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起農田撒藥案：毒死牲畜的罰與罪

河北棗強縣的農民王太成，為防止羊群啃食莊稼，在自家耕地裏撒下拌有農藥的玉米粒，毒死了鄰居家15隻羊。（受訪者|供圖）

“要是知道犯法，我就不想（下藥這件事）了。”這是王太成曾在法庭上說過的一句話。

這位河北棗強縣的農民沒有想到，為了防止羊群啃食莊稼，他在自家耕地裏撒下拌有農藥的玉米粒行為，竟會讓自己站上被告席。

棗強縣人民法院認定，玉米粒是毒死鄰居家15隻羊的罪魁禍首。2025年3月，法院一審判處其有期徒刑五年五個月。王太成上訴後，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部分事實不清，需進一步查證”為由發回重審。2026年5月23日，棗強縣人民法院再次認定王太成犯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二個月。

類似案例並不罕見。南方周末記者梳理公開裁判文書發現，近十年間，多地均出現農戶在院落、耕地或果園投放毒餌，導致牲畜、家禽或野生鳥類死亡，繼而被以投放危險物質罪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即使被告人賠償損失、取得諒解，法院通常仍認定其構成犯罪，部分案件最終適用緩刑。

近些年來，多地司法機關也將這類案件作為普法重點。農戶農民為了阻止牲畜啃食莊稼，在自家的耕地投放毒餌，行為顯然不當，但該如何追究責任，法律界存有爭議。

11155元損失

王太成現年69歲，他家的耕地位於棗強縣大營鎮南王莊村東南角。

案件現場平麵圖顯示，案涉耕地東側有塊空地，空地外側是一條供村民通行的土路，土路另一側則是村民王英（化名）家的羊圈。

拌有甲拌磷的玉米粒，就被投放在這片耕地內。

據王太成的兒子王瑞雪介紹，王太成與王英家雖有親戚關係，但因為羊群產生的矛盾已持續多年。王英養羊已有十餘年，羊群長期散養，時常進入周邊農田覓食，王太成家的莊稼多次遭啃食。

2024年6月22日，王英家的羊再次闖入王太成家的地裏啃食玉米苗。

重審一審判決書顯示，2024年6月，王太成因發現王英家的羊啃食其地裏莊稼，產生報複心理，隨後將甲拌磷浸泡過的玉米粒投放到自家耕地內。

甲拌磷是一種有毒農藥。王太成及家屬稱，投放毒餌的目的是保護農作物，而不是危害人員或其他牲畜，且已盡到提醒義務。辯護律師提供的三段通話顯示，下藥前後，王太成曾兩次聯係分管他們的基層鄉鎮幹部，告知地裏已投放拌藥玉米粒，並請其轉告王英不要再讓羊進入耕地啃食莊稼。重審一審判決書顯示，法官采信了上述錄音。

2024年6月30日，羊再次來啃食莊稼後，王英家的15隻羊陸續死亡。重審一審判決書顯示，經司法鑒定，送檢羊胃內容物、羊肝髒及玉米粒中均檢出甲拌磷成分，死亡羊隻價值11155元。

案發後，王太成家屬曾嚐試通過賠償爭取王英諒解，但雙方因賠償金額分歧，未能達成一致。2024年7月11日，王太成因涉嫌故意毀壞財物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5日被批捕。2024年10月18日，棗強縣人民檢察院認為王太成在開放場地投放農藥浸泡的玉米粒，以投放危險物質罪提起公訴。

2025年3月25日，棗強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王太成犯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五個月。

王太成不服，向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上訴。案件發回重審後，棗強縣人民法院另行組成合議庭審理該案。2026年5月23日作出重審判決，再次認定王太成犯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二個月。

王太成的辯護人認為，農戶自家的耕地並不屬於刑法意義上的“公共場所”，在此基礎上，需要評估王太成這一行為是否已經達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

2026年5月29日，王太成一方已向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再次提起上訴。

刑期通常三年起步

此類案件呈現出較強的共性。

通過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南方周末記者發現，2013年到2025年期間，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定罪的1285份判決書中，有465份與農田撒藥有關。

