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個月時間裏，25歲的李銘僅有三天“空閑”時間——作為一名短劇演員，這並不符合勞動合同，公司希望他保持每周都有兩天休息。但迫於市場競爭壓力，他一個月內出現在三部不同短劇拍攝現場，快速地進出劇組、背誦台詞和磨合使得他隻剩下三天休息。
“其實三天都不算休息……我要時刻保持身材，所以其實我三天都在健身房裏，要麽就是找前輩尋求精進演技和職業發展的建議。”他告訴BBC中文記者。
李銘畢業於華中一所“211大學”的古漢語文學專業——如果不是因為中國三年疫情、以及之後持續至今的經濟低迷，按照原本的人生計劃，畢業後他本該前往其它高校深造，念博士、甚至博士後。或者，按照他父母的規劃，他應該回到老家，快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成為一名端上“鐵飯碗”的教師，朝九晚五，“盡享人生”。
“但經濟形勢太差，高校教職‘非升即走’讓青年教師留不下來。生育率每年都創新低，今年我做小學老師有飯吃，明年都不知道小學還在不在，”李銘說，“好在我上學時候一直在話劇社活躍，師哥師姐把我介紹給短劇團隊，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2023年入行至今，他稱自己的職業道路逐漸穩定。念研究生期間，李銘已經開始在各種劇組之間奔走。去年畢業後，他入職一家位於武漢的“集成式”短劇公司——這是近年來中國的一種新型模式，一個集編劇、製作、演員、經紀人、投流於一體的綜合型短劇公司。
“投流”即流量投放，這是網絡時代影視劇行業的一個增長環節，指通過付費或自然方式將內容或廣告推送給抖音等指定平台的算法係統，以獲取更多曝光、用戶、互動和轉化。
在過去半年裏，他以男二號或男主角的身份出演25部短劇，男二號以下角色也算上的話，這個數字還要更多。
過去幾年，中國短劇行業持續蓬勃發展，甚至在海外亦一路長虹，形成一條新產業鏈。根據中國網絡視聽協會報告，2024年中國微短劇市場規模已超過500億元（人民幣，下同），超過了電影票房規模，這個數據仍在上漲，業界預計到2027年將突破1000億元。
對於位於鄭州的編劇楊開來說，這個數據“不算大”。從撰寫網絡小說發家，如今30多歲的楊開入行已經近10年。
“對我這種市場老油條來說，這個數字都是被政府政策管控之後、壓低一頭之後的數字，”楊開對BBC中文說，“現在隻是市場更加穩定了，各方玩家該進場、離場的都已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你看到的是一個新興產業正規化之後依然有得漲的樣子。”
“沒有獨立的個人能在短劇這個行業裏掙到大錢，但你猜怎麽著，在這個經濟環境裏，居然會有這麽一個行業讓人感歎‘真是好穩定’。”李銘這樣形容。接受BBC中文采訪的所有短劇從業者都有類似表述，他們是演員、編劇、場務、導演，都在“感謝短劇”。
在李銘的工作日程表裏，他每個月隻有兩到三天休息時間，其餘時間都在拍攝。
短劇流水線
從觀眾視角來說，短劇是出現在抖音、快手、甚至微信上隨時可以彈窗的分集豎屏短視頻，免費內容夠看，但就算購買全劇也並不貴的一個選擇：一集一塊錢，如果充值平台會員，打包後的平均價格甚至可以更低。
但對於屏幕後的短劇製作部門來說，短平低價的市場線依賴的是以“快”為整個行業的基調，最常見的模式就是“7+7+7”，即籌備七天，拍攝七天，整個後期的“投流”也是七天。
這個模式概括了整個行業的三個主要環節，從上遊到下遊分別是：劇本、製作和投流。
傳統影視行業亦有三個對應環節，也就是劇本、攝製和發行。隻是和這些“正規軍”相比，短劇的這三個部分互相之間非常獨立，三個部分直接成立業務高度垂直的公司，也就是單獨的劇本、製作及投流公司。它們兩兩之間隨機合作，並不固定。製作團隊從劇本公司手裏買走劇本進入製作準備階段，開機，然後將拍攝好的所有材料全部交給統一的後期“投流”。
