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抑鬱症確診率低，自殺率反而更高

得貴無病無痛，不聾不瞎，就是“變懶”了。

他曾單手拎起百斤麥袋的手，連舀水的瓢都端不穩；熱氣騰騰的饃放在眼前，手卻像灌了鉛，掰兩下就累得直喘；秋收時別人鐮刀飛舞，而他跪在地裏抓著麥稈，麥芒紮進指尖縫裏滲著血……

在當地人眼中，這家人仿佛背負著某種“詛咒”——在得貴之前，他的母親、兩個姐姐和表哥，已相繼以類似的方式“枯萎”離去。

在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薑濤的新書《安定此心》中，得貴的故事被記錄下來。醫學給出了清晰的答案：這不是詛咒，而是家族性抑鬱症，那些所謂的“變懶”，正是重度抑鬱伴隨的軀體化症狀。幸運的是，在得到明確診斷並服藥四個月後，得貴的生活重新看見了光亮。

薑濤在北京安定醫院（以下簡稱安定醫院）工作的33年，見證了中國精神疾病診治觀念與方式的巨大變遷。他將自己曾經診治的病例凝練出15個編輯成書，其中，最讓他揪心的正是像得貴這樣來自鄉村的患者。

在廣袤的鄉土社會中，精神心理問題仍常常被歸咎於“鬼神作祟”“心思太重”或“祖上無德”。沉重的汙名化與病恥感，如同一道無形的高牆，將無數患者阻攔在求醫問藥之路外，導致病情被一再延誤，甚至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薑濤。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薑濤的自述。

把她從黑暗裏帶出來時，也照亮了我自己

踏進安定醫院的第一天，我就想逃離這裏。

1993年，從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的我被分配到了安定醫院。當時別說普通民眾對精神科敬而遠之，就連醫生看精神科也帶著異樣的眼光。學醫的時候，行內就流傳著一句話，“金眼科，銀外科，又髒又累婦產科，瘋瘋癲癲精神科。”

有一次，衛生部門組織全市醫院開會，點名時問：“安定醫院的來了嗎？”全場哄堂大笑。其內涵大家都心領神會，似乎“安定醫院”已成為“瘋子”的代名詞。

我之所以留下，純粹是因為賠不起違約金——分配時簽的5年合同規定，提前走每年要賠償3000元，而我當時月工資300多元。

入職報到的第一天，我去住院部，正好遇見一位患者辦理出院。病人60多歲，神情呆滯，目光渙散，被人攙著哆哆嗦嗦往外挪。護士問病人的療效填什麽，醫生答道：“痊愈”。那個場麵對於20歲出頭的我來說是當頭一棒。我心裏埋下了“精神病治不好”的懷疑。

我當時聯係了很多醫院，想離開這個地方。直到遇見一個病人，我才真正決定留下來。

那是一個在父母口中乖巧懂事的女孩，她考上了名牌大學，可上學後出現了失眠、情緒不穩定、幻聽、妄想的情況。她常聽到別人對著她說話，罵她拉低了考試平均分，拖了全班的後腿。

當地精神專科醫院診斷她為精神分裂症，後來她轉到了安定醫院就診。按照精神分裂症的治療思路，主治醫師給她開了藥物，幾天後病房不再回蕩她尖厲的叫喊聲了，但她眼裏的光也一點點熄滅了。

這是抗精神病藥物的副作用。就像是我第一天見到出院的患者一樣，繼續用藥，女孩也可能變成那樣。

那時我經常在病房與患者聊天，剛畢業的我比女孩沒大幾歲，她對我並不抵觸。她有時會多說幾句，可能是有關校園的隻言片語，或是忽然冒出的詩句。我仿佛能瞥見那個未被疾病侵蝕的靈秀女孩。

有一次，我看到女孩罕見地佇立在窗前，我問她：“等會媽媽要給你帶好吃的來了吧？”沒想到這句話讓女孩的淚水流了下來。她哭訴自己就是個累贅，因為這個病讓父母掏光了積蓄。

我既震驚又困惑。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情感淡漠，但這女孩顯然還擁有著細膩的情感。

我和女孩的父母再次溝通，認為她的狀態更像是雙相情感障礙伴精神病性症狀的躁狂發作。我向上級醫生匯報，希望調整女孩的治療方案。但他告訴我：“全國精神病科病曆堆裏，十有八九都寫著‘精神分裂’。”這也就是說，很少人敢冒險推翻這個“最安全”的診斷。

後來回看，在那時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患者是被誤診的。直到2006年，安定醫院牽頭，在北京開展了一次大規模的抑鬱症流行病學調查。我們發現當年很多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人，其實是抑鬱症或雙相情感障礙。

但在此之前沒人深究。因為無論是醫院還是家屬，都覺得“隻要是住過安定醫院的就是精神病”。很多病人出院後，隻能“病退”，或者一輩子就吃著“勞保”，再也回不到正常的生活軌道。

