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真實發生事件,以作者記述方式呈現。
從燕郊去北京趕早班飛機是一件非常拚人品的事,更別說還涉及跨城服務。有了幾次被“正規打車平台”放鴿子的經驗後,我決定回歸原始,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信任。今年6月出行前,我提前幾天在小紅書上找到了李澤瑞,一個黑車司機,又讓我先生聯係了他——從燕郊出發至北京大興機場,他收費170元,包高速費。
其實我們雙方都有顧忌,他把之前被顧客放鴿子的微信截圖發給我們,收了40元訂金,出門當天,我也拿上了車鑰匙,做好自己開車去機場的準備。直到李澤瑞的車準時出現在小區門口,我才鬆了一口氣。那是一輛白色的“北汽”,掛著“冀F”的藍牌,在幾乎被新能源車型壟斷的“跑車”市場,已屬罕見。車上一點也不“臭”,李澤瑞笑容親切,主動幫我把行李搬到後備箱,重點是,坐油車後排,不會暈車。不過車子的確年代久遠,速度一快,後輪就會發出異響。
李澤瑞一路都非常健談,得知我此番是去新疆,給我推薦了一些好吃的和好玩的,還幫我“避雷”了賽裏木湖,說他當地的朋友都不喜歡去。又說一幾年那會兒新疆的旅遊還不算熱門,人們也不紮堆往那頭跑,他就從北京出發自駕跑完了新疆的“南北大環線”……之後順著話頭,我問他答,果不其然,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幾乎都自駕完了一圈。
這年月,各個“跑車”司機的經曆都不容小覷,幾乎快成了最有戲劇張力的人設,李澤瑞說他去過哪裏、幹過什麽,我倒都不意外。我詢問他的職業,他說了一個知名果切店的品牌,說自己是老板,在北京還有3家店。
“老板出來兼職‘跑車’給員工發工資?”我這下倒有點意外了。
“不然嘞,現在養幾個員工有多難啊,我賺這點錢都不夠給他們交社保。”
回程是紅眼航班,我再次約了李澤瑞的車。
7月初的北京異常潮濕悶熱,我回來的那天更是邪門,雨遲遲不下,半濕的衣服黏在身上,人像浸在膠水裏,喘口氣都費勁。飛機落地時已經是夜裏11點,在停車場的二層,有乘客的網約車訂單被臨時取消,黑車司機們圍了過去挨個詢問,價格高到離譜。停車場出入口堵車,我足足又等了半個多小時,一直懷疑李澤瑞會不會“跑路”了。但那輛白色“北汽”的身影還是出現了,車內的空調開得很夠勁,開車門的那一秒,人宛若回到了天堂。
上車後我主動找話題,詢問李澤瑞果切店的生意如何。
“還是老樣子唄,生意要是好了,我就不出來拉活兒了。”
的確都是老樣子,車先上五環,再轉到通燕高速,路的中間是八通線,路過的第一個地鐵站依舊是傳媒大學,一切因過於熟悉而缺乏驚喜。
1個多月後,9月1號即將實施的社保新規在網絡引發熱議,我看到新聞,便立刻想到了李澤瑞——其實我都不記得他長什麽樣了,印象裏隻有幾個簡單的標簽:95年生人,燕郊“土著”,在北京經營3家果切店,並且堅持給每個員工上社保……我們約在燕郊的一家咖啡館,見麵前,我便粗略列好了提綱,最後的一個問題是:你作為老板,自己的社保還交嗎?
李澤瑞坐在我對麵,穿了一件粉色帶logo的T恤,手腕上是蘋果手表,脖子上的中式串珠隻露出一半,左手內側的小臂上有文身,喜歡喝冰美式。他張口就講起自己初中差點輟學、高中隻保留學籍的往事。
印象裏最“壞”的小孩會是什麽樣?李澤瑞用不到10分鍾的開場白,刷新了我的想象。
2008年的燕郊,馬路兩邊擠滿了發傳單的房屋中介,房價還不到2000塊。李澤瑞在那一年上了初一,學校是本地知名的“三不管”中學,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隻要花錢就能去。待業青年搖身一變成了老師,教學水平自然參差不齊。學生有一大半是外地人,父母有農民工,也有做生意的小老板,貧富差距極大。
在這樣的環境裏,李澤瑞不打架不鬥毆,隻是喜歡把錢借給同學,按星期收利息。對於這個“愛好”,他一直小打小鬧,沒有發揚光大,直到初三,才決定幹票大的——剛開學,父親給了他1000塊當生活費,一直到學期結束,他再也沒跟家裏要過錢,搞得父親還以為是兒子長大了,知道心疼父母賺錢不容易了。可大人們哪裏能想到,那1000塊刨去他自己的開銷,到最後滾回來了4000塊。
在這種收益至少3%起的“小額貸”裏,李澤瑞不但悄無聲息地賺到了錢,還收獲了好人緣。跟他借錢的同學們非但不記恨他,反而感謝他,畢竟,除了他這種“善良”的同學,還有誰會輕易把錢借給十幾歲的小孩呢?
