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美才女跨界打格鬥,挨耳光險腦幹出血,卻說都是擦傷

一個耳光

“我預想的情況是，就像被一根木質的棒球棍貫穿臉頰。”

上場之前，丁苗把那一巴掌想象得很具體：眼前要麽是一片漆黑，要麽炸出了滿天星星，耳朵裏像電流穿過一樣滋滋作響，腦袋也跟著嗡嗡的，鼻腔和嘴裏都是血腥味——這是她在上場前反複給自己做的心理建設。

但在台上真正挨到那一個耳光，丁苗反而愣了一下。她先是笑了，然後用力敲了一下手裏握著的解壓棒。她原本想大聲喊一句“weakest”（嘲笑對方力度小），結果口誤喊成了“waste”，嘲諷對方“白費力氣”。她聲音有點嘶啞，邊喊邊轉過身攤了攤手，但是“感覺效果反而更好了”。

是的，一切似乎沒有她想象得那麽嚴重，甚至還有點不合時宜的輕鬆。像是把標準答案背了一整晚，結果考卷隻出了最簡單的那道題。

緊接著又輪到丁苗出手，這一次的擊打出現了偏差。丁苗被判失誤犯規，輸掉了比賽。

第二天起床照鏡子，丁苗的半邊臉腫脹青紫，連嘴巴也歪掉了。她形容自己像一個“豬頭”。後來，嘴歪持續了一個月，去辦理新護照時，照片上她的嘴也是歪著的。

2025年10月24日，阿聯酋阿布紮比，33歲的職業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MMA）運動員丁苗在一場被稱為“世界扇耳光大賽”的比賽中亮相，成為中國第一位登陸該項賽事的選手。這個比賽的官方名稱是Power Slap（耳光力量）：兩個人站定，輪流出手擊打對方的臉部，不允許躲閃，直到對方主動認輸或者被動倒地。

規則簡單極致，疼痛變成了一種可以被觀看的瞬間。進攻時，運動員需要扭轉身體發力，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到手掌，瞄準對方的臉部發力；承受時，則不能有絲毫躲閃，還要克服眨眼、縮肩、偏頭這些身體本能反應。場上隻剩下臉頰與手掌之間的碰撞。

這項比賽帶有強烈的觀賞性質。它最早源自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的民間節慶，最初隻是酒後互扇巴掌取樂的活動。2023年，這種形式被引入UFC（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職業體係，接著迅速在社交媒體上傳播開來，每場比賽在YouTube上都能獲得可觀的打賞收入。

不難理解，比賽從一開始就注定招來爭議。比賽視頻彈幕和評論裏最常見的評論是“不能理解為什麽會有這個比賽”。對此，丁苗的回應是，“允許一切多樣性存在。”

這次的輸對她來說不算什麽，她也並不急著為此辯護。對丁苗而言，疼痛從來不是什麽熱血的燃料。疼就是疼，是忍耐，是折磨。而當一個人見過更疼的，舊的疼就會退到後麵去，“那隻是你經曆過的一部分”。

說起這些時，丁苗的嗓子有點沙啞。傍晚，她剛在普吉島結束當天的跑山訓練，膝蓋有些腫脹，那是舊傷的反複。高強度的訓練把她的時間和體力都榨幹淨，她幾乎沒有精力分散給別的事情。自從成為一名職業選手以來，她的生活裏隻剩下一件事：訓練。

從畫畫的人，到“打架”的人

故事已經講過很多次，關於丁苗如何從一個畫畫的人，變成了一個打架的人。

從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畢業後，丁苗沒有急著離開學校，而是在北京花家地又住了兩年，一邊畫畫，一邊準備考研。那是一種緩慢而清晰的生活：白天在工作室畫畫，晚上複習文化課，周圍全是同樣固執地留在藝術世界的人。

