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工業大學的學生規範裏，有著這樣一項規定：“與外國人不正當交往，有損國格、校譽的，視情節給予記過及以上處分。”
當這項內容出現在一紙擬開除女大學生學籍的處分公告中，大連工業大學被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
事情的起因是一些被他人公開的視頻。2024年12月，CS2上海世界錦標賽期間，烏克蘭知名選手Zeus在自己的粉絲群發布視頻，稱與一名中國女孩發生關係。隨後，該女生被曝為大連工業大學在校生，加之有關“女生本來有男友”“Zeus本人也有妻子”的信息在網上流傳，讓這件事的熱度持續了很久。
事後，大連工業大學決定擬開除該女生，並在公告中公開了其真實姓名，其中很重要的一項處分依據，便是開頭那句話。依照校方的邏輯，女生的行為至少是“有損國格”的。
事件發酵後，有關個人私德是否被過度上升為公共事件，導致一方被迫遭受輿論審判，以及校方處分是否合法合理等問題，輿論場撕裂加劇。
冷杉RECORD多方聯係大連工業大學，均未獲得采訪回應。而身處風暴中心的女孩，失語至今。
公告合法性與程序正義受質疑
事件發酵是從一份擬開除女大學生學籍的處分公告開始的。
7月8日，大連工業大學網站發布了《關於擬給予李某某開除學籍處分的公告》。處分依據是《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三十條第六款，內容為“學校規定的不能完成學業、應予退學的其他情形”，以及《大連工業大學學生違紀處分規定》第十九條第六款，內容是“與外國人不正當交往，有損國格、校譽的，視情節給予記過及以上處分”。
盡管校方並未公開回應，對李某某的處罰與網傳交往事件相關，但依照通報中的邏輯，涉事女生的行為至少是“有損國格”的。
據通報，大連工業大學曾在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4日通過直接送達、郵寄送達、留置送達等方式，向涉事學生送達了《擬處分告知書》，此次在官網發布公報是“為充分維護各方權利”，且公告中直接寫出了涉事女生的真實姓名，並經部分媒體原文轉發。
“這個公告本身實際上就是違法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趙宏解釋說，無論是針對當事人的處分決定還是處罰決定，一般情況下都應直接送達給當事人；除非實在找不到當事人，或涉事事件與其他人及公共利益相關，才會采用公告方式通報。而大連工業大學發布的公告中說明此前已向涉事女生送達處分決定，卻仍公布女生個人信息，這是對個人隱私的極大損害，公告本身已違法。
大連工業大學的公告
趙宏建議，李某某除就大連工業大學作出的開除學籍處分提起行政訴訟外，還可針對該處分所依據的《大連工業大學學生違紀處分規定》本身提起附帶性審查。法院可能會認為該校規違背上位法，不應作為開除學籍的依據，校方或因此撤銷開除決定，李某某可返回學校繼續學業。
北京乾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張帥亦有類似看法：首先，在處分決定的合法性方麵，校規有關規定明顯存在“校規突破法律”的問題。“上位法未將‘私德問題’納入開除情形，學校自行增設處分事由，本質上是對學生受教育權的‘法外剝奪’，違背了‘法無授權不可為’的行政法治原則”。
在張帥看來，此事更關鍵的是程序正義的缺失。該規定明確要求，作出開除學籍處分前，必須“證據充分、程序正當”，並保障學生陳述、申辯權。但從公開信息看，學校既未舉證“惡劣影響”的具體事實，也未證明已讓學生充分行使申辯權——僅憑公告送達告知書，難以認定學生真正獲得了救濟機會。程序瑕疵足以讓整個處分決定的效力存疑。
有損國格，還是侵犯隱私？
而事件的另一方，烏克蘭人Zeus近日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大概半年前，他在某社交媒體上發過幾段視頻，視頻能看清女孩的臉，但“內容沒什麽露骨”。在表達自己後來才知道女方有男友的同時，他澄清自己當時“沒結婚，也沒談戀愛”。對此舉“影響別人的生活”而感到後悔，並在意識到事情嚴重後“就把視頻全刪了”。
“請停止仇恨。誰都會犯錯，這次我也長了教訓。這事兒就讓它過去吧，希望大家都能互相尊重。如果我能為那個受影響的女孩做點什麽，我一定盡力。”Zeus表示。
盡管也有不少對他曝光女生隱私的批判，但外界有關女生“私德有虧”“有損國格”的聲量更大。但，那條“有損國格”的校規，是否具有合法性？
Zeus在社交媒體的回應
