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歲當實習律師、考證，他們為何退而不休？

在當前低齡老年人中，一部分人選擇繼續就業並非出於經濟壓力，而是希望通過工作保持與社會的聯結，實現個人價值。這種“退而不休”的現象，正在成為中國社會的新常態之一

61歲這一年，薛前光成為一名實習律師。8月初，他又通過部分專利代理師資格考試，計劃將來律師執業專攻知識產權領域。此前，他在一家科研院所工作了30餘年，前半生專攻一業。

到了退休的點兒，薛前光另辟新業，轉身紮進法律的新世界，備考兩個多月後一次通過司法考試，一些熟人聽說他的跨行轉型後不免“驚奇”。上學時埋頭讀書，勤懇工作半生，退休後在家安享晚年，這是過去幾十年很多人固守的“三段式人生”模式。

對薛前光來說，年齡的時鍾好像失靈了，他從未把自己劃入退休老人的行列，目前也不曾有停歇下來享受清閑的規劃。他說，“幹了半輩子的工作到點了，那換一個事情幹嘛，一生當中多體會一個行業，也挺有意思。”

如今，傳統的退休模式正在悄然分化。截至2025年末，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3.2338億，占總人口比重為23%。據學者預測，目前退休後仍在工作的超齡勞動者規模在8700萬人至1.2億人之間。

在這些退而不休的老人中，一些人將退休視為新的職業起點，或挑戰新的賽道，或發揮個人興趣，把工作當作樂趣，也有人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繼續勞作。這些生於60年代“嬰兒潮”時期的老人，近年來正在大規模退出職場，但因此前的教育和技能經驗、子女晚婚晚育、財富積累、身體康健等因素，讓他們在選擇是否退而不休時，多了一些可能性。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毛宇飛對《財經》指出，關於職業生涯與退休關係的傳統觀念亟需更新，退休不再意味著社會參與的終結，在更大程度上可被視為人生“第二賽道”的起點。“這一趨勢對政策製定者及全社會提出了觀念更新的現實要求。老年人不僅僅是養老服務的對象，還應充分認識他們本身所蘊含的經驗資本、社會資本和消費資本。”

不想退出職場，他們去考證

薛前光的家裏，留著女兒多年前的高中課本，家人總提議扔了，他卻想著哪天自己拿起來讀。幾年前，他就在心裏琢磨，退休後重新高考，選讀中醫專業，這個行業對大齡友好。或者輔導學生數理化，那些知識點和解題思路他還能信手拈來。當個運動健身博主也不錯，最近幾年他隔一天跑一次10公裏。

退休後的種種去路，時常在他腦子裏“冒一冒”。對薛前光來說，這些事兒都不難，也不用花太多精力，他有信心考上一所知名的中醫藥大學。他總覺得自己離退休“歇著”還差得遠：身體硬朗，精神頭也足，對當下流行的人工智能、社交媒體上熱議的話題都饒有興趣，遇到不了解的信息主動查尋。“突然讓我什麽都不幹，腦子根本轉不過來，”他告訴《財經》，“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是個老年人。”

這些想法還未落地，被司法考試“截胡”。去年年中，薛前光在讀博士的女兒發現科技與法律有交叉，特別是在知識產權領域，便鼓動他報考法考。薛前光沒有係統學過法律，不過他有些零散的興趣，還有三次訴訟維權的經曆。他獨自寫訴狀、收集證據、上法庭，靠著自己摸索和快速學習，找準對方漏洞，三次訴訟都獲得較滿意的結果。

2025年6月30日，法考報名最後一天，薛前光提交了報名信息。此後兩個多月，他通過刷題和看解析備考，一次通過考試。拿到法律職業資格證書後，2026年4月，薛前光進入律所成為一名實習律師。

在學習律師實務的同時，薛前光專注於多方麵提升自己。他從同行那裏得知，手握專利代理師證書，對以後執業代理知識產權領域的案件會有幫助，決定一邊實習，一邊衝刺挑戰專利代理師資格考試。5月底準備報名時，留給他的備考時間隻剩下43天。8月初，薛前光查詢考試成績，法律知識部分通過，代理實務部分未過。他倒不氣餒，打算明年再考。

63歲的趙靈（化名），退休12年，卻從沒覺得自己“退”了。每天早上8點多，趙靈在家打開電腦，進入遠程工作狀態。做財務報表、回複郵件，參加在線會議，跟客戶和負責人打電話溝通等，一般忙碌到11點左右。趙靈做財務工作，月底月初和季末年末時會更忙碌一些，她早已習慣這種節奏。午飯後休息，晚上趙靈便去健身房跳操、遊泳、打拳擊或上杠鈴課，一周運動四五次，強度比許多年輕人還大。

