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F2025年會觀察：當“被吸納”成為常態

回顧過往10年公益界的新學說，還是康曉光的“行政吸納社會”，和朱健剛提出的“治理吸納慈善”對這個行業所麵臨的基本問題最有解釋力。

公共政策把社會組織納入治理體係，慈善被視為“社會治理工具”的一環，這很好地解釋了公益行業如何一方麵實現了“身份的正式化”，同時麵臨著越來越細的“合規審查”。

當“被吸納”成為常態，公益行業如何自處？

CFF年會是一個觀察行業的窗口——這既是多方視線交匯的場域，也是公益人一年一次集中表達自我、凝視自己的時刻。

我看到三重變化：

“論壇語言”的變化：語言體係整體向“治理化”靠攏，“安全話語範式”成為共識。

代際氣質的分化：老一代的“使命感”與中青代的“職業化”，在各自的敘事中呈現出不同的問題意識。

行業主基調的轉向：在製度與資源雙重收縮的大背景下，“適應”和“療愈”成為主要的應對方式。

“論壇語言”的變化：一套“安全話語範式”已經成型

2025CFF年會的開幕主論壇所使用的語言，是一套高度規範、安全的話語。年會主題是“共建可持續價值”，開場就強調：

“基金會如何秉持長期主義，以協同共建的方式創造可持續價值？以高質量慈善回應社會需求，為中國式現代化貢獻力量。”

這類表述大量借用近年各類政策文件中“高頻”的詞匯，比如“高質量發展”“協同共建”“服務國家戰略”“中國式現代化”

這些詞貫穿開幕致辭、主辦方發言、承辦方介紹，以及關於基金會十年發展的政策盤點。

在主旨演講部分，學者陸銘從“投資於人”談到中國人均GDP跨越1.4萬美元門檻，服務業占比提升，城市人口集聚、服務消費增長等等，用的是一整套宏觀經濟與結構轉型的話語。

這場演講精彩、紮實（盡管觀點談不上新穎），也確實拓寬了“共建可持續價值”的宏觀視角。但如果站在行業發展的視角，它更像一堂“服務業經濟與消費結構”的公開課，而不是對慈善行業自身的價值、困境與結構性問題的追問。

另一位嘉賓則從法律與政策的角度回顧了基金會十年的發展：講到基金會響應脫貧攻堅、講到慈善法修訂，這些內容非常係統地勾勒出“基金會如何嵌入國家治理體係”。但在這樣的敘事中，基金會作為“政策執行者”與“社會創新者”的角色邊界，被有意無意地模糊了。

我留意到，一些在過去被視為行業核心關鍵詞的表達，明顯低頻甚至缺席，例如：“社會創新”“行業自治”“慈善倫理”“公益機構的主體性”“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我們應當秉持怎樣的公益價值”

我當然可以理解，在當前行業內外部環境的製約下，有些話題不適宜在主論壇、在眾多領導與從業者麵前被集中地討論。從這個意義上講，CFF2025年會輸出的是一種“安全話語範式”。

當製度空間收縮，語言首先收縮。

在“行政吸納社會”“治理吸納慈善”的邏輯下，論壇語言向官方話語體係靠攏，是一種集體的自我保護與適應。

老一輩的“行業問題意識”，與中青代的“職業生存邏輯”

開幕式上，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執行副理事長劉文奎從“冬天無處可躲”談到行業結構性收縮。

“本來以為到昆明來取取暖，結果發現昆明比北京還冷。所以我覺得冬天來的時候是沒地方躲的。不管大基金會、小基金會，什麽公益組織，我覺得都會體會到這種感受。”

在主論壇一派“正確”和追求“和諧”的氛圍裏，劉文奎是極少直接談論行業醜聞的發言嘉賓（兒慈會、西安善行），他說：“有人讓我不要談這個，我覺得沒什麽好忌諱的。”

劉文奎談到了醜聞頻發下行業遭遇的信任危機，也談到了在監管日益趨嚴的背景下，從業者所遭受的巨大壓力：

“備案製度下，500萬以上關聯交易披露的技術要求，可能需要一個人連續幹兩個月，這對小機構來說是沉重的合規成本；”

“基金會數量出現淨減少，去年和前年相比，全國基金會減少了300多家，其中 100 多家是主動自己注銷”；”

“公眾捐贈越來越向頭部基金會集中；大額捐贈越來越向教育、科技集中；基層、小微公益組織生存麵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弱勢群體獲得的捐贈份額必然相應下降。”