當然,李澤瑞那時的“理財”偶爾也會出現意外,遇到同學還不上錢的時候,他會重新擬張“借條”,把金額拆成幾個小份,再讓對方分期付款;又或者碰上真正的“硬茬兒”,那就權當長個記性,不要跟對方再往來就好。
“要讓孩子早一點知道錢能生錢的道理啊。”他喝了一口咖啡,一本正經地說道,表情和述說童年往事並不搭邊。
啟迪他“理財”的起點,來自房產中介,其中細節,多半也是聽父輩閑聊,我無法考證真假:那個年代,燕郊的房子根本不好賣,但為什麽會有那麽多中介呢?因為他們根本不靠賣房賺錢,而是靠貸款套利——隻要有房本,就能把錢借出來,一點點錢就能買房,房能生錢,錢能生房,循環套利。運氣好的大有人在,在房價上行期高位套現,最後賺得盆滿缽滿,即便現在房價“膝蓋斬”,也斬不到2000塊的位置。
可在那時,不是所有人都能知道這個“生財之道”,即便他的父輩對這些略有耳聞,也不敢上手去幹。“積累財富首先要有本錢,其次要有魄力。”李澤瑞總結道,唯獨沒有提及燕郊當時的亂。
這便是我們最初聊開的話題,李澤瑞讓我反複想到了電影《貓鼠遊戲》。除了過人的商業天賦,我更好奇他為何會成為今天這樣,是什麽讓他對“錢”如此渴望,從小就對“錢”如此敏感。
他把原因歸結於自己的家庭——他父母感情和睦,上麵有個姐姐,父親在燕郊經營著一家超市和一個家電維修站,具體的位置和規模,他語焉不詳。隻說自己從小耳濡目染,幫父母看店的時候隻琢磨一件事:怎麽能賺更多的錢。
那天喝完咖啡,我們加了微信——在此之前都是由我先生和他約車。掃好友之前,我向他解釋,自己從不發朋友圈,“不是屏蔽你了”。他笑了,說這半年他也是,日子的確沒什麽意思,誰也不想分享。
他的微信名是一串符號,80後的我解讀不了。頭像倒是很小清新,是藍天下少年的背影,比ID讓人有實感。簽名是“開源節流,降本增效,存亡進退,取舍得失”,在置頂的視頻裏,他又寫道:“勿在別人心中修行自己,勿在自己心中強求他人。”那也許是他的“數字人設”,也是他不打算對我講的故事。我隻是《貓鼠遊戲》裏某一場戲的配角,隻能看到他展露給我的一麵。
我在第二天便去了一趟李澤瑞說的向東村,位於燕郊城北,至今沒有完全拆完。我看著那些低矮的平房,想,也許有一處,便是他從小長大的地方。
對於燕郊“土著”們來說,一條潮白河,不僅隔出了兩座城市,也將本屬於同一圈層的親朋好友隔出了三六九等。這20多年,一場又一場的拆遷,還在不斷加劇這種差距。
在1958年之前,通州還不屬於北京,和燕郊一樣屬於河北。李澤瑞家的親戚幾乎有一半在那邊。在2005年之前,有人想收走村裏的祖宅,讓李澤瑞一家也搬去不遠處的通州,但李澤瑞的父親不願意,60後的人對土地愛得深沉,那是根,不能丟。有朝一日,人是一定要落葉歸根的。
李澤瑞也從小就知道,“北京”和“燕郊”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地方,這種不同包含方方麵麵,唯獨不包括一點:這兩個地方的人都缺少“人味兒”,那種不認人、隻認“地段”和“身份”的習氣讓他很不舒服。
“二環瞧不起三環,三環瞧不起四環,西城瞧不起朝陽,朝陽瞧不起通州……但在老一輩兒那裏,不能叫‘通州’,必須得叫‘通縣’。就是一百條地鐵修過去,‘副中心’的叫法再響亮,在他們心裏,那裏也隻能是‘通縣’。更別提平穀、延慶、懷柔,擱在以前,也統統是河北的。”
他長大後,隻要聊天時留點心,就會發現,北京遠郊區縣的人幾乎不會主動說自己是北京人,自我介紹時都會精確到區域。至於向東村這種“環京地區”,跟北京更是不沾邊,無論北京怎麽折疊,它連折痕都算不上。
“從小到大,你爸媽沒有提過‘北三縣並入北京’的事兒麽?”我問道。
“他們沒說過,我也從來沒想過,說了也沒人信。”李澤瑞無奈一笑。
2012年開始,向東村陸續拆遷,他父親的“根”到底也沒保住。李澤瑞成了“拆二代”,但他覺得自己名不副實,幾套房、幾百萬,乍一看還行,但放到一起跟人家對比,總是差了一點意思。在首都到“環京地區”,拆遷的造富神話總有一種神乎其神的玄妙感。從他小時候開始,親戚們就陸續成為神話中的主角,似乎某一個小小的決定,便可以左右一家幾代人的命運:
有在天津的親戚,原本經營著一家規模很小的手機電腦維修店,賺不了什麽錢,拆遷後,他們在天津核心區貸款買了3套學區房,以租養貸,後來全部在房價頂點的時候拋掉,現在一家人最大的苦惱已經成為:“這麽多的錢,到底要怎麽放置?”
另一家在北京的親戚,從國家大劇院“拆”到了西單,又從西單“拆”到了加拿大,實現了幾代人的財務自由。可人家的好運還未結束,加拿大這幾年房地產業蓬勃發展,資產仿佛進入自動繁殖。隻是老輩兒還惦記著北京——但惦記的隻是“二環裏”的北京,每年都要回首都中心區的幾家高奢酒店住一住。
對於這些親戚,李澤瑞是羨慕的,甚至有點嫉妒。但他也說,人的命運也不盡相同。
他的一名女員工,地道的老北京,現如今家還住在通州的城鄉結合部。她家從爺爺奶奶那一輩就在盼著拆遷致富,到了她這代,心裏依舊惦記著暴富,也沒心思幹別的,最終隻考上外省的大學,讀了一個不入流的專業,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就來到果切店打工,每天來回通勤,至少要2個多小時。如今,她家那片地方被定位為“戰略留白”——這意味著“暫時”凍結開發,但未來可能有大動作。可根本沒人知道到底哪天能“拆”。
還有他的發小,原本條件和他家差不多,嚐過了房地產投資的甜頭後,希望用相同路徑炮製神話。2017年在燕郊買了新房,結果呢,當初300多萬的全款,如今隻值60多萬,而當時15萬難求的一個車位,如今更是隻要2萬,還贈送物業費打折的優惠。
