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浪潮
“你是當時甲骨文把你派到中國來工作的是吧，那是幾幾年？”
“那是1996年。”
“1996年是不是張朝陽已經創辦了搜狐？”
“沒有，互聯網那波最早也要1997、1998年。”
“是不是當時張樹新在做瀛海威？那時候中關村還是一個’大倒爺’的地方，好像劉強東就在中關村攢電腦呢。”
……
北京的冬天，望京附近的一家酒店，西裝搭牛仔褲的俞敏洪和攜程董事長梁建章坐下來做一場朋友間的“閑談”，這是《酌見》第二季的第二期。對談才剛開始，話題很快被兩人的共同記憶拉回到了上世紀90年代，從中國互聯網的興起、中關村的創業浪潮、到攜程的創立，這些兩人信手拈來的回憶。
©《酌見》第二季
1990年代末，北京、上海、深圳的創業者湧入互聯網，大家對“線上經濟”還一知半解，甚至很多人不相信互聯網可以賺錢。但在中關村，一群年輕人已經在擺弄服務器、搭建網站，試圖從這個“看不見摸不著的世界”裏挖掘機會。
“我記得你們創辦的時候，我到機場去，到處都有人給我塞攜程的卡。”俞敏洪笑著回憶，“（你們有）無數的人在機場。”
梁建章點頭：“對，這不是我們的創新，是我們借鑒了傳統旅行社的一種模式，很有效。”
俞敏洪記憶中的這些“攜程小卡片”，最早隻是一張比名片稍大的淡黃色塑料小卡片。卡片上麵隻印著一個酒店預訂電話，設計簡單，甚至做工有些粗糙。但正是這樣一張卡，改變了無數人的出行方式。上世紀90年代末，出差的企業采購和銷售人員隨處可見，但對於普通人來說，去一個陌生城市住宿仍是一件麻煩事：他們不知道有哪些酒店，不清楚房價，還得提前四處打聽。找不到住的地方，最後隻能擠在小旅館裏，甚至打地鋪。
這一切，在攜程發卡大軍出現在全國各大機場、商務區、開發區之後，慢慢改變了。穿著襯衫西褲的發卡員穿梭在陸家嘴、淮海路的寫字樓裏，一張張地派發卡片。有時候，為了不被保安趕出來，他們佯裝成租辦公室的客商，掩護同伴逐層拜訪公司。
從1999年起之後的六年時間時間，攜程發出了10億張卡，幾乎中國人手一張。這不僅讓攜程積累了龐大的用戶群，也徹底改變了中國人的出行方式——從“得靠熟人幫忙”到“說走就走”，短短幾年間，訂機票、訂酒店變成了一件觸手可及的事。
這僅僅是那個年代，互聯網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無數例子之一。
1990年代末的中國，互聯網還是一個模糊而新奇的概念，沒人能準確預測它會如何改變社會。但在北京、杭州、深圳，一群創業者已經開始嚐試把這個“看不見摸不著的世界”變成現實。馬雲在杭州的公寓裏召集了17個人，試圖在互聯網上賣東西，但沒人能說清“電子商務”到底是什麽；張朝陽在搜狐推出了國內最早的新聞門戶，試圖讓人們擺脫報紙的束縛；而在深圳，騰訊的QQ正成為年輕人之間最流行的社交方式。
在這股浪潮之中，梁建章和他的合夥人們創立了攜程。
“我們做旅遊，主要是因為喜歡旅遊。” 梁建章回憶。90年代末，梁建章和幾位合夥人都熱衷旅行，但當時人們訂酒店、訂機票都是個麻煩事——買東西還能去線下商場，訂機票和酒店卻隻能打電話、找旅行社，信息完全不透明。旅行社賺取的差價過高，用戶被層層盤剝，而酒店也希望有更高效的預訂渠道。他們敏銳地意識到，在線旅遊預訂，可能比電子商務更容易跑通。
1999年5月，攜程在上海南丹路80號的天文大樓正式成立，成為中國最早的互聯網旅遊公司之一。公司初創時，團隊還不到二十人，辦公空間不過150平方米，條件簡陋，甚至連像樣的會議室都沒有。
彼時，梁建章仍是兼職身份，白天在甲骨文上班，晚上和合夥人們擠在狹小的辦公室裏，他常常一邊寫代碼，一邊討論如何優化訂單流程。合夥人們都身兼數職，一邊開發網站，一邊給酒店、航空公司打電話，希望能談下合作。
與梁建章的對話，自然也聊到了合夥人的問題。正如俞敏洪介紹的那樣，中國有三大知名的合夥人故事：一個是馮侖、潘石屹、王功權，他們一起創建萬通，書寫了房地產界的合夥傳奇；一個是梁建章、沈南鵬、季琦、範敏，他們在旅遊和投資領域各自開辟了獨特的商業版圖；還有一個，是他自己與徐小平、王強，三人共同創辦新東方，後來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酌見》第二季
