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神與毀神一樣容易:劍橋教授被指論文抄襲後自殺

劍橋大學參議院樓外圍欄上貼著已故教授傑森·阿爾代的照片和支持者獻上的鮮花。

2026年8月5日，傑森·阿爾代（Jason Arday）宣布，辭去劍橋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和耶穌學院院士職務。這名最年輕的黑人正教授，正深陷研究論文涉嫌抄襲和數據造假的漩渦中。

“我不再希望自己生活在持續的聚光燈下。”他說，自己的生活幾乎每一個方麵都正在接受公眾的審視和評判。

9天後，阿爾代死在倫敦南部巴特西的家中，享年41歲。警方稱他的死亡出乎意料，但排除了他殺的可能情形。彼時，距離他被劍橋大學聘用為正教授不過三年。

阿爾代的家人則認為，自從阿爾代進入劍橋大學以來，他一直被持續攻擊，他們試圖摧毀其聲譽，而最終的壓力已經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

在抄襲被曝光之前，傑森·阿爾代一直被視為一種“文化偶像”。他是一所擁有數百年曆史的精英大學推進“多元化、平等與包容（DEI）”政策時最醒目的麵孔之一。據阿爾代自己描述，他3歲確診自閉症，11歲才開始說話、18歲學會讀寫，最終憑借個人努力，獲得博士學位，博士畢業6年後便被英國最高學府聘為教授。

而到了生命最後幾個月，他又成了另一種故事的主角——圍繞學術誠信、個人履曆和大學招聘標準、DEI政策的爭議，把他推向了英國文化戰爭的中心，在他去世後，這些爭論依舊沒有停止。

英國首相安迪·伯納姆（Andy Burnham）8月15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阿爾代的去世“在許多層麵上都是一場悲劇”，並稱應該反思“事情究竟是怎樣發展到這一步的”。

英國倫敦，劍橋大學前教授傑森·阿爾代的回憶錄《偉大而不幸的事》在一家書店展出。

文化偶像、天才，還是騙子？

他是一個奇跡——至少在阿爾代自己的講述中。

阿爾代曾在不同的場合反複講述過童年經曆：1985年，阿爾代出生於倫敦南部一個工薪階層社區，父母是來自加納的移民。他在幼年被診斷為自閉症、發育遲緩和閱讀障礙，11歲以前能夠理解語言，卻無法開口說話，直到18歲才學會閱讀。在一名體育教師的鼓勵下，他成為了體育教師，重新回到教育體係中。此後，阿爾代獲得了兩個碩士學位，並取得教育學博士學位。

2018年，阿爾代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論文。同年，他獲得羅漢普頓大學高級講師職位，隨後前往杜倫大學，擔任社會學副教授。2021年，阿爾代成為格拉斯哥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社會學教授，當時的他已經是英國最年輕的教授之一。

他所做的慈善事業同樣堪稱壯舉：在阿爾代的自述中，他為了幫助兒童慈善機構籌集資金，在35天內跑了30場馬拉鬆，其中最後九場是在癲癇發作、腓骨骨折的情況下完成，他還曾在6天內跑了600英裏，即965公裏——在這個數字被廣泛質疑後，他又改口為12天跑完600英裏——為80多個慈善機構籌集了550萬英鎊。

2023年，劍橋大學向他打開了大門。37歲的阿爾代被任命為教育社會學教授，成為劍橋最年輕的黑人教授。

然而，阿爾代的學術能力很快就遭到了質疑。兩名英國學者曾向劍橋方麵提出疑問，認為阿爾代的部分論文與他人作品高度相似；2025年9月，《泰晤士高等教育》的記者傑克·格羅夫則發現其博士論文中有100多處段落與另一名研究者於2009年完成的論文研究數據相同或高度相似。

當格羅夫整理出一份63頁的證據報告，向阿爾代發郵件，請他就有關其博士論文抄襲的指控作出回應之後，阿爾代並沒有回複，轉而以“人身攻擊與騷擾”為由，聘請英國頂尖誹謗訴訟律師事務所，將格羅夫告上了法庭，《泰晤士高等教育》最終沒有刊發相關報道。

“我認為，這些都是完全有正當理由向阿爾代提出的問題——尤其是關於他早期論文的質疑，因為這些論文構成了他在短短六年間從博士生一路晉升為教授的學術基礎。”在一篇回顧他與阿爾代交涉的文章中，格羅夫這樣說道。

格羅夫也曾向劍橋大學以及授予阿爾代博士學位的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提交了總計97頁的證據，請求它們展開調查。劍橋大學稱，調查應由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進行；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則調查之後，認定阿爾代不構成抄襲。

在格羅夫首次向阿爾代提出質疑的9個月後，曾因發表種族歧視言論而被劍橋大學開除的研究者內森·科夫納斯在其博客上發布文章，對阿爾代的論文進行文本比對。這引發了英國學術界以及大眾的廣泛關注，阿爾代過去發表的論文、學術任職、慈善募款和耐力跑經曆開始被逐項質疑。

一些媒體發現，他過去公開講述的部分經曆難以得到獨立證實。他曾經講述自己完成極限長跑、為慈善籌集巨額資金；後來他解釋，自己確實參加過這些活動，但部分籌款來自一個約100人的團隊，而不是由他一個人完成。