在當時，我想再為女孩試一試。經過一周的軟磨硬泡，上級醫生終於同意將診斷修改為雙相障礙，用抗抑鬱藥代替部分精神病藥物。然而此時孩子父母卻打算為她辦理出院，在我的一再追問下，他們告訴我：兩人剛下崗，沒有收入，看不到任何希望，連老鼠藥都買好了，想帶孩子一起離開人世。

我反複勸說孩子父母再堅持幾天，並仔細解釋了雙相情感障礙的疾病特點。更換了藥物的第12天，女孩妄想消失，自製力恢複，身體明顯好轉。臨出院前，我囑咐她母親提醒孩子按時吃藥。

又過了一個多月，女孩的病情基本穩定，重新回到了校園。那時，我的5年期合同即將到期，得到了一個綜合醫院的工作機會，工資遠超我當時所在崗位。

我糾結了半個月，最終還是回絕了。一方麵因為新的工作極其疲累，另一方麵也是遇到了這個女孩。她讓我意識到，精神疾病可以被治愈，精神科同樣能拯救生命，甚至可能更有意義。把她從黑暗裏帶出來時，也照亮了我自己。

女孩重返學校後，我隔段時間就會收到她母親的電話：她拿了係裏一等獎學金，大學畢業了，下個月要結婚了……

多年後我在街上偶遇她，她穿著一身幹練的套裝，打扮得優雅洋氣。我沒有上前打招呼，隻在心中默默送上祝福。

被“詛咒”的一家人

今年是我來到安定醫院的第33年。早在10年前，我就想將自己遇到的故事整理出來，苦於時間和精力不足，一直未提上日程。

讓我最終下定決心的，是在某天淩晨4點。我連續搶救了兩位自殺未遂的青少年，站在住院部走廊，看見窗外清潔工正在清掃街道。我突然意識到：我們每天都在清掃看得見的垃圾，卻對那些在心裏腐爛的精神痛苦視而不見。我想把這些寫出來，讓更多人重視精神疾病。

在這本書裏，我記錄了自己診治過的許多案例：厭食的孩子和暴食的母親、分裂成十幾種人格的年輕人、幻想自己變成小狗的青年……但最讓我揪心的病例之一，是來自大山深處的農民陳得貴的故事。在他身上，集中了許多鄉鎮患者共同的問題。

2014年12月，陳得貴來到了我的門診。從村子到北京，他整整花了4天時間，一路輾轉搭乘拖拉機、汽車和綠皮火車，路費還是鄉親們一起湊出來的。他動作僵硬，一瘸一拐，眼裏布滿紅血絲。來見我之前，他在醫院大廳的長椅上睡了一夜。

得貴的病是家族性的。村裏的人都說，他家遭了詛咒。第一個“被詛咒”的是母親，她從不說話到不出屋，最後連炕都不肯下，成天麵朝牆躺著。2000年立春那天，母親自殺了，那年得貴27歲。

母親走後不到半年，得貴兩個姐姐的臉上都出現與母親類似的陰鬱神情。後來，兩人相繼自殺。接著是得貴的表哥，終日蜷縮在土炕上一動不動，最後瘦到脫形，離開了人世。

每當村裏人提起他家的事，總說是“撞了邪”“懶得出奇”，或是“祖上造了孽”。

得貴卻說，母親和姐姐從前都是忙裏忙外、非常勤快的人，突然變成了那樣。根據他的描述，我判斷這是抑鬱症，或許是家族攜帶了某種與抑鬱相關的基因，加上貧困的重壓，使得他們失去了生活的希望。研究顯示，這種家族性抑鬱症特質的遺傳度高達60%，比雙眼皮的遺傳概率還要高。

得貴的表哥能活活餓死自己，說明已經到了嚴重的“木僵”狀態，屬於重度精神運動性抑製。就像一台被拔掉電源的機器，隻能眼睜睜看著電量一點點耗盡。

在找到我的前一年，得貴也開始發病。開始是不想幹活，後來連吃飯都成了負擔，指頭蜷曲著怎麽也伸不直。他不止一次想過死。直到有個放假回鄉的大學生告訴他，這可能是抑鬱症，建議他去北京的醫院看看。

我給得貴開了一種藥物，對症、起效快，而且便宜。一瓶100片，不到20元，夠吃大半個月。4個月後，得貴出現在我門口，他清爽利落，穿著得體。一見麵，他忽然跪下來，執意要我收下他親手種的一袋小米。

得貴告訴我，吃藥第4天，他聞見了鄰居家蒸饃饃的香味，而此前的半年裏，他連鹹菜都嚐不出味道。他在慶幸之餘，也深深後悔：如果母親和姐姐能早點確診、早點治療，或許就不會病死，更不會至今還被人笑話。