那時候，她最喜歡的畫家是墨西哥的弗裏達·卡羅。三十五歲那年，弗裏達畫下《破碎的脊柱》，把自己的身體拆開來陳列：裂開的脊椎、釘子一樣紮進皮膚的痛感。

丁苗迷戀那種把傷口直接攤開的勇氣：一個女性如何在殘缺、病痛和情感打擊之中，仍然堅持表達自己，“非常真實，也非常堅強”。在她看來，這種女性形象在中國傳統敘事裏並不常見。

她承認自己的性格也是如此，直接、不太顧忌別人的目光。“他們總說我像外國人的思想。”

丁苗並不浪漫化清貧。她見過同學為了堅持藝術把日子過得太苦，她開始接代筆、畫行畫、給酒店塗牆繪，也賣掉一些自己的作品，盡量在理想和體麵之間維持平衡。

“找工作”這件事，起初對丁苗來說有點困難。純藝術的背景讓她在求職市場碰了一些壁。她不會軟件，隻會“畫兩筆畫”。麵試時，對方總會先誇一句“畫得挺好”，再補一句：但我們需要的是馬上能用的人。

為了入行，她在一個商業插畫工作室免費幹了三個月，從基礎的軟件學起。一個辦過畫展的央美畢業生，重新當起了學徒，從零開始。

後來她進入動畫行業，又轉到了遊戲公司。那正是手遊迅速擴張的時期，項目多、機會多、漲薪快。她拚命努力，加班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加班到淩晨四點，她的頸椎病犯了，“我突然感覺自己的舌頭麻了，直往後縮。”丁苗很快拿到了三十萬年薪，並且做到了美術總監的職位。十年前，這個數字已經相當體麵。要知道，她的第一份正經月薪，隻有1900元。

但慢慢的，丁苗越來越難用“喜歡”解釋這份工作，在寫字樓裏日複一日的秩序感讓她覺得厭倦。她見過項目上線前的時刻被整批裁員的情況，顯示器被一台台回收，“一個顯示器就是一個人，一個人背後就是一個家”。行業在賺錢，人卻在被迅速消耗。

她不是那種喜歡安靜待著的人，總想去試試別的可能。下班之後，她去跳過鋼管舞、練過肚皮舞和瑜伽，還跑過半馬，甚至還把膝蓋跑壞了。她並不想當一名職業運動員，隻是本能地想讓身體動起來，想從那種一眼望得到頭的生活裏掙脫出來。

真正讓她產生改變方向念頭的，是格鬥。

一開始是巴西柔術。她練了兩個月就去參加比賽，連自己都覺得有點“莽”。但在賽場上，她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一種不同以往的反饋——不是“還行”，不是“有點興趣”，而是明顯的進步感。她發現自己學得很快，“我打得比想象中狠，也比想象中能扛。”那種身體和技術一起被激活的感覺，讓她意識到，這條路上，她可能真的有點天賦。

與此同時，身體也在發出警告。長期久坐，加上後期訓練疊加，丁苗的腰椎間盤開始膨出。接觸到柔道之後，她發現自己核心力量不足、肌肉不夠強壯，疼痛最厲害的時候，她走路幾乎要拖著一條腿。

那段時間，丁苗在辦公室裏坐立難安。她常常在工位上搜索“久坐腰疼”“腰椎間盤突出”，搜得多了，大數據開始反複給她推送類似的內容——“久坐等於等死！”。她想，“我寧願出去搬磚，幹體力活，也不想再坐在辦公室裏。”

那一年，她已經做到了美術總監的位置。但她沒有覺得放棄是一個多麽艱難的決定，“不是下什麽決心，是終於解脫了。”她形容那次辭職更像是一種逃離。無論如何，她都不想再繼續坐在寫字樓裏。

“我的格鬥生涯正式開始了”

辭職後，丁苗還沒有完全走向格鬥，她自學紋身，在家裏開了一個小型的個人工作室，用閑暇時間去拳館訓練。她還在拳台上認識了後來的男友和摯友們，訓練、戀愛、創業交織在一起，一切似乎都在往更明亮的方向走。