也有阿爾代曾經的同學向媒體表示，他關於童年時期“直到11歲都不會說話”的說法與他們記憶中的情況並不一致。醫學和語言發展領域的專家也表示，這樣的經曆極其罕見。

“這在英語的學術界是個大新聞。”

施笛聞（Nashef Stephen）是來自英國的翻譯家、詩人，目前在四川大學任教。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最初得知這個新聞是在回英國的旅程中。他的朋友跟他聊起此事，談到阿爾代的自傳中那些略顯荒誕的細節時，朋友展現出英國人的幽默，“居然真有出版社和大學相信”。

直到去世，阿爾代自始至終否認自己是學術欺詐者。

他承認自己的早期研究存在錯誤，並認為其中一些問題與自己的神經多樣性、早期學術訓練不足以及信息處理方式有關。他說，自己願意為犯下的錯誤負責，但不能接受被描述為一個“騙子”或者“幻想家”。

英國倫敦，特拉法加廣場舉行傑森·阿爾代守夜活動。

當個體成為文化戰爭的燃料

阿爾代去世後，整個事件很快就脫離了關於阿爾代本人學術誠信的討論，變成了高度政治化的文化戰爭。

“其他大學老師也可能存在類似學術不端的情況，為什麽隻有阿爾代成了新聞？”

在施笛聞看來，或許正因為阿爾代身上有著有色人種、自閉譜係障礙、貧困家庭出身等眾多標簽，是用來宣揚或者批判DEI政策的完美素材。

在支持者眼中，阿爾代這樣的一名學者最終能夠進入劍橋，本身就是打破英國精英教育壁壘的象征。對他們來說，圍繞阿爾代的猛烈攻擊，很難與英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種族偏見完全分開。

但在阿爾代的批評者看來，媒體和學界對他的審視，本質上仍然屬於公共人物應當承擔的正常監督：如果劍橋為了實現種族多元化，而在招聘過程中降低了原本應當堅持的學術標準，那麽阿爾代事件暴露的就不隻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整套製度的問題。

科夫納斯甚至宣稱，“在一個不考慮膚色的製度下，黑人幾乎會從體育和娛樂業之外的所有高知名度職位中消失。”英國右翼評論人士則把矛頭直指DEI政策，甚至公開諷刺劍橋“喝下了DEI的迷魂湯（D.E.I. Kool-Aid）”。

英國記者內斯林·馬利克認為，目前英國DEI政策的推行確實存在諸多問題：許多結構性的困境被壓縮成“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仿佛《Vogue》封麵出現更多黑人就能解決問題”。然而，事實上，在大學入學、職場招聘、選拔、提升等諸多環節，依舊有著大量結構性的不公存在。

“在事態發展過程中，許多現實已經被扭曲，這個故事被簡化成了這樣一種敘事：黑人及其輕信的支持者製造了一個癡迷於身份認同，卻犧牲質量和公平的社會。”馬利克說道，“我們應該謹慎，不要急於從阿爾代的故事中得出宏大的結論，最終又編造出另一個謊言。”

酈菁是中山大學曆史學係副教授，在她看來，“需要首先澄清的是，DEI政策、比例製的安排，本身是有用的。首先要讓少數群體能夠進入牌桌，才有促進他們的發展、促進社會公平和公正的可能性。”酈菁說，“在新的製度設立之後，總會有人鑽空子，這是製度設立的成本，但從更長遠的收益來看，這樣的製度有助於建立更多元的社會價值，也需要持續地評估和修正。”

在施笛聞看來，將所有問題歸咎於DEI政策，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說辭。更深層次的問題或許在於，英國的大學正在“衰落”。在以前，大學的主要任務是精進學術，但教育機構日益市場化，政府資金越來越少流向高校，高校不得不將留學生視為重要的收入來源，宣傳自己的“多元化”便是獲得留學生青睞的方式。

“（英國）高校越來越像一個以利潤為目標的私營公司，教學和研究不再是最重要的任務，這會改變整個大學的生態。”施笛聞說。

酈菁提到，自1980年代起，新自由主義浪潮在全球範圍內興起，科研機構也受此裹挾。是否得到市場的認可，成為判斷一項學術研究是否有價值的標尺，來自學術共同體內部的價值感也越來越低。研究者需要被迫思考“我做的研究，能帶來什麽外部的價值”，高校也需要製造“學術明星”來提高學校排名、擴大聲譽。

這種變化並不隻發生在高校之內，它也與更廣泛的文化生產邏輯相互呼應。學術、媒體、出版社需要快速造神，將一個人的學術成就包裝成具有傳播性的公共形象，再迅速將這種影響力轉化為流量、聲譽乃至商業價值。在這樣的運作邏輯中，學者首先被看見的往往不再是其漫長而具體的學術工作，而是作為“學術明星”所能產生的傳播效應；當這個身份被反複消費之後，其學術能力與價值也會被消耗殆盡。

另一方麵，酈菁認為，麵對學術不端，將注意力集中在對涉事個人的公開批判上，或許能夠形成短期的輿論震蕩，卻很難觸及問題真正發生的機製。比起單純追究一個人的責任，學界或許更需要討論的是，麵對抄襲等學術不端行為，究竟應該建立怎樣的調查、懲戒與糾錯機製，“如何處理抄襲行為，還需要有更多的公共討論”。

阿爾代去世後，倫敦特拉法加廣場舉行了悼念活動。得知此事後，施笛聞的那位本來嘲笑阿爾代的朋友，愧疚地對施笛聞說，“我們應該去參加他的追悼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