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的風險與理性的自負。

當地時間11月4日，紐約市進行市長選舉，34歲的州議員佐蘭·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第111任市長。

馬姆達尼在此次選舉中創造了多項記錄，首先，此次選舉是一場“三方戰”中罕見的大勝，他以58%的得票率橫掃了前州長安德魯·庫莫和共和黨候選人柯蒂斯·斯利瓦，成為這座城市第111任市長。同時，他也是紐約曆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市長，還是第一位南亞裔市長，更是百年來最年輕的市長。

雖然“標題黨”的標簽化的解讀並不嚴謹，但為了更方便快速的理解，以“極左翼穆斯林當選紐約市長”似乎最能幫助不了解此事的人，理解這次選舉的重要性。

事實上，馬姆達尼和他的支持者也並不諱言自己的政治綱領和主張，在勝選集會上，馬姆達尼公開叫板總統特朗普，要電視機前的他“把音量調大，仔細聽著”，他和他的支持者要讓紐約張開懷抱，擁抱你（特朗普）不喜歡的移民。要對富人征收重稅，要推動福利製度改革，給貧困人口多發福利……“如果你想擊敗我，那你要擊敗我們所有人”。

這是一個相當集體主義，甚至可以說有非常社會主義味道的政治宣言，它直指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將階級議題重新帶回公共討論的中心。事實上，馬姆達尼的勝利不僅是身份政治的突破，更是一次對主流經濟政策的挑戰，標誌著至少在紐約，基層左翼力量已經取得實質性進展，也為全美範圍內反緊縮、反排外的政治運動注入了新動力——而這，其實僅僅發生在特朗普重回總統寶座一年之後。

實際上對馬姆達尼勝選可能帶來的連鎖反應，特朗普是懷有深刻警惕的，紐約畢竟是特朗普家族起家的地方，雖然長期比民主黨所盤踞，但上台這麽一個極左派也是特朗普萬萬不能接受的。

更何況，距離911僅僅過去了24年，紐約如果真的選出了一位穆斯林市長，這很難不讓人聯想到美國保守派所憂心的穆斯林對美國發動“靜默聖戰”是否正在向著勝利推進。

所以特朗普是極力阻止這種對其最糟糕的情況出現的，早在馬姆達尼勝選前，他就公開稱其為“我的小共產主義市長”，將馬姆達尼列入攻擊目標。

選舉前夕，特朗普甚至不惜公開支持前州長科莫，後者是老派民主黨人，並之前對特朗普多有不敬之詞。

馬姆達尼勝選今後，特朗普則威脅稱，若馬姆達尼推行他不認可的政策，紐約將成為他與美國各城市的鬥爭中的下一個目標，屆時可能會切斷聯邦資金，甚至部署國民警衛隊進入紐約以維持當地秩序。

這話可能並非完全的危言聳聽，因為馬姆達尼這個人在大學時代就以組件支持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的學生社團賺取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在美國，挺巴還是挺以並不僅僅是一個外交問題，而相當程度上標明了政治人物對宗教文化和社會秩序的某種態度，一般來說，對巴勒斯坦抱有同情的美國政客，同時也會較為同情“按提法”和“零元購”，馬姆達尼就屬於此類，早年間他曾經蔑稱紐約警局為“合法黑幫組織”和“流氓團夥”，在其明年1月上台後，紐約警權的削弱很可能成為某種必然，而考慮到這座城市貧富差距的巨大和積累的底層怨氣，一旦隨之發生惡性事件，特朗普動用總統權力部署國民警衛隊似乎也就不那麽離奇。

但一旦事情進展到那一步，將是美國自小石城事件之後時隔半個世紀，聯邦權與各州、市的地方自治權發生嚴重的衝突，四舍五入一下，似乎也可以視為很多人熱望的“美國內戰”了。

從家庭出身分析，馬姆達尼這個人確實相當特別，此人1991年出生在烏幹達，但其家庭卻是絕對的左派高知精英，其父親是著名人類學家馬哈茂德·馬姆達尼，以研究和揭露西方殖民史並譴責政治暴力聞名；母親米拉·奈爾則是獲得過奧斯卡提名的好萊塢著名導演；光看這個家庭配置你就能理解為什麽馬姆達尼有那樣的政治觀點——父母一個搞學術、一個搞電影，都是那種需要構築自身的極端表態才能夠搏出位的行當，而他們的兒子則投身政治界，但政治與單純的學術或藝術都不同，它不能在理想的環境中“純理論運行”，它需要務實，而從這一點上看，馬姆達尼的施政綱領是值得懷疑的——

凍結一百萬套租金管製公寓的房租；公共巴士全線免費；6周到5歲的孩子享受免費托兒；每個區建一座市政超市，平抑菜價；未來十年新建二十萬套100%“可負擔性”住房，幾乎像是一個“社會主義烏托邦”……