很快，順暢的日子被一場變故打斷。

2016年底，一位經常跟丁苗一起訓練的年輕朋友，在國外比賽前降重時身體機能衰竭去世。那年他二十一歲。

出事那天，他們原本以為隻是一次普通的意外。幾天前，他剛拿到ONE冠軍賽（ONE Fighting Championship，亞洲地區重要的格鬥賽事IP之一）的主賽資格，出發前他們把他送上飛機，大家都很興奮。丁苗替他設計了戰旗的圖案，幫他琢磨賽前的飲食，像照顧家裏最小的弟弟一樣照顧他。可沒過多久，消息傳回來：他在降重期間昏倒，搶救無效，死在異國的醫院裏。

丁苗說，她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法接受的，不隻是死亡本身。拳館的外籍教練先回國了，俱樂部沒有人出麵，也沒有人去參加葬禮。她反複說：“小孩死在那兒，教練自己回來了。咱一起去的，兄弟沒了，咱肯定得把人帶回來。咱中國人絕對做不出這樣的事兒，對不對？”

後來她才知道，簽約的保險沒有生效，事故發生在進入八角籠之前，不在賠付範圍內。她和朋友一起去聯係人、發消息、找人募捐，最後湊出十五萬元撫恤金交給了男孩的父親。

那個男孩一直有個很明確的夢想——出戰一次UFC。丁苗意識到，很多人可能還沒來得及站上更大的舞台，人生就已經被按下了暫停。“他為了格鬥奮鬥一生，”她說，“如果我還能打，我想替他把夢想延續下去。”

丁苗沒有再猶豫。2017年初，她放棄在北京的一切，來到泰國全職投入訓練和比賽。沒多久，她被臨時叫去三亞，頂一場A級賽事的替補。央視五套直播，戰卡上有張立鵬、張偉麗——當時中國格鬥圈最亮眼的名字幾乎都在。丁苗感到很奇妙，“感覺前一秒你還在看電視，下一秒你就上電視了。”

她甚至不是第一順位的替補，她也不知道那是一場關於金腰帶的比賽，腦子裏隻有一句話：“這麽大的比賽，能讓我上，就是我的機會。”她的對手是美國選手阿麗莎（Alesha Zappitella），五歲練摔跤，戰績顯赫，她們實力懸殊。經紀人對她的預期很低，隻要能上去扛兩分鍾再輸，就算完成任務。但丁苗打到了第二回合。

那張賽後合影裏，裁判高高舉起阿麗莎的手，她站在一旁，赤腳踩在擂台上，嘴角微微上揚，眼神發亮。丁苗反複回憶起那一刻：“我知道，我的職業格鬥生涯正式開始了。”

再後來，丁苗漸漸有了一些名氣，正式簽約了泰國的一家俱樂部，開始把“訓練”正式變成職業。這些年，她一共打了44場比賽，包括自由搏擊、泰拳和綜合格鬥，27勝17負。其中被記錄在國際職業體係裏的26場MMA比賽，18勝8負。

對她來說，重要的不是“場場必勝”，而是能一直站在場上。“很多人打到十來場就退役了”，而她打到了四十多場，今年還在繼續。

從年薪30萬到負債30萬

格鬥是個燒錢的愛好。請教練、體能訓練、康複理療、買裝備，再加上日常的衣食住行，樣樣都離不開錢。沒過幾年，丁苗此前工作攢下的積蓄就見了底。

2020年，她回北京投資了一家拳館，合夥人是她在健身房兼職時認識的一個會員。對方有錢，願意出大頭投資。為了穩妥，會員又把健身房老板拉進來，“我們三個女孩，年齡差不多”。聽上去像是一個互相扶持的創業聯盟，但事情很快變了味：丁苗成了法人，但公章不在她手裏，賬目不清晰，花錢速度如流水，關鍵節點上她什麽都插不進去，“明擺著就有問題”。等她意識到不對勁時，很多事情已經無法挽回。