他更多的“拆二代”發小,從小到大什麽都不幹,一個月也敢花大幾萬。隻要不創業,不亂買房,不加杠杆,吃喝玩樂能花幾個錢?他身邊這種人大把,腦子空空,啥也不懂,但就是不缺錢。
李澤瑞說,也就是差一點,自己也會成為那樣的“拆二代”。好在他小時都是父親把著錢,“聲色犬馬”的那條路頂多算朝他招了招手。到了高中,他不想上學了,父親勸不動,隻能給他保留了學籍。那會兒他還沒成年,可最喜歡的事情,是去北京工體周邊的酒吧。他說自己也不是純瞎玩,“人多熱鬧,順便交幾個朋友”。他愛交朋友,喜歡和人交流,對人對事都有天然的好奇心。
“在酒吧認識的,那能算真朋友麽?”我有點汗顏。
李澤瑞搖頭否定我的偏見:“不要這麽想,真誠一些,還是能交到真朋友的,無論什麽場合都適用。”他說,自己確實在酒吧裏結交了一個“真朋友”,大他十幾歲,是個北京土著。那時雖然隻三十出頭,但是“是真有錢”,“有事也是真能指望得上,絕對是關鍵時刻能拔刀相助的講究人”。
接著,李澤瑞的話鋒轉向了玄學,說他有個同村的遠房親戚,論輩分要叫舅,人生信條是活得要瀟灑,平日隻做自己喜歡的事,要麽旅行,要麽寫字畫畫。李澤瑞最喜歡舅舅寫的毛筆字,小時候成天往舅舅家裏跑,看他如何運筆揮墨。其實舅舅也有自己的“主業”,他會“看事”,幫不少村裏鄰居答疑解惑,口碑頗高。舅舅“看事”的時候必須要揚起脖、閉上眼——如果盯著對方的臉,觀察到那些細微的表情,就得思考什麽該說、什麽不該說;對視就更不行了,怕把不該說的也說了。哪怕對李澤瑞這個外甥,他也沒有把天機和盤托出,隻告訴李澤瑞,必須得出去闖:“不能守著家裏、靠著家裏。要腳踏實地做事情,30歲之前就能有成就,45歲還有大財運。”
李澤瑞信命,更信舅舅的話。既然一條潮白河都能成為人命運起始的分界點,那麽沒有目標的“努力奮鬥”,最終裝點的隻會是別人的人生。如今回頭看,他覺得自己就是被“命運”推著往前走的人。
2013年,李澤瑞剛滿18歲,拿著一張高中畢業證,憑借麵試時滔滔不絕的口才,好不容易進了一家餐飲集團做最基礎的運營工作。集團總經理來部門開會,李澤瑞大膽發言,作為部門年齡最小的員工,成了辦公室最吸睛的人。總經理先是誇獎他成熟穩重,接著提起了自己的兒子,說比李澤瑞還要大一點,正在國外留學,還是個“傻白甜”。
“在國外念書就是‘傻白甜’?國外沒有花花世界,有錢還能花不出去?還不是國內的老父親跟不上潮流,什麽也不懂……”這些都是李澤瑞內心的想法,但他脫口而出的卻是:“我特別羨慕那些學習好的人,我就是從小沒有好的學習氛圍,成績也不好……”
李澤瑞從不會反駁誰,接話時會想著怎麽讓對方舒服。在總經理麵前,他對自己也有非常清晰的定位:“不能因為別人誇你兩句,你就真的想當然。你除了年紀和性別和人家孩子是一樣的,其餘沒有半點相似度。”
總經理記住了李澤瑞的名字,但對他的實際工作並沒有什麽助力。他真正的“貴人”,是公司一位負責采購的大哥。大哥和他一樣,沒有學曆加持,剛出社會時就是一個普通的小廚師,跟著大師傅一點點幹,等師父成了餐飲集團實際的舵手,他的職務也就跟著一次次躍升。李澤瑞是真心佩服大哥的踏實隱忍,得知大哥在老家還有一個弟弟,便主動扮演起“知心弟弟”的角色。他從不覺得自己是在刻意討好誰,他隻是更能明白對方的需求,並願意配合而已。
大哥帶著李澤瑞出入各種飯局,結識朋友是其次,畢竟跟大佬們層級差太多,最主要的還是“見世麵”。他們去順義的工廠吃飯,見大哥的師父、集團真正的掌舵人。去之前,李澤瑞有點發怵,那可是之前沒想過能親眼見到活的“天花板”級的人物。
但見過之後,也就釋然了。那是一對60多歲的老夫妻,穿衣打扮很樸素,說話沒架子,飯都是在家裏吃的,阿姨下廚。老兩口過著一種很田園的生活方式,一切都追求返璞歸真:自己種地自己吃,有菜地有果樹,院子裏很多散養的走地雞。他們的年紀和李澤瑞的父母相仿,他們的童年跟他父母的童年也有共同點,都是過過苦日子的人。男人一旦上了歲數,必然要在憶苦思甜的過程裏講些大道理,李澤瑞的父親是這樣,大哥的師父也是這樣。而這些“共同點”就是李澤瑞找到的切入口,他主動挑起話題,說自己作為農村長大的孩子,對土地是如何的眷戀和熱愛,還說了很多下河摸魚、上樹掏鳥窩的童年趣事……“仗著年紀小,多說兩句少說兩句,哪怕說錯也沒關係。越到後麵我越不怵,你毫無背景,也沒人在意你。”
大哥的師父也喜歡拿自己的孩子和李澤瑞做比較,誇他閱曆豐富。李澤瑞也不謙虛,聊著自己的所見所聞,覺得“胡謅八扯”也沒事,反正自己的閱曆在人家麵前根本算不上什麽。
“出門在外一定得說話,你連話都不說,別人怎麽記住你呢?”李澤瑞話畢,我趕緊點了點頭——是的,他長了一張娃娃臉,一臉人畜無害,可以是“弟弟”,也可以是“孩子”,總之,他有本事能抓住一個由頭就不費吹灰之力地走進對方的生活。那麽此刻,他應該在扮演一個講故事的人,而我作為聽眾,的確聽得津津有味。他的講述起承轉合,老道熟練,沒有丁點的卡殼,至於是否加入了藝術創作的手法,我不得而知。
李澤瑞在單位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從最底層的運營一路升到了“巡店”,也賺出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錢不算多,20萬,算是原始資本的積累,對他未來的發展卻至關重要。
但隨後采銷大哥的意外離職,牽扯到了他,他隻能跟著辭了職。之後,他父親托關係給他找到了個“門路”,不需要什麽學曆,甚至都不需要怎麽去上班,就可以掛靠在外企的大廠下麵。那時,外企大廠對普通人來說算是職場的天堂。李澤瑞不太相信能有這麽好的事,可“介紹人”含糊一笑,說得更加誇張:有“門路更硬”的“海歸”,可以同時找幾個外企大廠掛靠,什麽都不幹,在家坐著就能年收百萬。