趙宏指出，大連工業大學校規中“與外國人不正當交往，有損國格、校譽的，視情節給予記過及以上處分”裏“有損國格、校譽”的表述，是對個人的道德壓製。它荒謬地將學生私人情感與國格、校譽等抽象目標強行捆綁，本質上是將性視為一種資源，才會得出與外國人交往有損國格的極端迂腐結論。若允許此類校規存在，既與《高等教育法》中“高等學校學生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的規範目的相悖，也會排擠和貶低學生的人格尊嚴與基本權利。
而針對大連工業大學在通報中直接公布了涉事學生真實姓名的做法，北京乾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周豔麗律師認為，此舉侵犯了該生的名譽權、隱私權。
“依據《民法典》第1024條、第1032條規定，自然人享有名譽權和隱私權，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以刺探、侵擾、泄露、公開等方式侵害他人隱私權。學校在通告中使用學生真實姓名，導致該生遭受網暴及不當社會評價，顯然侵犯了其名譽權；其次，該生與外國人交往屬於個人隱私，學校可私下提示，但無權幹涉，更不應公示。”周豔麗說。
周豔麗還認為，學校對該生作出開除學籍的處罰過重，依據不足。學校依據的是《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三十條第六項“學校規定的不能完成學業、應予退學的其他情形”這一兜底條款，但“該生僅是與外國人交友，無法證明其不能完成學業。其次，《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五十二條對開除學籍的行為有明確規定，該規定屬於部門規章，是《大連工業大學學生違紀處分規定》的上位法。雖該校校規對與外國人交友的處分有規定，但該生行為未達到開除學籍的程度，學校卻直接據此作出開除決定。”
“因此，從學校公告來看，該生的行為並未達到開除學籍的程度，處罰過重。”周豔麗稱。
拷問高校管理權的邊界
“大連工業大學現在隻是擬作出處罰決定，即該決定尚未作出，希望學校能及時改正錯誤，否則必然違法。如校方堅持處罰，不僅麵臨法律上的可訴性風險，同時也傳遞出‘縱容侵權、懲罰受害者’的危險信號”。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主任王令律師認為。
王令分析，從法律視角看，大連工業大學這一處罰存在私權領域幹預、身份錯位等根本性缺陷，正當性與合法性存疑。李某某作為成年人，其私人關係若不涉及賣淫嫖娼或未成年人，即屬合法行為範疇。校方以“不正當交往”為由介入公民私域，實質是以道德評判取代法律定性，構成對私權領域的過度幹預。
另外，此次事件中真正的違法行為人是外籍男子，而非李某某。外籍男子雖已涉嫌觸犯我國《刑法》第364條傳播淫穢物品罪及《民法典》第1032條隱私權保護條款，卻未被追責，反而受害者李某某被學校認定為“不當行為人”。這種“懲受害”而“縱侵權”的邏輯，違背了《婦女權益保障法》第29條禁止泄露婦女隱私的基本原則，也暴露出校方對性別平等理念的認知缺失。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的公開評論
在北京文化娛樂法學會新聞與傳媒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天鬥律師事務所主任梁宏剛律師看來，除事件本身外，此事引發的法律與倫理衝突值得關注——本案折射出高校管理權與公民基本權利、道德規訓與法治精神的深刻矛盾，需從更深層次探討。
需要指出，高校的處分權源於《教育法》第二十九條第四項“對學生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處分”，但該權力並非無限的。根據《憲法》第三十八條“公民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及《民法典》人格權編的規定，學校行使管理權時不得侵犯學生基本人格權。
“高校有權維護校園道德風氣，但無權以道德標準代替法律標準。”梁宏剛說，私德問題屬於個人自由範疇，除非觸犯法律或嚴重破壞校園秩序，學校不應以“道德審判者”身份介入。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曾指出，高校處分應“以法律為基礎，以紀律為補充”。
因此，梁宏剛認為，學校主張公開通報是為警示教育，需證明公開姓名是唯一有效手段，“若通過匿名通報、內部處分等方式同樣能達到目的，則公開姓名不符合比例原則。公眾對高校事務具有一定知情權，但需以不侵犯個人隱私為前提。若事件不涉及公共利益或重大公共安全問題，學校應以保護學生隱私為優先。教育部《高等學校信息公開辦法》明確，涉及個人隱私的信息不屬於主動公開範圍。”
