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末，美國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公布的第二輪醫保談判結果，以最高85%的降幅震撼市場。15款重磅藥物，覆蓋從糖尿病、癌症到罕見病的廣闊領域，在2027年降價生效後，預計將為美國醫保節省高達120億美元。這場談判遠不止於“降價”二字，它是一次對國家醫療支出、藥企創新動力、患者用藥可及性以及全球藥價體係的全方位壓力測試。
美國第二輪醫保談判降價名單
01
患者：福音背後的隱憂
美國第二輪醫保談判結果的公布，無疑在醫療領域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此次談判新增15款藥品，其中11款藥品至少降價一半，最高降幅達到85%，這一舉措直接惠及約530萬醫療保險參保人，給眾多患者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福音。
像諾和諾德的司美格魯肽(Ozempic/Wegovy)，作為治療肥胖和糖尿病的明星藥物，在醫療保險D部分患者數量最多、支出最高。談判後，其價格大幅下降，Ozempic 和Rybelsus的價格降至274美元，Wegovy的價格降至 385美元，這對於長期依賴該藥物的患者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減負。再如安斯泰來的前列腺癌藥物恩紮盧胺(Xtandi)、輝瑞的乳腺癌藥物呱柏西利(Ibrance)等，這些在癌症治療領域廣泛應用的藥物價格腰斬，使得更多癌症患者能夠獲得有效的治療，大大減輕了他們的經濟負擔。
然而，在這一片利好之下，也隱藏著一些不容忽視的隱憂。“天花板”效應開始顯現，談判設定了價格上限，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控製了醫療成本，使得更多主流藥物能夠進入醫保體係，提高了大眾的用藥可及性，但也可能無形中限製了那些療效更優但成本也更高的“突破性療法”進入醫保體係。
以罕見病藥物為例，盡管此次談判中有罕見病藥物 Austedo(氘代丁苯那嗪)入選並有所降價，從6623美元/月降至4039美元/月，但對於普通家庭來說，每月 4000多美元的費用仍然是天文數字。罕見病患者本身就麵臨著患者群體小、疾病診斷困難、治療手段有限等諸多困境，高昂的藥價更是讓他們雪上加霜。醫保談判在提升主流藥物可及性的同時，這種對“小眾”和“超高價”創新藥可及性的限製，是否會加劇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公?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持續關注的問題。
02
藥企：十字路口的抉擇
對於藥企而言，美國第二輪醫保談判帶來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其傳統的商業模式遭受了巨大的衝擊。長期以來，藥企奉行“高定價、高回報”的策略，憑借少數“重磅炸彈”藥物獲取高額利潤，支撐著龐大的研發管線。然而，此次醫保談判中高達85%的降幅，使得這些明星產品的利潤空間被急劇壓縮。
以強生的Otezla(阿普米司特)為例，這款用於治療銀屑病和銀屑病關節炎的藥物，在談判後價格大幅下降。對於強生來說，Otezla原本是其重要的利潤增長點，如今卻麵臨著銷售額和利潤下滑的困境。同樣，禮來的Tradjenta(利格列汀)等藥物也未能幸免，這些藥物的降價，讓依賴它們的藥企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藥企們紛紛意識到，必須進行戰略轉型，才能在新的市場環境中生存和發展。