對方越這麽說,李澤瑞越不信——世上不可能有這麽好的好事,就是有也輪不到自己。他沒有聽父親的話去上班,在家吃喝玩樂了幾個月。但那年年末,他父親在回家的路上突發腦梗摔倒,頭磕在了石頭上,過了十幾分鍾才被路過的鄰居發現,錯過了最佳搶救時間。人是救護車直接拉走的,可到了燕郊最好的私立醫院,醫生根本不肯收人,隻讓他們立刻轉到北京。推薦最好的醫院是協和,但不能保證有床位,隻能花錢去找了好幾層的關係。這錢也不是想花就能花得上的,幸好家裏的親戚朋友大多數都在北京。
轉院到了協和,醫生看了他父親一眼,搖搖頭。李澤瑞當時萬念俱灰,現在一想,其實就是嚇唬嚇唬他們,命能不能保住,主要看花多少錢。他母親簽了一堆免責通知等條款後,父親終於被拉進了手術室。如果是電視劇裏的劇情,那之後家屬應該在手術室外焦急地等待,但現實中,他們母子倆那會兒一直在忙著籌錢——要先要在醫院的賬戶上存15萬,銀行卡有限額,換了幾張才刷完,開顱手術結束後,他父親被轉移到ICU觀察,第二天下午醫院又出通知,說存的那15萬已經一分不剩,得趕緊繼續往賬戶裏存錢。
他父親的顱壓持續增高,在醫院待了整整3個月,醫生開了進口藥,300多一瓶,能吃3天。當時覺得不便宜,到後麵一算總賬,陸陸續續已經花進去100多萬,這點藥錢不過九牛一毛。父親用居民醫保報銷了一部分,最後還是花了80多萬,一場生死攸關的搶救,才能讓人對“錢”有最直觀的概念,知道“錢”是多不經花的東西。
那一年,李澤瑞過了人生中最冷清的一個春節。父親健康的時候,不說門庭若市,但親朋好友都會更親近一點。不過是一場大病,身邊的人就沒了影。李澤瑞自以為從小就看慣了這種人情冷暖,直到事情輪到自己身上,他才看穿了這種“變化”。父親的這場意外成為他的成人禮,讓他學到了太多東西。
第二年年初,李澤瑞聽從父親的安排,真的托關係進了外企大廠——不過是外包的運營崗。他的同事至少是本科學曆,很多人都是重點大學畢業。他的工作內容相當輕鬆,年薪20萬,隻是年底的時候要返給那個“介紹人”5萬。
他有時會想,那些“門路更硬”的故事也許是真的,“介紹人”並沒有誇大。這個世界,就是有人永遠輕鬆愜意地生活著,以自己無法想象的方式快樂地過著每一天。“但那些不是我們這些普通小老百姓應該想的,那種人其實我根本碰不到,他們和我們存在於兩個時空,是完全不同的平行線”。
我忘記這是第幾次在聊天時他以“普通小老百姓”自居。在我們喝過咖啡之後,他總在繼續講述“普通小老百姓”如何左右逢源、獲得成功的故事。
李澤瑞說,當時他在外企大廠的部門領導34歲,畢業於北京的知名大學,是從河北農村一步步走出來、完完全全靠自己在北京掙下了一切:房、車、存款,大廠高管的頭銜和十幾年積累的人脈。李澤瑞管他叫“劉哥”,是真心實意的一聲“哥”,發自內心地欽佩。
劉哥在老家也有一個弟弟,不能經常見麵。於是他也和之前的采銷大哥一樣,把李澤瑞當成了自己在北京的弟弟,有事沒事都叫上他,日子久了,對李澤瑞似乎比親弟弟還親。這便是他們最開始的交情。而之後的10年,李澤瑞把這種交情,一點點升華到“交心”。
2014年,劉哥被裁員時剛好35歲,遂決定創業。19歲的李澤瑞沒有片刻猶豫,也跟著辭了職。這一年年末,他們在雙橋開了第一家果切店,李澤瑞出資15萬。
最開始果切店不怎麽賺錢——散客沒有進門買果切的習慣,外賣行業廝殺得血肉模糊,一時還沒決出勝負,對商戶隻有排他性協議,隻能簽一家平台。劉哥出去跑業務,一家家地對接別的公司談合作,做“團餐”,利潤沒有零售高,但一單能抵幾十幾百單——其實之所以開果切店,劉哥就是看中了這塊業務。
2015年,也許是果切店的口碑積累到一定程度,訂單紛至遝來,幾乎所有耳熟能詳的互聯網大廠陸續成為他們最穩定、且不差錢的客戶。他們的第二家店開在國貿,然後第三家店開在中關村……李澤瑞每天忙得連軸轉,沒有時間停下來,直到他第一次拿到了20萬的利潤分成的一刻,他忽然感受到了“風”的存在。
這陣風從2015年吹到了2019年年末,整整吹了5年。說是“風”,又好像並不準確,太輕盈了,更像是有一股力量,在背後狠狠地推了他一把——他打開門,門外是一望無垠的景色,條條路都是康莊大道。
有人說,如果到了30多歲還沒感受到“命運的推背感”,要麽是活得太好,要麽就是悟性太差。我想,那陣風就是屬於李澤瑞的“命運推背感”吧。
2015年年底,李澤瑞又拿到了36萬的分紅,2016年年初,他換了車,購置了一輛奧迪Q5L,落地價40多萬。到現在,他也不覺得自己大手大腳,那時候賺了那麽多,買個這樣的車不算奢侈。那時難住他們的不是錢,是怎麽找更好的位置、開更多的店、招更多的人。但這些問題又都好解決,隻要錢到位,一切都能到位。
劉哥喜歡開車出去玩,他們兩個人經常在半夜吃著吃著飯就臨時起意,去某個山頭看日出,連夜出發去青島吃海鮮,這種“當天就能往返”的快意,他們一次又一次樂此不疲。到後來,隻要能得出空閑,他們開著車就出發,不做任何計劃,全國玩,一直玩到北京的店裏實在需要他倆出現,再往回折返。幾年時間,他們說走就走,把全中國幾乎走遍。劉哥當時的福特越野車有點費油,李澤瑞的奧迪,不到2年時間,便開了17萬公裏。
李澤瑞覺得劉哥是個有意思的人,他的人生座右銘是“不看大局麵,隻看小細節”。李澤瑞不能完全理解,隻能具體對應到一些事情上:和劉哥吃飯,哪怕隻是幾十塊的便餐,也隻能AA;但一起出去旅行,幾萬塊的開銷,一般都由劉哥自己主動承擔。我的理解是,吃飯是很普遍的社交行為,但旅行是更親密的交往方式。
