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間被削權，是最令牛馬崩潰的職場噩夢。圖靈獎得主楊立昆，也不能逃脫這種命運。

作為AI深度學習領域的三大奠基人之一，65歲的楊立昆，現如今很可能要向一位28歲的小夥子匯報工作了。他鞍前馬後服務了12年的老板紮克伯格，最近怒下148億美元血本，給Meta AI挖來了個新任負責人。

空降頂頭上司、被老板邊緣化處置、要向小自己37歲的後輩折腰，打工人的苦，這位頂級科學家全嚐到了。

#01

小紮瘋狂搖人，搞崩AI教父心態

為了加碼AI，紮克伯格又開始一言不合就砸重金了。

最近兩個月，為了重組Meta的人工智能業務，紮克伯格開啟“鈔能力”掃蕩了幾乎所有的同行公司。

蘋果、OpenAI、Google和Anthropic，都沒有逃過他的“偷家掃蕩”。據說，他以2億美元的巨額薪酬撬走了蘋果基礎模型團隊的負責人Ruoming Pang，給OpenAI的高級研究員們開出了四年3億美元的薪酬。

一通不講武德的操作，讓同行兄弟們怒氣衝衝。OpenAI首席研究官馬克·陳在Slack上對團隊寫道，“我現在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感覺，就像有人闖進我們家偷了東西。”他的確應該生氣，紮克伯格從OpenAI最核心的技術團隊一共挖走了八名高級研究人才。

老板挖人砸錢有多狠，老員工的自尊心就有多受損。紮克伯格瘋狂從外界搖人，一方麵是為了給競爭對手添亂，另一方麵顯然是對目前的團隊並不怎麽滿意。

最尷尬的在職員工，當屬Meta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楊立昆。楊立昆是行業公認的“深度學習教父”，2018年的圖靈獎得主，該獎項是計算機領域的國際最高獎項，被譽為“計算機界的諾貝爾獎”。

自2013年加入Meta以來，楊立昆一直負責監管公司的核心AI研究項目，其中包括開源框架的開發、新型Agentic係統的探索，以及機器人技術與AI融合的前沿研究。

為公司鞍前馬後十幾年，現如今，老板突然感覺外麵的人更香了，換誰都會有點吃味兒。但被否定的感覺遠沒有結束。

6月，Meta豪擲148億美元，拿下一家AI數據標注公司Scale AI 49%的股份。這是Meta曆史上第二大投資，但紮克伯格沒要這家公司的投票權，也沒要董事會席位。他的交易條件是，讓Scale AI的CEO亞曆山大·王離開自己創辦的公司，全職加入Meta出任首席AI官，領導Meta剛剛組建的超級智能實驗室。

亞曆山大·王現年28歲，不僅擁有AI 模型數據訓練和數據基礎設施方麵的技術背景，也有卓越的商業落地經驗。紮克伯格以天價對他進行人才收購，應該是看中了他的商業思維和實際落地能力。亞曆山大·王也因為這筆收購，個人資產猛增近15億美元。兩人一拍即合。

問題是，這個超級智能實驗室和其他團隊並非平起平坐的關係。在官宣文件裏，小紮寫道：我們將把整個組織命名為 Meta 超級智能實驗室（簡稱 MSL），涵蓋我們所有的基礎研究團隊、產品團隊、FAIR團隊，以及一個專注開發下一代模型的新實驗室。

FAIR團隊最初的領導人，正是楊立昆。現在，他所創立的FAIR團隊，將被MSL涵蓋。

此舉就相當於，紮克伯格給楊立昆空降了一位頂頭上司。一時之間，就連網友都有些於心不忍，紛紛發帖為其鳴不平。

對此，楊立昆在社交媒體上，兩次進行回應。一次是強調自己是從2018年起就是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沒有變過；一次是表示自己確實不擅長管理，更擅長科學方麵的領導。

圖 | 楊立昆在社交媒體 X上的回複

細細品味一下，第一則回複像是努力保持尊嚴，第二則回複則像是卑微認輸。個中滋味，隻有打過工的人才懂。從這個角度，楊立昆應該算是最有牛馬氣質的科學家了。

#02

楊立昆的Meta打工史

楊立昆和紮克伯格之間，也曾有過如膠似漆的蜜月期。

2013年，美國內華達州的一個酒店舞廳舉辦了一場私人聚會。幾十名工程師、計算機科學家們圍坐在一起，慶祝一個人工智能組織的成立。

“這是一場天堂裏的婚禮”。說這話的正是楊立昆。這一年，這位“卷積神經網絡之父”，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從實驗室走進Facebook，成為這家科技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FAIR的第一代領導者，並由此開啟了AI行業深度學習的浪潮。