首先，藥企從“營銷驅動”轉向“價值驅動”。過去，藥企往往通過大規模的營銷活動來推廣產品，提高銷售額。但在醫保談判的背景下，這種模式逐漸失效。現在，藥企需要更堅實的臨床數據來證明其藥品的性價比。例如，藥企會加大在臨床研究方麵的投入，開展更多的臨床試驗，收集更全麵的療效和安全性數據，以便在與醫保部門談判時，能夠充分展示藥品的價值，爭取更有利的價格和支付條件。同時，藥企也更加注重藥品的真實世界研究，通過對患者在實際治療過程中的數據收集和分析，進一步驗證藥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為醫保談判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其次，加速多元化布局成為藥企的重要戰略選擇。為了減少對單一明星產品的依賴，藥企開始拓展產品線，涉足多個治療領域。一些藥企加大在新興領域的研發投入，如基因治療、細胞治療等。這些領域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雖然研發難度大、風險高，但一旦成功，將為藥企帶來新的利潤增長點。例如，諾華在基因治療領域投入大量資源，其開發的用於治療脊髓性肌萎縮症的Zolgensma，雖然價格高昂，但為患者帶來了新的治療希望，也為諾華在該領域樹立了領先地位。此外，藥企還通過並購、合作等方式，快速獲取新技術和新產品，豐富自身的產品線。如恒瑞醫藥通過一係列的收購和合作，擴大了管線規模，提升了自身的競爭力。
再者，重新評估研發方向也是藥企轉型的關鍵。藥企可能會更傾向於開發真正具有突破性、談判議價能力更強的藥物，而非“me-too”類產品。“me-too”類產品雖然研發風險相對較低，但在醫保談判中往往缺乏優勢，容易麵臨激烈的價格競爭。而具有突破性的藥物，能夠滿足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為患者帶來更好的治療效果，在醫保談判中也更有話語權。例如，百濟神州的澤布替尼，作為一款具有創新性的淋巴腫瘤抑製劑，憑借其獨特的療效和優勢，在全球市場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也為百濟神州帶來了豐厚的收益。藥企在研發過程中，會更加注重靶點的選擇和藥物的創新性，加強與科研機構的合作，共同探索新的治療靶點和藥物作用機製，提高研發的成功率和效率。
03
全球：定價體係的震蕩
美國在全球藥品市場中，長期占據著“價格高地”的獨特地位。其獨特的市場環境和定價機製，使得眾多藥品在美國的售價遠高於其他國家。在過去，美國藥品價格體係主要由市場機製主導，政府不直接幹預，藥企擁有較大的自主定價權。它們根據生產成本、研發投入、市場需求以及所能證明的“價值”等多方麵因素來確定藥品價格，這就導致了許多創新藥和品牌藥在美國市場的價格居高不下。例如，一些在歐洲和中國售價相對合理的藥品，在美國市場的價格可能是歐洲的3-4倍，甚至是中國的10倍以上。這種價格差異，使得美國成為全球藥企的重要利潤來源地，也讓美國市場成為了全球藥品定價的重要參考。
然而，美國第二輪醫保談判的結果，無疑對這一長期以來的定價格局產生了巨大的衝擊。當恩紮盧胺、呱柏西利等全球性藥物在美國出現大幅降價時，這一消息迅速在全球醫藥市場引起了連鎖反應。其他國家的支付方紛紛將美國的談判價格作為重要依據，向藥企施壓要求同步降價。因為在全球藥品市場中，藥企通常希望保持產品價格的相對一致性，以維護品牌形象和市場份額。一旦美國這個最大的市場出現價格下降，其他國家的支付方就有了更充足的理由要求藥企降低在本國的藥品價格。
這一連鎖反應將引發全球藥品定價體係的“降維傳導”。對於那些原本就對藥價過高表示不滿的國家和地區來說，美國醫保談判的降價結果成為了他們與藥企談判的有力籌碼。例如，在歐洲，一些國家已經開始重新審視與藥企的合作協議，要求藥企根據美國的降價幅度相應降低藥品在歐洲市場的價格。在亞洲，日本、韓國等國家也密切關注美國醫保談判的動態，準備在未來的藥品采購中，利用美國的降價成果爭取更優惠的價格。這種全球範圍內的價格聯動，將使得藥企麵臨前所未有的價格壓力，不得不重新調整全球定價策略。
