供24小時輪值護衛，人均月薪為400至500美元（約合人民幣2682元至3353元）。算上食宿，鄭瑢每個月需要額外支出數千美元的安保費用，相當於酒店的一半房租。

“客人踏入酒店，必須先過外圍大院鐵門，再穿過內部安檢通道，其間要經過多道嚴格安檢。阿富汗本地訪客還必須逐一接受搜身，防止暗藏槍彈和爆炸物。”鄭瑢表示，在阿富汗經營麵向涉外客群的酒店或實體場所，應避免選擇缺乏防爆緩衝區的臨街店麵，而需建造具有堅固院牆、多重門禁緩衝區與專業安檢設施的封閉型院落。

臨街店鋪的安全脆弱性，在喀布爾蘭州牛肉麵餐館遇襲事件中暴露無遺。《參考消息》此前報道稱，1月19日，位於喀布爾市商業中心花街的一家中餐館外發生爆炸，造成七人死亡、13人受傷，其中一名中國公民遇難、五名中國公民受傷。路透社報道稱，爆炸發生後，“伊斯蘭國”阿富汗分支宣稱對襲擊負責，襲擊由一名自殺式襲擊者實施。

當地時間2026年1月20日，阿富汗喀布爾，一家受爆炸影響的中餐館內部景象。此前一天，該餐館附近發生爆炸，造成包括一名中國公民在內的至少七人死亡。視覺中國圖

2022年，由中國人經營的桂園酒店（Longan Hotel）遭到“伊斯蘭國呼羅珊省”襲擊。央視新聞報道稱，恐怖分子發動襲擊的主要動機是，讓與阿富汗合作的國家及國際機構感到緊張並從阿富汗撤離。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愛德華·S·梅森項目研究員尼尚克·莫特瓦尼當時對《南華早報》分析稱，武裝分子的襲擊目的是破壞塔利班的合法性，並在外國投資者、外交官和政府中散布恐慌。

“ISIS-K可能會對包括中國公民在內的軟目標發動更多襲擊，因為這會擴大他們的宣傳，羞辱塔利班，並破壞幫助他們發展的安全環境。”匹茲堡大學治理與市場中心負責人詹妮弗·布裏克·穆爾塔紮什維利表示。

劉宗義尤為關注安全赤字對中阿經貿合作的實質性衝擊。他指出，阿塔當局多次作出外交表態：“決不允許阿富汗領土淪為恐怖主義滋生的溫床，堅決不讓極端勢力向周邊溢出”，但口頭承諾轉化為現實治理能力仍存在巨大落差。

在劉宗義看來，極端勢力在當地盤根錯節的遺留問題，決定了阿富汗的安全基本盤依然充滿變數。與此同時，巴基斯坦塔利班、俾路支武裝分子等活躍力量也在阿富汗邊境及腹地隱蔽活動，使得阿富汗難以徹底割裂與區域動蕩局勢的關聯。

《參考消息》今年1月底梳理報道，“最近三個月，在阿富汗境內及邊境地區已發生三起以中國人為目標的襲擊。這些安全事件表明，盡管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在全境維持了較強的基層控製力，但在安全情報搜集、反恐體係建設以及類似餐廳商場等‘低防護空間’的安全措施方麵，仍存在明顯短板。疊加阿富汗本身存在的地區、民族矛盾，中國商人在這裏的營商活動並不安全。”

鄭瑢注意到，華商撤離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當局收緊或緊急叫停了部分礦業開采作業。此外，數起涉華襲擊事件發生後，一些中型或大型中資礦企及國企選擇戰略性撤離，派駐人員集中縮減。還有不少中小型砂金項目因運營虧損或遭遇河流汛期停工，相關人員隻能暫時撤離回國。

史汀生中心中國項目研究員莎拉·戈德克在《外交政策》網站撰文稱，受國際金價創紀錄上漲推動，大批中國人近年來湧入阿富汗北部淘金。部分采礦活動屬於合法經營，得到了阿塔執政當局的支持。不過，也有許多項目是“臨時拚湊”的合作，僅獲得了地方塔利班領導人的非正式許可。大量缺乏經驗的投資者湧入，令當地出現某種無序狀態。當地阿富汗人與塔利班及中國礦工之間頻繁發生衝突，而矛盾大多圍繞采礦權展開。

“針對中國人的爆炸襲擊是一個標誌性的分水嶺，對在阿華商的投資信心造成了沉重打擊。”鄭瑢坦言，大型企業一旦決定撤出，帶走的就是數百人規模的團隊。

在鄭瑢看來，政府隻有通過產業政策培育出具備“造血”能力的現代工業體係，才能形成中資公司與技術人才的集聚效應。如果缺乏本土產業縱深作為支撐，僅依靠零碎的邊貿和初級寶石的倒買倒賣，很難維持穩定的華商群體。

“雖然阿塔對中國投資表現得極為熱情，但口頭歡迎是一回事，生意人敢不敢真金白銀砸進去，則是另一回事。”鄭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