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分歧難以彌合，特朗普仍選擇“體麵”送別

苦撐15個月後，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圖爾茜·加巴德即將離開白宮。她對辭職的解釋是：丈夫近期確診罕見骨癌，自己希望回歸家庭，全心陪伴。

不過，據路透社報道，家庭因素固然關鍵，但加巴德也受到白宮壓力，不得不離開。作為特朗普政府“克製派”的代表，她長期對美國海外幹預戰爭持懷疑態度，因此在對委內瑞拉與伊朗的戰爭決策中被邊緣化。今年3月，加巴德的一名親信辭職，抗議美國對伊朗開戰，這進一步惡化了她在白宮的處境。

“她的思考方式和我有點不一樣。”美以伊戰事爆發後，特朗普承認自己與加巴德並非總是意見一致，後者在伊核問題上立場“更溫和”。

盡管分歧難以彌合，特朗普仍選擇“體麵”送別。他近日在社交媒體上感謝加巴德任內“出色”的工作，稱“我們會想念她”。

6月2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發文稱，任命聯邦住房金融署署長威廉·J·普爾特為代理國家情報總監。

“局外人”

如果把時針撥回到特朗普第一任期，或許沒人會想到，加巴德會在特朗普對伊朗宣戰後選擇沉默。畢竟，反對海外幹預戰爭、限製總統單方麵發動戰爭的權力，一直是加巴德政治生涯的主線。

2020年，特朗普下令刺殺伊朗將領蘇萊曼尼，理由是他對美國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當時還是民主黨人的加巴德並不認可這一說法，指責特朗普未經國會授權的行動“非法且違憲”。曾在伊拉克服役的加巴德還警告說，對伊朗開戰代價高昂，足以讓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看起來像一場野餐”。

伊拉克戰爭爆發那年，21歲的加巴德放棄夏威夷州立法機構的席位，加入國民警衛隊，被派往巴格達服役。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戰場的殘酷讓她質疑海外幹預的意義，也對煽動戰爭的華盛頓政客感到“惡心和憤怒”。

2012年，加巴德當選國會議員，還在那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獲得了發言機會，一度是傳媒界追捧的政治新星。但敘利亞內戰的爆發和美國的幹預，讓她站在了奧巴馬政府的對立麵。她成為福克斯新聞頻道的座上賓，在黃金時段的節目裏批判奧巴馬的政策如何壯大了極端組織的勢力，加劇了平民的苦難。

加巴德在2020年離開國會，尋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當時她最出圈的競選周邊是一款印著“No War with Iran（不要與伊朗開戰）”的T恤。在拜登政府時期，加巴德因為反對美國向烏克蘭提供援助，與民主黨關係徹底破裂。

2022年，加巴德離開了“充斥著戰爭販子”的民主黨，轉投共和黨，並在2024年為特朗普背書。雖然加巴德對“特朗普1.0”政府的戰爭鷹派有許多批評，但她與前特朗普幕僚史蒂夫·班農、前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塔克·卡爾森等“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反戰派惺惺相惜。對厭倦戰爭的選民而言，加巴德的加入增加了特朗普反戰形象的可信度。

特朗普勝選後“投桃報李”，任命加巴德擔任國家情報總監。情報係統對這項任命爭議很大：一來加巴德缺乏情報工作經驗，且曾公開支持過斯諾登和阿桑奇的泄密行為；二來她在俄羅斯、敘利亞等問題上的立場與華盛頓主流相左，甚至被批評為“離經叛道”。

長期報道美國國家安全和情報領域的《大西洋月刊》記者謝恩·哈裏斯曾表示，曆任總統中，特朗普與情報界的關係是最緊張的。他還是總統候選人時，曾痛斥情報機構在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上的誤判，導致美國陷入中東戰爭泥潭。首次成為總統以後，他又抨擊情報部門內的“深層政府”勢力一直針對自己。

加巴德走馬上任後承擔了大量政治任務，包括整頓情報係統、清理所謂“深層政府”，並試圖推翻2016年“通俄門”和2020年所謂“大選舞弊”的調查結果。對這些工作成果，特朗普頗為滿意。

美國前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馮稼時曾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加巴德的許多做法對美國情報係統造成了長期傷害。比如，她曾多次向情報機構施壓，要求修改對特朗普政策不利的評估，並解雇了多名不肯配合的資深情報官員。馮稼時指出，長此以往，情報分析員不敢提出可能與政府偏好敘事相衝突的判斷，“情報工作的價值會大打折扣”。

重返白宮後，自詡“和平總統”的特朗普在第一年就下令美軍轟炸了七個國家，加巴德的反幹預主義傾向很快遭遇“水土不服”。去年6月“12日戰爭”前，加巴德在國會應詢時表示，美國情報界評估認為，伊朗並未重啟核武研發。但特朗普無視情報判斷，下令美軍轟炸伊核設施。當被問及與加巴德證詞的矛盾之處，特朗普嗤之以鼻地稱加巴德“錯了”，“我不在乎她怎麽說”。