同時，美國醫保談判的這一舉措，也為像中國這樣正在不斷完善醫保談判機製的國家提供了重要的觀察窗口和談判籌碼。中國在醫保談判過程中，一直致力於通過合理的價格談判，降低患者的用藥負擔，提高醫保基金的使用效率。美國醫保談判的經驗和教訓，可以為中國提供有益的參考。例如，中國可以借鑒美國在談判策略、談判範圍以及與藥企的溝通方式等方麵的經驗，進一步優化自身的醫保談判機製。同時，美國醫保談判後藥品價格的下降，也為中國在與藥企的談判中提供了更多的參考依據，使得中國在談判中能夠更有底氣地要求藥企降低藥品價格，為中國患者爭取更多的實惠。
04
談判：從“價”到“值”的升華
回顧美國兩輪醫保談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策略的逐步深化。首輪談判時，目標相對集中，主要針對一些在醫療保險D部分支出較高的藥物進行談判，取得了一定的降價成果，為後續的談判積累了經驗。而本輪談判不僅在範圍上進一步擴大，新增了15款藥品，涵蓋了更多的治療領域，包括癌症、糖尿病、哮喘及其他慢性疾病，而且在策略上更加精準。
CMS精準抓住了D部分中年支出高達425億美元的核心品種，這些藥物代表了醫療保險D部分開支最高的部分，對它們進行談判降價，能夠最大程度地節省醫保開支，顯示出其控費的決心與精準性。例如，在本輪談判中，針對諾和諾德治療肥胖和糖尿病的GLP-1藥物司美格魯肽，其在 Medicare D部分的患者數量最多、支出最高，CMS成功推動其降價71%，這一成果對於控製醫保支出、減輕患者負擔具有重要意義。
展望未來，醫保談判可能會呈現出以下幾個顯著的趨勢。
靶點前移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像司美格魯肽這類在臨床早期就顯示出巨大潛力和廣闊適應症的藥物，將更早進入談判視線。隨著醫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創新藥物在研發階段就展現出了獨特的療效和市場前景。為了在早期就對藥價進行合理控製，同時確保患者能夠及時獲得這些創新藥物的治療，醫保部門會更加關注處於臨床早期的藥物，提前介入談判，與藥企共同探討合理的價格和支付方式。這對於藥企來說，需要在研發過程中就充分考慮醫保談判的因素，加強與醫保部門的溝通與合作，提高研發的針對性和效率。
疾病領域拓展也是未來談判的一個重要趨勢。從本次談判納入心理健康藥物(如Vraylar)、消化係統藥物(如 Xifaxan)可以看出，醫保談判將覆蓋更廣泛的疾病領域。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健康觀念的轉變，心理健康問題和消化係統疾病等越來越受到關注，這些領域的藥物需求也在不斷增加。醫保談判將這些藥物納入其中，有助於提高患者對這些疾病的治療可及性，促進疾病的有效控製和管理。未來，醫保談判可能會進一步拓展到罕見病、神經係統疾病、心血管疾病等更多領域，為更多患者帶來福音。
條款複雜化將是未來醫保談判的又一特點。可能出現與療效掛鉤、基於真實世界結果的“風險共擔”式定價協議，使談判從單純爭“價”深化為衡量“值”。這種定價協議將更加注重藥品的實際治療效果和對患者健康的改善程度。例如，藥企可能需要根據藥品在真實世界中的使用數據，如患者的治愈率、生存率、生活質量改善等指標，來確定藥品的價格和支付方式。如果藥品能夠達到預期的療效指標，醫保部門將按照約定的價格進行支付;如果療效未達到預期，藥企可能需要降低價格或者提供其他補償措施。這種“風險共擔”式定價協議能夠激勵藥企提高藥品的質量和療效，同時也能更好地保障醫保基金的合理使用和患者的利益。
美國第二輪醫保談判所引發的變革，涉及患者、藥企、全球定價體係以及談判策略等多個層麵。這一係列變革不僅對美國本土的醫藥生態產生深遠影響，也為全球醫藥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啟示。在未來，隨著醫保談判的持續推進和完善，我們期待看到一個更加公平、高效、可持續的全球醫藥健康新生態，讓更多患者能夠受益於優質且可負擔的醫療服務。
05
結尾
美國第二輪醫保談判的落幕，不僅是藥品價格的重新洗牌，更是醫療體係價值導向的一次深刻轉型。從患者的角度看，藥價下降是看得見的福祉;從產業角度看，則是一場關於創新與可持續性的嚴峻考驗。