當時，科技行業的大多數人甚至都沒有聽說過深度學習，Meta也還是一家叫Facebook的社交網絡公司，且正值巔峰。10億用戶、400億美元的市值、移動互聯網的紅利正在洶湧激蕩。紮克伯格卻感受到了新的危機。

Google收購“深度學習之父”辛頓的初創公司，微軟成立AI研究院，讓紮克伯格意識到新一輪技術之戰即將開啟，需要盡快在AI領域布局。與辛頓齊名的楊立昆，成了他眼中的最佳人選。

為了拿下這位突破行業難題的科學家，紮克伯格不僅開出了遠超學術界的薪酬，還承諾允許他繼續在紐約大學任教，並堅持企業研究的“開放哲學”。

雙方很快達成合作。接下來的幾年裏，FAIR在楊立昆的帶領下展現出驚人的創新能力。2015年，他們發布ResNet，革命性地解決了深度神經網絡訓練的難題；2016年，他們推出PyTorch，成為深度學習領域最重要的開源框架之一；2017年，他們在計算機視覺和自然語言處理方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那時的FAIR更像一個學校。這些成果多是源於大家自下而上的、出於興趣的討論。楊立昆不斷在全球範圍內招募頂尖的AI人才，來自麻省理工、斯坦福、卡耐基梅隆大學的優秀博士生和研究員紛紛加入。幾年之間，FAIR就從最初的幾個人變成了幾百人的團隊。

圖 | 楊立昆曾在Meta建立過自己的技術烏托邦

但紮克伯格推崇的快速推進與商業化風格，和楊立昆推崇的逐級演進與開放透明風格似乎並不兼容。

從曆史上來看，紮克伯格“貶謫”楊立昆，已經不是第一次。事實上，早在2018年他就把楊立昆FAIR負責人位子給擼掉了。

早期，Meta原本有兩個AI團隊，一個是楊立昆的FAIR實驗室，主要負責學術研究；另一個被稱為應用機器學習部門（AML），負責產品團隊成果的轉化，雙方互不幹涉，相對比較獨立。但到了2018年，紮克伯格讓當時的AML領導人接任了楊立昆FAIR負責人的位子，並同時主管兩個部門。楊立昆則轉任首席AI科學家一職。

在一次采訪中，楊立昆這樣評價這次變動：“AML和FAIR向CTO匯報，隨著AI重要性、圍繞深度學習建立更多係統重要性的提升，CTO再也不用擔心了。”

這話很委婉，但結合當時的背景來看，意味深長。當時Facebook正陷入信息識別有誤與假新聞泛濫等監管問題爭議中。由產品轉換團隊的負責人接管FAIR實驗室，意味著紮克伯格對楊立昆招攬的研究人員，提出了更多為產品和業務服務的要求。他最迫切需要的，是用技術解決公眾的信任危機。

2022年，Meta全麵押注元宇宙。FAIR隨即又被並入新成立的元宇宙研究部門Reality Labs之下，輔助AR、VR的產品研發。兩年後，Meta 開發了自己的AI原生應用Meta AI。公司又決定將FAIR納入產品部門，與專注於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的Gen AI共同完善公司相關產品。

這一過程中，團隊逐漸開始背負產品壓力。最初承諾的自由研究也開始被自上而下的項目與越來越多的KPI推動。

#03

行業先驅的利益困境

目前，楊立昆在Meta真正的困境，還不是誰給誰匯報的問題。他和紮克伯格以及亞曆山大·王之間最大的分歧，是技術路線之爭。

楊立昆提倡通過理解物理世界，而非基於文本處理來構建“世界模型”，是開源的堅定支持者。但是Meta 超級智能實驗室的最新成員，大多是從OpenAI、Anthropic挖來，他們的研究方向和主要貢獻都在GPT-4等文本模型上，還都是閉源模型。

2022年底，Open AI發布了ChatGPT，這讓“大語言模型”概念進入行業視野，成為時下仍被追捧的底層模型技術。對這一技術，楊立昆始終抱有質疑。

通過開發同屬於大語言模型的Llama，楊立昆發現大語言模型隻是概率統計，僅僅是在形式上總結世界的表層規律，更無法在未來帶人類走向AGI。

他希望能研發出真的像人一樣理解世界運轉方式的“世界模型”。比如對倒水這一視頻畫麵的學習，楊立昆研發的模型並非通過記住圖像的像素點位來學習，而是在理解這一動作背後的重力、流體運動等真實世界規律後，做出判斷。

