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廠裏的民主實驗：工廠裏的26張反對票

“普通工人為了自己的肖像權搞一次投票，可能是很少見的事”。

藝術家劉偉偉在深圳一家工廠裏拍了一部紀錄片。拍到400多天、積累了22TB素材後，他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鏡頭已經越過了最初的拍攝對象，記錄下大量工人的臉、手、工作、吃飯、午休和聊天。拍攝經過了廠長特許，但工人們並沒有明確允許他的拍攝。當然，他們也沒有拒絕他的拍攝。

怎麽辦？劉偉偉決定發起一場投票：由被拍攝的工人來決定，這些已經拍下來的素材，能不能繼續被製作成紀錄片。

2025年6月15日，聚鑫工廠101位員工參與了投票。投票前有公示、討論、答疑；投票當天，每位員工核驗身份、領取投票卡，匿名投票。深圳公證處到場監督並記錄流程，兩位律師和一位紀錄片導演向工人說明相關權利、傳播路徑和潛在後果。

藝術家理解的投票，關乎紀錄片拍攝製作的倫理，法律界限，也關乎公民的權利。但在工廠，投票變成了另一件事。當權利被鄭重地交到工人手中，他們會怎樣理解並使用它？

珍貴的一票

2025年6月15日早上8點，投票即將開始。

投票地點在聚鑫工廠車間，有101位員工到場。工友們有的很新奇，溢出仿佛做壞事前的偷笑。有的一臉倦容揉著眼睛。幾名30歲左右的女工排隊時親昵地打鬧著，竊竊私語，你打我一拳，我點你一下。領到投票卡的，有人皺著眉頭讀，有人頭湊在一起討論，有人把投票卡當扇子扇風。

藝術家劉偉偉告訴工人，自己在這裏拍了400多天，積累了22TB素材，“除了你們睡覺、上廁所沒拍，基本你們生活中所有的細節我都拍下來了。”

“我打算把我拍攝的視頻素材做成一個紀錄片。相當於我前麵400多天買了很多金屬粉末，下一個步驟就是要把它加工成金屬零件了。一旦加工成零件，意味著它會進入更大的市場。你們的臉，你們的身影，你們的信息，是有可能放在公眾場合的……我想征求廠裏所有人的意見，你們同不同意我把這拍了400多天的素材，轉化成為公開的、公共的紀錄片。”

劉偉偉發言結束，大家笑容斂起，沒人說話。

深圳公證處的兩位工作人員一早到了聚鑫工廠。他們穿著白襯衫西褲，胸前掛著深圳公證處工作牌。工友拿著身份證，展示給公證人員，人和證件核實無誤後，交上身份證複印件，簽字，領取一根筆和一張投票卡。另一個公證員架起攝像機，監督並拍攝下領取投票卡的過程。

公證員湊在劉偉偉身旁，低聲說：“我們做投票的，你們這種，很少看到過。村裏麵，村政府，選舉那些我們做的比較多一些。”

接下來是民事律師張奇發言，他被請來解釋什麽是肖像權和隱私權。張奇第一句話就給劉偉偉定了性：“我來介紹劉偉偉在拍攝過程中有可能侵害到大家人格權相關的法律問題。”

張奇說，肖像權不隻是正臉，隻要別人能通過視頻辨認出你，就是你的肖像。工廠不是公共場所，公開使用工人的影像，原則上需要明確同意。工作、吃飯、休息、聊天、和家人打電話，都涉及隱私。

他說，劉偉偉和工廠領導一起問工友同意不同意，工友考慮到工作，隻能說同意——這是非自願的同意。公開投票的意義，就是希望大家不受外界影響，做出自己內心真實、主觀的判斷。

最後，張奇提醒大家，哪怕今天投票通過了，大多數人都同意劉偉偉將素材製作成紀錄片，後期製作中，每個人仍然有權提出異議，比如要求刪掉自己的畫麵、打碼，或者變聲。

“這是你們的權利。”張奇說，“你們的權利依照你們的行使，才會發生法律效果。”

劉偉偉站在一旁，抿著嘴，雙手垂放交疊在身前，“他一直在批判我，專門負責幫我拉反對票的。”

接下來，紀錄片導演李一凡向大家解釋紀錄片和電影的區別。李一凡拍的《淹沒》拿過柏林國際電影節獎，更知名的作品是《殺馬特我愛你》。他說，簡而言之，電影是假裝的，紀錄片是真的，工友“演”的是自己，觀眾也知道這是真的。

李一凡與律師一樣不客氣：劉偉偉的拍攝經過了工廠領導的授權，“像欽差大臣一樣，穿著黃馬褂拍的。誰也沒法反對他”，劉偉偉有“黃馬褂”一樣的權力問題，他的拍攝缺乏溝通和同意的環節。

接下來是提問環節，一位工人舉手發言：拍攝我們的人臉，上傳到網上，會不會有人截圖我們的臉，通過人臉識別，把我身份證、銀行卡給開盒了？

回應的是另一位律師，刑事律師郭鵬。他聽說廠裏搞投票，特意從上海飛到深圳，因為“普通工人為了自己的肖像權搞一次投票，可能是很少見的事”。

郭鵬回答，有這個風險，但風險性比較低。人臉識別的數據一部分被公安機關保存。另一部分來自支付寶、銀行等軟件基於公司掌握的人臉進行識別。詐騙分子如果沒有盜取公安機關的數據，或者盜取支付寶、銀行卡的數據，很難直接從人臉獲取我們的身份信息。

在工廠管人事的黃姐鼓動一位年輕的女性工友：“小妹，你不是想當網紅嗎？”大家笑作一團。小妹是挑修組的小組長，她害羞地用投票卡捂住了自己的臉。小妹的抖音賬號現在有4000多粉絲。私下裏她曾經問過劉偉偉，怎麽能成為一個網紅。

她打開自己的手機備忘錄，照著讀： “我也沒有什麽問題。我就感謝一下劉老師。你辛苦了，跟隨我們這麽久，從來沒說過辛苦。你給大家帶來快樂和歡笑。你有什麽要配合的，我們盡量配合你完成任務，再次謝謝你，劉，劉老師。”小妹從塑料椅子上起身，大方地伸手走向劉偉偉，二人友好握手。