未來，如何在保障患者可及性與激勵藥企持續創新之間找到平衡點，將是全球醫療政策的核心議題。而這場談判，或許隻是開始——一個更透明、更公平、更理性的醫藥時代，正在悄然來臨。
美國第二輪醫保談判降價名單
01
患者：福音背後的隱憂
美國第二輪醫保談判結果的公布，無疑在醫療領域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此次談判新增15款藥品，其中11款藥品至少降價一半，最高降幅達到85%，這一舉措直接惠及約530萬醫療保險參保人，給眾多患者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福音。
像諾和諾德的司美格魯肽(Ozempic/Wegovy)，作為治療肥胖和糖尿病的明星藥物，在醫療保險D部分患者數量最多、支出最高。談判後，其價格大幅下降，Ozempic 和Rybelsus的價格降至274美元，Wegovy的價格降至 385美元，這對於長期依賴該藥物的患者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減負。再如安斯泰來的前列腺癌藥物恩紮盧胺(Xtandi)、輝瑞的乳腺癌藥物呱柏西利(Ibrance)等，這些在癌症治療領域廣泛應用的藥物價格腰斬，使得更多癌症患者能夠獲得有效的治療，大大減輕了他們的經濟負擔。
然而，在這一片利好之下，也隱藏著一些不容忽視的隱憂。“天花板”效應開始顯現，談判設定了價格上限，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控製了醫療成本，使得更多主流藥物能夠進入醫保體係，提高了大眾的用藥可及性，但也可能無形中限製了那些療效更優但成本也更高的“突破性療法”進入醫保體係。
以罕見病藥物為例，盡管此次談判中有罕見病藥物 Austedo(氘代丁苯那嗪)入選並有所降價，從6623美元/月降至4039美元/月，但對於普通家庭來說，每月 4000多美元的費用仍然是天文數字。罕見病患者本身就麵臨著患者群體小、疾病診斷困難、治療手段有限等諸多困境，高昂的藥價更是讓他們雪上加霜。醫保談判在提升主流藥物可及性的同時，這種對“小眾”和“超高價”創新藥可及性的限製，是否會加劇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公?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持續關注的問題。
02
藥企：十字路口的抉擇
對於藥企而言，美國第二輪醫保談判帶來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其傳統的商業模式遭受了巨大的衝擊。長期以來，藥企奉行“高定價、高回報”的策略，憑借少數“重磅炸彈”藥物獲取高額利潤，支撐著龐大的研發管線。然而，此次醫保談判中高達85%的降幅，使得這些明星產品的利潤空間被急劇壓縮。
以強生的Otezla(阿普米司特)為例，這款用於治療銀屑病和銀屑病關節炎的藥物，在談判後價格大幅下降。對於強生來說，Otezla原本是其重要的利潤增長點，如今卻麵臨著銷售額和利潤下滑的困境。同樣，禮來的Tradjenta(利格列汀)等藥物也未能幸免，這些藥物的降價，讓依賴它們的藥企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藥企們紛紛意識到，必須進行戰略轉型，才能在新的市場環境中生存和發展。