這些問題，其他發言者也未嚐沒有提及，實則也是大多數從業者的真實體感，但沒有人像劉文奎說得這樣理直氣壯，酣暢淋漓。當然，他也沒有“拆台”，結論回到了：

“嚴格監管是行業亂象的必然結果；鳳凰涅槃是行業健康發展的必要階段。”

由此可見，言論空間盡管逼仄，沒到完全沒法說話的時候，還得看一個發言者想不想說，會不會說。

與老一輩的濃重的行業問題意識相比，中青代呈現得更多的是“職業生存邏輯”。

比如，有學者從法治視角提出冷靜的問題：“我們的基金會行業，它是一個共同體嗎？”指出很多基金會對“這是一筆錢，我們來管理”這樣尋常表述的理解也存在著差異。

比如，有研究者在“秘書長群體研究”中指出：

81%的秘書長在10人以下的小團隊工作；他們需要同時承擔項目執行、資源拓展、組織管理等多重工作；最關心的是身心健康、自我成長、家庭責任三件事，其中44%處於“壓力成長”狀態。

在“閃電發言”環節，許多年輕的發言者帶著很強的生活感與情緒張力。

有人顆粒度很細地談到了“公益的苦”：

“去到雲南邊疆的一些縣城裏去家訪，讓我看到了公益的艱難，確實很苦……早上八點從縣城出發，一直到晚上十點多或者十一二點才能回來，回來整理資料到早上的四五點。”

有人與年會的主題唱反調，質疑公益作為一份工作的“不可持續”：

“今天是我出差的第六天，我愛人現在正在醫院裏搶救病人，孩子一個人在值班房……最近的我特別不可持續。今年年會的主題是‘共建可持續價值’，我們總是在談可持續的項目、可持續的資源，為什麽不聊一聊項目官員的信念是不是可持續？籌資經理的房租是不是可持續？我們年輕人想紮根在這個行業，好好幹的心，是不是可持續？”

這些話非常真誠，也非常典型地呈現了一代公益人的特征：

他們以秘書長、項目官員、傳播官、籌款人等具體職務進入行業，占用他們大量時間和精力的是籌款、執行、合規、報告、績效、審計等具體的技術性事務，他們希望求得職業與生活的平衡，服務社會與陪伴親人的自洽，而不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宏大敘事。

老一代關心：“行業往哪裏去？”中青代更關心：“項目怎麽做？團隊怎麽活？我還撐不撐得下去？”

老一代使命感和中青代的職業感，並不存在誰更高尚、誰更保守的分別，不同的社會化過程賦予了他們不同的問題意識。

適應與療愈：行業的主基調的悄然改變

CFF2025年會開幕主論壇更多呈現“安全話語範式”，閉幕主論壇則集中地呈現了行業當前的情緒基調——“艱難”是最高頻的詞匯之一。

這背後是一種普遍的行業疲憊感：項目越做越複雜，合規要求越來越高，資源卻越來越少，並越來越向頭部機構集中，組織要活、人要活、家庭也要顧，所有壓力集中到一代中年公益人身上。

閉幕前的行業建設發言中，主辦方也加入了這場“充滿坎坷”的集體表達中。北京基業長青社會組織服務中心（CFF執行機構）副理事長呂全斌回顧了自己在基金會論壇“站在這個舞台上整整十年”的經曆，說這條路“充滿坎坷，並不平坦”，並呼籲每個基金會拿出1%投入行業建設，用“點滴貢獻成就奇跡”。

在困境中，呼籲“集體自救”。

從秘書長研究到閃電發言，從青年故事到“看見人再改變世界”的口號，CFF2025似乎有意增加了對從業者身心狀態的關注。在製度環境和資源環境雙重收緊的大背景下，這種“看見個體、承接情緒”的安排，未必是缺乏解困勇氣的表現，或可視為一種維持行業韌性的生存策略：

當結構問題短期內無解，至少先讓人不那麽快崩潰；當宏大敘事難以展開，至少先守住個體的價值感與相互扶持。

CFF2025年會，誠實地呈現了這樣一種集體姿態：

語言上，從“改變世界”“社會創新”，轉向“治理協同”“可持續價值”；議題上，從“價值方向”，更多轉向“專業技術”“合規實踐”；表達上，“思想輸出”，讓位於“情緒宣泄”；個人定位上，從“使命型行動者”，轉向“職業型執行者”。

話語在收縮，空間在收緊，人還在堅持。

這並不意味著思想的鋒芒與開創性的行動已經沒有空間，但也許意味著它們需要尋找新的承載方式。

一個問題重新拋回給公益人自身：在這樣的結構之中，你還願不願意、能不能夠、敢不敢於繼續提出問題，並鍥而不舍地追尋最初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