“你是臥底嗎？”一個男性工友大聲喊了一句。笑聲爆發。

劉偉偉有點害羞。“我要反駁她一點。她說她配合我，我沒和她溝通啊！我真沒和她溝通。”

小妹趕緊說：“這是我的心聲。”

劉偉偉一個勁地說“謝謝謝謝”。小妹最後又補充了一句，“記得要給我加美顏哦！不雅觀的動作要刪掉。”

郭鵬說他是搞刑事辯護的，他想為劉偉偉“辯護”幾句：

第一點，每個人都享有自己的權利，無論是肖像權，隱私權還是投票權。投票是一個互相尊重的過程，劉偉偉尊重大家，大家也尊重劉偉偉。

第二點，但投票和選舉未必等於公正和公平。民主是多數人的暴政，有時候，多數人的決定會影響少數人的利益。假如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支持劉偉偉做紀錄片，不願意出現在紀錄片中的人，同樣可以去找劉偉偉表達自己的意願。如果超過三分之二的人不同意劉偉偉製作紀錄片，那劉偉偉會利益受損，“他400多天的勞動和心血都將付諸東流。他可能會很失落……大家一定要慎重地行使自己的權力。”

第三點，紀錄片在記錄真實，真實就是曆史。曆史是由人民構成的，所以紀錄片是在記錄人民。劉偉偉拍攝的片子在記錄普通人民做的事情，這是它最大的意義。

郭鵬說，“我不是在幫劉偉偉拉票。我個人希望有越來越多這樣的紀錄片出現。”

人群中有工友喊了一聲：“這是拉票。”大家笑了起來。

郭鵬從容不迫，“任何一個投票都可以拉票。”

投票還沒開始，負責法律說明的人已經進入了投票的立場。劉偉偉有些無奈，他澄清：“他說我可能會失落，他不是我，他不知道。如果我能製作這部紀錄片，我會十分認真，花九牛二虎之力把片子製作出來。如果大家投了反對票，我也不會感到失落，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這麽珍貴的一票，你們有決定的權利，一定要遵從自己的內心。要多考慮自己的利益。我們開始投票吧。”

投票卡。勾選完成後按虛線折疊，裝進信封，再塞入投票箱。

臉

聚鑫工廠位於深圳邊緣，挨著東莞，為一些科技品牌製造零件。你使用的電子產品或許就有零件來自這裏：手機SIM卡托盤、智能手表扣環、耳機盒背麵的鉸鏈等。

最初，劉偉偉幫工廠拍攝視頻素材。後來，他沒走，開始拍紀錄片。他本來隻想拍管理層，設想中的男主角是陳桃森，工廠的副總經理，負責管理工廠生產。劉偉偉端著一台索尼FX3，跟著陳桃森走來走去。陳桃森去車間，鏡頭聚焦在他身上。

工人的臉出現了。虛掉的、模糊的、在車間做工的、作為背景的臉。

陳桃森每個周一組織生產會。他和小組長開完會，小組長又和工人開會。劉偉偉順著開始拍晨會。每周一、三、五的早上8點，成型部，挑修部，脫脂燒結部，整形部，全檢部，倉庫，6個部門的小組長帶著工人開晨會。廠裏噪聲大，小組長要扯著嗓子說話，“早上好！”“好，很好，非常好！”工人們回應。晨會先說正事，生產進度，產品質量要求。然後強調紀律：不要總是去抽煙、不要老去尿尿。最後再點一下安全：不要被刀割了，不要被熱氣燙到。

還有一些溫情的話：我們都是五湖四海來打工的，你體諒我，我體諒你，行不行哦？你不要給我惹麻煩，咱們高高興興的把活幹完，大家都是好姐妹、好兄弟。到時候我們工資拿著，我們也可以去唱歌。你實在有事，你比如說你要打電話，你也能去，但我們的工作它有計量，今天的生產任務是XX個，不能完不成呀！

劉偉偉站在2米開外，固定站立拍攝。工人們的臉變得清晰。全景鏡頭下，大家整齊地站成兩排。早上剛進廠，人們的臉還很素淨，沒有油光和汗水，女人大多綁著頭發，碎發攏在耳後；男人的衣服還沒有濕透。

鏡頭一進車間，工人們總忍不住看它。有的眼神是好奇，帶著打量直接闖進鏡頭；有的眼神充滿警惕，先用餘光瞟一下，又很快收回去。攝像機是不是來監督幹活的？是不是領導安排的？有的眼神閃躲著，把頭低回手上的活兒。

拍攝的範圍從車間延伸到了整個工業園。早晨7點，劉偉偉站定在工業園大門正對的榕樹下，端著相機，鏡頭對著工業園的大門。園區門口，腸粉店前支起了早餐攤，勞務中介領著一排年青人等在招工欄。有人坐在電動車上抽今天的第一支煙。7點50分，工人們咬著油條擠進園區的門，男人通常隻拿個手機，女人基本都帶個裝飯的小布包。

廠裏負責生產線的工人胖哥很納悶這人是幹嘛的，“跟著我們來回地走啊，來回地拍。”胖哥隻知道劉偉偉是來幫忙的，幫領導忙，幫工廠忙。

拍著拍著，劉偉偉聚鑫工服也穿上了。藍色的T恤衫，左肩膀印著聚鑫logo。有天淩晨兩三點，他在飯店吃米粉，有工友偷拍了一張他的照片發在工廠群裏：咱廠這小夥子這麽晚還沒睡。

工友們和劉偉偉也漸漸熟了。有次胖哥送孩子上學，早上6點多路過工廠，看到劉偉偉在工廠門口架機器。工人加班到晚上十點，吃完夜宵，他看到劉偉偉還在工廠裏剪片子。他被劉偉偉的認真打動了。

連勞動中介都認識劉偉偉了。星期六，中介在招工欄前碰見劉偉偉問：今天沒加班啊？

工友們和劉偉偉的鏡頭也漸漸熟了。大家不再刻意地瞟鏡頭。車間布局狹窄，劉偉偉有時用長焦拍，離很遠，但聚焦在工人的操作上，工人的手上。更多時候，他站在操作台對麵，正對著工人的臉拍。鏡頭距離人臉最近時隻有20厘米。一分鍾，兩分鍾，甚至五分鍾，鏡頭一動也不動。

