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農村男人發現自己付不起彩禮，會發生什麽

河北經貿大學副教授王敬長期關注農村彩禮問題。這兩年，她注意到的新現象是，農村男人似乎越來越不願意結婚了，至少口頭上如此。

他們是真的不想結，還是在無力結婚之後，選擇了另一種解釋？

帶著這個疑問，王敬和學生來到河北滄州的村莊，訪談了15個未婚農村男人。他們都在30歲左右，大多中學學曆，在周邊城市打工。

麵對夠不上的婚姻，男人們有不同的說法。後來王敬按這些說法，分出了農村男性的四種不婚路徑：退縮型、對抗型、延遲型和替代型。

該研究於今年上半年發表於《中國青年研究》。我們最近找王敬聊了聊這項研究，以及研究背後，她長期關注的農村高額彩禮現象。

我最初注意到這個現象，是2024年一次支部共建活動。河北一位村幹部隨口說，他們村已經很久沒有男性結婚了，“很多男的幹脆說自己不想結婚”。

後來我又和研究生們聊。我的學生大多是來自河北農村的女生。她們也說，村裏好久沒辦喜事了，身邊一些大齡男親戚也不打算結婚了。

“很久沒有男性結婚”和“男人不想結婚”，其實是兩個問題。後者聽起來像一種主動選擇。我當時就想，他們真的是不想結婚嗎？還是因為婚姻門檻太高，逐漸把“不能結”說成了“不想結”？

2025年春節，我和研究生去了滄州一個村莊做田野調查。它是一個典型的華北農業型村莊，共有704戶、2476人。大部分家庭住著院落式的平房，很多人還用著旱廁，改裝了衛生間的，老人們也依舊提著水衝。

農村熟人社會裏，單身男人談論婚姻會抹不開麵子，是有些敏感的。參與調研的一名研究生是本村人，我們主要依靠她的親友網絡，以滾雪球的方式尋找訪談對象。最後，我們一共聊了15個未婚男人，27歲到38歲之間，大部分是初高中學曆，主要在滄州、石家莊、天津、北京打工。

31歲的T是其中一個。他一米七五的個頭，有點微胖。不到20歲他就出去跑車了，到現在還買不起自己的車，依舊替人跑運輸，有活時一個月能掙到8000元左右，沒活時在家。我們去的時候，他在堂屋裏玩手機。

和大部分訪談的男性一樣，他看起來比較內向，問一句答一句，不時低頭看茶幾和杯子。

T說了五年前的一次談婚經曆。女方最初提出12萬元彩禮，他父母說，兒子結婚是一輩子的大事，“咬咬牙也要完成”。後來，女方又提出增加5萬用來換車，婚宴要辦50桌。條件一項項加上去，他覺得實在夠不上，就分手了。

他爸媽倒是一直表達，不能不結婚，怕被看不起，說這是兒子一輩子的事，不想對不起孩子。

但T自己想到父母已經五十多歲，借來的錢還要靠他們打零工慢慢還。他還有個妹妹，還在上學。那次之後，他就不主動提起婚姻了。

“我不是不想結婚，實在是結不起。”他說。

在那個村莊，彩禮的“行價”大約是20萬元。我們訪談到的案例中，有人要16.6萬元、18.8萬元，最高的達到25萬元。彩禮隻是其中一筆錢，還有“五金”、縣城商品房、汽車和婚宴。這些加在一起，總成本可能達到50萬到100萬元。

現在農村裏，婚姻不是靠青年男性一個人支付的，而是需要父母支持。父母有沒有長期積蓄、身體是否健康、能不能繼續務工，都會改變一個男人進入婚姻的機會。有的女方要求，即使房子貸款購買，首付和後續房貸也由男方父母承擔。調研的時候，我們也能聽到村民抱怨，以前純女戶政府政策是有補貼的，現在他們覺得應該給純男戶補貼，現在有一種說法，“生個男孩哭一場，生兩個男孩要大哭一場”。

