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因參加香港抗議活動入獄，至今仍被困在原地

陳枳森曾因參與學生政治團體的活動被當局根據國家安全法逮捕，當時他20歲。

一個是蹲在雨傘後躲避橡皮子彈的軟件工程專業學生​，一個是與其他民主抗議者一起遊行的社工，還有一個是向行人分發傳單、發表演講的學生。

他們三人都是香港2019年爆發的抗議活動的參加者，都曾對更多的民主抱有希望。但這場運動最終遭到鎮壓，他們和許多人一樣，被逮捕、判刑，送進了監獄。

那些以和平的大規模集會開始的抗議活動持續了幾個月，但隨著警方用武力回應，抗議活動有時也變得暴力。抗議活動期間有近1萬人被逮捕，其中近四分之一的人被判有罪，罪行包括暴亂和危害國家安全。

香港2019年夏天的民主抗議活動吸引了很多民眾參加。

中國從五年前開始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對香港進行鎮壓，平息了那些抗議活動，實際上用法律禁止了公開發表異見。許多參加過抗議活動的人已移居海外，或回到了他們以前的生活。

但重返正常生活對那些留有案底的人來說並不容易。他們中有些人發現自己被以前的職業拒之門外，還有些人因為同齡人已邁入新生活，而感到自己被困在了原地。

下麵是他們中的三個人的故事：

職業受阻

社工阿楓（她要求本文隻用她的部分名字）是在一次基本和平的街頭抗議活動中被捕的。她因暴亂罪而獲刑入獄，導致她五年的職業生涯就此中斷。

由於父親癌症惡化，身陷囹圄也讓她遭受了其他苦難。監獄隻允許她或在父親臨終前見一麵，或去參加他的葬禮。她選擇了去醫院探視父親，但隻獲準停留十分鍾。父親想伸手摸摸她戴著手銬的手時，警察不允許接觸，並將她帶走。

盡管擁有多年工作經驗和碩士學位，阿楓一直不能重新獲得繼續從事社會工作的執照。

她曾在獄中和獲釋後申請複發社工執照，盡管有以前的教授和同事的推薦，但均被拒絕。

“我覺得我承擔了我的責任，”她說。“我現在想move on(重新開始)，重新投入社會。”

她目前在一家豪華酒店當禮賓員，但表示會繼續申請社工執照。雖然很多朋友都移民了，但阿楓決心留下來。她不後悔。

“我對香港有很深的感情，”她說。“希望有一天它可以變好，可以好一點。”

失去的機會

陳枳森被捕入獄時年僅20歲，罪名是串謀煽動顛覆罪。他曾是一個學生團體的負責人，該團體引起當局的注意是因為他們在街頭擺攤散發傳單，警告人們，政府用來追蹤新冠病毒接觸者的手機應用程序可能被用於監控。

出獄後，他一直在試圖彌補獄中失去的兩年時間。

一些過去的朋友與他刻意保持距離。一名曾有加入公務員隊伍計劃的朋友給他發過短信，但沒有與他見麵的打算。最終，他們停止了聯係。

許多曾與他一起爭取民主的同齡人都已開始關心別的事情。在高中同學聚會時，昔日的同窗討論買房子、生孩子的計劃時，他隻能沉默不語。

陳枳森一直試圖彌補在獄中失去的兩年，但因為朋友們開始關心別的事情，他覺得自己被甩在了後麵。

“他們都完成degree（學位），做到他們想成為的人。但好像我無法成為我想成為的人，”陳先生說。

為了攢錢繼續深造，他打過各種各樣的零工，當過搬運工、餐館服務員，還當過視頻編輯師。他還拿了建築工人執照，以備大學因案底而拒絕錄取他時，能有一條出路。

他現在正在攻讀媒體與文化方向的學位，希望用製作視頻和紀錄片的方式來見證這座城市的變遷。“我可以讓人們看到我眼中的香港，”他說。

不得不沉默

軟件工程專業畢業的崔先生出獄後，發現香港已變得與他記憶中的樣子大不相同。

崔先生要求本文隻給出他的姓。他因暴亂罪入獄近兩年半。獲釋後，他最初曾想公開揭露監獄中的惡劣條件，但朋友們警告他不要那麽做。

讓他感到沮喪的是，許多曾和他一起抗議的人似乎已擱置了政治理想，甚至頻繁往返內地工作旅遊。

讓崔先生感到沮喪的是，許多曾和他一起抗議的人似乎擱置了當初的政治理想。但在不再容忍異見的香港，他也學會了開始自我審查。

他在一家私營大公司找到了一份當係統管理員的初級工作。他還竭力向新同事隱瞞服刑經曆。

但每當辦公室裏有人討論那些在他入獄期間流行起來的電影和歌曲時，他會感到格格不入。同事將苦差事與監獄生活作比較的玩笑也讓他笑不起來。他還學會了避開某些話題，比如他為什麽不去內地，或為什麽不用微信等中國應用程序。

現在，他在與他人聊天時會自我審查，並開始警告其他朋友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要謹慎。

“我們都已學會了如何在紅線內跳舞，”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