這三類公司和團隊互不幹涉、互相獨立，陌生到了這三個環節的工作人員幾乎完全不互相認識的地步——這樣的運行模式對於傳統影視行業來說幾乎不可想像，傳統影視行業幾的不同部分幾乎完全混合在一起、互相製肘、互相影響，一個劇從籌備到進入後期動輒以年為單位進行時間計算，劇本和製作之間多有扯皮，剪輯加入之後更是一場混戰。“7+7+7”這樣的時間周期，對於傳統影視行業來說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楊開曾給傳統影視劇寫本，他說：“以前導演總是跑過來找我談話，要我改劇本，給誰誰誰加戲加台詞，要麽就是改掉整個故事線，哪有這樣的道理。現在短劇好了，我寫什麽就是什麽，製作團隊是不能改我的本子的——我甚至可以直接跟他們說，你們敢改我的本，我就敢保證你們這個劇會撲（會虧）。”
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從業者都對BBC中文表示，由於切片視頻、剪輯節奏非常重要，後期的投流公司幾乎將決定一個片子是否叫座，所以把整個材料直接打包交給專業的剪輯團隊是幾乎所有製作公司都會做出的“高明選擇”。
短劇製作團隊人數非常少，一個劇組人數常常維持在20到30人之間。
過去一年裏，行業生態逐漸變得明朗，短劇行業開始出現一些被戲稱為“黃埔軍校”的集成式大公司，也就是將這三個部分全部納入一家企業、作為不同的部門並肩林立——但實際運營方式和散拚、三三兩兩聚在一起合作的短劇企業依然非常相似。
李銘就在這樣一家大型短劇企業內，他笑稱這樣的公司運營模式和日本的寶塚歌劇團高度相似：固定的、輪崗製的劇本部門，四個輪流開機的製作組，以及統一操作的投流後期。
“即便如此，大家都在一個公司內，我也未必認識別的部門的人，”李銘說，“大家的業務還是互相獨立，我作為演員部的人，拿到劇本就開始背台詞，和搭檔磨合，我幾乎完全不認識任何一個其他組別的人。實際上，我們一個月要開機數十部戲，節奏很快，幾個部門之間流水合作，就像多個部門之間有無數種排列組合模式，我就算工作之餘有閑情去認識別人，別人也會覺得我奇怪，大家都很緊湊，很忙。”
這樣的模式允許短劇行業輕便且高速運行。
導演高凱覺得短劇這樣的模式對於投資人來說是“最舒服的”。
一部短劇的製作成本在30萬人民幣到50萬人民幣之間，這個價格相當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學生一部15分鍾左右劇情片創作的成本。一部100集以上的短劇，整個製作成本就是30萬到50萬——這甚至不足傳統影視劇成本的十分之一。
“籌備七天，拍攝七天，剪輯和投流加在一起七天，你把每個部分都拆開，一個拍攝組就能一個月開兩到三個戲，剪輯投流也能開兩三個戲，以前三、五百萬做一個長劇，不保火不保利，周期長風險大還要走審批，現在同樣的錢可以在一個月裏扔給十個組試錯，你不可能十個都撲，節奏快，收益高，試錯好，換做是我，我也這麽幹。”高凱說。
有從業者表示，短劇爆火原因中“運氣”占多數成分。他們常在開機前普發彩票、集體拜財神爺、發紅包以求好運。
政府各種扶持
在中國，短劇公司多聚集在鄭州、武漢、長沙、西安、貴州等地，並形成地方協作效應，成為一個個地方區塊產業鏈。從分布來看，不難發現以中國中部地區最為集中突出。
瞄準短劇的發展勢頭，中國一些地方政府開始扶持短劇產業，協助給短劇拍攝提供場景。以河南鄭州為例，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支持鄭州打造微短劇之都”，同省的登封提出，70%以上取景於該市地標、場景的短劇，綜合播放量達1億以上的話，綜合價值評判後可以給製作團隊最高50萬元獎金。