看起來，男人們不是不想結婚，而是結不起婚。但隨著訪談深入，我發現，麵對同一道門檻，男人們解釋自己處境的方式並不一樣。

●2026年5月16日，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縣五溝鎮集體婚禮現場。IC photo

我把T這類男性的不婚稱為“退縮型”，或者說是逃避性的。

他們把結不了婚歸結到自身能力有所欠缺之上，覺得“人家瞧不上我”“我沒那個命”“如今沒房、沒車就是沒資格結婚”，進而產生了羞恥感、自責情緒，乃至最終選擇放棄婚姻。

還有一類男性，則會把矛頭指向婚姻規則。他們不是說“是我沒有資格”，而是說“我為什麽要接受這樣的婚姻”。

一名35歲的裝修工給我們算過賬：18.8萬元彩禮，縣城的房子，三四萬元的“五金”，再加一輛20萬元左右的車。他最後說：“我幹嘛要結那個‘冤枉婚’？自由自在沒壓力。”另一名29歲的受訪者說：“我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幹嘛非得結婚呢。”

與退縮型不同，他們不願把失敗完全歸因於自己。他們用“自由”“輕鬆”等說法，拒絕把婚姻當作衡量男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

我把這類男性歸入“對抗型”——至少，他們用語言完成一次反擊，把“我娶不起”翻譯成“我不願意娶”。在我看來，這是個體希望重新尋回生活的掌控感。

還有一類男性，介於退縮型和對抗型之間，我後來歸結為“延遲型”。

他們不明確拒絕婚姻，而是把婚姻往後推。一名31歲的裝修工說，男人沒有那麽明確的生育年齡限製，自己不著急。父母每逢過年過節都會催婚，他甚至不想回家，也不想參加別人的婚禮，但他會對父母說：“別聽別人瞎說，我先好好賺錢，過兩年條件好了，找個能接受不買房的。”

還有人在外地打工，想試著認識外地女性，認為這樣或許可以避開本地的彩禮“行價”；有人願意降低擇偶標準，接受離異對象。

他們仍然想結婚，但不再正麵衝撞那道暫時跨不過去的門檻，而是通過拖延、跨地區擇偶和討價還價，給自己保留一點可能。

最後還有一類，和“對抗型”有點像，但他們看起來更不在意婚姻，乃至進一步構建了自己婚姻以外的人生價值，比如興趣愛好和事業發展。我把這類稱為“替代型”。

我對33歲的Z印象很深，他是大專學曆，在廊坊做倉庫管理，他對我們說，與其花幾十萬元娶媳婦，不如投資自己，參加專升本考試。

Z很健談，瘦瘦小小的，但看起來眼神很有力。有的老實的男性你好像一眼能看到他終點，但Z不是，他想法不少，給人一種挺聰明的感覺，甚至讓人覺得他未來可能挺有希望的。不過，訪談的時候，Z也隻是說要去參加專升本考試，但還沒有正式開始備考。

這四種類型，也不是四個截然分開的盒子，更像一條連續的光譜。同一個人在不同階段可能處於不同的狀態。

像Z這樣的人，當下整體人生規劃不把婚姻當重心，但也未必完全放棄婚姻。他之後要是提升學曆、改變了境遇，可能也會回過頭擁抱傳統社會對他的期待——“成家立業”。

●廣西賀州，在賀街區大鴨村，一戶村民正在為一對新人舉辦婚宴。IC photo

我第一次意識到彩禮是一個公共問題，是在2014年。那時我在荷蘭讀博士，研究農村政策。導師讓我回國做實證，我沒有田野經驗。想到賀雪峰老師（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覺得他的團隊駐村調查做得好。我就給他寫了一封郵件。第二天，他回複說，歡迎我加入。

那年夏天，我跟著團隊在陝西關中一個村住了二十多天。給我們做飯的一位村民，講起夫家三兄弟結婚的時間線。她記得，最早在零幾年，老大結婚時彩禮大約6000元；過了幾年，老二結婚漲到三四萬元；再過幾年，老三結婚已經是六到八萬元。