局部的特寫鏡頭越來越多。平時不會被長久觀看的一切，被鏡頭放大：清晰的人臉，頭上有頭皮屑，嘴角堆著唾沫星子。

有時，鏡頭裏的人眼裏有眼屎。有時，鏡頭裏的人盯著白熾燈操作，眼裏漸漸盈滿淚水。

劉偉偉甚至拿著Go pro 直接掛在工人胸前，從胸口到手，拍他們正在割零件毛邊的動作。

工廠共4800平米，有39個攝像頭。劉偉偉買了一台摩托車行車記錄儀，騎手拍攝時用的那種，一個攝像頭，可以不間斷地拍7個小時。他架著梯子，把運動相機用雙麵膠貼在工廠的攝像頭上麵，每天輪流著換。

樓下車間有9台燒結爐，爐子裏是1390多度的高溫，一打開爐子，溫度溢出，車間溫度常年40多度。攝像頭本身在發熱，行車記錄儀也在發熱，膠慢慢融化了，相機掉了下來，墜落時還在拍，摔在地上還在繼續拍。

工廠裏的監控攝像頭拍下的畫麵

劉偉偉的鏡頭和工廠的監控攝像頭重疊了。他成了工廠裏一個移動的監控攝像頭。他一進車間，本來閑聊的工人立刻閉嘴，手上的動作也加快了。他拍管理層開生產會，大家輪流發言，彬彬有禮。黃姐說：“平時都是要吵架的，恨不得把筆丟出去。現在大家都變得很民主。”

工廠的監控隻關注生產勞動，監控攝像頭劉偉偉卻侵入了工人的私人生活。他拍工人怎麽吃午飯。一半的工人去園區外的快餐店吃飯，湯粉，炒粉，豬腳飯，粿條湯，幾乎沒人吃飯超過15塊錢。另一半人帶飯，他拍大家排著隊用微波爐。拍女工的午飯，炒青菜鋪在米飯上麵，醬色菜湯浸濕米飯。

午休時間，工廠熄燈，機器的聲音也停了。昏暗中，有人趴在工位上睡，有人墊些紙皮，躺在機器空隙的地上睡。劉偉偉統計了想躺著午休的工人名單，自掏腰包買了折疊床。與之交換，他找了使用過床的工友們，講他們午休時做的夢。

他隨身揣著三包玉溪，見哪個工人抽煙，就上去遞兩根，問幾個問題：今天過得怎麽樣？孩子怎麽樣？他搞明白了很多工友的“黑話”，比如“兩箱油”代指轎車。工友們大多住工廠宿舍和廠邊的城中村，有車的一年隻燒兩箱油，一趟回家，一趟返廠。

他對工資也感興趣，他問工人：你每個月掙多少錢，工資夠不夠花，花在哪兒？

劉偉偉天天和工友一塊上班，一塊加班，中秋節一起過，年也一起過。吃完年飯唱K，他拍下了她們唱歌跳舞的樣子，拍下他們喝醉的樣子。過節時工友會把孩子帶進廠裏，他拍下小朋友們的臉。

他在工廠的拍攝越來越輕鬆，越來越熟練，但心裏總覺得哪裏不對。2025年4月，他整理硬盤時，一計算，素材積累到了22TB，約等於兩萬兩千多GB的影像內容。這些視頻素材裏麵的內容，幾乎包含了所有聚鑫員工，除了上廁所以外在工廠所有場景的身影。他播放視頻素材，看到工人們的手，纏著繃帶的手指，手指上的傷痕；看到他們的臉，一張一張清晰的臉。

這張臉可能會進入影院，進入IMAX影廳的大銀幕。它會被巨大化。油光、眼屎、頭皮屑、吐沫星子，會變成觀眾麵前巨大的細節。

電腦前的劉偉偉感到恐懼。這不是“注視”，甚至不是“凝視”，劉偉偉冒冷汗了，“這是剝削。”

中午12點到1點半是午休時間，挑修組的工人吃完飯後趴在桌上休息

錯位

劉偉偉把這件事定義為一場“拍攝事故”。在他看來，問題有兩層：一層關於倫理，封閉工廠裏，工人很難自由離開工位，也很難自由拒絕鏡頭，攝像機對人造成了心理上和空間上的壓迫；另一層關於法律，如果工人並未在充分知情和自願同意的基礎上被拍攝，清晰可辨的臉、身體、聲音和生活細節就涉及侵犯了工人的肖像權和隱私權。

無論有意還是無意，是他劉偉偉製造了這個問題。怎麽補救？

他先找了陳桃森。陳桃森說：你在做一個特別偉大的事情，你記錄了中國工業發展的基礎。就應該多拍拍我們這些最普通的工廠是什麽樣子的。

劉偉偉跟陳桃森解釋：攝像機帶來的壓迫看不見，但是你能感受到這個東西。我拿個攝像機，我就這樣一直拍著你，你不管說什麽話我都拍，你會不舒服。

陳桃森不知道聽懂了還是沒聽懂。“你說的這都不是問題，這有什麽問題啊！”他提高聲音：“你這是來幫我們忙，誰敢反對？！”

陳桃森一直覺得劉偉偉拍的是工廠宣傳片。等這個片子上了電影節，進了電影院，工廠的訂單會像燒結爐裏的零件一樣成批地紛至遝來。

劉偉偉又去問了聚鑫工廠的老板小鳳。小鳳也認為紀錄片對工廠是免費的宣傳。更何況，劉偉偉“選擇我們工廠拍攝，說明工廠還是有一定的實力”。

小鳳很快想到了解決方案。立馬停工，召開全體員工大會，通知一下，舉手表決。不願被拍的，舉手提出來。

劉偉偉急了：這不對。以工廠管理層的名義組織大會，大家會以為這個事情是工廠的項目，就像生產訂單一樣，這不就又形成了一種權力結構？相當於是中央領導開會，省領導和市領導在下麵聽著，鎮領導在下麵記。下麵的人誰敢有反對意見，誰敢舉手？工人們可能會想，要是舉手了老板報複我怎麽辦？哪有發言權？沒有發言權。