之後，楊立昆逆行業的流行趨勢，專注於自己這項新的基礎研究中，開發出幫助實現這一效果的JEPA 架構並開源。但行業普遍認為基礎研究在短期內難有突破，更沒有直接的商業價值，這些研究也開始與紮克伯格的預期相背離。

這種悖離感在今年Meta發布Llama 4大語言模型後達到了頂峰。這一擁有2萬億參數的大模型發布後，遭遇了差評漫天的“大翻車”。用戶實測試後，發現其在編程能力、上下文長度等方麵遠不符合其官方宣稱的成果。

飽受用戶吐槽外，Meta內部人員也紛紛“倒戈”，工程師們棄用Llama轉而使用對家的產品寫代碼，研究團隊人員則在領英上刪除Llama 4的模型經曆，急著撇清關係。連Llama項目的14位早期核心成員，也已有11人選擇離職。

外界甚至有猜測，認為Llama 4的翻車，與楊立昆不認可大語言模型理念，導致團隊研究理念分裂有關，並懷疑楊立昆有不認真合作的嫌疑。

楊立昆是否積極參與Llama4的研發工作人們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迎合商業價值的研究並不是他想努力的方向。在今年的英偉達GTC大會上，楊立昆對黃仁勳說，人們應該遠離自己的老板，才能有真的技術創新。

或許楊立昆的預判更有遠見，但是紮克伯格等不及了。

顛覆性的科研注定是長期主義。在押注元宇宙失敗、AI模型及產品不斷被行業超越、市值蒸發千億美元後，紮克伯格似乎對楊立昆理想的研究失去信心。

現在Meta的超級人工智能實驗室裏，那些能夠立即執行項目、產生商業價值的工程師和產品經理，貌似才更符合他的需要。這些人更能快馬加鞭迅速出成績，給上市公司的股東帶來利益。

圖 | 更懂商業落地的亞曆山大·王上位了

楊立昆這邊，失去了公司支持，其研究成果的熱度也難以與行業的熱門模型相媲美。目前，有限的算力資源也可能繼續讓這位科學家陷入被動的惡性循環。

再對比一下，另外兩位AI界的傳奇人物辛頓、哈薩比斯的現狀，楊立昆的職場之路又添了幾分辛酸。

辛頓同是2018年的圖靈獎得主，現在他已經開始追求更自由自主的研究了。為了能自由發表言論，辛頓近年辭去了在穀歌的副總裁職務，並開始了人工智能方麵的基礎研究，去年還被授予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同時，他以顧問身份加入了一家機器人初創企業，雖不是全職，卻擁有較大的話語權，在技術路線和倫理層麵都深度參與其發展。

諾獎得主哈薩比斯則與資本達成了共識。創立公司DeepMind後，其研發出擊敗世界圍棋冠軍的AlphaGo，引起穀歌注意。哈薩比斯同意以4億英鎊的價格被穀歌收購，隨後便加入了穀歌團隊，如今他正在穀歌繼續領導著自己的DeepMind團隊。

隻有楊立昆，目前依舊像牛馬一樣，在公司被日漸邊緣化。

楊立昆在Meta的職場沉浮，背後的根本問題，還是學術與商業如何有效結合的問題。作為行業先驅，楊立昆看重的是學術研究價值，而紮克伯格卻是以商業價值為導向。兩個人的kpi不可能對齊。

業內有傳聞，合作過程中，楊立昆的個人觀點與紮克伯格產生了極大的分歧。楊立昆對Meta追求的大語言模型路線嗤之以鼻，並且主張集中資源進行基礎研究，而紮克伯格的風格是在商業化上做文章，喜歡短平快的開發節奏，並不喜歡將資源投入到基礎研究。兩種路線的分歧也使得Meta公司內部始終無法形成合力。

這也是楊立昆人在家中坐，匯報人變成了28歲的年輕人，被降級的核心原因。

縱觀整個科學界，開創了學術的人，不一定能成為商業的既得利益者。像屠呦呦等大批科學家，都未曾因自己的研究而獲益。這背後是知識分子和創新者所麵臨的生存悖論，貢獻最大的人，並不是能拿到最大經濟結果的人。

也因此，哪怕是人工智能之父，在人工智能領域打工，最終也可能成為牛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