隨著店麵的擴張,李澤瑞也負責起了新業務,他開始全國各地跑,主要搞加盟。他們不收加盟費,但參與運營和管理,承諾隻要7到9個月內回本,年底要抽走30%的利潤。很多之前運營不佳的小店因此起死回生,上海、成都、西安,全部有他們的加盟店。21歲的他已經成了空中飛人,腳下踩著的是一朵朵白花花的雲,日子柔軟又甜蜜。
“會有點飄飄然嗎?”我問。
李澤瑞的嘴角蕩漾出一抹向上的弧度:“好歹在同齡人裏我也算個人物吧,我可是靠自己一步步走過來的,我沒有靠家裏。”
2017年年初,李澤瑞和劉哥突發奇想,連夜開車去天津吃早餐。吃飽喝足,白天閑逛,路過步行街的一家寺廟時,他往功德箱裏塞了200塊的香火錢。結果,大和尚拉住他,非要給他算一卦,說他這幾年的人生很順遂,但是要懂得及時止損,不然隻會竹籃打水一場空。
李澤瑞當時什麽都沒說,和劉哥笑著離開了那家寺廟。白雲蒼狗,盈虛消長,當時沒人選擇相信和尚的預言。那是瘋狂的2017年,市場處處都流淌著熱錢,政府扶持,地方補貼,頭部互聯網大廠廝殺,為了迅速搶占市場,無數真金白銀砸下,隻求沸騰水麵的一點聲響。媒體絞盡腦汁每天都在撰寫新的傳說,資本扮演起可愛主角。
“獨角獸”成為全民熱議的新詞,線上生鮮零售成為繼外賣之後的又一個熱點,不止一家風投公司找到了劉哥,幾個互聯網大廠也先後提出過合作,但無一例外,一切好處的前提,是簽下對賭協議這樣的“賣身契”,要保證利潤在一定時間之內必須翻倍。果切的利潤沒有這麽大,他們沒有這樣的信心,但麵對動輒千萬的投資,又實在無法完全抵抗誘惑。
不止“資本”盯上了他們,當年在工體酒吧認識的“真朋友”大哥更早之前就聯係過李澤瑞,說自己“也不多投,就幾百個”。李澤瑞斷然拒絕:朋友的錢絕對不能坑。
“特別是這種什麽都不圖你的朋友,人家和你交往為的是什麽?你能給別人什麽,你心裏沒數?你能給的,就是真誠。除了真誠就隻剩真誠。人家能記著你,更進一步,能記著你的一點好,這就足夠了。倒不是說有錢人沒有物質需求,而是你能提供的物質人家看不上。”
他們原本就是差了好幾個圈層的人,這樣的人李澤瑞接觸過一些,大多數隻能是一麵之緣。願意和他一起玩、把他當朋友的,隻有這麽一位。李澤瑞很珍惜這段關係,因為對方讓自己窺見到另一種生活——有錢,卻沒什麽機會花錢:每年新出的蘋果手機都是各大銀行的經理排隊第一時間送到大哥辦公室的,大哥明明有司機,卻喜歡擠地鐵,因為不喜歡堵車……
烈火烹油之時,他的幾家店因為沒有設立獨立的果切操作間,分別被匿名威脅,對方揚言要把這件事“往上麵捅”。威脅的金額從5萬起跳,一番砍價之後,望京店收了7000塊,雙橋要了8000塊,國貿最高,要了1萬塊。對方有備而來,交接地點由人家定,並且隻要現金。當時不止李澤瑞的果切店受到了這樣的威脅,有些同行老板氣不過、鬧大了,最後真鬧到了食監局,被罰款5萬。
“開店最忌諱意氣用事,這種威脅也是運營成本,要去核算哪個更合適。”他說。
到2019年之前,果切店都有足夠的現金流,李澤瑞和劉哥野心不算大,便沒有被資本裹挾,盲目向前。李澤瑞有些慶幸:“哪怕到了今天,幾個頭部大廠還是沒有跑通生鮮產業鏈,可拿過他們投資的小企業,幾乎都成了炮灰。有些事情不能完全怪疫情,那時太瘋狂了,現在再也沒有誰敢那樣砸錢了,因為已經知道了,雷聲再大,也不一定能求來一場毛毛雨。”
李澤瑞屬於親力親為的小老板,事無巨細的背後,是對諸多風險的控製。
2018年,他店裏雇傭了一名00後,隻幹了不滿半個月就提出離職,並且當天就得走。這放在哪個企業也要給雇主個緩衝期,更何況是這種一個蘿卜一個坑的食品行業。但這些規矩和00後的孩子說不通,李澤瑞說可以放他走,但工資要等到下個月10號的發薪日再結清。那個孩子不認這些“行業潛規則”,當天下午就去勞動仲裁舉報,說老板沒給他交社保。第二天就有政府的工作人員介入,罰繳了1個半月的工資。
李澤瑞不喜歡00後的員工,說他們不靠譜,瞎折騰,不肯吃苦,不守規矩。這之後,他便給全體員工上了社保,這在行業裏實屬少見。當時很多大型的餐飲機構也意識到了風險,會用“小時工”“兼職”等方法來減少用人成本,延續至今,幾乎成了約定俗成的行業規則,即便老板提出給員工辦理社保,也會遭到員工拒絕——他們賺得本就不多,沒人願意為了抵抗未來的風險,就上交眼下必需的生活費。
“當時你的員工有沒有不同意交社保的?”
“一個都沒有。”李澤瑞短暫思考後,說,“那會兒我的員工每天需要工作12個小時,基本和別的餐飲店持平,但工資卻高很多,即便交完社保,我也能保證他們拿到8000到9000的工資,而且還包吃住——這麽說吧,哪怕工作的時間久一點,隻要工資能覆蓋生活、尚有結餘,沒有任何一個人會拒絕社保。”
對於老板來說,道理也同樣如此,隻要能賺錢,一切麻煩都不算麻煩。2018年,他們成為某大廠的“獨家供貨商”,雖然沒有接受投資,但穩紮穩打,絲毫沒有頹勢。在2019年的年尾,他和劉哥曾許下雄心壯誌:2020年,在全國至少要開到120家店。
李澤瑞最看重人脈,維持人際關係也有自己的一套,他每旅行到一個地方,就找最代表當地的特色水果,一定是市麵上不好買、即便買到也不正宗的水果,然後送給客戶。有一年,他用這個方法送出去70多箱甘肅產的蘋果,直至今日,他的微信裏還收藏著這些地址。
“快遞快到客戶家門時,再發個微信問候一下,之前不要打擾人家。我自己開店,無論多貴的進口水果,我都不會給人寄——你給隻吃有機蔬菜的人寄那些,不是給人家造成負擔嗎?我也不是要巴結誰,不是要求誰辦事,隻是要讓別人記住你。其實有些人,你巴著人家也沒用,有適合你的資源,人家能想到你,這就夠了。有些項目,讓你進,你也不配進。”
“其實我自己的心裏也有一杆尺,不是你有錢、你有資源,我就要和你玩。這些年的經驗下來,我覺得最值得結交的,還得是白手起家的‘一代’們,特別是疫情前,我覺得在他們身上是真的能學到東西。”
“那疫情之後呢?”