得貴遇到的偏見並不是個例，甚至到現在也有很多農村百姓覺得這不是病，看作是中邪、附體、沒積德。極端情況下，甚至有老人把兒子吃的藥偷偷換成香灰，還說：“祖上沒幹缺德事！”

千禧年初，我遇到過一個老太太，渾身疼痛，到處查不出毛病。子女先後賣了兩套宅基地的房子，一遍遍請“大仙”、跑醫院，最後才找到精神科。實際上，老太太是因為抑鬱出現的軀體化症狀，我用當時一毛七分錢一盒的藥治好了她的病。她後來成了我的“義務宣傳員”，可這樣的轉變太少見了。

我們的身體麵對精神疾病時，其實具備一定的自愈能力。如果第一次發作就能及時接受治療，症狀往往比較容易緩解。但如果一直拖延不治，身體雖然也可能慢慢自愈到原先狀態的70%～80%，之後卻很容易再次反複發作。

因此我們有時會看到一些曾求助過“大仙”的患者，身體狀態反而有所好轉——那是因為他們獲得了積極的心理暗示，實際上起作用的是身體啟動了修複機製。

薑濤所著《安定此心：我當精神科醫生的12000天》。圖源：中信出版集團

病恥感，是橫在就醫路上最深的一道坎

我在安定醫院工作期間，接觸的患者中有超過60%來自鄉鎮。農村的抑鬱焦慮發生率其實一點也不比城市低，隻是表現往往不同：他們更多是失眠、沒力氣、不想幹活。由於確診率低，他們的自殺率反而更高。

就我的觀察，當前農村居民的心理健康意識，大概與20年前的城市水平相近。

病恥感，是橫在就醫路上最深的一道坎。我曾在鄉鎮的精神病醫院坐診。當地政府打出惠民措施廣告，讓村民們足不出戶就能夠享受專家待遇。可有患者寧可坐100多公裏的車來安定醫院找我，也不願去離家隻有兩公裏的鄉鎮衛生院——怕被村裏人認出來，怕一輩子抬不起頭。

有一位不到30歲的農村女孩，新婚沒多久，突然就下不來床，洗臉刷牙上廁所都不願意動。家屬用頭巾把她臉裹得嚴嚴實實，推著輪椅來到醫院。我一看還以為是心血管疾病，怕受風，實際上是怕別人認出來。拖了兩個多月，迫不得已來到醫院。開了藥，半個月就好轉了，能自己走著來複查。

現在我下鄉出診時常看到兩種人：六七十歲的老人和二十歲以下的青少年。

深入了解一些老人的情況後會發現，他們其實在年輕時就已經發作過，隻是當時沒有在意，錯過了最好的幹預時機。

而在近些年，青少年的心理問題日益增多，農村地區也不例外。出現心理疾病的孩子年齡越來越小。曾有一個孩子告訴我，他因為學習壓力太大而不想上學，班裏和他情況類似的孩子就有十多個。

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孩子，他因為被撤去班長職務而不敢去學校，一到校就渾身起疹子、手發抖。父母在外打工，爺爺奶奶帶他來看病，他連話都不敢說。

鄉村留守兒童麵臨的心理挑戰，有時比城市孩子更加嚴峻。農村生活壓力大，家長掙錢不易，有些父母請假帶孩子看病時情緒容易暴躁，覺得孩子“不省心”。這種情況下，我常常需要請家長暫時離開，孩子才能安心說出自己的問題。

我認為目前鄉村心理健康工作滯後的首要原因，是科普程度遠遠不夠。首先要讓大家認識到：心理也會生病，這是由於神經係統出了問題，和一個人是否堅強沒有關係。就像血糖高了需要胰島素調節一樣，大腦有時也需要調節多巴胺和血清素的水平。精神疾病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但藥物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心理治療同樣重要。一般患者的急性期很短，大約隻有兩個月，如果之後能配合心理幹預，能恢複得更快更好。

我在鄉鎮醫院坐診時發現，一個上午大約40位患者中，至少有十幾位需要心理幹預。可是鄉鎮醫院專業心理醫生嚴重不足，很多是由護士或教師轉行擔任。

目前精神疾病防治工作主要關注已登記的重症患者，而那些受抑鬱、焦慮困擾的普通人，往往無人過問、無人理解。如果每個村莊都能有一個懂心理、能識別問題、能給予引導的醫生，很多悲劇就可以避免，也有許多人不必拖到必須服藥的程度，就能走出心理困境。

我想通過這些真實的故事告訴大家：在被誤解、被隱藏的痛苦背後，是一個個渴望被看見、被救贖的人生。尤其在廣袤的農村，仍有很多人生活在迷信、病恥和孤獨中。他們需要的不僅是藥物，還有常識、理解與陪伴。

我們提倡科學診療，也更期待社會能提供讓痛苦被安放的空間。

讓求救不必羞愧，讓脆弱不必躲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