可問題是，紐約市政府想搞這些，資金從哪裏來？光削減紐約警察的經費怕是不夠的。馬姆達尼給出的答案，是向年收入五十萬美金以上富人加稅，向企業加稅，加很多稅。

可接下來的問題，紐約作為世界資本金融的“首都”，華爾街之狼們的樂園，它的經濟長期繁榮的原因，就在於有大量各個行業的高收入精英，現在馬姆達尼試圖通過加稅的方式向富人和企業伸手，去“劫富濟貧”，但富人並不是萬花筒，企業也不是無休無止的“財富許願機”，萬一稅收的太狠，富人們紛紛用腳投票，離開紐約、另尋他處，又當如何呢？

美國曆史上並不是沒有出現過這種情形，曾經的“汽車城”底特律，就曾經因為人口種族變遷，代表中下層黑人工人利益的市長輪番上位，政府為了討好中底層民眾，無限製的推動烏托邦政策，並且增加稅收，最終導致了富裕精英人口的大規模遷出，進而導致了底特律的破產。

眼下的紐約，從各方麵看，似乎都又重蹈底特律悲劇的跡象。馬姆達尼在競選期間一再強調的一個概念就是“可負擔性”，意思是他治下的紐約在住房、醫療、食品等各方麵的基準底線應該至少是“可負擔”的。可是哪怕不懂經濟學，稍微懂一點哲學常識，你也應該知道，權利、福利不可能被憑空創造出來，它隻有在與義務相匹配的時候，政府的許諾才會有意義。“可負擔性”這個看似很美好的詞匯背後，一定有人要付出代價，按照馬姆達尼目前的許諾，這個代價會交由企業和富人來付，可是紐約是個自由的城市，而不是個封閉的城堡，等到企業和富人們紛紛遷出之後呢？窮人們會發現，最終“可負擔性”許諾造就的龐大政府負擔，遲早還是要落到窮人們自己的頭上。隻是，過去的紐約，可能如馬姆達尼所批判的，繁榮有餘福利不足，馬姆達尼的極左觀點試圖損繁榮而補福利，但到頭來，很可能卻是繁榮與福利的共同失卻。

欲以自由換取保障者，終究兩者皆無。這是哈耶克曾經的警告。馬姆達尼的“可負擔性”怎麽看都隻是“保障”換了個詞匯而已，他並沒有在說什麽新東西，正如作為市長的他不可能憑空為社會創造財富，而隻能調節財富的再分配而已。

但不管怎樣，馬姆達尼的當選已經成為了一個事實，他的當選在很大程度上與川普當年的第一次勝選有異曲同工之妙——競選資金隻有其主要競爭對手的十分之一，無法依賴傳統媒體，而必須仰仗tiktok等社交平台，但卻最終異軍突起，獲得了成功。特朗普或馬姆達尼，極右或者極左，他們的誕生並非偶然，除了新技術的加持，美國人對現有狀態的失望，傳統美國夢的無法持續，是他們崛起的共同原因。

“過去二十年，紐約為富人減稅兩百億，結果房租漲了70%，托兒費漲了90%，我們試錯夠久了。”這是馬姆達尼用以說服紐約選民投票給他的競選口號，他說的很可能是個事實，但有兩個基於基礎邏輯的問題一定要問——第一，減稅與房租和生活費的上漲是否一定存在因果邏輯。第二，把減稅變成加稅，是否就一定能從試錯變為試對？還是造成一場更大的，不可挽回的試錯？

隨著馬姆達尼的勝選，很多經濟學家和投行機構正在給紐約經商環境造出相對悲觀的預測。但對這個新聞的思考，我們不妨做的更哲學一點——如果馬姆達尼的極左社會實驗，最終造成了紐約的進一步衰落，紐約老百姓深受其害，那麽紐約人是否有覺悟，承認這是他們自己的自作自受？人有沒有自作自受，因衝動和短視損害自身的自由？

還是說，就像個體生活中有些危險行為不該去觸碰一樣，公共生活中的某些底線，比如不要迷信政府的烏托邦許諾、比如不能搞簡單粗暴的劫富濟貧，是不能被違反和觸碰的。隻有這些底線之上的自由才是自由，而底線一破，如阿克頓勳爵所言，便不是自由，而是“無信仰者將自由與放縱混為一談。”

每個時代，自由都麵臨著四大挑戰：強人對權力集中的渴望，窮人對財富不均的怨恨，無知者對烏托邦的向往，無信仰者將自由和放縱混為一談。而這四大挑戰的思想源頭，正是激進主義和唯科學主義

人類及其社會，是演化的產物，絕非理性設計的產物。一切妄圖構建人間天堂的一切努力，都是理性的自負，終將帶來匱乏，奴役，和巨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