劉偉偉去找胖哥。胖哥聽說他拍的東西是個紀錄片，第一個反應是：“那我是不是要當網紅了？”

胖哥十幾歲就離開河南農村去富士康打工，是流水線上的“老人”，在聚鑫是江湖大哥般的存在。胖哥打心底裏喜歡劉偉偉，至於工人的權利、同意什麽的，那是“小事情”。“一個人做成一件事情不容易。你說他都拍這麽久了，突然之間，因為一些小事情阻擋了事情往下發展，之前的辛苦都付諸東流。”他告訴劉偉偉：“應該沒有問題，哪怕有一兩個人不同意。到時候我去找他們聊一聊。”

管理部門的嘉哥更激進：“誰不讓你拍，開除他。”

其他的工人們，和劉偉偉聊天之前，總會墊上一句：“我們都支持你”，搞得劉偉偉很尷尬。

劉偉偉向工人解釋紀錄片的未來。它不隻是存在硬盤裏的22TB素材。一旦被剪輯、製作完成，它可能進入互聯網，進入電影節，成為公共出版物。海外觀眾可能會在電影節的大銀幕上看見它。國內傳播時，它也可能被宣傳、轉發、剪輯，滾雪球一樣不可控。一個工人的臉，可能出現在短視頻裏，出現在海報上，出現在一篇關於中國製造的文章裏。

一個真實的人，會被解釋成某種意識形態符號。無論這個符號是“新時代的奮鬥者與勤勞的勞動者”，是“承受苦難與剝削的人”，是“數據與算法中被異化的部件”，還是“被關懷與賦權的對象”。

劉偉偉想得很遠。也有可能某一天，別人讓DeepSeek或豆包生成一張“當代工人的臉”，AI抓取了紀錄片資料，生成一張新的圖片。那張圖片或許用了工廠裏某個工人的眼睛，可臉已經不是他的了。

這些更遙遠的影像命運——電影節、美術館、文章、AI素材，很難被工人想象出來。

關於“公共傳播”，工人更熟悉的是短視頻和電視。“可能有一天，你會在電視的紀錄片頻道、在短視頻裏刷到自己的臉。”有的工友一聽就懂了，他們非常確定：“你拍了我，那你肯定得讓我知道。”

為了確保投票公平，劉偉偉還找到了深圳公證處，各項費用加在一起一共花了兩萬多。藝術家下血本了，一筆“巨款”，“真金白銀自己出的”。

小鳳聽說他找了公證處，簡直不可理喻：“花這麽多錢幹這事幹嘛呢！”

劉偉偉反而很興奮：“我是一方，工廠是一方，工人是一方。咱們就權利對權利，針尖對麥芒。你牽製我，我也牽製你。有權利確認的過程，才能把邊界拉扯清楚。才讓每個人都在投票過程中意識到自己原來這麽重要。”

在劉偉偉的設想裏，這場投票不隻是為了一部紀錄片。今天，工人可以為紀錄片、為自己的權利投票；明天，可以就工資高低、工傷處理，或者工廠裏的一次危機，和老板協商。平時看不見、說不出的權利，可以通過一次程序被擺到台麵上。

他打了一個比方：我們都沒坐過遊艇，我們坐一次。投票和權利程序，本來就不是少數人的奢侈品，這“遊艇”就該每個人都能享受到。

工廠裏的身體，身體裏的工廠

聚鑫所在的工業園區，看上去更像是一所寄宿學校，而非工廠。7棟低層樓房夾著一條筆直的路，牆體是灰色的花磚，像宿舍，也像教學樓。沒有煙囪、貨車、廠門、巨大的生產標識。沒有噪聲，氣味，窗戶大多被封住，沒有亮光。園區對麵是高檔住宅小區，隻有窄窄的一路之隔。園區南側，是正在建設中的大型體育館，幾根塔吊把天空割開，焊接時火星簌簌掉落，在夜晚格外閃耀。

工廠被折疊在密實的建築中。幾乎每一棟建築的一層，就是一個廠。聚鑫在B座的1層和F座的4層。2026年4月份的一個星期六，晚上9點53分，我第一次走進聚鑫，一瞬間，光亮，噪聲，熱浪，氣味，一齊湧來。廠內亮如白晝，開闊的廠房按機器分成不同的區域，所有機器都在同時發出聲音，工人們沉默地重複著動作。整形區有人用鐵器砸著零件，轟鳴聲中，更高的敲擊聲一聲一聲炸響，他的眼睛卻一眨也不眨。

9點59分，工人們開始收拾東西，迅速匯聚在打卡機前，站成一排。10點一到，樓梯響起一連串緊促的腳步聲，人們魚貫而出。機器不會停，上夜班的工人帶著耳機，放著有聲書，廠服卷在肚子上，大汗淋漓地繼續幹活。

工廠的環境，強勁地衝擊著人的感官，像正在淋一場暴雨，一切關於概念的闡明和解釋都被衝刷，不再重要。打卡機前曾張貼著的投票結果公示，早已經被撕掉了。現在，讓我們忘掉投票，忘掉藝術家、律師、和導演的語言，我想用肉身經驗來講述，讓劉偉偉恐懼的鏡頭的“剝削”，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進入廠房，一邊是一排成型機，另一邊是一排注塑機。每台機器旁都站著一個人。成型機旁，機械臂持續地把零件一個一個放到傳送帶上，傳送帶留給人的窗口隻有3秒。工人要趕在零件離開前，把澆口掰掉。每分鍾25個。

注塑機旁的工人打開機器，把模具上的產品取下來，把廢料放進回收箱，檢查，再關上機器。機器自動進入下一個注塑周期。整個過程不超過20秒。

在工廠，人被時間使用，而不是度過時間。眼睛跟著零件，手跟上速度，身體不能離開工位，也不能脫離機器的節奏。人成了機器旁邊一個穩定的部件。

我被聚鑫的工作氛圍震懾，不是被動、麻木、服從，而是一種被點燃的緊張狀態。機器全速運行，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分秒必爭，極其專注，甚至帶著一種迫切。這裏沒有時間的空隙。