“現在不喜歡聽他們說了,成功不能複製,甚至都沒法借鑒。一個時代過去了,那就是過去了。”
疫情初期的一次封控,一個店就壞掉了7萬塊的水果。所有人都以為這隻是個意外的小插曲,李澤瑞當時特別心疼,就想著趕緊能夠正常營業,把這點錢賺回來。即便後來馬上迎來第二次、第三次封控,虧損從幾萬到十幾萬,再到幾十萬,他們依舊沒意識到黑夜將至。
直到後來,李澤瑞才知道,那7萬塊不過是一個輕得不能再輕的序曲。
2020年時,李澤瑞最擔心的問題甚至不是虧損,而是好不容易培養起的熟練工離職。當時已經出現“用工難”的趨勢,服務行業招人尤其難。特別是年輕人,看不上這種工作,不願意吃這份苦。整個行業的人員流動性極大,每次假期後都有不打招呼就離職的員工,一些人甚至不會再回北京。
但很快,李澤瑞的這個擔心就不存在了——員工被封控在宿舍,買好了回家的車票也出不了門。
2020年入冬後,疫情再次反複,果切店開始第一輪降薪。李澤瑞住在燕郊,封控比北京更嚴格,最多的時候被關在房間十幾天。他內心的恐懼也逐漸轉變:最開始是怕死,怕感染;後來是害怕眼前的現實,因為每天一睜開眼就是花錢給果切店續命,死都死不痛快。房租和水電占大頭,10多家店,3個合夥人,均攤到李澤瑞身上,每天至少是5000左右的開銷。可他連小區的大門都出不去,上哪裏賺這5000塊?拳頭揮出去,隻有愈發稀薄的空氣。
實在堅持不住了,風險隻能轉嫁到員工身上:想走的人趕緊走,留下的人隻能發基礎工資。宿舍可以一直住,社保也不會斷繳,還得強調這不算開除,一切都本著員工自願的原則,合理合法。估計當時大多數員工也沒覺得這是份多好的工作,之前又白拿了一些工資,當天就有員工提出了離職。
後來的情況更不樂觀,生鮮不能存放,進了貨之後賣不完就隻能壞掉,開店不如不開。在2021年,他們關掉了第一個店,國貿的店,那是寸土寸金的北京東三環,中國最出名的CBD,開店時的豪情還曆曆在目。
那會兒政府為了應對疫情,提振經濟,提倡物業、房東免房租,李澤瑞一些在南方做生意的朋友,房租或多或少都會給予減免。但到了北京,國貿的房租不但一分不減,交租的日期也是一天都不能緩。他也能理解,房東自己打拚買下來的房子,壓力也大。北京所有的店鋪,唯獨雙橋店是個例外,因為房子歸村集體,村子決定統一給商戶們免去了半年的房租。
到了2021年年底,有個合夥人退出了,他們一下子就關掉了6家店。又過了1年,“紅碼”終於取消了,可李澤瑞的積蓄見底了。他把所有銀行卡的餘額統計了一番,計算自己還能撐多久。一算完才發現,這些年的錢來得是快,但開銷也大,真正攢下來的並沒有自己想象的那麽多。
當時他的第一反應是借錢,而不是徹底關店——疫情已接近尾聲,希望仿佛就在眼前。可他沒向別人借過錢,這幾年大家過得都不好,之前都是他借錢給別人,到現在還有幾個萬八千的借款沒收回來,他也沒打算往回要,那個金額本來就沒準備讓朋友還。
連續幾天,他翻遍了微信好友,發朋友圈的人也變得越來越少了,除了當年在酒吧認識的那個“真朋友”大哥。他的朋友圈每天都要更新幾條,還是那麽的樸實無華,沒有打卡定位,沒有濾鏡擺拍,更沒有遣詞造句。照片是不常見的煙和酒,是滑雪場和高爾夫球場,也可能是一個路燈下燒烤小髒攤,發的都是尋常晝夜。
在每一條朋友圈下麵,李澤瑞都點了讚。不一會兒,大哥就和他私信閑聊了起來。得知李澤瑞的近況後,沒有一點拐彎抹角,大哥直接撥通了語音,問:“你要多少個?”反倒是李澤瑞支支吾吾,沒有說一個具體數字,隻說差了幾十個。
掛了電話,大哥又發來微信,讓李澤瑞把卡號發給他,就在當天下午,李澤瑞的賬上多了40萬。
可40萬也隻能支撐果切店不到2個月的開銷。有朋友投資虛擬貨幣,資產不到一年就翻了番,李澤瑞也想賭一把。因為有人帶,倉位從一開始就控製得很好,但虛擬幣入市後價格就一直往下掉,他隻能陸陸續續一直補倉,幾個月之後,更是直接補到了九層倉位。朋友圈雖然冷清,但是鄰居群在那會兒卻異常活躍,有人陸續開始感染,日常從搶菜變成了搶藥。李澤瑞也不知道什麽時候輪到自己,他在店裏坐一整天也沒有什麽生意,每天盯著虛擬幣的大盤,過得抓心撓肝。
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曾後悔自己的“賭一把”的決定。所有事情無非兩條路,不是成功,就是失敗,到了需要用錢的時候,李澤瑞也沒動虛擬幣的賬戶,而是把自己的那輛奧迪以18萬的價格賤賣給了車販子。那時他堅信,前方依舊道路寬廣,隻是何時出發的問題。
2023年,虛擬幣的行情迎來了轉折,李澤瑞清楚地記得,那天商場剛剛開門,他陪女朋友逛街。後來女朋友去了試衣間,他就坐在休息的沙發上盯盤。大概在10點多的時候,他買的幣種突然開始拉盤,陡然拔起的量柱刺激著腎上腺素的飆升……他跟我提起這一天時,依舊難掩興奮:“大盤指數從1900一點點漲到了2700,一天就賺了50萬。”
“後來呢?價格回落了嗎?”我無比好奇。
盡管上漲趨勢遠沒有結束,李澤瑞卻在當天就開始了減倉。理智告訴他:他已經賭贏了,隻有落袋為安,才能收獲勝利的果實。但他其實做不到完全理智,賬戶上的錢還是留了一些,斷斷續續地做著操作。
他把虛擬幣賬戶裏的1萬塊轉進了支付寶,第二天就接到了調查電話,支付寶也被限製使用了——那1萬塊被凍結了。他第一時間通過其他辦法,迅速清空了虛擬幣的賬戶。不久之後,虛擬貨幣專項整治使“提現”
難上加難,身邊的朋友陸續爆雷,坊間流言漫天。那至今也沒能提出來的1萬塊,仿佛成了命運對他的獎賞。
“為什麽會那麽果斷?是再次感受到了‘風向’嗎?”