緊接著，疫情來了，錢很快被消耗完，丁苗還欠了一身網貸。她回憶自己去與合夥人對質時，對方說，“你們錢都沒有了，你們現在都滾出去。這地方就是我掏錢我做的。”她想自己去談，又被律師攔下，“你可別去找茬，你一找茬她報警，把你抓起來，你事就大了。”來回幾個月拖下來，錢沒要回來，人反而被耗得精疲力盡。她說那段時間自己的人生好像要完蛋了，“我感覺我都要得癌症了，那難受勁兒。”

2023年，丁苗背著賬打了一整年比賽，身體很快垮下去。“人就是這樣，要不然心理別垮，要不然身體別垮，這兩個東西垮一個，你有多少錢能費？”她省吃儉用，最難的那段時間，她為了省錢，每天隻吃土豆泥拌調料。營養跟不上，免疫力下降，隻能“為了錢去打那些打不贏的比賽”。

再後來，全國冠軍賽的那次減重，丁苗的體重好不容易降下來，卻又被告知因為藥檢問題不能上場。她在短時間內連續降重兩次，急性腎炎發作，又因為免疫力低下得了帶狀皰疹，“身上跟刀割電打的一樣”。她發著燒去拳館代課賺錢，結果對方還拖欠工資。她說到這裏時笑了一下：“我朋友都說我，麻繩專挑細處斷，厄運偏找苦命人。”那是丁苗的至暗時刻，那段時間，她身心俱疲，被反複擰幹，又被重新扔回泥裏。

直到2024年，丁苗才通過不停打工還清了債務。她又一次來到普吉島查龍泰拳街，這裏被稱作拳擊愛好者的天堂。陽光熾烈、海風潮濕，街邊隨處可見拳館的招牌，空氣裏混著汗味和青草膏的味道。

她住進這條街上最便宜的運動員公寓。外麵看著像酒店，其實是一幢簡陋的公寓樓。樓道裏堆滿了拳手們的臭鞋、臭拳套，空氣常年悶著一股酸味。“不過進來我的房間裏，是香香的。”丁苗說。房間很小，隻有一張床，沒有廚房，沒有客廳。條件談不上舒適，甚至有些逼仄。在這樣的環境裏，丁苗開始重新適應生活。

她把自己丟進拳館的汗水裏，也把生活壓縮進那個小小的房間裏。在普吉島的生活幾乎隻剩幾件事：吃飯、訓練、睡覺，偶爾去趟海邊曬曬太陽。

丁苗在海外社交軟件Instagram上更新自己的訓練日常，逐漸被主辦方看到。一個意外的機會，GFL（Global Fight League，全球格鬥聯盟）向她發出了邀請。接著，她決定簽約UFC（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終極格鬥冠軍賽）總裁兼CEO白大拿創立的扇耳光比賽。

最早，她是在俄羅斯版本的視頻裏看到這種耳光比賽。那時它更像一種觀賞性的節目，女選手們穿著性感，舞台燈光誇張，互扇巴掌被包裝成一種視覺刺激。“其實就是為了博人眼球，但我可能本身就傾向於這種力量感強的東西。”

真正讓她動心的，是這項賽事被納入UFC體係之後。耳光比賽從民間獵奇，變成了一個有規則、有體係的職業比賽。後來，她身邊有三個曾經一起訓練的女孩，分別來自德國、墨西哥和澳大利亞，都參加了這個比賽。“她們能參加，我也行。”丁苗說。

“要美還是要贏？”

丁苗從來不回避“女性”這個身份，甚至願意在格鬥場上主動呈現它。每逢賽前的稱重儀式，她會穿著色彩明亮的比基尼出現，她是當時最早的、唯一一個穿比基尼稱重的女孩。“女運動員又不是非得把自己弄得跟個假小子一樣。”