4月13日，我進入了工廠，在挑修組工作。8點鍾，挑修組開晨會，小組長小妹反複強調一句話，“一個澆口，修深了修淺了都出不了。我不需要你們理解全工廠的流程，你隻要理解我們挑修自己的事就可以了。”

“挑修自己的事兒”，指的就是挑和修這兩個動作。挑，是把有細小毛刺、殘留粉末、孔洞不幹淨、邊緣不齊的零件一件一件挑出來；修，是用美術刀，銼刀或者砂紙，把它修到可以過檢。

有的零件形狀是明顯的箭頭，有些零件孔洞和彎曲更為複雜。這些零件是什麽產品，會被運送去哪裏？大家並不清楚。我後來才知道，有些零件是弓弩箭頭，要出口到韓國；我挑修的產品，編號D69A22，是充電口，會用在老年手機和錄音機上，出口到非洲。但在工位上，這些並不重要。對挑修組來說，世界被縮小成一個澆口和一條毛刺。

晨會後，桌麵上的頂燈被打開，槍灰色的產品零件被照得反光、發亮。大家坐在座位上開始工作。滿滿一托盤的D69A22擺在我麵前，隻有小拇指指甲蓋大小。工具是一把細長的美術刀，外殼纏著膠布，手握上去更不容易打滑，槽裏的刀片上有星點黃色的鏽跡，那是上一個使用它的女工手汗流進去後形成的鏽點。

挑修時，小臂要支撐在桌麵上。左手捏著零件，用右手把一端的凸起（廠裏稱它為澆口）掰掉，再轉換方向，把另一端毛刺修平。

毛刺藏在1厘米長的卡口裏，極細，刀尖抵住，用輕微的力，向下削，不能削出卡口。起初刀尖會顫抖。手、手腕和胳膊僵直。重複600次到800次後，刀會熟悉這段距離和深度，速度也會越來越快。經驗豐富的女工一小時會挑修超過800個零件，平均2秒挑修一個。一天要修超過8000個甚至上萬個零件。

澆口被掰掉，細如頭發絲的1厘米的碎屑被削掉。挑修好的零件放進新的托盤裏。重複。麵前一個A4紙大小的托盤裏有大約一萬個零件。

大家會在做工前，或者午飯前去一趟廁所。這意味著接下來的四個小時裏，幾乎沒有人會抬頭。工人的上半身幾乎不動，唯一動的是兩隻手：拿，捏，看，掰，轉，削，放。重複。重複。

人長時間佝僂著低頭，最先疼的是脖子，然後是腰背。兩個小時後，肩膀會慢慢變成一隻衣架，硬得像鐵，身體成了一件被掛起的衣服。

這是一份需要眼力的工作。頂燈很刺眼，你得順著光，而不是對著光。眼睛像一台需要不斷調節焦距的攝像機：聚焦毛刺時，是微距；拿起、掰開、放下時，回到正常焦距。眼睛越來越幹，發酸，發脹。不能抬頭，也就不能遠望。工廠裏沒有任何綠色。

無盡的零件。無盡的碎屑。無盡的時間。無盡的時間的碎屑。無盡細小的身體的疼痛。

挑修後的零件，被整齊地碼放著，準備進燒結爐。

這具肉身自由的好像隻有腳。女工們穿著人字拖或洞洞鞋，腳換著姿勢在桌麵下彎曲，伸展，交叉，鞋子脫了又穿。有的人赤腳踩在紙皮上。有的人索性赤腳踩在地上。有的人的腳上塗著指甲油——手是要做工的，不能做美甲。

自由的還有思緒。做工的時候，手不能停，眼得專注，腦子裏的思緒卻飄得好遠。大家會想什麽呢。姐妹們說，什麽都想哦，亂想。一個姐姐在想自己昨天買的六合彩，按生肖下注，買了好幾個生肖都沒中，她有些懊惱。一個妹妹在想她的婚禮，婚紗要租還是要買呢？要買的話，5000塊、6000塊都可以。她還沒辦法領證，明年的6月，她才滿21歲。空氣裏傳來一縷幽幽的香味，一個女孩突然開口問：“是香奈兒的香水嗎？”

小龍蝦的季節到了，一個姐姐很想吃小龍蝦。工業園最近的城中村樓村，小龍蝦賣45塊錢一斤，太貴了，她問了問，沒舍得買。

我旁邊的小周，她在想她肚子裏的寶貝，它6個月了。有人上完廁所，經過她時提醒她，“等下上廁所要小心，剛拖了地，地滑的。”有人動作粗暴地把她的口罩拉好：口罩戴好！不為了你，為了你肚子裏的那個！

工廠裏很熱。園區對麵住宅區的居民屢屢投訴有氣味，環保局便規定不讓工廠開窗。封閉的廠房裏隻有電扇在轉。人在廠裏待10分鍾衣服就濕了，燒結區的工人“衣服就沒幹過”。

“攝像來了！”有人低聲說了一句，大家挺直了背，偶爾的聊天聲也靜默了。台麵架子上有一些捶背的沙錘，它們被擺放著，不再被使用。站在紙皮上的腳，自由的腳，也收起來了。

臉在流汗，在出油。頭發比平時更容易油膩。強力風扇衝著工位呼呼地吹，衝著女工的後背吹。一綹綹頭發被風扇吹得糊在臉上。零件是槍黑色的，上麵有黑色的粉末和灰塵，攏一下頭發，臉上就是一道黑灰印。

正在拍攝的鏡頭，聚焦的是這樣的一張臉嗎？

“我們上班的時候太狼狽了。”工位上的架子上，夾著一個又一個圓圓的小鏡子。是小周在拚多多買的，5塊錢買了好多個，分給了大家。上完廁所坐下的那幾秒，大家會照下鏡子，理理頭發，“在廠裏上班就這樣，比不上人家坐辦公室的。稍微整理下儀容儀表。”

有的時候，鏡頭會從背後穿過肩膀，落在工人的手上。無處遁形的強光下，手顯得這樣醜，毛孔粗大，粘著黑灰色的髒汙。有細小傷口，纏著繃帶。手指上套著指套，是從最普通的塑膠手套上剪下來的。