“我想跟你聊一聊，這種朋友在一起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合夥創企業，有哪些優勢，又有哪些弊病？” 俞敏洪問。
梁建章笑了笑，說：“我覺得互補很重要，肯定會有摩擦的。除非一開始某一個人明顯強於其他人，那他就是說了算。我們那幾個人背景也不一樣，過程當中肯定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強，覺得自己更適合，肯定會有一定的摩擦和緊張。但隻要是互補的，最後大家會找到自己不同的領域。”
攜程創立之初，四位合夥人各有所長。梁建章是典型的理工科思維，邏輯清晰，做事嚴謹，善於用數據和模型思考問題；沈南鵬精於資本運作，後來成為紅杉資本的領軍人物；範敏是行業老兵，擅長推動業務落地；季琦則是一個天生的創業者，在攜程之後，他先後創辦了如家、漢庭等連鎖酒店品牌。
“你們有沒有四個人像我和徐小平、王強那樣，吵到天翻地覆的時候？” 俞敏洪笑著問。
“我們也有關係緊張的階段，但現在回過頭看來，大家都覺得那段時間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梁建章說，“因為不管怎麽樣，我們雖然有很多摩擦，但最後還是埋下了一個成功的種子。”
1999年底，攜程獲得IDG的50萬美元投資，投資方提出需要調整管理架構，以便讓業務擴展更快。梁建章很快做出決定，他認為自己更擅長技術和產品，願意退居幕後。
“我覺得你性格裏麵有一個點，該讓步的時候還是讓步。” 俞敏洪說。
在創業初期，這個調整確保了公司在關鍵階段的穩定發展。季琦短暫擔任CEO後，很快又將公司交還給梁建章，而他自己則轉身去創辦了如家酒店。
回頭來看，每個人都在最適合自己的領域裏繼續前行。而歸根結底，都是時代齒輪與個人奮鬥的交織。
“那個時候剛好是中國互聯網一個大的機會浪潮，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抓住了（機會）。”25年後，回憶起當年的起點時，梁建章這麽說。
“像創始人那樣背水一戰”
在一家麵館裏，梁建章和俞敏洪一邊吃著羊肉麵，一邊聊起人生選擇。俞敏洪曾說，戰爭年代容易成就將軍，而改革開放帶來了企業家的崛起。他自己從農村考入北大，最終創辦新東方，也得益於時代給予的機會。這天，在麵館裏，他與梁建章聊起這些，話題自然地轉向了梁建章的成長經曆。
梁建章的求學經曆，是一個“超優等生”的故事。他1969年出生在上海的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從事穩定的工作，家庭條件雖算不上優越，但足以支撐他自由地探索興趣。從小，他便對數學和計算機展現出濃厚的興趣，13歲時加入計算機興趣小組，在上海師範大學教授的指導下學習編程。不久後，他寫出了一款能自動作格律詩的軟件，並在全國計算機編程大賽上獲得金獎。為了掌握更深的數學知識，他自學了高等數學，僅用幾個月便掌握了大學課程。16歲時，他考入複旦大學少年班，但僅僅一年後，他又決定前往美國深造，進入喬治亞理工學院，並在四年內完成了本科和碩士學業。
©《酌見》第二季
1991年，碩士畢業後，他加入矽穀的甲骨文公司，從事數據庫研發。工作初期，他專注於技術，但隨著時間推移，他開始意識到，僅僅掌握技術並不能幫助他真正理解商業世界的運作。他主動申請轉崗到ERP（企業資源計劃）部門，開始接觸企業客戶，積累管理經驗。這段經曆讓他對技術如何服務商業有了更直觀的認識，也為他日後回國創業埋下了伏筆。
俞敏洪做《酌見》的初衷之一，就是讓外界看到真實的創業者，而不是那些被符號化的“企業大佬”形象。在他看來，很多人對企業家的印象，要麽是成功學故事，要麽是對財富的想象，真正的創業經曆和抉擇往往被忽略。而相比嚴肅的商業訪談，他更相信，真正的交流，往往發生在放鬆的氛圍裏。