首先，藥企從“營銷驅動”轉向“價值驅動”。過去，藥企往往通過大規模的營銷活動來推廣產品，提高銷售額。但在醫保談判的背景下，這種模式逐漸失效。現在，藥企需要更堅實的臨床數據來證明其藥品的性價比。例如，藥企會加大在臨床研究方麵的投入，開展更多的臨床試驗，收集更全麵的療效和安全性數據，以便在與醫保部門談判時，能夠充分展示藥品的價值，爭取更有利的價格和支付條件。同時，藥企也更加注重藥品的真實世界研究，通過對患者在實際治療過程中的數據收集和分析，進一步驗證藥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為醫保談判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其次，加速多元化布局成為藥企的重要戰略選擇。為了減少對單一明星產品的依賴，藥企開始拓展產品線，涉足多個治療領域。一些藥企加大在新興領域的研發投入，如基因治療、細胞治療等。這些領域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雖然研發難度大、風險高，但一旦成功，將為藥企帶來新的利潤增長點。例如，諾華在基因治療領域投入大量資源，其開發的用於治療脊髓性肌萎縮症的Zolgensma，雖然價格高昂，但為患者帶來了新的治療希望，也為諾華在該領域樹立了領先地位。此外，藥企還通過並購、合作等方式，快速獲取新技術和新產品，豐富自身的產品線。如恒瑞醫藥通過一係列的收購和合作，擴大了管線規模，提升了自身的競爭力。
再者，重新評估研發方向也是藥企轉型的關鍵。藥企可能會更傾向於開發真正具有突破性、談判議價能力更強的藥物，而非“me-too”類產品。“me-too”類產品雖然研發風險相對較低，但在醫保談判中往往缺乏優勢，容易麵臨激烈的價格競爭。而具有突破性的藥物，能夠滿足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為患者帶來更好的治療效果，在醫保談判中也更有話語權。例如，百濟神州的澤布替尼，作為一款具有創新性的淋巴腫瘤抑製劑，憑借其獨特的療效和優勢，在全球市場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也為百濟神州帶來了豐厚的收益。藥企在研發過程中，會更加注重靶點的選擇和藥物的創新性，加強與科研機構的合作，共同探索新的治療靶點和藥物作用機製，提高研發的成功率和效率。
03
全球：定價體係的震蕩
美國在全球藥品市場中，長期占據著“價格高地”的獨特地位。其獨特的市場環境和定價機製，使得眾多藥品在美國的售價遠高於其他國家。在過去，美國藥品價格體係主要由市場機製主導，政府不直接幹預，藥企擁有較大的自主定價權。它們根據生產成本、研發投入、市場需求以及所能證明的“價值”等多方麵因素來確定藥品價格，這就導致了許多創新藥和品牌藥在美國市場的價格居高不下。例如，一些在歐洲和中國售價相對合理的藥品，在美國市場的價格可能是歐洲的3-4倍，甚至是中國的10倍以上。這種價格差異，使得美國成為全球藥企的重要利潤來源地，也讓美國市場成為了全球藥品定價的重要參考。
然而，美國第二輪醫保談判的結果，無疑對這一長期以來的定價格局產生了巨大的衝擊。當恩紮盧胺、呱柏西利等全球性藥物在美國出現大幅降價時，這一消息迅速在全球醫藥市場引起了連鎖反應。其他國家的支付方紛紛將美國的談判價格作為重要依據，向藥企施壓要求同步降價。因為在全球藥品市場中，藥企通常希望保持產品價格的相對一致性，以維護品牌形象和市場份額。一旦美國這個最大的市場出現價格下降，其他國家的支付方就有了更充足的理由要求藥企降低在本國的藥品價格。
這一連鎖反應將引發全球藥品定價體係的“降維傳導”。對於那些原本就對藥價過高表示不滿的國家和地區來說，美國醫保談判的降價結果成為了他們與藥企談判的有力籌碼。例如，在歐洲，一些國家已經開始重新審視與藥企的合作協議，要求藥企根據美國的降價幅度相應降低藥品在歐洲市場的價格。在亞洲，日本、韓國等國家也密切關注美國醫保談判的動態，準備在未來的藥品采購中，利用美國的降價成果爭取更優惠的價格。這種全球範圍內的價格聯動，將使得藥企麵臨前所未有的價格壓力，不得不重新調整全球定價策略。
同時，美國醫保談判的這一舉措，也為像中國這樣正在不斷完善醫保談判機製的國家提供了重要的觀察窗口和談判籌碼。中國在醫保談判過程中，一直致力於通過合理的價格談判，降低患者的用藥負擔，提高醫保基金的使用效率。美國醫保談判的經驗和教訓，可以為中國提供有益的參考。例如，中國可以借鑒美國在談判策略、談判範圍以及與藥企的溝通方式等方麵的經驗，進一步優化自身的醫保談判機製。同時，美國醫保談判後藥品價格的下降，也為中國在與藥企的談判中提供了更多的參考依據，使得中國在談判中能夠更有底氣地要求藥企降低藥品價格，為中國患者爭取更多的實惠。