正在拍攝的鏡頭，聚焦的是這樣的一雙手嗎？

一位挑修組的姐姐說：劉偉偉一來哦，氣壓都變了。有一種被監控的感覺。她問我，你知道他待了多久嗎？她又自己回答，不是一周，不是一個月，是待了一年啊！

無盡的、被鏡頭注視的時間。我聽得出她聲音裏的絕望，還有怒氣。她說：“我們都不喜歡他。”

隻有工人才知曉攝像機前氣壓的形狀。你知道它在，但是你要假裝它不在。你不能抬頭，不能正視攝像頭，要勒緊意誌，強迫自己不用餘光去瞟攝像頭。你越想關注手上的零件，就越覺得如芒在背。另一個自由的東西，思緒，也消失了。時間又一次被拉長了——更緩慢落下的碎屑，更長的時間。細微的感受被放大，被吹動的發絲掃得臉發癢，汗冒出了，黏在腋下，黏在背上。

工人在承受著鏡頭帶來的XX。起先我以為重點是“XX”，它是壓力？還是剝削？真的坐在挑修工位上工作，一切概念的討論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句子裏的另一個詞，“承受”。承受，既包含主動接納，也指被動地擔負。被動的，負擔。人負擔久了，累積的憤懣會找別的出口。曾有女工徑直走到劉偉偉身邊，盯著攝像機讓他刪掉拍攝內容。有人告訴他別拍了。

74票讚成、26票反對

2025年6月15日早上，討論和提問環節結束後，投票開始了。投票箱是一個紙殼做的箱子。公證人員推薦買個帶鎖的鐵箱子，工廠沒有，就用裝零件的紙箱代替。箱子三麵密封，貼著“投票箱”三個字，上麵有一道縫。公證人員檢查了一番，確認無誤。

填完的人把投票卡塞進信封裏，起身，把信封塞進投票箱裏。他們回到了座位上，搬走了自己身下的塑料椅子。很快，大家討論的場地恢複了原樣，隻剩下一個投票箱。挑修的工人開始挑修，鑽孔的工人開始給電鑽尖端抹油，廠裏的成型機哢噠地響，熔體注入模腔有綿長的嘶嘶聲。

公證人員把投票箱拿去了會議室。在公證人員的監督下，陳桃森在黑板上寫下幾個字：投票結果統計。下一行是：到會人數，發出票數，有效票，廢票，同意，不同意，收回票數。

公證人員拆掉投票箱，倒出投票卡，檢查投票，開始計數。

收回票數101票。廢票1。有效票100。到會人數101，發出票數101。

2025年6月15日，在深圳公證處、兩位律師和一位導演共同在場監督下，聚鑫工廠共有101名員工參與了投票，其中74票讚成、26票反對，最終以超過三分之二的多數支持影片繼續製作。

在深圳公證處工作人員（白襯衫）的監督下，陳桃森寫下投票結果

大家的上一次投票，幾乎都是村裏選舉，選書記和村長。胖哥說，“我人都在深圳，都沒參加過投票。但是過年回去，在村裏看到了廣場黑板上有自己投出的票。”

成型組的王姐，隻在孩子的功課上投過票。暑期作業，勾選小孩閱讀過的書，還有同不同意孩子參加畫畫比賽。在工廠，還是頭一次。

這也是葉姐第一次“正兒八經的投票”。葉姐在質檢組工作，她有她的原則，投票不能感情用事。比如村裏的選舉，“我不可能說跟你玩得好，就要讓你為我一個人服務。你要為整個村服務。”

要不要同意劉偉偉製作紀錄片？連著兩天10點下班後，她誰也沒聊，在心裏琢磨這件事。“首先，為什麽讓我來投票呢？他尊重了我。我有這個權利。再者說，可能我很微小，但是說不定我這一票真的管用了。我肯定會認真審視，不是說隨便在哪裏打個勾。是吧？”

她鄭重地投出了她的一票。原因如下：

第一，劉偉偉這一年多是真的付出了。

第二，投票完全可以辦公室幾個人說了就可以。但劉偉偉叫來了全廠員工。投票的事情一切都是公開的，大家坐在一起，一起討論，開會現場表決，不是偷偷摸摸的。葉姐以前在的工廠，從不會投票表決。或許有，但一般在管理層。“你員工隻管幹活就好了，隻管做事就行了。甚至員工這一層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了些啥。”

“做成一個紀錄片我覺得也挺好，讓工廠也走向了更寬廣的天地，是不是？我個人，可能也會在大眾視野裏出現那麽一下。當然不是我的虛榮心，不是說我想火一下，沒有這個想法。因為我很清楚，我們很平凡。但是如果說有那麽一個機會，讓很多人在刷視頻，或者說看紀錄片的時候能看到我，哪怕是一閃而過，我覺得這挺好的呀！”

胖哥支持劉偉偉拍關於工廠的紀錄片，從經驗出發，他直覺現有的勞動製度存在問題。胖哥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地，全國到處跑。十幾歲進了富士康，待了8年。到現在，胖哥已經在工廠待了20年。

“90年代，工人的工作時長也就是正常的8小時。但我們現在在深圳，8小時隻能掙最低工資2520塊錢。一線城市普通的一個工廠員工，他最少工作時間要在10到12個小時。我們廠基本從早上8點上班，一直上到晚上10點，14個小時的時長，中間休息2個小時，工作時間要達到12個小時。”

要掙錢，隻能靠加班。傍晚6點半到10點，這3個半小時加班能拿到更多的時薪。工廠沒有周末，大家允許自己休息的節日，隻有春節。胖哥說：“中國人不是卷。中國人是沒辦法，才天天搞到那麽晚。”

除了理性的判斷，還有道德標準和與劉偉偉的情誼。胖哥說，“偉偉是個很好的人。偉偉給我最深的一個東西就是，他尊重所有人。”在富士康，胖哥得給領導買煙，跑腿，煙錢自然是不給的，還要請領導吃飯。跟領導搞好關係好處很明顯，少幹活，甚至年終都要比別人高。那段在富士康的記憶，胖哥寧可把它忘了。“在工廠，你想要生存下去，就要把關係搞好。不是把事情做多好。”

