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8日

布魯內拉·蒂皮斯馬納報道，發自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和俄克拉荷馬州

我以為自己了解貧困是什麽樣子。我成長於秘魯利馬的一個工人階級社區，我的父母以前都是農業工人，他們還記得住在茅草屋裏的生活。所以，當我驅車穿過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和俄克拉荷馬州，遇到一些生活在全美最貧困地區的美國人時，我的第一反應卻讓我感到羞愧。

我們遇到的這些窮人開著汽車，住在有空調的房子裏，擁有洗衣機，用電子福利卡購買食品雜貨。我很難對他們的處境感同身受：他們給我的感覺與其說是利馬的鄰居，不如說是秘魯舒適的中產階級。

然而，隨著我們1000英裏的公路旅行繼續進行，我遇到的人們和他們講述的故事讓我確信，他們的貧困比表麵看起來要複雜得多：去工業化城鎮的年輕人告訴我們，他們感到被時代拋棄，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恐懼；阿肯色州的一位婦女試圖用每小時13.40美元的收入養活六個孩子；肯塔基州東部的一位祖母告訴我，在她的城鎮裏，找不到一個家庭的生活沒有受到毒癮的影響——當我們開車經過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馬州類似的城鎮時，我一次又一次地聽到這種說法。

我遇到的美國人經濟狀況比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同齡人要好。但任何經曆過貧困的人都知道，貧困遠不止金錢那麽簡單。我遇到的許多美國工薪階層都飽受毒癮、孤獨和蔑視的困擾，而我家鄉的窮人往往不會麵臨這些問題。

在這個國家，我首先感受到的貧困問題，是它與毒品泛濫的緊密聯係。雖然拉丁美洲承擔了毒品生產帶來的社會成本——例如販毒集團的暴力和腐敗——但美國承受著毒品消費造成的人道主義代價，其規模之大，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難以想象。2023年，美國的吸毒過量死亡率位居世界第一。

而承受這場危機致命代價的，絕大多數是美國貧困的工薪階層。

在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市，我遇到了28歲的德魯·梅，她性格隨和。她說，她家四代女性都曾經曆過少女懷孕、毒癮、精神疾病和性暴力，很快，這些悲劇也開始在她身上重演。5歲時，她就開始自己拔牙、自殘；7歲時，她因醫生懷疑的精神疾病住院治療。

“我想要的是關心我、傾聽我的人，”她說，“我在吸毒圈子裏找到了這種人。”她告訴我，她13歲就開始吸食冰毒。在學校裏，她曾是天才班的學生，但很快就輟學離家出走。

19歲時，她和伴侶開始參與破壞公物。“我們感覺自己被時代拋棄了，”她說，他們想發泄心中的不滿，即使他們並沒有針對任何人。“我個人並沒有什麽堅定的信仰，”她補充道，“我隻是想參與其中，享受混亂。”

我在美國看到的貧困景象中，第二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它會帶來難以置信的孤獨感。我們遇到的許多人都與親戚斷絕了聯係，隻能自謀生路。這種情感上的疏離感因地理上的距離而加劇：家與教堂、超市或其他住所之間往往相隔甚遠，而且出行既昂貴又費力。

這與我成長的地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無論從地理密度還是人際關係密度來看都是如此。我的生活就像一個龐大關係網中的一個節點，裏麵有姑姑、表兄弟姐妹、遠房表親以及朋友的朋友。我的父母至今還會提起那些鄰居，在他們家沒錢沒糧的幾周裏，鄰居們會給他們一袋燕麥。當我們的社會機構失靈時，我們的社區就扮演了社會保險的角色——雖然隻是國家能力的微弱替代品，但終究是一種替代品。

德魯·梅和她的兄弟、兒子在他們位於塔爾薩的家中廚房裏。

美國的製度比秘魯擁有更多的資源，盡管美國的福利製度比其他富裕國家要薄弱，而且現任政府還在進一步削弱它。但是，階級團結和社區結構可以減輕貧困帶來的痛苦，而那些不得不生活在缺乏這些保障之下的美國人最終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孤立和恐懼。

美國關於自身的敘事方式可能會滋生對窮人的蔑視。在舊金山的一次七月四日派對上，我向一位撰寫全球發展文章的朋友提到了這個報道項目。據他所說，原因很簡單：美國的“人才發現機製”如此高效，以至於人們隻有在咎由自取的情況下才會一直貧窮下去。

他的評論印證了我此行早些時候的疑慮。盡管我和朋友看待這個問題的角度截然不同，但本質上我們都在問：美國的貧困究竟有多真實？他的論述不過是對美國“人人皆可成功，因為努力和才能會得到回報”這一承諾的機械式複述。這種思維方式使得像我這樣的故事——我曾經貧窮，後來來到美國，現在不再貧窮——能夠博得同情。它將少數幸運兒的經曆變成了佐證美國勵誌故事的經典例證。

然而，盡管我親身經曆了精英製度的成功，但也目睹了精英製度失敗的種種案例，以及努力如何輕易地被運氣和環境所抵消——這兩種力量尤其會打擊那些沒有第二次機會的人。我們最終可能會把責任歸咎於人們的不幸遭遇。

在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年輕的教師克裏斯托·巴恩斯描繪了美國建國250周年的黯淡景象。“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源不斷匱乏、迫使人們陷入絕境的世界。當太多人陷入絕境時會發生什麽？”她說道，“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遇到的大多數人感受到的絕望僅僅表現為無力感和焦慮。但對一些人來說，比如梅女士，這種絕望卻演變成了虛無主義和怨恨。如果一個國家自認為其飽受苦難的人民都是咎由自取，那麽當部分人民決定接受這種混亂局麵時，也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當我見到梅女士時，一切似乎都在好轉。她已經戒酒三年多了；她重新開始撫養兩個最大的孩子，並準備第一次見到她的五個孩子齊聚一堂。她從俄克拉荷馬州一個名為“女性康複計劃”的項目畢業了，這是一個針對有藥物濫用障礙的女性的轉介項目。

該項目由塔爾薩市家庭與兒童服務中心運營，提供約兩年的強化治療（包括住房、心理健康谘詢和職業培訓），作為監禁的替代方案。隻有約4%的參與者在項目畢業三年內入獄。“女性康複計劃”每年招收一名女性的成本約為3萬美元——低於俄克拉荷馬州將她監禁相同時間所需的費用。

梅女士開著卡車為家庭和兒童服務慈善商店服務。

這個項目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並非其最終的統計數據，而是它對像梅女士這樣的女性產生的不可估量的影響。梅女士現在在家庭兒童服務中心的二手商店開卡車。這個項目賦予了她們完整的人格尊嚴，圍繞她們每個人建立了一個社區，尊重她們的處境，相信她們的問題真實存在，並努力幫助她們解決問題。

歸根結底，像美國這樣富裕的社會，即使不完美，也應該能夠為家庭提供金錢和消費品，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

“以前我毫無希望，眼裏隻有自己，現在完全不一樣了，”她跟我談起她在“女性康複計劃”的經曆時說道。我交談過的許多人都困在日漸萎縮的小鎮、停滯不前的經濟環境中，身處對她們漠不關心的政治圈。正如梅女士所說，她們也“應該擁有充滿選擇的生活”。

本文出處：https://www.nytimes.com/2026/08/08/opinion/america-poverty-per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