“當時什麽都沒想,也沒有和任何人商量,但就是那麽做了。”
沒有絲毫猶豫,僅靠直覺,他再一次把自己放置於命運的十字路口,閉上雙眼。是命運自己做出了選擇,在後麵使勁推了他一把——他距離血肉橫飛,一步之差。
出於好奇,那晚我打開了相關網址。眼前,是一條條依舊在無限上揚的華麗曲線,也是我從來沒有踏足過的世界。
後來又一次見麵時,李澤瑞把手機遞給我,讓我看劉哥的照片:第一張拍攝於2019年年末,第二張拍攝於23年的夏天。3年多,劉哥的頭發全白了。這個出生在河北農村、靠著高學曆進入外企大廠、從未鬆懈的男人,到了40多歲,人生軌跡還是不可避免地下墜了。
疫情結束後,他們還剩下5家店,暫停鍵終於彈開,所有人都在躍躍欲試。李澤瑞忽然想起老和尚的話,連夜開車又去了一趟天津,但步行街的廟卻不見了,他甚至都沒有查到那個廟的任何消息,是被拆了,還是根本就不曾存在?像是一場夢,他有時候都懷疑真偽。
“為什麽這麽執著算命呢?如果算到不好的,會認命麽?”我問。
“不是想認命,沒有那麽悲觀。隻是想適度地服從命運的安排。”李澤瑞聳了聳肩,臉上一臉無畏。
疫情後,李澤瑞也陸續在經營上做出了一些調整。他嚐試“兩班倒”,從早晨8點開始,一直營業到次日的淩晨2點,但換來的卻是平台越來越多的扣點,以及更龐大的人工支出。他也做過一些促銷活動,但收效甚微,活動一結束,客人就無影無蹤。似乎他越努力越掙紮,到手的錢就越少,他甚至覺得,隻要自己再努力一點、再多付出一點,他賺的錢馬上就能變成負數。更麻煩的是劉哥那邊,無論和誰對接,無論怎麽去聊,都幾乎談不下來互聯網大廠的“團餐”了,他們仿佛一夜之間就褪去了精致的外衣,員工們不再需要下午茶了。
2023年年底,他們繼續關店,先關了中關村的,然後就是望京的。那些不斷空置下來的寫字樓就擺在他們眼前,李澤瑞內心世界的細小縫隙被撐開,幾近崩塌。
“我再也不信‘白手起家’的發家史了,誰的我也不信。這個年月想要賺錢隻能靠資源,誇大努力的過程不如閉嘴。”
他停頓半晌,反而說起另一個人,就是之前幫他解了燃眉之急的大哥。如今大哥開了幾家拍賣行,發的朋友圈永遠樸實無華,人生也總是風生水起。這樣的人,還需要講故事麽?即便是最瘋狂的時代,他這樣的人也不需要太用力地活,從不需要向世界證明什麽。
“傳承是假,繼承是真。”李澤瑞鄭重其事,似在解讀人生的終極真相。
2024年年初,李澤瑞才把那40萬多給大哥還上,雙方都沒有提過利息。“借錢時沒說利息,你偏到這個時候再說利息,那就是事成之後把人推開。人家不差你的利息,錢對他不重要,起碼眼下的這點錢真的不重要。我會一直感謝他,隻要他用得上我的時候,我願意肝腦塗地。”
去年一年,他辦過卡的健身房、他媳婦辦過卡的美容院,無一例外,全部倒閉。一年前隔壁的商戶撤走的場景猶在,上了鎖的門沒有再打開過。他們之前的加盟商也在這一年全軍覆沒,不可能出現新的加盟商了。
“這會兒再搞加盟,不就成騙子了?再說,現在的人都窮精了,不是你想騙就能騙得到的。”
2024年暑假,很多還沒畢業的大學生主動到他店裏詢問招不招兼職,這在之前是從未有過的,聽說附近幾個大的餐飲連鎖店都取消了兼職,18塊的小時工,大學生們開始搶著幹,“可你知道,一年畢業的大學生有多少嗎?”
對於李澤瑞來說,每一次交房租,都成了他人生的一個坎。除此之外,每個月的發薪日,他也壓力巨大,像是頭頂始終懸著一朵烏雲。
“現在員工一個月大概到手也有7000,工作時間早9到晚9,中午可以串著休息倆小時,這是入職前就說好的。如果真的要卡8小時工作時間,那我隻能全部關門。”
“現在會有人排斥交社保嗎?或者說讓你把交社保的錢轉成現金給自己?”
李澤瑞搖頭:“即便現在工資比之前低了一點,他們還是願意交社保的。我還是那個觀點——隻要能讓大家的工資覆蓋基本的生活,沒人會排斥社保。特別是現在,員工裏的大學生占比大,他們都懂法。”
“那他們入職的時候,會強調8小時工作時長嗎?”