在福建，政府直接牽頭給短劇團隊建設拍攝基地，嚐試去培養百家短劇機構。湖南、湖北、黑龍江、吉林等數個省份都有不同程度對於短劇的政府扶持政策。
今年27歲的李卓琪在2022年以製片人的身份加入短劇行業，到今天也沒想過換行業。
“以長沙為例，它最近對標橫店做了一個‘豎店’，專門給短劇造景，你去這裏拍片開項目，政府直接給你減稅，這地方最早開機的那一周還每天給你發1000塊，”李卓琪說，“這錢很多了，你在短劇劇組裏做場務的話，一天也就隻能掙800塊呢。”
規避審核
規避審核，是幾乎所有短劇從業者都對BBC中文提起的短劇特色。這有兩層意思：一是規避了中國關於公映許可的數量、類型限製，二是規避了對於內容的限製。
在中國，一部傳統影視劇要走上電視、電影院的屏幕，需要走漫長的立項審核流程。近幾年，這道審核逐漸收緊，數量和題材上都有控製。盡管中國官方並未明說到底嚴控到什麽程度、每一年有多少數量額度允許電影電視劇通過，從業者的共性結論是：太難了。
中國國家電影局官網公布的10月全國允許備案立項的影片數量為34部，從製作單位上看，幾乎完全是頭部影視公司的天下，小企業難以生存——與此同時，僅僅在浙江橫店一個片場，一天之內就有上百部短劇開機，鄭州一天內也有上百部短劇開機，長沙、貴州、西安，每天新開機劇組的數量幾乎隻增不減。
此外，從內容上看，“爛尾樓、開大G（奔馳的一類越野車）進故宮，這些都是新聞媒體都不讓寫的敏感東西吧，我們短劇可以做，”楊開說，“我們下三路能寫，那這些民生內容我們也都能寫。”
從表現來看，這些和民生議題高度結合的故事往往有很好的市場。一些短劇非常善於利用短劇“要爽”的拍攝重點，去繪製民眾心裏鬱結的苦楚：權勢之子強壓人三頭，那麽天選男主就要去找他報複。政府不作為導致爛尾樓出現，那麽天選男主就要去報複政府、為民請命。
哪怕是以婚戀為主題的“女頻”（以女性為主要讀者的頻道），離婚冷靜期這些中國新聞媒體奉為報道紅線的議題成了主流題材——反對包辦婚姻，嘲諷相親、離婚冷靜期以及“依附男性”這個傳統觀念，這些劇作開始占據“女頻”短劇的排行榜。
而這些都是在中國媒體報道禁區的題材，編劇、製作團隊、剪輯、投流、短劇的觀眾全部對此照單全收，蓬勃的市場完全展示了這些內容在民眾心裏的地位。在這些題材的短劇評論區裏，最常見的高讚回複就是“看春晚不如看這個”。
這樣的劇本模式有跡可循。紙片人李卓琪透露，短劇在製作中就會選好自己的目標受眾，這個畫像會非常清晰，比如“廣東40到45歲之間的全職家庭主婦”、或者“安徽30到40歲之間的失業男性”，短劇直接瞄準這類群體的社會關注點、痛點去進行撰寫，然後拍攝。
這個現象近年有所收斂——今年2月，中國當局宣布新規，要對短劇事實分級分類，甚至表態要給短劇做發行許可證。
但實際上，李卓琪告訴BBC中文，行業內並未“太多”感受到審核逼近的壓力。
“非要說有的話，其實就是比如我們現在拍反派，這個反派最後必須通過公檢法的介入，改邪歸正，走上正道，我們要強調這個正能量，不然就不讓你上架，”李卓琪說，“此外，我們公司如果和平台方關係不好的話，那我們的男二號就不能毆打男一號，隻能推搡。那我們關係好一點了的話呢，就可以讓男二號去給男一號兩巴掌，這都是好商量的。”
誰賺到錢了？
短劇到底有多賺錢、是否值得入場，這是過去幾年裏，隨著這個行業逐漸成為顯學而被民眾所津津樂道的議題。
十多位受訪的短劇上中下遊從業者對於這個問題的共識是：短劇創造的是現在中國經濟環境裏最為稀缺的東西——就業機會。至於誰賺到了“大錢”、足以“發家致富”，多名從業者都表示並不知情。
對於劇本寫作者來說，他們獲得的資金非常固定。
楊開告訴BBC中文，一個劇本賣價在八千到兩萬之間不等，寫完隻需要八到十天，在這樣的時間軸裏，一個寫手一個月可以產出兩到三個劇本——在公司抽成之後，在楊開的公司裏，最高產的那一位寫手每個月能拿到兩萬元。但這個數字在中國大陸當前的經濟背景下，是高薪。