吃完羊肉麵，他順手拿起酒杯，笑著說道：“過去最多的時候一天能喝一斤白酒，但現在會控製，因為喝多了第二天會不舒服。”梁建章笑了起來。
出了餐館，兩人一起散步，這時俞敏洪提起：“現在美國有個詞叫‘founder’s mode’，主要核心觀點是，職業經理人去管公司這個模式已經失效了，隻有創始人才能真正把公司做得比較好。”
攜程的曆史似乎證明了這一點。從成立至今，公司已經經曆了三次重大危機，每一次都考驗著它的生存能力。
第一次是2003年非典時期，旅遊行業受到重創，許多企業為了控製成本選擇裁員。攜程董事會上也有類似的聲音，但梁建章堅持認為，非典總會過去，市場遲早會迎來複蘇。“當時我的判斷是，如果行業回暖，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團隊和準備好的業務，才能抓住反彈的機會。”事實證明，這個決定是對的。非典結束後，旅遊需求迅速恢複，攜程因為沒有裁員，在競爭中搶占了更大的市場份額，並在同年年底成功登陸納斯達克。
2013年，移動互聯網的衝擊 讓攜程股價跌去三分之二。那時，梁建章已經遠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但攜程麵臨著“去哪兒”等競爭對手的挑戰，公司管理層找到他，希望他能回歸掌舵。回歸後，他推動攜程全麵轉向移動互聯網，僅用八個月時間，公司重新站穩了腳跟。
©《酌見》第二季
2020年，全球旅行業停滯，攜程麵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一次，梁建章選擇了親自上陣做直播，開始了一場新的嚐試。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他共直播了37場，累計觀看人次過億，為公司帶來了超過40億元的預售額，幫助攜程熬過最艱難的時期。
“你對攜程的每一次變革，從危機中間挽救過來又繼續往前走，到今天為止，確實你的功勞是不可否認的。”俞敏洪說。
梁建章說了自己的思考：“職業經理人這個東西很多東西是可以總結出來的，很多東西就像MBA上的課一樣的東西，就是書本裏可以學到，然後可以複製的，沒有那麽稀缺，真正不可複製的稀缺的東西，是創新的東西。創新不是職業經理人看不到，創始人也不是說一定是最能幹的，但是創新需要變革，變革需要巨大的風險和巨大的投入成本，職業經理人從利益上，從激勵上，他沒有看得那麽長遠。”
同樣身為創始人的俞敏洪表示理解：“他（職業經理人）不敢像創始人那樣背水一戰。”
“你是天生的戰略家，
我是天生的吃喝玩樂家”
北京對談後，兩人再次見麵是在深圳，冬天的南方氣溫舒適，俞敏洪穿著衛衣，頭戴鴨舌帽，看上去比往常更為鬆弛。此前他剛完成了一場計劃多年的旅行，並在2024年出版了新書《我從雪域走過》，記錄了這次長達21天的西藏自駕之旅。
俞敏洪笑著對梁建章說：“你站在國家未來幾十年的趨勢上思考問題，而我更願意站在個體的角度，體驗生命。你是天生的戰略家，我是天生的吃喝玩樂家。”
過去二十多年，梁建章的身份幾經轉換，從互聯網創業者到經濟學研究者，再到長期關注人口問題的學者，公共政策的倡導者。
©《酌見》第二季
梁建章說，他也在思考旅行的意義。“我現在越來越發現，旅行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是非常有意義的。人類的進步和旅行密切相關，人生意義的追求，旅行應該是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種思考，在他去年出版的新書《創新主義》中，也有所延續。在書的最後，他談到了旅行的意義——人類曆史上，遷徙、貿易、航海探索都極大促進了創新，而未來，旅行的邊界或許會延伸到宇宙。書中寫道：“旅行可以促進創新，也可以分散風險和促進傳承。在人類進化史上，很多部落因各種原因消失，但幸運的是，還有許多分支因旅行而散落世界各地，最終形成了我們的文明。”