每次劉偉偉要來廠裏的時候，胖哥都說，你什麽時候來我去接你，幫你訂酒店，帶你吃飯啊。“偉偉一次都沒有提前說過，什麽都是自己解決”，他反而總給胖哥帶東西，上次帶了一條玉溪煙。

寶哥是聚鑫的工程師，是提問最多的人。他問劉偉偉，你拍了這麽多，通過剪輯是不是可以剪出不同視角，不同故事，不同主題？劉偉偉說肯定可以。寶哥猜想，“劉偉偉應該拍的是我們這些普通人，打工的枯燥乏味，一直重複，像機器一樣一直盯著搞搞搞。是什麽驅動力讓這個人一直盯著在這裏這麽搞？他為什麽能堅持一年，兩年，甚至更久？”

紀錄片或許會封存很久。寶哥想，這可能是他在聚鑫的一個記錄，“我可能會以某種形式存在於這個社會上，這個世界上。”

我問寶哥，怕在短視頻上刷到自己的臉嗎？

“刷到就刷到了，誰會記得你啊。那些被記得的，是特別的人。我很普通，我不管丟哪裏應該都認不出來。不會引起別人注意的。”

那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我覺得挺好。我不想被關注。”寶哥微笑著，眼神看著我，卻好像也穿過我，落在個什麽虛空的地方。“我不知道怎麽說。我不夠了解我自己。我是什麽性格的？我描述不出來。有什麽興趣愛好？我也感覺沒有什麽特別。很執著地去幹某一件事情？也沒有。沒有夢想，沒有目標。”

生存遠比投票重要

很少有工人會回憶起那次投票。關於投票細節的記憶，像雪泥鴻爪，消失在新的訂單、新的零件、新的時間中。

劉偉偉口中“珍貴的一票”，對工人們來說，更多是工廠安排的一個“事”，需要配合出席、完成的事。沒有人說起權利、肖像權、隱私權、投票權，大家能記得的是另一些詞：律師、導演、短視頻、我的臉。

拍，管它是什麽紀錄片，還是短視頻，想拍就拍吧。一個阿叔說：“我們是打工的，又不是做老板。打工的有什麽所謂啊。”

一個年輕女工認為這場投票隻是“象征性搞一下儀式”，“萬一員工在電視上看到自己了怎麽搞嘛，肯定要知會我們一聲”。至於投票有沒有暗箱操作，她就不知道了，“我是寶媽。寶媽哪裏知道?”。

投票前，劉偉偉寫了一份公示說明，內容包括投票方式，表決事項與選項，投票流程與時間，結果計算規則，結果公示方式，以及投票的公正性。公示文件發在微信群，也打印出來貼在工廠打卡機旁，公示期是投票前的4天半。

公示發出去後，收到最多的一條意見超乎劉偉偉的意料。工人們關心的問題是：投票當天能不能不交身份證複印件？

公示上寫明，投票當天需要帶身份證和身份證複印件。有工友直接問組長：“是不是廠裏犯什麽事了？”在工人的經驗裏，能查身份證的通常是公安機關。身份證不是一個中性的手續，它意味著登記和被查，意味著可能落到自己身上的麻煩。

劉偉偉寫了一份書麵回複：因為深圳公證處的工作人員要到現場公證，為了確保投票真實、規範、有效，公證處需要核對每個人的身份信息和投票資格，所以投票當天必須攜帶身份證以及身份證複印件。

他也跟大家解釋：“它沒有危害，隻是為了證明你是你，就這麽簡單。不然我就可以作弊，比如投票當天讓陳桃森領著10個親戚給我投票。這不行。”

投票問的是：你是否同意劉偉偉將視頻素材製作成紀錄片？很多人的回答卻像是在回答另一個問題。

挑修組的小周說：“拍就拍了。我認認真真上班，掙幹幹淨淨的錢。”

成型組的阿勇說：“身正不怕影子斜。何況我長得又不醜，怕啥咧？”

質檢組的葉姐說：“就算是放到社會上，大家都是正常上班，沒有說什麽，更沒有幹什麽違法亂紀、不能曝光的事。”

這樣的答案不是一個，兩個，是很多個。麵對鏡頭和投票，藝術家想的是權利，工人的回答卻在自證清白。他們把自己放回到一個安全的位置：沒有偷懶，沒有違法。

成型組的王姐，臉總是擦得白白的，愛笑。她記得劉偉偉拍過她吃飯。王姐覺得不舒服，說，我在吃飯不要拍了。劉偉偉回複沒關係的。王姐想起來苦笑著，“好像還是拍了！拍就拍吧！誒呀！就這樣子了！”

劉偉偉拍攝紀錄片，“對我們有什麽幫助啊！”她想了想，把話往回收：還是有好處，工廠訂單多了，我們才有活幹，“班”才能加得多一點，對我們也好了。

生存遠比投票重要。對工人來說，最重要的是有沒有“班”加。工廠裏的正式員工如果每天隻工作8小時，拿到的隻有出勤工資，一個月最高2520元，也就是深圳最低工資標準，折算下來平均時薪約18元。勞動法禁止違背意願加班，工人們是“自願”加班的，工作日加班能掙1.5倍工資，掙夜班補助，周末加班能掙2倍工資。傍晚6點半到10點，是一天裏最重要的3個半小時。周末，是一周中最重要的兩天。

日結工則按小時算錢，給價高的廠每小時21元到24元，但大多數廠都是時薪18、19元。工廠有活，才要招人；訂單多，才有“班”加。

工業園門口的招工欄上貼滿了招聘信息

劉偉偉第一次單獨拍攝小妹時，問了她一個問題：你為什麽選擇在這個工廠工作？

小妹的回答是：這裏最起碼給我們員工有“班”加。

那場對話小妹一直記得。她一直後悔，有些話不能就這樣隨意地說出來，還是要經過大腦。那時工廠的效益不好，瀕臨倒閉，她說這話顯得自己不講情義。但小妹知道自己沒有說錯，“我們為什麽背井離鄉啊？把小孩留在家裏讓老人家帶。肯定就是為了賺錢的，如果這個廠效益不好，我也會選擇走。我連家人都養不活，我還來這些幹嘛。”