退休後，趙靈反而得到了更多自由。她找到了自己的舒適狀態，生活裏有50%-80%時間的放鬆和持續學習，其餘時間繼續工作“有點事幹”。趙靈早就持有注冊會計師資格證，為了更好地了解和服務金融證券基金行業，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她在58歲時又考取了基金從業資格證。

這在旁人看來不免有些“折騰”，趙靈倒樂在其中。增加收入不是她的主要目標，她每月有體麵的養老金，在北京還有閑置的房子出租，經濟上沒有壓力。趙靈對《財經》說，“我不喜歡早上一睜眼什麽事兒都沒有，就圍著一日三餐轉，那樣太沒意思，早晚會用盡廢退。”

在人口老齡化、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的趨勢下，越來越多的銀發打工人有再就業的意願。此前，前程無憂曾發布《2022老齡群體退休再就業調研報告》，調研顯示68%的老齡群體在退休後有強烈的就業意願，其中46.7%老年人重返就業市場為尋求個人和社會價值，19%求職者希望發揮一技之長，繼續追求職業發展。

為適應這種趨勢，今年5月25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五部門對外發布《超齡勞動者基本權益保障暫行規定》，規定用人單位招用超齡勞動者，應當根據超齡勞動者的知識、技能、經驗等，提供適合超齡勞動者的就業崗位。同時，鼓勵人力資源服務機構為有就業意願的超齡勞動者提供就業服務。

對此，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委員會專家委員沈建峰對《財經》表示，該暫行規定，覆蓋工傷、工資、社保、維權、休假等領域，在現行法律的總體製度框架下，明確超齡勞動者基本的勞動權益，並明確相關權益保護的具體規則。在基本的權益保障基礎上給當事人自主安排留有空間。比如，暫行規定明確的最低工資、關於加班的規定等，事關超齡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保障，在此基礎上，對於一些有更強的市場博弈能力的超齡勞動者，又給予當事人合意自由安排的空間。

沈建峰表示，根據相關測算，“目前超齡勞動者規模在8700萬人至1.2億人之間”。

退休後，能做什麽工作

去年底，薛前光開啟求職之路，他需要找到招聘實習律師的律所。按照規定，在律師事務所實習滿一年，並經律師協會考核合格後，方能申請律師執業。

前後聯係了五六家律所，薛前光得到的回複並不樂觀。薛前光回憶，有的律所直接表示他年齡偏大，有的委婉提醒工作量比較大，“您看您這個年齡能不能承受得了這個強度”。還有律所直言，以他的資曆給人打下手“不合適”，他目前又不能獨立辦案，比較尷尬，有的律所幹脆不予回複。

直到薛前光在社交媒體看到一則招聘帖子，要求年齡最好28歲以上，“上不封頂”，但希望學習能力強。薛前光抱著試一試的態度，聯係對方。

這則招聘，來自北京禦執律師事務所負責人井琛雅。井琛雅對《財經》表示，看到薛前光的工作經曆和研究生學曆，這讓她對薛前光的學習和工作能力“心中有了底兒”。薛前光還特意提到他雖然到齡退休，但身體素質不比四五十歲的人差。當時，井琛雅招聘的是律師助理，幫助她承擔一些輔助性的法律業務和事務性工作，並非實習律師。但看了薛前光發來的信息，她決定先約來麵談。

麵談時，薛前光很快感受到被尊重、包容和默契，而非可能遷就年齡的工作機會。

薛前光稱，井琛雅坦誠告訴他，寄快遞、打印材料這些瑣碎雜務，不需要他做，他有自己的長處——30多年科研工作打磨出的嚴謹思維和工作方法。井琛雅同樣建議薛前光，將來專攻專利等知識產權領域。井琛雅推崇的律所氛圍，是每個律師都有各自精進的業務專長，一旦遇到需要聯手的案件，又能高效協作。這種理念，深得薛前光認同。今年4月，薛前光拿到資格證後，正式進入這家律所實習。

井琛雅表示，薛前光的年齡雖然是他的一個標簽，“但在我這兒，他的年齡代表的是資曆，不是負資產”。

作為資深的財務人員，趙靈最忙時同時服務八個企業主，兼任客戶旗下多家公司的財務。她的客戶，有私募基金公司，還有元宇宙、民營火箭等新業態公司，這讓她能跟上當前中國經濟的脈動。為了掌握一些公司的業務動態與風險，她還經常參加服務公司的周會。

