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評伊朗局勢避點名美國,稱今年是中美關係"大年"

這場記者會的時間節點不同尋常。

2026年開年兩個月內，特朗普政府已先後對兩個國家動用武力：1月初，美軍在委內瑞拉實施軍事行動，將總統馬杜羅拘押並押送美國受審；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展開大規模聯合打擊，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襲擊中身亡。

與此同時，北京正在迎接另一波外交密度：歐洲領導人密集訪華，試圖在美歐關係經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持續衝擊之後，為歐洲尋找新的戰略支點。王毅形容，歐洲領導人“接踵來訪”。

以往兩會最受關注的中國總理記者會已在2024年宣告終止，這使得外長記者會在兩會的對外傳播中分量愈重。3月8日上午，王毅出現在梅地亞中心，麵對中外媒體，在90分鍾內回答了21個問題。

中國兩會外長記者會的問題，通常並非完全隨機。外媒通常需要提前提交問題，提問安排具有明顯的篩選與分配特征，王毅的回答也因此高度程式化，是提前準備好的。

這意味著，記者會上每一個問題的入選，甚至問題的先後順序，都不是偶然。

伊朗：呼籲停火，刻意留白

記者會開場不久，伊朗問題隨即登場。

王毅的第一句定性直截了當：“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停火止戰。”

他把這場衝突定性為“一場本不應發生的戰爭，也是一場對各方都沒有好處的戰爭”，並呼籲“立即停止軍事行動，防止局勢輪番升級，避免戰火外溢蔓延”。

之後，他闡述了中方的五項原則：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得濫用武力——“拳頭硬不等於道理硬，世界不能退回叢林法則”；堅持不幹涉內政，“策劃顏色革命、搞政權更迭不得人心”；通過政治對話解決爭端；以及大國應“守公道、行正道”。他引《過秦論》作結：“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這套表述，言辭重，但指向模糊。

整段回答裏，美國和以色列始終沒有被點名，王毅的批評通過原則包裹：它反對的不是某個具體國家的具體行動，而是“武力邏輯”這種更宏觀的國際政治取向，看起來是一種有意為之的留白。

一方麵，伊朗和委內瑞拉與中國長期交好，是中國重要的原油來源國，霍爾木茲海峽的局勢穩定對中國的能源供應體係至關重要。中國肯定會譴責這些軍事行動。

但另一方麵，特朗普即將在下個月訪問中國，過於激烈地公開批評美國的軍事行動，並不符合王毅後麵所說的為兩國元首會晤“營造適宜的環境”。

兩會外長記者會上每一個問題的入選，甚至問題的先後順序，都不是偶然。

中美關係的“大年”

中美關係是當天另一個重點。

王毅說，中美“改變不了彼此”，但“可以改變相處方式”——他給出的方式是“秉持相互尊重的態度，守住和平共處的底線，爭取合作共贏的前景”。但這套表述本身並不新鮮。

讓它在今年顯出不同意味的，是王毅緊接著說的一句話：“今年確實是中美關係的‘大年’，高層交往的議程已經擺在我們的桌麵上。”

這是北京在正式場合對中美高層接觸的最明確確認之一。

王毅的表述比較緩和、積極。他說，雙方需“營造適宜的環境，管控存在的分歧，排除不必要的幹擾”，並強調，“中方的態度始終是積極的，也是開放的，關鍵是美方也要相向而行”。

“關鍵是美方也要相向而行”，這句話是對美國喊話，期望雙方在未來一段時間處理外交事務時能夠達成默契。

中俄：“風雨不動安如山”

王毅在中俄關係上用了全場最積極的一組語言。

他說，今年是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麵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局勢”，中俄關係始終“風雨不動安如山”。

他用“背靠背”形容中俄關係，“不懼任何外部的挑撥和施壓”，兩國在重大國際和地區事務中“戰略共識最多、戰略協作最密”。

去年是二戰結束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習近平和普京分別出席了對方的勝利慶典，雙方明確表示要“維護正確二戰史觀，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王毅在記者會上延續了這一敘事，把曆史敘事的互相背書也納入中俄協作的範疇之內。尤其是在與日本因“台灣有事”言論關係趨於緊張之後，中國更為重視與俄羅斯共同維護“正確的二戰史觀”。

然而，王毅同時表示，“對於重大國際和地區事務，中俄之間戰略共識最多，戰略協作最密，其中就包括捍衛國際規則和秩序問題。”

但他並沒有提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持續入侵，是否違反了他所力主的國際規則和秩序。

王毅在記者的鏡頭之下走入會場。

對歐洲喊話：離開“小閣樓”

麵對歐洲，王毅的語氣是一種兼帶拉攏與敲打的複雜組合。

他肯定了中歐關係近一年的回暖，雙方貿易規模擴大，人員往來增加，領導人交流密集，並達成一批新的合作協議。

但他隨即說：“我們樂見歐洲的朋友們走出保護主義的‘小閣樓’，來到中國市場的‘健身房’，到這裏強筋壯骨，提升競爭能力。”

這句話的意思是清楚的：北京歡迎歐洲靠近，但拒絕歐洲以“去風險”或產業保護為由築牆。

歐洲此刻的外交處境本就複雜。

特朗普第二任期帶來的衝擊——從關稅施壓、支持歐洲極右勢力，到格陵蘭島爭端、要求大幅提升軍費——已使歐美關係不複以往的默契。

在這個背景下，王毅的“健身房”邀請帶有相當程度的戰略判斷：北京認為，歐洲此刻的處境，給了中歐關係重新布局的機會。

日本：全場最無保留的一段批評

如果說對美是有節製的博弈，對歐是有拉攏有敲打，那麽在日本問題上，王毅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外交緩衝地帶。

他在回應日本有關“台灣有事”的涉台表態時，連發三問：“台灣事務是中國的內政，日本有什麽資格插手？中國的台灣地區出了事，日本有什麽權力行使自衛權？所謂‘集體自衛權’是否意味著掏空規定放棄交戰權的和平憲法？”

隨後，他把問題拉向曆史縱深：“聯想到當年日本軍國主義曾以‘存亡危機事態’為藉口對外發動侵略戰爭，不能不使中國和亞洲各國人民高度警惕和憂慮：日本要向何處去？”

最後落下的是宣示性的一句：“已經發展壯大起來的中國和14億中國人民，也絕不允許任何人再為殖民張目、為侵略翻案。”

這意味著，王毅在對日本的這段回答中，沒有提供任何對話空間，也沒有以“也希望中日關係健康發展”之類的慣常句式軟化收尾，而是以“絕不允許”作為終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