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因病醫治無效在京逝世，享年98歲

據官媒新華社周三報導，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因病醫治無效，於2026年8月12日11時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官方訃告稱，朱鎔基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

中國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

訃告寫道：“朱鎔基同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務院總理期間，我國正處於從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變的關鍵時期。在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他主持了財稅體製改革，全麵實施以公平稅負和簡化稅製為核心的重大稅製改革，實行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基礎上的分稅製財政體製，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他積極推進金融體製改革，進一步規範中央銀行職能，深化商業銀行、外匯製度、證券期貨市場等改革，推動建立全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管理的金融市場體係。他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加快現代企業製度建設，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改組國有企業，強調必須千方百計促進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加強社會保障體係建設”。

訃告補充道：“他推進住房製度改革，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體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係。他持續深化糧食流通體製改革，推行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餘糧、國有糧食購銷企業順價銷售、糧食收購資金實行封閉運行，逐步放開主銷區糧食收購市場和價格。他還主持實施社會保障體製、醫藥衛生體製、投融資體製等一係列重大改革，推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艱苦談判，促進對外開放向廣度和深度拓展。朱鎔基同誌對人民群眾飽含深情，強調政府工作人員要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於說真話，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強烈的責任擔當主動挑重擔子、啃硬骨頭，全力推進為人民群眾辦實事”。

訃告稱：“2003年3月，朱鎔基同誌不再擔任國務院總理職務。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以後，他堅決擁護和支持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決擁護和支持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一直關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堅定支持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

這一由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全國政協聯合發布的訃告寫道：“朱鎔基同誌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輝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一生。他的逝世，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優良作風，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全麵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定信心、同心同德，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麵推進強國建設、民族複興偉業而團結奮鬥”。

值得一提的是，由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發行的《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一書中收錄了1988年4月25日，當時的市長候選人朱鎔基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在《講話》中，他介紹了自己的個人經曆。

朱鎔基在講話中談到：“第一，簡曆。我參加革命的時間比較晚，經曆比較簡單。我1928年10月出生於長沙，中學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畢業於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華大學，念電機係。入大學後就參加了學生運動，1948年冬天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分配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劃處，擔任生產計劃室副主任。當時的計劃處處長先是柴樹藩同誌，後是袁寶華同誌。1952年東北人民政府撤銷後，我隨馬洪、安誌文等同誌到了國家計委，這時是1952年11月。在國家計委一開始是管電，1954年到工業綜合局負責綜合處工作，之後我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張璽同誌的秘書”。

朱鎔基說：“後來由於張璽同誌患癌症，我同時就兼任了國家計委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負責人，直到1957年，趕上了‘大鳴大放’、反右派。在‘大鳴大放’的時候，同誌們說，你是黨組領導的秘書，你不跟黨組提意見那誰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裏麵講了3分鍾，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覺得我的意見提得不錯，到10月份以後就說你這個意見要重新考慮，到1958年1月就把我劃為右派了。但是對我的處理還是非常寬的，我想是因為國家計委的領導和同誌們對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銷副處長職務、行政降兩級、開除黨籍之後，還繼續留在國家計委工作。在開始的一兩年，我擔任國家計委老幹部的業餘教員，教數理化，後來恢複我的工作，在國家計委國民經濟綜合局工業處工作”。

朱鎔基表示：“我非常感謝國家計委黨組織對我的關懷，始終沒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繼續為黨工作的機會。‘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在國家計委農場勞動了五年，這五年對我是極大的教育。盡管我們還是國家計委的幹部，在一個集體農場，但終究是在農村，所以對農村的了解、對勞動的體會還是不少的。這五年，我什麽都幹過，種過小麥、水稻、棉花，放過牛、放過羊、養過豬，當過炊事員。1975年後，我回到了北京，當時我的關係還在國家計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電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帶了一支徒工隊伍，從爬電線杆開始培訓，一直到能安裝22 萬伏的高壓線和11萬伏的變電站。這一段有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對我也是極大的教育，使我有一點基層工作的經驗”。

朱鎔基說，“到1978年，馬洪同誌要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糾正了錯劃我右派的問題，同時恢複了我的黨籍，恢複了我的職務。這個時候是袁寶華同誌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康世恩同誌擔任主任，要我回國家經委，因為國家經委實際上是從國家計委分出去的。1982年新的國家經委成立後，我開始擔任經委委員兼技術改造局局長，1983年擔任經委副主任，1985年擔任黨組副書記、常務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來了。這就是我簡單的經曆”。

談到政績時，朱鎔基說：“這個是難以啟齒，不好說啊！當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間，盡管在1957年以後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麵組織上對我的評價還是不錯的。我自己的特點、我的信條就是獨立思考，我心裏是怎麽想的，我認為就應該怎麽講。我是一個孤兒，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沒有見過我的父親，我也沒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黨，覺得黨就是我的母親，我是全心全意地把黨當作我的母親的。所以我講什麽話都沒有顧忌，隻要是認為有利於黨的事情我就要講，即使錯誤地處理了我，我也不計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恢複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時也可以說是煥發了我的政治青春，我還是相信我們的黨總是要正確地處理的。如果說我就是有這麽一個特點吧，或者說我是力求這麽做的”。

在談到自我評價時，朱鎔基說：“自我評價。我覺得作為上海市長我不是最佳人選，我有很多缺點，在很多方麵比我的幾位前任，特別是比江澤民同誌差得很遠。我講三條：第一條，我隻有領導機關的工作經驗，沒有基層工作的經驗。剛才講了我25年在國家計委、10年在國家經委工作，基層工作經驗就是在管道局很短的一段時間，既沒有當過廠長，也沒有當過區縣的領導。江澤民同誌很早就當廠長，而且是大廠的廠長。我也不是從農村基層上來的，對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這是我很大的一個弱點，今後恐怕在這些方麵還要犯一些決策的錯誤”。

朱鎔基說，“第二條，我隻有中央工作的經驗，沒有地方工作的經驗。我沒有在地方工作過，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來了後，這三個月的白頭發比什麽時候都多。江澤民同誌預言一年之內我的頭發全部變白，這是他的體會，我已經感受到了。工作確實是複雜，確實是難做，所以江澤民同誌經常講他的神經處於緊張狀態，我現在也體會到了”。

朱鎔基說：“第三條，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領導者的涵養，幹工作急於求成，對下麵幹部要求過急、批評過嚴。這一點我應該向江澤民同誌好好學習。宋平同誌在我來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談話，他說你要求幹部嚴格不是你的缺點，但是你批評人家的時候不要傷人，說話不要太尖刻。這些都是語重心長的話。說到我的缺點時，他說你應該學習周總理，批評同誌後讓人感到你應該批評，覺得是你對人家的關心。我確實是缺少領導者這樣的一種品質，但我希望同誌們監督我改正。說老實話，江山易改，稟性難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