“麵試之前都有溝通,既然來上班,就是默認這個工作時長。實話實說,現在每個店隻能維持收支平衡,好的時候,我能從一家店賺個幾千塊,甚至賺得沒有員工多。當然也不能這麽算,我的時間更自由一些,所以我就出來‘跑車’了……但我還要承擔風險。”
到了年底,劉哥雖然沒撤資,但基本不再過問店裏的事情了。他決定回河北老家搞種植,其實還是繼續創業。李澤瑞有點擔心:“你是農民的兒子,就不要想創業,那不是十裏挑一的事情,甚至也不是萬一挑一。起碼現階段,咱們普通老百姓不該考慮創業。”
也是這時,兩個人為了節約幾家店的運營成本,同時停止繳納自己的社保。
2025年年初,李澤瑞開始跑“黑車”,同時還在管理著剩下的3家果切店。他的主要路線是從燕郊去北京的兩個機場。顧客除了鄰居,還有一部分來自小紅書——這是燕郊其他“跑車”的司機沒怎麽用過的獲客途徑。
他家裏現在還有兩輛車,平時“跑車”的時候就開那輛白色的“北汽”,因為每周都要辦理進京證,這輛車的牌照需要一年換4次,每次費用120塊——這也算“北三縣”的一大特色,有京牌的人不會懂,沒以北京為生活圈的人也不會懂。
他也想過換一輛新能源車型,甚至還去過4S店,但發現“電車價格降得特別快”,越降價,他越不敢買,算了賬後立刻冷靜下來,“為了省那點油費其實不值得,維持現狀吧……如果不是賺得太少,其實我很喜歡‘跑車’,每天都能遇到不同的人,很有意思”。
他把這種生活稱之為“半躺”,覺得自己之所以有資格這麽幹,要歸功於他沒有房貸。他沒有任何負債,除了疫情那會兒迫不得已和朋友借過錢,他都沒有跟父母要過錢。即便果切店賺錢最多的那幾年,他也沒有想過要在北京買房,他沒有北京的戶口,最大的“教育紅利”根本享受不到:“我就是河北省廊坊市燕郊鎮的人,在北京買房也改變不了這一點。”
之所以開始“跑車”,除了喜歡開車,還有另一個原因——在2024年,他的兒子出生了。媳婦在3萬6的月子中心,養娃每個月雷打不動要1萬左右的支出,還有年紀越來越大的父母,這些都讓他無法完全“躺平”。他不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要向老人伸手:“我爸媽不是體製內,不是公務員,他們就是普通的小老百姓,甚至都沒有退休金。我呢,趕上好時代,那就幾萬幾十萬地掙,現在,幾十幾百的也能掙。我也不覺得這算什麽失敗,這不是我的問題。”
他也不準備卷孩子,除了進口的奶粉和尿不濕,其餘的開銷就是買玩具,早教班一個也沒報。“我隻希望孩子能健康、快樂地長大。對比學曆,顯然社會經驗和人脈更重要。但你能奢望一個孩子有什麽社會經驗和人脈?這些難道不應該是父母給嗎?我沒有看到過一個老板的孩子會真的在工地搬磚,但是現在一個普通的大學生去工地搬磚,不算稀奇吧?”
他舉了他所見到各個階層父母的例子:先搞定北京戶口、接著買海澱的學區房的“高淨值人群”;去天津買房、花光所有積蓄的“普通白領”;夫妻倆加在一起勉強月入1萬、也要報上萬補習班的“底層打工族”……在他看來,這些父母正在用這種“傾家蕩產”的教育方式,把一家人的未來推向絕路。
“孩子不會感謝你的,到他們真需要真金白銀支持的時候,你卻早把錢都砸在了所謂的‘教育’上了,那才真叫可笑!你以為你在投資,萬一你是在消費呢?錢這個東西可不是你隨便花完還能隨便就回到兜裏的。”
“到了孩子上學的年紀,你也不卷麽?”我說。
“反正不卷學曆。”
“那卷什麽?”
李澤瑞沉默片刻,給出了一個看似“反套路”的答案:“卷我自己。”他繼續分享著自己的觀察:在那個大哥“向上”的社交圈裏,他隻看見了一條幾乎完全統一的路徑——孩子未來的路能走多寬,終歸靠父母的人脈打底。然後,他反問我:“我們普通的小老百姓,連自己的人生都規劃不了,拿什麽去規劃孩子的呢?”
他說,就在今年的7月份,我去新疆的那個月,他又關停了一家店麵,如今他在北京隻剩2家果切店要管了。“半躺”之後,他靠聊天尋找同類,無車可開的時候,他會在小區的超市門口和人閑聊。他轉述了很多關於燕郊的人和事,歸結起來,可以分為“向上看”和“向下看”:看自己想成為誰,看自己不能成為誰。
人生處處是對比,最不缺的便是參照物。越來越多的北京人來燕郊“躺平”,他們把自己在北京的房子租出去,然後在燕郊租房,過萬的差價便成了滋潤的養老錢。李澤瑞知道的最誇張的一家三口,父母是退休的大學教授,兒子也繼承了父業在大學工作,他們把北京的房子全部出租,兒子平時就住大學宿舍,然後在燕郊的同一小區租了3套房,每個人都過上了“獨居生活”,老太太在附近酒店辦了年卡,用老年卡坐公交車,每頓飯都去酒店吃,從不落下……我覺得有些匪夷所思,但李澤瑞卻覺得很正常:“燕郊的物價低,性價比高,咱們都是些小老百姓,誰會和錢過不去呢?”
他還悄悄混進了燕郊本地的相親群,看到了熟識的老鄰居——當年同樣拿到了拆遷款,同樣家裏有2個孩子,但那家人的兒子身體不好,40歲就中風了,女兒都37歲了也不結婚,就想著找一個有錢的老公。“他家的拆遷款都糟蹋完了,哥哥不行了,家裏還就這麽一個妹妹,以後可怎麽辦?”
我發現,李澤瑞有一些非常“傳統”的思想:結婚生子是必要的人生大事,有兒子才能後繼有人,“早生娃”約等於人生贏家……並舉反例,如果你不這樣做,別人將如何看你。幾次聊天的過程裏,如果不是我提問,他很少提及自己,始終圍繞著“我朋友”“我親戚”“我的合夥人”——可他經曆了大風大浪的10年,到現在也不過才30歲。
“所有人都覺得日子會越過越好,錢也會越賺越多,隻要努力就能達成目標。但我認識的所有有錢人,他們的錢,沒有一個是靠一天一天積攢出來的。真正能賺錢的時間,其實就是那麽幾年。賺到了,守住了,就成了。像我,賺到了,沒守住,就隻能等下一個機會……”李澤瑞再次強調,“無論心裏裝著什麽,人都得活在‘趨勢’裏。我們這種普通的小老百姓,更要順勢而為。”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