關於超齡老人再就業，毛宇飛對《財經》表示，當前我國低齡老年群體的就業形態不再是零散化、邊緣化的傳統特征，而是逐步形成一定規模、具備相應結構，並展現出若幹顯著的發展趨勢。首先，低齡老年人的就業意願顯著增強。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和經濟社會的穩步發展，人均預期壽命延長，健康水平提升，使得60歲至65歲乃至70歲以下的老年人，在身體機能和認知能力方麵仍保持較好狀態。低齡老年人的就業形態呈現高度的靈活性，從業領域主要集中於餐飲服務、社區安保、保潔綠化、家政護理等服務性行業。當前平台經濟的發展，適配老年人就業特征的零工崗位逐步湧現，為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提供了更便捷的途徑。

毛宇飛指出，低齡老年群體的就業結構呈現明顯的分層特征。具有高學曆、高技能背景的專業人才，在技術、管理、醫療、教育等領域繼續發揮專長，具有較強的職業競爭力。絕大多數普通老年勞動者，主要依賴體力或基礎性服務技能進入勞動力市場，麵臨更為激烈的競爭和更大的就業難度。“這兩類群體在就業質量、收入水平及權益保障等方麵的差異較為顯著，值得在未來政策製定和社會關注中給予更多重視。”

超齡老人的就業分層特征在數據中亦有體現。查詢《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24》發現，在城鎮就業人員中，不論是超齡男性或超齡女性勞動者，從事最多的是農、林、牧、漁業，其中60歲-64歲的男性占比11.9%，65歲以上男性占比是28.4%。60歲-64歲的女性占比13.1%，65歲以上女性占比25.5%。其次，是從事生產製造、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超齡勞動者從事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最低，60歲-64歲的男性占比1.3%，65歲以上男性占比0.9%，超齡女性勞動者成為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更低，60歲-64歲女性和65歲以上女性分別占比0.4%和0.3%。

他們為何退而不休

因為年齡等因素，老人們逐漸退出勞動力市場，也有一些老人“退而不休”。

不少超齡老人，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仍有意願繼續工作。很多農村老人出於經濟壓力，選擇繼續勞作（相關報道參考《財經》：中國第一代農民工，還在打工）。也有一些老人，到了法定退休年齡後，工作的動力並不主要是謀求經濟收入，而是從中找到價值感。

通過調研和研究，毛宇飛發現，當前低齡老年人中，一部分人選擇繼續就業並非出於經濟壓力，“他們更希望通過工作保持與社會的聯結，實現個人價值。這種‘退而不休’的現象，正在成為我國社會的一種新常態”。

薛前光關於退休後的種種設想，考慮的首要因素都不是增加收入。養老金之外，他還在老本行做專家評審工作。他更希望充實人生，“看看還能做點什麽事情，對別人有益有利，潛意識是希望繼續為社會服務”。

成為實習律師後，有熟人和社交媒體上的陌生人找到薛前光，谘詢一些法律糾紛。薛前光都會認真回複，遇到複雜棘手的問題，他主動查找資料並向同行律師請教。他做這些，出於熱心，並沒有發展成自己案源的私心。薛前光坦承，和年輕人不同，他沒有養家糊口的壓力。將來獨立執業後，他還想著為他人提供一些法律援助服務。

薛前光說，他那一代人，成長中受到的教育和社會氛圍，整體上更強調公心和集體利益，通過日積月累的熏陶，這在一部分人身上形成了較深的烙印。“人活著得到別人的認可，給別人提供幫助，自己也會感到滿足。”

薛前光和趙靈都出生於60年代中期，正值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這次“嬰兒潮”期間出生的人們，又恰逢趕上恢複高考、改革開放、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子女、互聯網興起等節點，他們經曆了社會的深刻變革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

在趙靈看來，這些宏觀的變化是直觀而切實的。她經曆過幼年的物資匱乏，60多年過去，經濟的變化可謂“翻天覆地”。社會在變，她的個人故事隨之跟著變動。

趙靈稱，她是早年老家街巷方圓一兩公裏內唯一一名考上大學的女生。考慮到大學讀的曆史專業，就業方向不理想，她又通過自學考試獲取會計本科學曆，隨後還取得會計師資格證書。90年代中後期，外資企業紛紛進駐中國，趙靈得以進入一家外企工作。在外企工作近20年，趙靈做到財務總監。這些經曆讓她攢下一些積蓄，同時視野更加寬闊，她因持續學習受益，並將之視為人生進取的路徑。

近幾年，人口規模較大的60後，相繼退出勞動力市場。像薛前光和趙靈這樣的低齡老人，接受過較高的教育，有技術在身或者學習能力強的專業人員，有一定積蓄和養老金待遇，子女晚婚晚育或者子女選擇小家庭化，讓他們更能從容選擇“退而不休”。