從公開的文書看，行為人大多為了防止牲畜、野生動物或者鳥類啃食農作物，將拌有農藥的玉米、穀物投放在自家耕地、果園或院落內。案件造成的後果多為家禽、牲畜或野生動物死亡，直接財產損失多數集中在1萬餘元，少數案件達到3萬餘元。

由於投放危險物質罪屬於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即使行為人賠償損失、取得諒解，也不必然免於刑事處罰。司法實踐中，法院通常仍以法定最低刑三年有期徒刑作為量刑起點，再結合是否取得諒解、認罪認罰等情節決定是否依法適用緩刑。

2015年，內蒙古寧城縣發生的一起案件中，馮某因防止野兔啃食自家果樹，在老院內投放拌有甲拌磷農藥的玉米粒，導致鄰村村民放養的47隻小尾寒羊死亡，經鑒定損失約3.6萬元。案發後，馮某賠償全部損失並取得諒解。一審法院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二審綜合考慮其需長期照顧三名殘疾家屬及一名未成年孫女、犯罪情節較輕、悔罪表現明顯等因素，最終改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除涉及鄰裏財產損失外，部分案件還因侵害野生動物資源而觸及公共利益。即便沒有造成較大的私人財產損失，行為人仍可能承擔刑事責任和民事公益賠償責任。

江西南昌譚某案中，被告人譚某為防止農田中的野鴨啃食莊稼，使用呋喃丹拌製穀物作為誘餌投放，導致大量“國家三有”保護野生鳥類及家養鴨子死亡。法院認為，其在農田投放毒害性物質，已經危害公共安全，構成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並承擔野生動物資源損失賠償責任。

該當何罰？

隨著耕地投毒類案件的湧現，司法機關近年來也將其作為普法宣傳的重點。

近些年，甘肅、內蒙古、山西等地的司法機關均發布相關以案釋法文章，提醒公眾，即便在自家耕地內投放有毒物質，也可能因危害公共安全而承擔刑事責任。

從裁判文書網的多起判決來看，耕地投毒類案件的定罪思路已相對穩定，有毒物質一旦被投放在人員或者動物可能接觸的開放空間，其危險對象和結果便可能失去控製。

但爭議也正在於此，“可能接觸”達到何種程度，才足以構成刑法上的公共危險？

中國民航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文濤認為，投放危險物質罪雖然屬於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但不能因此對作為本罪法益的“公共安全”做過於寬泛的理解。

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該罪與放火、爆炸、決水等犯罪並列規定，法定刑較重，因此對其適用應更加嚴格。“不能說隻要屬於危害公共安全罪這一章的犯罪，其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或危險性都一樣。交通肇事也是危害公共安全，但它的法定刑和投放危險物質罪完全不同。”在他看來，投放危險物質罪要求行為具有更高程度、更難控製的危險性，應當達到與放火、爆炸等行為相當的公共危險。

就這類案件而言，陳文濤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法院把“向開放空間投放有毒物質”直接認定為投放危險物質罪。“投放危險物質罪是具體危險犯，不能僅憑存在風險可能性就定罪，法院應當具體說明危險究竟達到什麽程度。”

陳文濤認為，這類案件的地塊為偏僻的農耕田地，並非居民區、公共水源等高度開放場所。現實中，成年人通常不會撿拾田間耕地上的玉米粒食用，低齡兒童亦有監護人看管，誤食概率極低。法院未具體核查現場人流、孩童活動、實際接觸風險等關鍵事實，僅以場地開放性推定危險，說理不夠嚴謹。

對於如何減少類似案件發生，他認為，比起事後追責，更重要的是加強農村地區的法治宣傳。

“很多農民主觀上隻是為了保護莊稼，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存在刑事風險。”他建議，基層政府、村委會應加強針對農村生產生活場景的普法，讓農戶明確，使用毒餌驅趕牲畜、野生動物，不僅可能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觸犯刑法。

與此同時，陳文濤認為，司法機關辦理此類案件時，也應更加審慎適用投放危險物質罪。“如果行為造成的是具體的人身、財產侵害，可以根據案件事實適用人身犯罪、財產犯罪等罪名；對於投放危險物質罪，則應嚴格把握危害公共安全這一構成標準，避免過於擴張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