訓練時，她和男選手一樣在場上摔打、流汗，“你必須得像男人一樣練，才能跟人家對抗。”那是技術和力量說話的世界。走出訓練場，她就換回裙子、長發和妝容。在一群男拳擊手裏，她穿粉色訓練服、搭配亮色運動鞋，毫不掩飾。“我是個女人，我就應該自信，我本來就很美。”

但性別本身就是一道難題。

在職業訓練體係裏，女性運動員的訓練夥伴大多是男性。即便是在相近體重、相近級別的情況下，訓練也很少是“對等”的——很多男性不願意在實戰中輸給女性。“尤其是級別比我小一點的男生，”丁苗說，“他們反而更不願意示弱。”

這並不完全是態度問題，而是整個格鬥體係的底層邏輯所決定的。格鬥運動要求爆發力、骨骼硬度和肌肉強度，對雄性激素高度依賴；而女性以雌性激素為主，身體結構更柔軟，韌帶、關節和肌肉都更容易受傷。要把一具本就不為這項運動量身定做的身體，訓練到能夠穩定上擂台對抗，女性必須付出遠多於男性的代價。

這種差異會在訓練中被不斷放大。“打得輕了，對方會覺得你不夠認真，不值得繼續陪練；打得狠了，對方又可能會加重力道反擊。”丁苗說，“你還得自己把握那個度，不然你可能真的會受不了。”

在職業範圍內，體重和力量從來不是抽象概念。稍大的體重差，就足以讓一次訓練成為受傷的起點。而真正條件接近、水平相當的女性訓練夥伴極為稀缺。有能力的女性運動員往往有自己的專屬團隊，很少與外人合練。更多時候，丁苗是訓練場上唯一的女性。

“為了不顯示出我是一個女性就很弱，不能讓自己隊列夥伴是一個男的，他就看不起我，我們必須要做的比正常人更好、更優秀，就是要拚命的做得更好。”丁苗說。

高強度訓練也會改變女性的身體。

丁苗說，在職業格鬥圈裏，生理期不穩定幾乎是常態。“很多女運動員基本上都不來例假了，兩三年都不來的都有。”她並不覺得這是個需要回避的話題，這是身體被訓練慢慢推向另一種狀態的結果。“正常我們女性，雌性激素是占主體的，身體本來就是偏柔軟的。但你一訓練，尤其是力量訓練，雄性激素就會上來，你的肌肉要長出來，骨骼要變硬，你的身體才能有韌性。”

她說，自己算是相對“還在正常範圍裏”，“我這種情況還算女性特征比較明顯的，每個月都來大姨媽，”她說，“但也隻有兩天。”

“最慘的是趕上生理期的時候，還要賽前降重。”她說。降重意味著脫水：不能吃、不能喝，還要把身體裏的水分盡可能蒸發出去。“生理期，本來身體就在流失水分，血壓也會下降，正常情況是要多喝水維持容量的，但比賽前你偏偏是要脫水。”兩種相反的需求同時壓在身體上，人會迅速被推到極限。

她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在桑拿房裏降重。“我穿著桑拿服，別人流下來的是汗，我流下來的是血和汗混在一起。”她停頓了一下，說，“那其實是有生命危險的。”脫水、失血疊加，她開始頭暈，視野發暗，“你看到的東西就像手機屏幕快沒電了一樣”，聽覺也會逐漸消失，“整個人像進入待機狀態一樣”。

打格鬥之前，丁苗愛美。她很清楚自己喜歡什麽樣的臉，“小一點，線條幹淨”。她認真描述打完瘦臉針的效果，“小巴掌臉，上鏡很好看。”她還做過頸闊肌放鬆提升下頜線，嘴唇還打過一點玻尿酸，“因為我的嘴比較薄。”

