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在紐約時報,作者阿裏爾·普羅卡恰是哈佛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
我在哈佛教計算機科學。過去,哈佛在衡量全球大學研究產出的萊頓排名中一直穩居第一。但最近,哈佛跌到了令人沮喪的第三位,而前十名中有八所大學來自中國。
哈佛在《自然》指數和學術表現大學排名中仍然排名第一,但這些排名的前列也越來越多被中國高校占據。
值得注意的是,唯一仍然對美國大學評價較高的,是一個中國主導的排名。
有觀察者近日對《紐約時報》表示,這說明“全球高等教育和科研的主導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轉變,正出現一種新的世界秩序”。
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誠然,中國高校近年來取得了顯著進步,一些學校確實擁有出色的研究與教學中心,但遠沒有排名所顯示的那麽強大。
借用毛澤東的話說,許多中國高校是“紙老虎”:雖然論文產出驚人,但這些論文的質量常常令人質疑。
在真正重要的競賽,吸引世界最傑出人才時,美國大學仍將領先,除非我們的聯邦政府繼續削弱對頂級科研的支持。
排名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可以用“古德哈特定律”來解釋:當一個衡量指標變成了目標,就不再是一個好的衡量標準。這就像試圖用冰敷體溫計來治發燒——你把儀器冷卻了,但病人仍在發燒。
中國將提升大學全球排名設為國家戰略目標,結果是在製度層麵製造出一種隻注重“看起來像優秀”的激勵機製,而不是構建健康的科研環境。
過去,中國高校普遍實行“論文獎勵金”製度,以提高本校研究人員在國際期刊上的發文占比。發表在越高等級期刊上的論文,獎勵越多。
有分析顯示,2016年在《自然》或《科學》上發表一篇論文,平均可獲4.3萬美元獎金,有高校甚至提供高達16.5萬美元的單篇獎勵。
顯然,美國學者同樣有發表論文的動力,尤其是在爭取終身教職的過程中。但即使是適度的金錢激勵,也會誘發粗製濫造甚至造假,這正是為何美國普遍反對類似做法。
2020年,中國政府發布新規,禁止論文金,提倡“重質不重量”。但過度的“發文壓力”仍然存在,學術誠信的問題也依然嚴重。
一項2024年的研究中,一位中國研究員稱科研考核要求“非人道”——高強度又不切實際,以至於“幾乎讓學術不端成為必需”。
這樣的環境催生了“論文工廠”,大規模販售偽造或抄襲論文的產業鏈,其中一些甚至敢在中國醫院走廊發名片招攬客戶。
論文撤稿率也是衡量學術誠信的一個指標。一項評估發現,中國撤稿率超過美國7倍,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
問題不僅在於大學如何對待排名,還在於這些排名本身的構建方式。不同指標的組合可以得出幾乎任何想要的結論。
比如,英國的《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設有十多個指標,過去十年,這個排名每年都得出同一結論:牛津大學第一。
一個更實質性的評估方式,是看“誰在聘用誰的博士畢業生做教授?”
畢竟,聘任一名教職人員是對其學術訓練機構的長期信任投資。按這個標準,美國高校依然明顯領先中國。
以我所在的計算機科學領域為例。清華大學交叉信息研究院被認為是中國最頂尖的計算機科學項目之一。我統計過,那裏的33位教授中,至少有26人博士畢業於美國大學。北大前沿計算研究中心的14位教授中,也至少有8人擁有美國博士學位。
相比之下,在美國頂級計算機係中,很少能見到擁有中國博士學曆的教授。
這並不是說美國的學術優勢無法被挑戰或削弱。事實上,美國聯邦政府近年來的一些做法,已經開始侵蝕我們長久以來在全球招才引智上的優勢。移民政策的變化,很可能是導致去年秋季學期赴美國際學生人數下降19%的原因之一。當前針對伊朗的旅行限製尤其令人擔憂,這個國家長期是美國理工類研究生中的關鍵人才來源。
同時,聯邦對大學科研資助的削減也產生了嚴重影響。哈佛大學正是典型例子——哪怕是最強大的象牙塔,也難以承受長期的壓力:過去一年裏,哈佛基本凍結了教職招聘,並大幅削減了理科博士項目的招生規模。
歸根結底,美國大學全球地位麵臨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北京,而是華盛頓。真正的風險不是我們在某個“空洞的排名”中排第幾,而是那些曾推動國家創新與繁榮的大學,是否還能維持其真正的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