李卓琪對BBC中文表示，對於中遊的製片部門來說，付款方式非常多元、變數很大。
從2022年至今，她經曆了三種對製作組的付款方式。最早是一鎚子買賣，由短劇平台全款預付製作費，製作團隊30多人賺的就是這個已經到賬的固定金額。之後逐漸變成平台僅支付少量製作費，但允諾在片子上線之後進行分紅，分紅模式是“平台跑夠了多少錢，平台賺回本了之後再在此基礎上分賬”。如今的更常見模式是平台不再給製作費，製作團隊甚至需要自帶劇本經曆平台審核，由製作團隊自己預付成本拍完上線，最終收益完全基於票房分紅。
“其實就是平台越賺越多，製作團隊的製作成本在被不斷擠壓。”李卓琪說。
從商業邏輯上看，這樣的分賬模式幾乎完全是利好於平台方的。由於製作團隊的資金幾乎完全壓在成本上，很容易就出現資金鏈斷裂。剛入行不久時，李卓琪即經曆過由於平台拒付分紅導致製作團隊直接瀕臨破產的險境。
“本來應該分賬200多萬，平台死活不付給我們錢，我們去討債，最後隻給了我們五萬，算了五萬就五萬吧，我們當時確實就缺這五萬塊讓公司跑起來，”李卓琪說。
“說白了，對於製作方來說掙的隻是製作費，給我們製作也就留個10%到20%的利潤，剩下的全部都歸平台了，因為他們走充值的形式，和開會員一樣沒區別。”
大多數演員的情況並沒有更好。在一些中國媒體的報道裏，短劇演員被描述為“月入鬥金”的超級職業，但李銘認為這些報道“幾乎在拍腦門”。
由於短劇是豎屏形式，畫麵太小，一個畫麵沒辦法呈現太多內容，導演大多更關注演員表現而不是場景氛圍。
李銘笑道，“當然了，現在那位‘短劇一哥’肯定賺到錢了，他日薪都五位數了，但人家的表演、技術和投入是值得這個價格的。但是除了他，這麽多同行，我沒見過一個靠做演員發財了的，隻是餓不死。”
BBC無法獨立獲取所有中國短劇演員收入狀況。但上述業內人士指出，演員的薪酬和他們是否出過爆款直接掛鉤。
李卓琪說，她合作的演員裏，最常見的情況是：前一個月，這位演員的日薪可能還在1200元人民幣左右，期間這位演員出了一個“爆款劇”，於是日薪立刻漲到三千、甚至五千。但這也可能導致這些演員難以長期、穩定接到戲，因為製作團隊難以負擔這樣的日薪；同時製作團隊得重新尋找新演員，隻是好在演員總是足夠多，總有更新、更年輕的演員想要加入這個看起來蓬勃發展的行業。
整個行業更加核心的投流部門甚少出現在中國媒體視線裏，但幾乎所有短劇行業從業者都對BBC中文表示，一個短劇能不能賣爆，幾乎一半要看投流。
網絡時代的市場邏輯是：隻要投放的量足夠大，就有一定概率會吸引人買單。
從上遊劇本走到中遊製作團隊，一個劇的成本到這裏一般不會超過50萬人民幣，但對於投流團隊來說，50萬是他們第一輪投放“買流”的起步數：用50萬買投放量，如果有1%的付費回報，也就是說這波投流產生了5000元的回報，就算開始回本，那麽他們將開始第二輪投流：100萬。
這是一場博弈，雙倍累積的金錢去買觀眾覆蓋率，賭觀眾會付費。期間現金流是製作團隊笑稱“從來沒見過的富有”。
“投流的邏輯沒道理的，你搏贏了就是賺了，輸了就是血本無歸。”高凱這樣說。
家人“希望親戚刷不到我演的東西”
即便持續爆火、甚至被稱為中國當前經濟形勢少有的持續生長的朝陽產業，圍繞短劇的迷思始終存在。盡管資金源源不斷被投入這個市場，不斷有新人被吸引進入這個行業，真個產業不斷更新迭代規模堪稱龐大，中國民眾依然帶著有色眼鏡看待短劇：覺得這是一個上不得台麵的產業。
李銘直言，家人對自己進入短劇行業這件事“不置可否”。
“我完全理解他們的顧慮，一個古漢語文學的人去做短劇，名不正言不順，說出去都不好聽。現在家裏人都不告知其他親戚我在演短劇，隻是說我在武漢的一家公司上班，”李銘說，“可能短劇太多了，他們也有暗暗祈禱、期望親戚刷不到我演的東西吧。”
李銘說家人對於他把短劇作為新職業發展路徑采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主要是因為目前“沒有別的穩定工作”。