此外，梁宏剛強調，此事對網絡時代隱私保護提出挑戰。在他看來，當前個人信息一旦公開，極易引發網絡暴力和社會性死亡。學校作為公權力主體，在作出公開決定時應進行嚴格的風險評估，並建立隱私保護機製，“可借鑒歐美高校的‘隱私影響評估’製度，對公開信息的必要性、範圍、後果進行預先審查。”
“總之，女生對處分決定不服，可依據《行政複議法》向教育主管部門申請複議，或依據《行政訴訟法》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開除決定；若主張隱私權、名譽權受損，可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停止侵權、賠償損失。此外，可向網信部門投訴學校違法處理個人信息的行為。”梁宏剛說，“高校不僅是知識傳授場所，更是人格塑造的重要空間。”對於尚未觸犯法律底線的私德問題，學校應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
梁宏剛建議，可設置“觀察期”“行為矯正計劃”等替代措施，而非直接開除學籍，避免將學生推向社會邊緣。另外，他還建議高校建立“分級通報製度”：對涉及違法犯罪、公共安全的行為依法公開；對道德瑕疵類事件采取匿名或內部處理。同時，加強師生隱私權教育，形成尊重人格尊嚴的校園文化。
“麵對社會關注事件，學校應避免‘情緒化執法’，而是以法治框架主導處理流程。”梁宏剛說，“大連工業大學女生私德事件，不僅是單一處分個案，更折射出高校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法治困境與倫理挑戰。學校在維護校園秩序的同時，必須尊重學生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遵循依法行政與比例原則。唯有在法治框架內平衡管理權與個體權益，才能實現教育目標與社會正義的雙重價值。”
高校不應成為二次傷害的製造者
作為律所合夥人，張帥常年處理教育領域糾紛，還兼任北京市朝陽區律師協會團委書記。他認為，此事暴露的法律問題值得警惕，“從法律實務角度看，大連工業大學對涉私德爭議女生的處理，核心問題在於高校管理權的行使是否守住了法律邊界”。
實際上，這份2017年8月修訂的《大連工業大學學生違紀處分規定》中，更多“特殊條款”被網友翻出，它們與此次引發討論的“有損國格”條款一起，描繪出了這所高校的管理畫像：
第十九條（二）：學習期間發生未婚性行為者，給予記過及以上處分；
第十九條（三）：收藏、觀看淫穢書刊、雜誌、視頻者，給予嚴重警告以上處分；
第十九條（七）：踩踏草坪，摘、折花卉、樹枝，不聽勸阻的，破壞草坪、花卉、樹木的，視情節和認識態度，給予警告、嚴重警告或記過處分；
第二十條（十二）：未經批準擅自租房居住者或以其他方式長期外宿者，給予嚴重警告及以上處分；經勸阻不改者，給予記過及以上處分；
第二十一條（五）：在校園內打麻將者，在依法承擔相應民事責任甚至刑事責任的同時，視其情節，給予警告以以上直至開除學籍處分。
顯然，這些條款在當前高校管理中較為少見，即使有所規定，多數高校也通常以批評教育、通報警告或小額罰款為主。特別是隨著社會觀念開放，多數高校已不再將未婚性行為納入紀律處分範疇，更多聚焦於性行為引發的違紀後果，“而該校有關處分與當下對個人私密行為的包容趨勢存在明顯差異。”梁宏剛表示。
“這些條款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校在學生管理中‘強化行為約束、側重預防引導’的理念，但其部分規定對個人行為的幹預範圍較廣、處罰力度較高，與當下高校‘尊重個體權利、區分行為故意與過失’的管理趨勢存在差異。”梁宏剛說。
“教育者本應是權利保護的踐行者，而非二次傷害的製造者。”張帥直言，高校雖有引導學生遵守公序良俗的責任，但這種引導必須在法律框架內進行。私德問題若未觸犯法律，充其量是教育引導的範疇，上升到開除學籍，實質是將道德評判淩駕於法律之上。教育的本質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而非用最嚴厲的懲罰“一棍子打死”。
張帥表示，高校管理權不是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力”，無論是處分學生還是通報管理，都必須恪守“法律底線不可破、權利邊界不可越”的原則。
“否則，再冠冕堂皇的‘維護校譽’理由，也難以掩蓋權力濫用的法律風險——這既是對學生負責，更是對高校自身法治形象的守護。”張帥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