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許多人想坐上穿越到蘇聯的列車。那麽,對於生活在蘇聯的普通人而言,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一些人記憶中的蘇聯,是宏大的五年計劃,是戰爭的英雄史詩,而在毛細血管的日常裏,卻是無數看不見的邊界和禁忌。生活在蘇聯的普通人,必須恪守六大禁忌,它們雖然不是寫在刑法裏的重罪,卻是刻在每個蘇聯人骨子裏的生存紅線。
第一、思想的禁忌
《真理報》上無真理,《消息報》上無消息。這句笑話,道盡了思想禁忌的本質。這個禁忌,是蘇聯的第一禁忌,也是最根本的禁忌。在這種禁忌下,任何與官方口徑不一致的思想,哪怕僅僅是一句私下的抱怨,都可能被視為異己。
1945年2月,戰爭英雄索爾仁尼琴在前線被捕,原因是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了一句:那個留胡子的老板,是他把我們引向了毀滅。信還沒到朋友手裏,索爾仁尼琴就已經到了勞改營,罪名是反蘇,刑期是八年。
令人窒息的是,這種禁忌遍布社會的角落。勳宗時期,有數萬人因觸犯思想禁忌而被關進了精神病院。比如一位莫斯科工人,僅僅因為在車間裏抱怨了一句“工作時間越來越長,待遇卻一年不如一年”,次日就被帶走,從此杳無音信。
第二、遷徙的禁忌
莫斯科不是你想進,想進就能進。這句笑話,道破了蘇聯遷徙的禁忌。1932年,蘇聯建立了嚴格的人口管理製度,任何人離開居住地超過24小時,就必須持有單位開具的證明。進入莫斯科等等幾個大城市需要專門的介紹信,否則就被視為非法滯留,輕則罰款、重則勞改。出境更是遙不可及,蘇聯存在的69年裏,和平年代的出境率不到千分之三。
蘇聯的遷徙禁忌,一方麵源於計劃經濟的需求,計劃經濟需要將勞動力鎖定在計劃的崗位上,不能隨意變動,否則就會影響計劃。另一方麵是為了緩解資源分配的壓力,畢竟,莫斯科是蘇聯的門麵,哪裏的麵包都可以缺,莫斯科不能缺。
第三、經濟的禁忌
蘇聯,應有盡有,但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句笑話,道破了計劃經濟的虛偽。在計劃經濟下,普通人的經濟生活被兩大禁忌所束縛:一是禁止脫離計劃而生存,二是禁止有勞動能力而不工作。
蘇聯的商品短缺是常態,所有都需要憑票供應,排隊4個小時購買一磅麵包是普遍現象。在這種背景下,在黑市討生活成了普通人生存的必備技能,可一旦被抓住,就會被定性為投機倒把。比如莫斯科的一位家庭主婦,用在家中自製的果醬交換鄰居的手套,被舉報後定為投機分子,最終被沒收全部財產,並罰款500盧布,這相當於她8年的工資。
蘇聯的計劃經濟,因為分配極不合理,所以勞動積極性極低。於是蘇聯出台了反寄生罪,在街頭和公園抓閑人,如果不能證明自己正在上班途中,輕則被帶走調查,重則移送勞改營。蘇聯大詩人布羅茨基因為不願意燒鍋爐,就曾被判社會寄生罪。
第四、文化的禁忌
麥當勞是資本主義的剝削工具,口香糖是西方世界的頹廢象征。這句蘇聯口號,突出了蘇聯文化禁忌的詭異。
蘇聯的文化要求是,歌頌宏大、讚美積極、發揚向上。也就是,你隻能歌頌光明,不能揭露陰暗;你隻能塑造英雄的幸福,不能描寫凡人的苦難。即便是真實,如果不符合發展中的”真實”,那也是禁忌。所以任何偏離這種基調的文化作品,都可能被視為反蘇宣傳。比如《古拉格群島》被定性為叛國作品,流行音樂被視為資本主義的頹廢聲音,嚴禁收聽,否則就要被罰款勞教。
第五、社交的禁忌
在蘇聯,和誰做朋友,不是個人的選擇,而是生存的抉擇。這句感慨,是蘇聯心照不宣的禁忌。
在蘇聯,普通人不能有外國的親戚朋友,不能看外國的書籍資料,否則就可能被定性為反蘇分子。如果一個人被定性為反蘇分子,那麽他的家人、朋友、同事,都可能受到牽連。比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發,一名莫斯科大學的教授,僅僅因為與匈牙利的學生有過師生經曆,就被撤銷職稱,流放到西伯利亞。當一名孩子的父親成了所謂的人民公敵,他母親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銷毀父親的所有物品,並告訴孩子那個人不是他們的父親。這不是殘忍,而是為了活命。
第六、隱私的禁忌
在蘇聯,沒有真正的私人生活。這句耳語,是蘇聯私人生活的無奈寫照。
蘇聯執行集體宿舍,廚房是共用的,衛生間是共用的。你的腳步聲、孩子的哭聲、夫妻間的爭吵,都會被鄰居聽得一清二楚。你的訪客是誰,你幾點回家,都在他人的注視之下。並且,蘇聯還出台了《居住區使用規則》,禁止在廚房討論政治話題。
於是私人生活就成了禁忌,這個禁忌使得蘇聯人從小就懂得:隔牆有耳。比如一名莫斯科工人,在集體公寓的廚房中向妻子抱怨了黃油難買,次日就被克格勃帶走。
蘇聯時代的六大禁忌,本質上是權力對個人生活的全麵滲透。從言論到思想,從遷徙到出行,從經濟到社交,從隱私到文化,權力的觸角無處不在。透過這六大禁忌,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蘇聯普通人小心翼翼的生存狀態,更看到了蘇聯如何一步步走向覆滅的過程。
蘇聯解體的原因千頭萬緒,但不可否認,人心向背是最終的判決書。當蘇聯需要依靠無處不在的禁忌來維持運轉時,它離停擺就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