拍攝結束後，小妹是捂著臉出來的。“長這麽大，我從沒被別人照過。”小妹長卷發，擦著珊瑚色的口紅，很輕易感到害羞，害羞時會用雙手捂住臉。

“你們都是大學生，我們都是小學生。有文化跟沒文化的人說話，簡直就是不一樣。你們有文化的，用一個詞就代表了，我們要繞好大的彎才把那個意思說出來。心裏緊張的，怕哪一些說的不圓滑的話，又怕你們笑話。”

小妹說至少這個廠“有班加”的時候，工廠也在艱難地運轉。2022年，廠裏剛貸款擴大了三條生產線。機器剛運進廠，小鳳的愛人，也是廠裏的核心技術骨幹，入獄了。那兩年是小鳳最艱難的時候。高額貸款，技術人員離職，訂單下滑，每月入不敷出，她一度想賣掉工廠，“每天都活在恐懼中，怕工廠倒閉。”

劉偉偉拍攝的素材裏，小鳳沒有一刻停下來過，她不停歇地打電話，找客戶，接單，解釋業務，出貨，要賬。

小鳳有一張光潔細膩的臉，眉眼彎彎，頭發卻夾雜著與臉不相稱的層層灰白。她把“我沒有什麽學曆”掛在嘴邊，說完又提醒自己要“祛魅”。祛魅這個詞是劉偉偉告訴她的。他對她說：要對知識祛魅，知識永遠是特權，但經驗是平等的，你有別人沒有的肉身經驗。

小鳳講起自己的肉身經驗。她16歲時開始在珠三角廠裏打工，做過倉庫的收發員，在線材工廠的流水線上待過，自學電腦當了文員，又和愛人開廠做了老板。

創業時，她記得自己和愛人淋著暴雨，搬幾十公斤的鋁材。再後來，工廠在倒閉邊緣，愛人入獄，她每天睡不夠三個小時。講著講著，她又掉了眼淚。

“很小的年紀出來，什麽也不懂。我的經驗都是靠眼淚積累出來的。”

“就是害怕，就是手抖，但沒有辦法，隻能頂著。”

小鳳接下訂單，小妹才能加班挑修零件，“班”加得多一點，老家的家人生活才好一點。小妹和小鳳，一個零件接著一個零件，一批訂單接著一批訂單，匯聚在聚鑫所在的工業園區，也被嵌入珠三角更大的供應鏈。在工業園，像聚鑫這樣的中小製造工廠大約有50家。廠房就在樓上、樓下，藏在卷簾門和封住的窗戶裏。珠三角地區，類似聚鑫的企業可能在上萬家。它們被登記為民營企業、小微企業、或者電子配件廠。隻有年主營業務收入達到一定規模的工業企業，才會進入“規模以上工業”的統計口徑，像聚鑫這樣的工廠，沉默在統計表的邊緣，工業園，和城中村之間。

夜深了，小妹和挑修組的工人還在加班

做你媽的夢

今年4月，我去工廠時，補拍素材的是劉偉偉請來的攝影。劉偉偉沒有再像從前那樣拿著相機進入工廠。

就像工人們能感受到攝像機前氣壓的形狀，劉偉偉在工廠裏感受到另一種氣壓。通過攝像機的監看屏幕，他感受到了女工們的眼神，帶著憎惡和委屈的眼神，這種氣壓讓他恐懼。眼神的深處是什麽？他看著監看屏幕裏的一張張臉——無能為力又無處可逃，無法離開工作崗位，也無法遠離攝像機拍攝觀看。原來是“脆弱”。

400多天，他和他們，“打仗一樣地在幹活，每天在焦慮、焦躁、不安中度過一整天”，他和他們，和她們，當然有情感連結。胖哥隨和，內裏卻極其堅忍。小妹當小組長，對工友盡可能柔情而非殘酷。小鳳外表柔弱，處事嚴謹，在情感表達上卻常常內斂失語。陳桃森審慎，保守，帶著某種與工廠格格不入的理想主義。黃姐敏感，小周純真……他看見的不隻是他們的身份，也有他們的本質。他理解工友們的困境，理解他們對攝像機的厭惡，但作為藝術家，他也理解這種脆弱裏的社會問題和公共政治問題。他左右拉扯。

當“脆弱”這個詞語出現時，劉偉偉說，他心裏很難受，他們既困在了工廠裏，又被迫困在了攝像機裏。他暫停了拍攝，跟工友一樣開始厭惡攝像機。他不允許自己再拍下去了。他不敢再拍了。他甚至想逃，想放棄這些素材，或者幹脆不製作了，就這麽離開工廠。

劉偉偉和黃姐

還記得劉偉偉曾經問過工人午休時做的夢嗎？2025年，我見劉偉偉時，劉偉偉告訴了我一些工人講給他的夢。

胖哥夢見他還在富士康上班，早晨走進工廠，看見樓下躺著自己的工友，身上蓋著涼席。胖哥說，他分不清是夢還是現實了。

有的人跟劉偉偉講，自己做了色情的夢。

一個男孩夢見有蛇咬他。這夢或許來自童年，他和父母住在菜地旁的自建房裏，夜晚總有蛇從田裏窸窣著蜿蜒至床沿。現在，曾經的菜地上建起了地鐵，他也早就住進了樓房。在聚鑫，他上的是夜班，睡覺的時候天光總是大亮，哪又有什麽蛇呢。

今年，那個夢的提問還在繼續。

質檢女工夢見自己還在檢零件。每天，她要檢查超過1萬個零件。也有時候，她夢到和朋友去公園玩。她是在夢中去了深圳的公園。樓村是她從廣西老家來到深圳的第一站，然後再也沒有離開。在深圳快9年了，她沒有去過市中心，3站地鐵外的公園，也沒有去過。

黃姐說，除了噩夢，好像沒有做過其它的夢。

更多的人說，自己不做夢，已經不會做夢了。

有人直接對劉偉偉說：做你媽的夢。

*編輯王天挺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