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寡老人遺產處理是社會性難題。
430萬元和一套兩居室房屋，是上海七旬老人葛老伯的全部財產。三年前的夏天，老人過世，他沒有子女，父母妻子均已離世，名下財產無人繼承。
作為葛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門，上海市徐匯區民政局被法院指定為遺產管理人。葛老伯的堂弟夫婦兩次將徐匯區民政局告上法庭，要求分得老人的全部遺產。
近日媒體報道，徐匯區法院判決，認定老人名下房屋為無主財產，房產變賣後所得款項收歸國家所有。這也是上海首例由民政部門申請認定的無主財產收歸國有案。
新聞一出，引發公眾熱議。有人在評論區表達不解：憑啥收歸國有？有血緣關係的親戚，怎麽就不能繼承全部遺產？
這同民法典增加的遺產管理人製度有關。上海市政協委員、律師張玉霞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葛老伯的遺產並非直接全部歸親屬所有，而是經過法院開庭審理，根據各方陳述及證據材料，結合親屬對於孤老的扶養時間、扶養程度等情況，酌情認定親屬應得的遺產份額。她認為，遺產管理人製度能讓孤寡老人遺產得到更公平合理的分配處置。
中華遺囑庫創辦人、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遺囑庫項目辦主任陳凱則表示，若政策供給不足、配套不足，缺乏有關部門的配合，遺產管理人依舊寸步難行。
“帽子下麵沒有腿”
沒有留下遺囑，沒有指定繼承人，葛老伯的財產歸處成了難題。
負責解決這一問題的，是被法院指定為遺產管理人的徐匯區民政局。在張玉霞的理解裏，遺產管理人製度用於處理無主財產的初衷，是為了妥善保管和處置被繼承人的遺產，以免受到損害。
類似的孤寡老人遺產處理難題，此前亦有發生。張玉霞做過靜安區遺產管理人案件的代理律師，她說，在該製度實施前，這類案件因為沒有法定繼承人，很難進行公證。如果老人生前隻有一人照料，其希望獲得遺產，但沒有被告就無法起訴。有些案件中會強行由兩個並無矛盾的人擔任原、被告，由法院進行認定。
自民法典2021年1月1日實施起，遺產管理人製度便在緩慢推進，逐步落地。依據該製度，法院依法確定或遺囑指定的遺產管理人，負責清理遺產並製作遺產清單、報告遺產情況、防止遺產毀損、處理債權債務、分割遺產、實施其他必要行為。
在沒有繼承人或所有繼承人均放棄繼承的情況下,由被繼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門或村民委員會擔任遺產管理人。民政部門作為兜底主體擔任遺產管理人是中國法律製度上的一項創新。
陳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空巢化因素疊加之下，老年人遺產繼承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在這種社會形勢下，遺產管理人製度的價值和必要性得以凸顯。“繼承時有許多的不方便、不高效、不科學和無法執行的難題，它是為了保護遺產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保護繼承當事人的利益，為了解決繼承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而創設的製度。”
據張玉霞觀察，近年來，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的案件數量有增加，但在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過程中，卻存在大量細節問題，部分案件有悖該製度用於處理無主財產的初衷。
她說，目前遺產管理人製度不夠細化，未明確管理人權責、繼承人放棄繼承的認定規則。有時，繼承人在調查遺產及債務情況後，認為被繼承人資不抵債，決定放棄繼承，由民政部門擔任遺產管理人，但因為資不抵債，民政部門需處理其債權債務糾紛。更麻煩的一種情況是，民政部門擔任遺產管理人後，發現在被繼承人過世後，繼承人獲取了部分遺產，並在訴訟中隱瞞了該情況。這是民政部門在未擔任管理人之前無法查明的。
遺產管理人難以履職的困境不僅於此。張玉霞舉例，對於管理人調查銀行流水、餘額、底檔記錄等，各銀行有所不同，有的不給管理人調取，有的隻能口頭告知不提供書麵材料，有的必須判決上的代理律師到場調取，有的要求民政工作人員到場，有的需要死亡證明而不認可判決書所載死亡情況。對於民政部門作為管理人時，車輛如何過戶處理，車管所也暫無具體操作辦法。
