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由派忽視“國族認同”：極右勢力為何席卷歐美？

一、歐美自由派的缺失

在世界各國，極右勢力的存在感正在加強。他們巧妙地打出“國家主權”與“國族認同”的旗幟，成功訴諸人們的不安與歸屬需求。相對地，自由派未能充分掌握這樣的變化，政治的基盤因此受到動搖。當下所需要的，是能夠對抗排外主義的新“國家敘事”。

在世界各地，極右正作為最具有氣勢的政治力量而崛起。其背後的一個原因，是右派民粹主義者善於自我包裝，將自己塑造成守護“國家主權”與“民族認同（國民意識）”的存在。

美國總統川普就是最顯著的例子。匈牙利的歐爾班首相、印度的莫迪首相，以及在英國崛起的“改革UK”黨魁奈傑爾.法拉吉等其他右派的領導人，也都大力推動民族主義與排外性的言論。

長期以來否定民族主義的自由派菁英，往往認為這些言辭是與時代違逆的。尤其在西歐，二戰後民族主義被否定，個人自主性受到尊重，“國族認同”幾乎不再被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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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調查顯示，多數人至今仍透過“國籍”來形成自我認知。這看似矛盾，但現代社會的基本政治單位仍是“國族國家”，對國家的歸屬感自然成為人們的前提。

即使自由派否定“國族認同”，但nation的意義也並未消失。在缺乏具說服力的自由派理念之下，人們開始依靠民族、人種、宗教等傳統──且往往帶有排他性的──屬性。極右領導者便利用這種“身份政治”，代言特定群體的利益，並煽動對移民、少數族群以及超國家組織的恐懼。

另一方麵，自由派要不是忽視人們的不安，不然就僅將其視為是可以透過政策解決的問題,，自由派忽略了這些焦慮與選民的文化認同是緊密相連的。結果，隨著極右的複興，許多國家的政治受到撼動，自由派也逐漸失去了立足點。

二、自由派建立“敘事”的三個條件

自由派若要對抗極右的排他性民族主義與不斷的恐懼煽動，那麽,必須在政治與文化層麵上凝聚人心，打造出一個共同的“國家敘事”。那麽，這個敘事所應奠基的價值觀究竟是什麽呢？

自由派要建立能夠與極右派抗衡的“敘事”，必須具備三大條件：包容性的國族認同、能回應民眾焦慮的政策與文化語言、以及具有說服力的共同願景。

在當代政治中，極右勢力之所以能快速壯大，正是因為他們善於利用“國族認同”與“排外敘事”來凝聚群眾。自由派若要建立自己的“故事”，則需要如下的三個核心條件：

1. 包容性的國族認同

自由派不能僅僅否定民族主義，而是要提出一種新的“國族敘事”，讓不同族群、宗教、文化背景的人都能感受到歸屬。

這意味著要將“自由、平等、人權”與“國家共同體”的結合，避免讓人覺得自由派隻重視抽象的個人權利，而忽視群體的身份需求。

2. 回應民眾焦慮的政策與文化語言

極右派能成功，是因為他們直接觸及民眾的不安：移民、治安、經濟不穩定。自由派若隻用技術性政策回應，卻忽略文化與感情的層麵，就會失去群眾的支持。

因此，自由派需要用能引起共鳴的語言，承認並回應這些焦慮，同時提出具體的解方。

3. 具有說服力的共同願景

自由派的敘事必須不隻是“反排外”，而是要提供一個積極的願景：一個多元、民主、繁榮的社會藍圖。這個願景要能讓人相信“在這個共同體裏，我的未來會更好”，才能抵消極右的恐懼動員。

三、總結

自由派的敘事若要成功，必須同時結合 身份認同、情感回應、與未來願景。這三大條件缺一不可，否則就會再次陷入隻靠政策數據卻無法打動人心的困境。

四、台灣的“自由派”與歐美的不同

台灣的“自由派”常與進步價值、民主運動連結,在台灣語境中，自由派支持民主、政治自由、人權、進步價值。因此實際上它是更靠近歐美的“自由主義者＋進步派（liberal progressive）”的混合體。歐美進步派的特色可以理解為是：以製度改革保障公平，透過教育與福利促進社會整體的進步。進步派既是反壟斷、反腐敗的政治力量，也是推動民主深化與文化多元的社會運動。台灣的自由派是從反威權、爭取民主化運動（1970–1990s）而來的,其所重視的是言論自由、反獨裁、轉型正義、台灣的主體性,因此“自由”主要來自從威權脫身的需求,特別民進黨的產生與訴求與台灣的曆史糾葛很深。台灣自由派常專注於:(1)民主深化、反威權,(2)台灣主體性／國家認同,(3)多元文化與性別平權,(4)媒體自由與反假訊息,(4)社會公平（不過，經濟政策立場較為混雜）。

而歐美自由派常專注於：(1)廣泛的社會福利,(2)稅製改革、勞權,(3)環境與氣候政策（綠能轉型）,(4)係統性種族不平等,(4)槍支管製（美國）。因此,台灣自由派較屬於政治認同導向；歐美自由派較屬於社會政策導向。台灣的自由派可以說是以民主化與台灣主體性為核心的“進步派 自由主義”混合體,而歐美的自由派則是基於政治哲學與社會福利製度發展出的“自由主義（有時偏左，有時偏中）”。台灣的最大問題是中國的侵略恐嚇與國內的中國派在台灣的作亂,這是台灣與歐美最大的不同。

作者：張正修，曾任考試委員、開南大學法律係係主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係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