走進職業格鬥之後，這些東西逐漸變得不再重要。

2018年，丁苗小有名氣，身邊慢慢出現了一些讚助商，大多不直接給錢，而是提供產品置換：裝備、運動服、甚至眼科手術。做完近視手術，讚助方想買她的肖像權，讓她做代言，她拒絕了，理由是怕對手知道她做過手術，“會打我的眼睛”。

後來，丁苗和西安一家醫美機構合作，對方幾乎是以“全包”的方式支持她。“他們就是真的給我的想法就是：你去打吧，沒事，嘴歪了回來我們給你修複。”丁苗笑了一下，好像連自己也覺得有點荒誕。一個以美為生意的機構，反過來成為她去挨打的後盾。

她清楚，“美”在格鬥裏無法追求。“我在比賽的時候這些東西要全停掉。”她說，頸闊肌放鬆會讓脖子的力量消失，瘦臉針會讓咬肌萎縮，“咬肌要沒有的話，我就不抗揍了。”在擂台上，美不是額外加分項，而是一種可能削弱身體功能的風險。

有一次，她在訓練中抱怨。教練讓她練咬肌懸吊——用牙齒咬住一個25公斤的啞鈴片，她說自己咬著咬著，太陽穴的肌肉全都繃起來，“臉好醜”。她像每一個普通女孩一樣，在鏡子裏對著自己的臉產生不滿。

教練隻是看著她，問了一句：“那你自己看吧，你要美還是要贏嘛？”

丁苗說，那句話她根本沒法反駁。“你必須得清楚你要什麽，你有些東西就得放棄。”

後來在扇耳光比賽後，她被打得半邊臉腫脹青紫，嘴歪了一個月。別人看見照片會心疼，會覺得“這麽愛美的女孩，怎麽被打成這樣”。但她覺得：“這都是榮譽的勳章。”

在格鬥的圈子裏，傷口的意義和外界不太一樣，而是證明你上過場的、身體的印章。她說，如果一個人被打出黑眼圈、臉上青一塊紫一塊，被別人看見時，得到的往往不是同情，而是一種默認的認可。“哎呦，可以，練挺狠啊。”

她舉了一個更極端的例子：餃子耳。她說，在國外，尤其在俄羅斯，很多摔跤手會故意把耳朵“砸”出來，讓軟骨和皮膚之間反複摩擦、滲血、腫脹，最後變成一團永久隆起的硬結。那是一種戰士的象征，像勳章一樣掛在臉側。

“生死之外，都是擦傷”

受傷對丁苗來說並不稀奇，但真正讓她覺得“要命”的隻有一次。

篩骨紙板骨折——那是一片把左右腦分開的薄骨，厚度隻有0.2到0.4毫米，“就像核桃仁中間那層薄薄的東西”。她說自己也是後來才知道，那裏連接著腦幹，“但凡嚴重一點點，腦幹出血，人就沒了。”

丁苗停了一下，又補了一句：“這個我覺得才是最嚴重的。其他什麽眼眶內壁塌陷、鼻中隔、手掌骨斷……那些都不算了。”

她承認自己會怕，但這種害怕並不會讓她退開。所有格鬥從業者選擇成為戰士的時候，就知道自己要麵對高風險、高受傷。“每次賽場外都會有救護車等在那裏，”她說，“隻不過這一次上車的人不是我。”

擂台上的危險固然可怕，賽場之外同樣殘酷。

降重，被格鬥運動員稱作“鬼門關”。這是賽前必須經曆的一道程序：把體重壓到規定級別，再在稱重後的一天內把體重盡可能恢複回來。她說這個過程“人折騰得不像樣”，真正痛苦的往往不是一個月的準備，而是最後兩天。

她最極端的一次是從61公斤降到49.2公斤。“稱重前大概都暈倒了三次。”一天最多可以脫水5公斤，但那5公斤並不是憑意誌“硬熬”出來的。“我可能在之前要準備一個月，最後5公斤才能在一天內脫掉。”