今年美軍針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的軍事行動，進一步暴露了加巴德在國家安全決策中被邊緣化的處境。1月初美軍潛入委內瑞拉綁架總統馬杜羅時，加巴德曬出了在夏威夷度假的照片。2月底向伊朗開戰時，特朗普與團隊裏的鷹派官員齊聚在海湖莊園督戰，唯獨將加巴德與同屬“克製派”的萬斯留在白宮。

加巴德雖然名義上是特朗普的首席情報顧問，卻越來越像一個局外人。白宮內部甚至開玩笑說，加巴德頭銜的縮寫“DNI”，其實是“Do Not Invite（別邀請）”的意思。

“漠視事實”

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是“9·11”事件後美國情報體係改革的產物，其職責是讓美國18個情報機構更有效地協同運作。然而，曆任國家情報總監都未能真正整編全部情報係統，權責之爭長期存在。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加巴德與中情局的摩擦尤為突出。她幾次在未與中情局磋商的情況下開除情報官員並解密敏感文件，還試圖搶走中情局編寫總統每日情報簡報的工作，以增加對特朗普決策的影響力。盡管如此，特朗普仍更倚重中情局局長拉特克利夫的情報建議。

今年2月上旬，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白宮戰情室向特朗普兜售對伊戰爭計劃後，美國情報部門對以色列方案展開可行性評估。分析人員認為，憑借美國的情報與軍事力量，刺殺時任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削弱伊朗軍力在技術上可行，但寄望於伊朗民眾起義、扶植世俗領導人，則明顯脫離現實。

拉特克利夫向特朗普匯報了評估結果，並形容以色列關於政權更迭的設想“荒唐可笑”。參聯會主席凱恩提供的軍事評估指出，一旦開戰，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的風險極高。而加巴德一如既往未被邀請參會。

據《紐約時報》報道，特朗普對情報評估提示的風險不屑一顧。他自信地認為，這將是一場非常短促的戰爭。

馮稼時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是否根據情報人員的判斷采取行動，終究是“政策判斷”，但特朗普拒絕向專業情報人士尋求客觀信息，“明顯漠視事實”。華盛頓智庫中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亞曆克斯·瓦坦卡也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這場戰爭的啟動，“建立在特朗普一連串過度樂觀的判斷之上”。

在戰前最後一次會議上，長期反對中東戰爭的萬斯直言，向伊朗開戰是“壞主意”。國務卿魯比奧表示，如果目標是政權更迭或煽動起義，美國不該參戰。拉特克利夫則改口說，“政權更迭”是否可能，要看怎麽定義這個詞。盡管眾人表達保留意見，但都決定依照特朗普的直覺行事。

特朗普一向自稱“相信直覺”。他在開戰後對記者說，等他“骨子裏有感覺”的那一刻，就知道對伊朗的戰爭該結束了。

“克製派”式微

今年3月，加巴德的高級副手、國家反恐中心負責人喬·肯特，因為反對伊朗戰爭而辭職。他在辭職信中寫道，伊朗對美國國家安全並不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自己無法昧著良心支持開戰的決定。

肯特還指責以色列及其在美國的遊說團體“誘騙”特朗普發動戰爭。《大西洋月刊》引述一位美國國家安全官員的話說，肯特一直對以色列分享的情報持懷疑態度，並認為以色列誇大了伊朗對美國構成的威脅。

特朗普在為戰爭造勢時宣稱，伊朗即將擁有核武器，且伊朗的導彈很快就能打到美國。但這些說法並不為此前美國情報評估所支持。美國國防情報局（DIA）的結論是：伊朗要造出能打到美國本土的導彈，最早也要到2035年，且前提是伊朗下定決心這麽做，而分析人員認為它並未做出這種決定。肯特的辭職信也指出，情況並沒有發生改變。

副手的辭職風波迫使加巴德不得不出麵回應。她在一份措辭克製的聲明中寫道，特朗普“負責判斷什麽是、什麽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脅”，而美國情報總監辦公室的職責，是確保總統獲得作出決定所需的一切情報。加巴德沒有反駁特朗普的判斷，但也沒有提供明確背書。

在隨後的國會聽證會上，當議員們逼問加巴德是否支持對伊朗的戰爭、是否同意肯特的觀點時，加巴德依舊沒有正麵回答。有報道指出，特朗普對這種模糊表態非常不滿意。自那以後，他就開始詢問親近的幕僚，是否要撤換國家情報總監。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副總統萬斯的幫助下，幾十位對海外軍事幹預持懷疑立場的人士進入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五角大樓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等政府要害崗位。不少持樂觀態度的人士認為，這一係列人事安排會帶來持久的外交政策範式的轉變。

然而，“克製派”沒能約束特朗普的好戰傾向。有分析指出，隨著加巴德及其副手們離開政府、萬斯在與魯比奧的較量中落於下風，“克製派”的人數與影響力都在迅速縮水。

“‘克製派’謹慎的外交政策取向，與特朗普這樣喜歡炫耀軍事力量的總統，天然不合拍。”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國防與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賈斯汀·洛根分析說。

“我相信‘人事即政策’，但我不確定對特朗普來說也是如此。”持反幹預立場的《美國保守派》雜誌主編柯特·米爾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