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黨重新偉大？專家：應視習近平清洗為全麵改造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一篇文章直言，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當政以來發動一波波黨政幹部清洗，其中不乏高層領導人，這不僅有紀律整肅、打擊政敵用意，更應被視作改造中共全麵工程。

外交事務期刊刊載“習近平的永久清洗：中國‘自我革命’背後的真正目的”（Xi's Forever Purge: The Real Goal Behind China's 'Self-Revolution'）一文，撰文者為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研究員牛犇（Neil Thomas）、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研究助理Shengyu Wang。

習從2012年執掌中國最高權力以來，對於黨與解放軍發動整肅，甚至包括昔日被視作無可動搖的高層領導人。今年1月解放軍高層張又俠、劉振立落馬，4月前新疆黨委書記馬興瑞被立案調查，這是毛澤東時代結束以來，首次有3名政治局委員在同一個5年任期內倒台。

對於習發動清洗，一般解釋多為排擠政敵、鞏固權力，這也確實為習贏得民心、集中決策權力。由於清洗運動導致樹敵太多，習為了自保，必須持續清洗，例如大多分析人士解析，張又俠被解職是出於其對高層內部政治構成挑戰。

撰文者強調，這樣的說法不無道理，卻也不夠，若僅聚焦頂層清洗、政治積怨等驚心動魄故事性，將遺漏更宏大的敘事架構。習最初的“反貪腐”行動已經演變為一套管理幹部、政治優先、監督政策執行的機製，習的紀律整肅應被理解為一場旨在改造中共自身的全麵工程。

習在近期多次講話中加大對於“自我革命”的呼籲強度，強調黨的內部紀律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相連、相輔相成、相互促進”，若“自我革命”成功，有望使中共成為一個更有效、更持久的執政機器，無論由誰掌舵，都能無限期地統治中國。

習正在推動其所稱的黨的“自我革命”。他將紀律整肅作為控製工具，更作為一套治國理論，內部規章確立優先項目與行為準則，思想教育培養忠誠官員，巡視整改提高執行合規度，高層清洗可發揮懲一儆眾威懾效果，習尋求在中共21大第4度連任，更多的清洗行動將在所難免。

撰文者認為，習執政初期的反貪腐行動確實與瓦解政敵網絡意圖相扣；第2任期時，整肅行動性質開始轉變，由於美國川普（Donald Trump）政府發動貿易戰、科技戰，加上COVID-19疫情，習選擇降低高層動蕩度，清洗重心轉為較低層級幹部，紀律整肅工作也漸漸製度化，2018年全國人大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其與中紀委並行運作，將監察範圍延伸至所有公職人員，不論是否具有黨員身份。

習在2022年10月中共20大確保第3任期後，反腐整肅雄心浮現，若說清洗是為了鞏固習的個人權力，原先預料反貪腐行動將在習連任後趨於平息，情況卻是變本加厲。

“自我革命”是習對於黨嚴格自治、糾正自身問題、維護意識形態純潔性的要求，對於習來說，最深切的心腹之患是內部腐敗、不是外部威脅，“自我革命”則是解答，在政治與組織的弊病演變為致命危機前根除，這才是習要讓黨永續萬代的意圖。

強硬的管控手段使黨具備更強的執政能力，不過“自我革命”也有弊病，更嚴密的集中管控與更嚴苛的懲戒措施，使地方官員回避風險、隱瞞問題，書麵程序服從取代解決問題的行為動機，後果可能導致一個在癱瘓與過度服從間搖擺的體係，造就一個更僵化、更缺乏適應性的政策流程。

在懲罰“忠誠不足”的背景下，北京恐更難從地方獲取準確數據與坦誠報告。中國的列寧主義體製在有清晰目標和可觀測指標時動員最為有效；不過在需要靈活度、即興應變與誠實反饋時則力不從心，例如COVID-19疫情，地方擔憂向上匯報壞消息受到懲處，進而延遲對於突發風險的反應時間、早期遏製空間。

撰文者總結，習曾明言“自我革命”是在防範“政權在領導人去世時結束”，若習繼續第4任期，“自我革命”或將成為其政治遺產的優長與短板共存所在，他可能留下一個腐敗減少、更加製度化、更能有效落實中央政策優先議程的黨；也可能留下一個隻要沒有習這樣的強人居於核心便無從運作的體製。

習不將“自我革命”定位為純粹國內事務，這是其欲對於“西方模式”多黨競爭與權力分立倡導者的“強而有力回應”。北京積極地推廣“自我革命”作為可借鑒的治理範本，中國與數十個國家簽署反腐合作協議，為開發中國家的官員提供紀律培訓。

習對於“自我革命”的高度專注，將使他對於重大的對外冒險行動更趨於謹慎，大規模清洗解放軍使任何戰爭在短期內難以打響，卻也揭示習對於腐敗、忠誠與機製效能的執念。習對“自我革命”的執著表明，他最渴望被銘記的是“讓黨重新偉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