她認為，問題歸根結底，是缺乏遺產管理人製度的銜接措施。也因此，她在2025年1月上海市政協會議上遞交了該製度落地實施的相關提案。
陳凱同樣發現了這一問題。他認為，目前社會對於該製度的認知仍舊不足，很多人並不了解該製度的立法初衷和本意。他曾到多地民政部門交流，發現他們麵臨大量的無主財產問題，缺乏相關的配套製度、配套規章、配套政策，亦無足夠認知，履職難點頗多。
陳凱說，遺產管理人主持財產分配是有法律效力的，也解決了遺產糾紛都要上法院的痛點；將問題轉移至法院，反而增加了法律的運作成本。
而很多案件之所以進入訴訟，是因為作為遺產管理人的民政部門沒有依據去做自由裁量。他感歎，遺產管理人製度的設計初衷是由遺產管理人來做裁量的，但有的時候，民政部門不能裁量、不敢裁量、不會裁量，製度在民政部門這個環節上是空轉的。
“（葛老伯）這個個案體現出民政部門的困境，民政部門困境背後是社會治理困境。” 陳凱用“帽子下麵沒有腿”來描述遺產管理人製度的現狀。
2024年12月5日，北京，中華遺囑庫公益廣告。
規則仍需細化
張玉霞認為，葛老伯的案例對於推動遺產管理人製度的發展有啟示作用。
根據此前報道，葛老伯的堂弟夫婦最開始將徐匯區民政局告上法庭時，要求分得葛老伯的遺產。其堂弟自述，自葛老伯妻子去世後，他們夫婦對葛老伯扶養較多，平時會探望、送醫、照顧，也料理了葛老伯的後事。
但法院指出，在案證據顯示，葛老伯夫婦原居昆山，老伴過世後才搬回徐匯，堂弟夫婦的扶養是從這一時間開始的。法院結合扶養時間、扶養程度等在案事實，酌情判定葛老伯的堂弟夫婦分得130萬元，即當時查明遺產中除房屋之外的全部遺產。
兩人後來發現老人名下還有一筆300萬元的存款，再次起訴要求繼承，法院審理並駁回了這一請求。這部分財產至今仍在公示期。法院於2024年8月發布財產認領公告，公告若滿一年無人認領，將依法判決這筆300萬元存款為無主財產。
陳凱指出，遺產份額的判定並無具體標準，屬於酌情判斷、自由裁量。“堂弟這種情況，可以適當分得部分財產。‘部分’是主觀的。本身法律設計的時候，這就是一個彈性條款，想要不讓這種彈性條款發揮作用，那就得自己寫好自己的遺囑。遺囑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
他強調遺囑的重要性，建議民政部門排查孤寡老人，推動其製定遺囑。“沒有這份遺囑，後續所花的社會成本是（立遺囑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
張玉霞認為，對於繼承人以外盡到主要扶養義務人員的適當分得遺產份額，應當設定一定標準，由民政部門參照標準進行分配，民政部門無法分配或當事人對分配不服的，再由法院處理，減少法院訴累。例如結合是否共同生活、是否委托第三方機構照料、照顧時間的長短、出資出力情況等，設定一定幅度的標準。
她說，實踐中，有的照料人可能與被繼承人共同生活、出資出力、扶養時間較長，有的可能隻是送進養老院，用被繼承人的錢支付養老院費用，本身較少探望、未出資出力、扶養時間較短，那麽這兩種情況適當分得的遺產份額也應當是不同的。所以需要製定細則，一方麵是讓照料人獲得公平合理的回報，另一方麵也從經濟角度鼓勵支持更多人去照料有需要的人。
她建議細化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規則。例如，繼承人在被繼承人過世後，主動獲得部分遺產的，應認定為接受繼承，不能再表示放棄；對於過世前已在繼承人處的遺產，放棄繼承的同時應完成遺產的申報及交付。
同時，民政部門細化遺產管理人權責製度。民政部門擔任遺產管理人的後續訴訟案件，參考破產管理人案件統一管轄製度，由民政部門所在地法院統一管轄，有利於遺產的整體管理。民政部門內設專門處理遺產管理的團隊或人員，加強專業化建設，或委托第三方專業遺產管理機構進行處理。
她說，對於無繼承人的情況，民政部門應安排街道、居委，或委托第三方機構進行定期排查，發現存在無繼承人的，上報民政部門及時依法擔任遺產管理人、宣告無主財產收歸國有。
此前有報道稱，上海市民政局正在積極打通無人繼承遺產一口查詢渠道，並同步探索無人繼承遺產收歸國有，用於公益事業的路徑，目前已初步形成共識，正指導相關區民政局先行先試。在張玉霞看來，這樣的探索嚐試具有積極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