準備的過程近乎嚴格的實驗：提前一個月開始調整飲食，碳水、鹽、調料逐漸被剝離；前三周每天的飲水量也被計算，“衝水”到一天八升，再慢慢降到六升、四升，直到最後一天斷水脫水。身體在沒有糖分、鹽分、纖維、碳水的情況下，再去蒸桑拿，水分出來得會更快。

那種痛苦並不是單純的饑餓，而是一種身體機能在迅速下墜時產生的恐懼——血壓下降、頭暈、意識漂浮，像人被迫離開自己。

2023年年底，丁苗在經濟狀態不好、營養跟不上的情況下，一個月內連續降重兩次，從63公斤降到52公斤，急性腎炎發作。她說，當年那位二十一歲的小兄弟，就是在降重過程中身體機能衰竭。

在格鬥裏，生死並不是抽象詞匯，而是一條始終跟在身後的影子。也因此，丁苗說自己越來越明白：“生死之外，其他的都是擦傷。”

俠女丁苗

負債的日子裏，丁苗遇到了一位格鬥愛好者——也是她口中的“資助人”，一家農產品創業公司的創始人。對方拉了她一把。她習慣記得別人的好，也總想著有一天能回報些什麽。

她的身上有一點古早江湖的氣質，某種意義上，丁苗像一個“俠女”。

疫情那段時間，訓練停擺，她沒有固定收入，心裏焦慮的卻不是錢。“我這一身好武藝，不就浪費了嗎？”她和男友一起給公寓樓搬運物資，去學習應急救援知識，還認真研究過考輔警的可能性。她說自己總想做一些“正義的事情”。

“雖然我在這個世界上也受到過很多敵意，但大部分時間，我都能感覺到這個世界給我的善意和愛。”她說，正因為被包容過，才會想回饋。“真正的強者，不隻是能在戰場上對抗強大的敵人，他應該有幫助弱者的能力。”

打完耳光比賽後，丁苗嚐試開直播，有人刷禮物，也有人說她“蹭熱度”。她沒有解釋太多，隻是說：“既然大家送給我的都是關懷和愛，那我把這些愛心轉送給需要幫助的人，好不好？”她把直播收入攢下來，聯係到當地一家非營利精神病醫院。冬至那天，她給七十多位病人每人買了一件衝鋒衣，又送去二十箱方便麵、兩箱橘子、一百斤速凍水餃。

她聽護士長講病人們的情況，有的人忽然哭，有的人忽然暴怒，他們的世界常常無法被“正常人”理解。那一刻她有一點觸動，“我有時候也覺得自己像個神經病啊。我想要的東西，別人也不理解。”

丁苗很少在談話裏流露脆弱，但說到退役時，她明顯慢了下來。

“其實我害怕的，是那種不得已的退役。”她說。每次看到別的選手在八角籠裏摘下拳套，把它們端端正正地放在正中間，她都會忍不住掉眼淚。真正做退役儀式的人，都是熱愛到極深的人。那些隨便離開的，反而不會鄭重其事地告別。正因為熱愛，告別才顯得殘忍。

“不知道為什麽，就忍不住。”那個畫麵在她眼裏像電影《泰坦尼克號》，“你看到這兩個人很恩愛，但是你知道他們倆一會就要生死離別。”

她也會想象那一天。想象最後一場比賽結束，她摘下拳套，走到場地中央，把它們輕輕放下，跪下來親吻地麵。光是想到這個畫麵，她就覺得自己會“痛哭流涕地大哭一場”。

這是她生命裏少有的、真正害怕的事情。

耳光比賽她已經簽下了六場。現在，她依舊每天訓練，像往常一樣跑步、力量、對抗，等待下一次上場的機會。至於那一天什麽時候到來，丁苗暫時還不打算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