如果說旅行是一種短暫的流動，人口遷徙則是影響深遠的長期變革。人口的流動、城市的變化，往往決定了社會活力的走向。從攜程到人口經濟學，從旅遊行業到社會發展，他的關注點始終圍繞著資源如何配置，社會如何保持活力。
2007年，他辭去攜程CEO職務，赴斯坦福攻讀經濟學博士，開始研究人口結構如何影響創新，以及老齡化帶來的挑戰。他關注到日本在老齡化後經濟增速放緩，並開始思考中國可能麵臨的類似問題。他的觀點在2012年出版的《中國人太多了嗎？》一書中得到係統闡述，書中提出，人口增長並非單純的負擔，而是經濟活力的重要來源。
這一觀點引發了爭議。支持者認為，他的分析揭示了人口結構對經濟的深遠影響，而批評者則認為，他的表述過於絕對，甚至帶有危言聳聽的傾向 。麵對不同聲音，他並未止步，而是通過社交媒體持續討論相關議題，並聯合經濟學者推動政策調整 。2012年，他與多位學者發起建議書，呼籲放開計劃生育政策。2015年，全麵二孩政策落地，他的倡議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公共討論的一部分。
生育率下降的現實問題，也讓俞敏洪開始關注相關討論。去年，他與梁建章在一次公開對談中探討了這個議題。兩人都認為，經濟壓力是年輕人生育意願低的重要原因，教育成本高昂，機會成本巨大，尤其是女性在職場和家庭中的時間分配問題，使得許多家庭望而卻步。梁建章提出，政府應當在財政上加大支持力度，直接補貼生育成本，同時通過靈活辦公、普惠托育等方式降低女性的生育負擔。而俞敏洪則更關注教育體係，認為當前的競爭壓力過高，使得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投入過度，影響了整體生育意願。他提出，真正的教育改革應該減少不必要的競爭，讓養育孩子成為可承受的生活選擇。
©《酌見》第二季
但爭議永遠存在，俞敏洪問道：“你怎麽看？”
“如果所有人都認可你的觀點，那就不叫創新了，”梁建章說，“創新無論是在企業，還是在學術上，都一定會有不被接受的部分。你今天提出一個觀點，90%的人反對，但如果幾年後，隻有50%的人反對，那就說明你的市場份額擴大了五倍。”
“人生總要做一些選擇”
“如果讓你在‘人口經濟專家’和‘攜程創始人’之間選一個，你會選哪個？”俞敏洪問道。
梁建章想了想，說：“如果從社會價值來看，人口研究當然更重要。但我也越來越覺得，旅行的意義遠遠不隻是商業，它與人的生命體驗、與社會的發展，都息息相關。”
俞敏洪也曾問過自己類似的問題：是去旅行，還是繼續經營新東方？
過去，他總覺得自己離不開那些日常的事務，直到西藏之行之後才意識到，或許真正被困住的是自己。在317北線上，他從成都出發，穿越色達、昌都、阿裏，一路向西到仁波齊，再抵達珠峰。沿途的地貌變幻、民族文化交匯，讓他對時間和生命有了新的體會。在書中，他寫道，人們總以為事情離不開自己，但往往最後是自己離不開那些事情。旅行不僅是一次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一種與世界和自我的對話。
這趟旅程讓他更加堅定了一個想法：向世界的告別，隨時都可能發生。他的很多朋友，或因疾病，或因意外，突然就離開了這個世界，而他不知道未來和意外哪個會先到。真正想通之後，便不再猶豫，想做的事情就該去做，因為明天是否還能站在這個世界上，是無人知曉的。
©《酌見》第二季
“其實，我之所以有這個思考，並不是因為我不喜歡新東方，也不是不喜歡東方甄選，而是我已經63歲了，人生總要做一些選擇。”
他想象過，假如有一天站在人生終點回望過去——如果自己沒有去過想去的地方，沒有體驗過想體驗的生活，那一定會遺憾。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梁建章的答案，他們這類人總是不想停下腳步，從創始人到學者，看似跨越了多個領域，但其中的邏輯始終一致。他並不滿足於已有。他對俞敏洪說，“我總是不安於現狀，所以喜歡轉工作。你總會更喜歡新奇的東西。太舒服了，也就覺得不舒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