“去做老師，一個月三千塊，累死累活還沒有未來。去做學術，一個月六百塊補貼，不知道能不能留下來。現在做短劇，雖然不好聽，但一個月一萬多加上分紅提成，來未來兩三年都有漲，很少有這種工作了。”李銘說。
李銘和其他一些受訪者告訴BBC記者，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不少演員都曾是專業話劇演員，有的如今依然是。他們拍完短劇、拿到報酬，立刻回到那些觀眾寥寥的小劇場，從事那個在如今經濟低迷的中國市場環境下更低迷的戲劇行業，把短劇賺來的錢貢獻給他們熱愛的戲劇行業，等錢花完了，又回到片場，繼續拍攝那些看起來前後劇情沒有邏輯的短劇。
夢想和現實的平衡亦是短劇從業者們在訪談中最常提起的話題，導演高凱是黑龍江人，曾在山西念書，畢業後加入一個官方電影製片廠，覺得體製內的創作幹得實在不開心，“每天都是在開會”，於是離職，前往長沙加入了短劇行業。
“學這個的、喜歡拍攝的每一個人的夢想和願望都是拍出好的片子，厲害的片子。但很少有人能實現，尤其是中國電影現在這麽不景氣，扯淡。但掙錢不磕磣，不磕磣。”高凱說。
“我們如今也就是拍攝間隙偶爾吐槽一下，說這劇情真弱智，算了吧拍就行了。”他笑說，作為導演，他都不知道為什麽每一部劇裏都有一個看不起人的男二號，一個完全不講道理的婆婆，和一個欺軟怕硬的男三四五六號角色，他也不知道為什麽大家“動不動就互相扇巴掌”。但他明白，觀眾其實就是想看這些東西，這些其實沒有邏輯的東西。
就像那些話劇演員一樣，在短劇拍攝節奏之餘，他會去接一些電影學院學生的拍攝作業，做做指導，一起創作。
“學生時代的創作很純粹，”高凱說，“但是離開了校園，就有很多東西要考慮了。很多外行的老板想進短劇但是铩羽而歸，因為這個市場不是說你花了20萬去拍一部戲，發個抖+（在抖音上買流量）出去他就能賺到錢了，因為你要做平台，要做投流，沒有這些東西，你的劇再好都沒用。”
高凱甚至告訴BBC中文，他曾花40萬粗製濫造了一個短劇，當時市場反應很好，幾乎成了一個小爆款。第二年他多攢了一些錢，花80萬把這個劇重新精致做了一遍，但賠得血本無歸。
市場、數字、資金流、如何衡量藝術、如何折現，這些縈繞在影視從業者頭上的問題在疫情過後中國相關行業的寒冬裏再次被放大。
華誼兄弟和光線傳媒董事長公開表示，公司將持續加大對微短劇的投入。
“周星馳和王晶都在拍短劇了，我們也沒得選，”高凱說。
在傳統影視從業者之外，短劇實際上在低迷的中國經濟環境裏開辟了一個新的產業。
楊開說，在他們公司，最常見的自薦劇本寫手就是全職主婦和工地民工，他們的共性是中年危機，需要補貼，且沒有很特別的專業技能，這也意味著將他們培養成一個職業寫手、寫出能賣能賺錢的劇本需要時間。
在中國，35歲一直被稱為“被優化的邊緣歲數”，這也導致中年再擇業成了中國員工的痛處。
此時，作為一個相對穩定、具有生命力、門檻看起來相對不高的產業——短劇，它成為了一些有中年危機的人轉向的方向，和更年輕一代嚐試在這片尚未收到嚴重監管產業裏放手一搏。
“其實小說家很難幹我們這一行，並不是你能寫東西就能在短劇行業裏受歡迎，不是這樣的。”楊開本科期間學的是會計學，但畢業後找不到好的工作，於是轉去影視公司寫劇本，寫了半年也覺得市場不好，於是開始寫雜劇，最終轉向了短劇。
他說，在自己公司，每個月都有上百人投來簡曆、想要求一份工作，但最後留下的可能隻有一兩個。
現在，楊開的生活從半夜開始，打開文檔一直寫到早上八九點，然後才有別的生活部分。“現在大家都不希望被管理，不喜歡製度性的工作，我們相對比較自由，拿效率說事，能拿出稿子，你就能留下，能摸透網絡小說邏輯的人更容易在短劇行業裏發光。”
“說實話，就是錢難掙，惡心自己，成全他人。”高凱這樣形容自己在短劇產業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