04
談判：從“價”到“值”的升華
回顧美國兩輪醫保談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策略的逐步深化。首輪談判時，目標相對集中，主要針對一些在醫療保險D部分支出較高的藥物進行談判，取得了一定的降價成果，為後續的談判積累了經驗。而本輪談判不僅在範圍上進一步擴大，新增了15款藥品，涵蓋了更多的治療領域，包括癌症、糖尿病、哮喘及其他慢性疾病，而且在策略上更加精準。
CMS精準抓住了D部分中年支出高達425億美元的核心品種，這些藥物代表了醫療保險D部分開支最高的部分，對它們進行談判降價，能夠最大程度地節省醫保開支，顯示出其控費的決心與精準性。例如，在本輪談判中，針對諾和諾德治療肥胖和糖尿病的GLP-1藥物司美格魯肽，其在 Medicare D部分的患者數量最多、支出最高，CMS成功推動其降價71%，這一成果對於控製醫保支出、減輕患者負擔具有重要意義。
展望未來，醫保談判可能會呈現出以下幾個顯著的趨勢。
靶點前移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像司美格魯肽這類在臨床早期就顯示出巨大潛力和廣闊適應症的藥物，將更早進入談判視線。隨著醫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創新藥物在研發階段就展現出了獨特的療效和市場前景。為了在早期就對藥價進行合理控製，同時確保患者能夠及時獲得這些創新藥物的治療，醫保部門會更加關注處於臨床早期的藥物，提前介入談判，與藥企共同探討合理的價格和支付方式。這對於藥企來說，需要在研發過程中就充分考慮醫保談判的因素，加強與醫保部門的溝通與合作，提高研發的針對性和效率。
疾病領域拓展也是未來談判的一個重要趨勢。從本次談判納入心理健康藥物(如Vraylar)、消化係統藥物(如 Xifaxan)可以看出，醫保談判將覆蓋更廣泛的疾病領域。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健康觀念的轉變，心理健康問題和消化係統疾病等越來越受到關注，這些領域的藥物需求也在不斷增加。醫保談判將這些藥物納入其中，有助於提高患者對這些疾病的治療可及性，促進疾病的有效控製和管理。未來，醫保談判可能會進一步拓展到罕見病、神經係統疾病、心血管疾病等更多領域，為更多患者帶來福音。
條款複雜化將是未來醫保談判的又一特點。可能出現與療效掛鉤、基於真實世界結果的“風險共擔”式定價協議，使談判從單純爭“價”深化為衡量“值”。這種定價協議將更加注重藥品的實際治療效果和對患者健康的改善程度。例如，藥企可能需要根據藥品在真實世界中的使用數據，如患者的治愈率、生存率、生活質量改善等指標，來確定藥品的價格和支付方式。如果藥品能夠達到預期的療效指標，醫保部門將按照約定的價格進行支付;如果療效未達到預期，藥企可能需要降低價格或者提供其他補償措施。這種“風險共擔”式定價協議能夠激勵藥企提高藥品的質量和療效，同時也能更好地保障醫保基金的合理使用和患者的利益。
美國第二輪醫保談判所引發的變革，涉及患者、藥企、全球定價體係以及談判策略等多個層麵。這一係列變革不僅對美國本土的醫藥生態產生深遠影響，也為全球醫藥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啟示。在未來，隨著醫保談判的持續推進和完善，我們期待看到一個更加公平、高效、可持續的全球醫藥健康新生態，讓更多患者能夠受益於優質且可負擔的醫療服務。
05
結尾
美國第二輪醫保談判的落幕，不僅是藥品價格的重新洗牌，更是醫療體係價值導向的一次深刻轉型。從患者的角度看，藥價下降是看得見的福祉;從產業角度看，則是一場關於創新與可持續性的嚴峻考驗。
未來，如何在保障患者可及性與激勵藥企持續創新之間找到平衡點，將是全球醫療政策的核心議題。而這場談判，或許隻是開始——一個更透明、更公平、更理性的醫藥時代，正在悄然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