她當時說這個，是覺得自己結婚早吃虧了。但我看到的是，短短十來年，彩禮是一階一階在上漲。

更殘酷的是，家庭條件越差，反而越可能麵對更高的彩禮。

村裏還有一戶人家，別人家大多蓋起了兩層樓，他們隻有一層。老兩口都生病，父親坐著輪椅，母親一邊照顧他，一邊為兩個兒子發愁。一個兒子已經40歲，他們認定他必然要當“光棍”；另一個30歲，被說成“準光棍”。原本可以給兒子結婚的積蓄，被疾病消耗掉了。

對女方而言，嫁入一個條件較差的家庭，需要更多補償和保障。那對老夫妻不僅覺得愧對兒子，也要承受村裏“父母沒有本事，沒能幫孩子成家”的議論。

這些年，我在陝西、河北、北京和廣東的村莊持續觀察。在廣州駐村時，當地彩禮隻有兩三萬元。1984年，村裏的彩禮約為1000元，2009年約為9000元。如果和當地月收入相比，幾十年來大致仍是三到五個月工資。

反過來，在偏遠、就業機會少、女性持續外流的農村，男性原本就處在婚姻市場的“窪地”。家庭和個人條件越弱，越需要用更高彩禮。

這些年，國家層麵很重視高額彩禮的問題。2019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持續把治理高額彩禮放在農村工作的突出位置。

但在調研中，我也看到，治理措施很容易懸浮在鄉村生活之上。

比如，村委會把宣傳冊發下去，讓即將結婚的農戶簽一份低彩禮承諾書。農戶通常願意簽，不和村幹部發生衝突，也讓村裏完成了上級交辦的任務。但簽完以後，雙方家庭私下怎樣議價，彩禮怎樣流轉，仍然按原來的規則運行。村幹部其實也知道，但他們也不願打破村裏的平衡。於是，基層完成了程序，農戶也完成了配合，彩禮卻可能不降反升。

這並不隻是執行不力。彩禮屬於家庭和婚姻的私人領域，行政力量不可能替一個女性決定嫁給誰。城鄉差距、人口流動，這些結構性現象沒有變化，村民就會發展出新的應對方式，讓真實交易繞開紙麵規定。

我也和研究生聊這個話題。她們也大多是農村的孩子，說自己也都會要彩禮，不會要的過分，大家要多少就多少，就跟著“行價”走。但其實反過來想，現在的行價就已經很“過分”了。

也有學生表達了矛盾的想法。一方麵，她接受的教育好像是不要被傳統禮俗所束縛，女性也不能被物化，但另一方麵，她也會覺得彩禮是應該的。女性在婚姻裏往往付出更多、更早，彩禮是一種補償的形式。

我自己的婚姻是零彩禮。但做了母親之後，我也更能體會，女性在生育和照料中確實付出更多，有時候還和老公開玩笑，當初不應該沒要彩禮（笑）。

我研究這些不婚男性，也不是要否認女性在婚姻和生育中的困境。我更想說明，父權文化不隻壓在一端。它要求女性承擔生育與照料，也要求男性必須有房、有車、付得起彩禮，必須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資源充足的男性可能從中獲益，資源匱乏的男性則可能被同一套規則排除出去。

在我看來，治理高額彩禮需要改善農村青年的就業和公共服務，減輕住房、養老與生育成本，給女性更穩定的婚姻和生育保障，也給農村單身男性更多心理支持和社會融入的渠道。

更重要的是，社會應當容納多樣的人生路徑，不再把“是否結婚”當作評價一個男人有沒有本事的坐標。

農村男人們現在說“不願談”，未必沒有渴望。很多時候，把“娶不起”說成“不願談”，是他們在無法改變現實之後，為自己保留下來的最後一點體麵。這可能是弱者最後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