老年人不僅僅是養老服務對象

在薛前光的社交媒體上，他偶爾簡單分享自己成為實習律師、在備考專利代理師資格證。有網友看到後，評價很“勵誌”，“就需要這種鼓舞人心的精神支撐”，也有人點評“搶年輕人的飯碗”。

對於老年人再就業是否擠壓青年人就業機會的擔心，毛宇飛認為，前提在於兩個群體競爭的工作崗位和內容具有高度同質性，且彼此具有可替代性。而現實中，老年人與青年勞動力的就業方向存在明顯差異。多項研究表明，老年人就業率的提升往往伴隨青年就業率的同步上升，根本原因在於老年人在經驗密集型崗位上具有比較優勢，青年人則在新技術、新工具應用方麵具備更強適應能力，二者之間更多表現為互補關係，而非替代關係。

這幾個月的工作接觸，井琛雅發現，薛前光看材料的能力較強，能快速抓住案件的重點和突破口。共同商討案件時，薛前光結合閱曆和豐富的社會實踐，對案件的方向和策略把握較為成熟。這是一般年輕律師不擅長的，“我們律所團隊偏年輕，合夥人都是80後，正好能夠互補。”

薛前光認識到自己沒有經過係統的科班培訓，文書書寫能力等需要提升，他清楚自己的優勢和不足。因此，他樂意向年輕律師請教，或者與年輕律師合作，他不想成為“全能型選手”。在他看來，老年人到齡退休後繼續工作，增加了勞動力供給和服務，並通過消費和經濟上幫扶子女回饋社會。

趙靈的客戶多是通過人脈積累或老客戶介紹，她會挑選業務，“並不是什麽錢都掙”。與兒子的小家庭保持邊界的同時，她會在經濟上幫助兒子“減輕年輕人的負擔”。

毛宇飛認為，老年人再就業直接增加了勞動力市場的有效供給，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因人口結構變化可能引發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尤其是在那些依賴經驗積累、工作耐心和崗位穩定性的領域，具備高學曆或豐富從業經曆的老年人具有天然優勢。此外，這一趨勢有助於提升社會整體的勞動參與率，降低撫養比，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社會保障體係的支付壓力。在消費者維度，再就業所獲得的收入將直接轉化為消費能力，尤其有助於推動養老、健康、旅遊、文化等服務型產業的消費增長。這種消費擴張不僅提升老年人自身的生活質量，也拉動了內需，為社會創造更多新的就業崗位。因此，積極開發老年人力資源，既有利於穩定勞動力供給，又有利於激活內部需求，具有雙向促進效應。

《超齡勞動者基本權益保障暫行規定》發布後，薛前光關注到來自政策層麵的支持，並認為其中有關工傷待遇的規定，解決了超齡老人再就業的後顧之憂。

毛宇飛指出，以往形成的“上學—工作—退休”三段式人生路徑，本質上是基於過去相對固定的壽命預期和產業形態而構建的。然而，在當前社會背景下，一位60歲退休的老年人可能仍擁有20年甚至更長的健康期，這為其人生發展提供了多階段、多樣化選擇的可能性。退休不再意味著社會參與的終結，在更大程度上可被視為人生“第二賽道”的起點。許多老年人開始利用退休後的時間，探索年輕時無暇顧及的興趣愛好，甚至將其發展為新的職業方向。為適應這一趨勢，政策製定者及全社會應充分認識到，老年人所蘊含的經驗資本、社會資本和消費資本。麵向未來，勞動就業政策、教育培訓體係乃至城市公共設施，均應逐步向全齡友好的方向轉型，支持人們在不同的年齡階段，找到適合自身發展、富有意義與價值的職業路徑和生活方式。

對此，毛宇飛建議，鼓勵企業設立適老化崗位、探索“師帶徒”技能傳承模式等，相關部門構建專門的老齡人才信息服務平台。完善企業雇傭老年勞動力的補貼與保險機製。對於聘用超齡勞動者的企業，政府可考慮提供社保補貼或稅費減免，以更好覆蓋可能發生的工傷風險。盡快出台專門針對超齡勞動者的工傷保險實施細則，從根本上消除企業用工的後顧之憂。針對低技能老年群體，充分發揮社區與街道的橋梁作用，有效對接零散用工需求與有就業意願的老年人。大規模開展針對性技能培訓，“尤其是麵向低學曆老年群體，培訓聚焦數字化工具使用、基礎服務禮儀、安全防護等實用技能，切實提高其市場適應能力和就業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