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曉蔚的自留地｜胡鑫宇事件發布會上，“不懂事”記者和他們最後一絲驕傲的倔強

胡鑫宇事件新聞發布會，一位記者的舉動引發了民眾關注。當發布會接近尾聲，這位坐落在第三排醒目位置，但一直沒能獲得提問機會的記者，索性站起身來舉手提問，希望可以被主持人“發現”。



有網友給他冠名“倔強記者”，一篇題為《胡鑫宇事件發布會，心疼這位倔強記者，莫非提問不在計劃範圍內？》的文章，也在朋友圈熱傳了開來。

我極感興趣地回看了近50分鍾的發布會視頻，注意到其實坐落在第二排的一位記者同樣惹眼。幾乎每逢提問環節，他都會將右手舉高高，始終保持著愈挫愈勇的工作熱情。



發布會收官階段，這哥們終於死心了，沒再舉手提問。但第三排這位開篇提到的記者朋友，仍然在執著提問。為了吸引主持人的注意，他著急忙慌地站起了身，右手高高舉過頭頂——但這個畫麵迅速被央視切走了。最終，他還是沒能獲得提問機會，台上官員同樣以“站起了身”的方式，手拿問題的答案稿紙，安靜離席。



這兩位記者高高舉起的右手，展現出當下媒體行業裏非常稀缺、又非常令人動容的職業品質。

我注意到，前三個提問機會分別給予了人民日報、新華社和央視。提問者的先後出場順序，暗示著直播發布會存在“事前設計”的痕跡。

正如我特別喜歡的、如手術刀般犀利的微信公眾號“舊聞評論”作者所言：“采取直播發布會的形式，會否比單純的文字通報更有效？我們也看到，列席參會的人都是念出準備好的材料，嚴格限製了發布會的自由問答，相當於將純文字發布轉成純文字的視頻版，為什麽要這樣？

一個猜測是，央視在本次輿情處置上介入程度高，作為一個建立在視頻資料基礎上的宣傳平台，私心上對全程的視頻呈現有專業追求。而且，在說服江西接受發布會時，有可能用兩點公理來遊說：1借用疫情發布會的通行模式並不難，2發布會比紙本通報更具說服力。”

但這樣生硬的傳播形式，並不會令觀者感到服膺。民眾大體的收視觀感是：三家位高權重的央媒壟斷並把持了提問。並且，接獲提問機會的記者，也多是照本宣科，對著手機屏或小本本朗讀。



人民日報記者提問



央視記者提問

這很像是文字通稿的3D化呈現，新聞發布會也由此喪失了“本來意義”：提問者與答題人，未能實現台上台下真正的實時交互，而是變成了情景奇怪的Siri語音。而一眾未能獲得提問機會的到場媒體，更像是獲邀來為本次發布會站台背書的品牌植入。

不過，高舉右手堅持提問的記者，顯然不願接受“潛規則”的設計與擺布。他們不去考慮發布會場景是否為事前布置、布會流程是否為提前彩排。

他們隻管發問。

這是“無冕之王”的職責所在——就像警察的職責，理應是給失蹤孩子的母親一個極具公信力的說法。

在此我想多說一句：一位母親向有關部門討要孩子死因真相，這一做法無比正當。特別是當經曆校方語焉不詳、監控設備“發揮失常”、千人大規模搜山未果等一係列事件之後，胡鑫宇家人基於上述既存事實，對學校、公權力機關做法提出合理質疑，是完全站得住腳的。網絡暴民對胡鑫宇家人的無端指責與粗鄙網暴，也是不可接受的。

再強調一遍，胡鑫宇母親討要愛子死因真相的權利，理應得到捍衛與保障。

就像胡鑫宇舅舅所說：“家屬就是想看到證據，也好消除心中疑惑。”

再說回“倔強記者”提問事件。發布會現場主持人本不應依據媒體級別，對央媒給予特別關照。畢竟，所有記者的提問權利均應是“普惠”的，而不應是特別的授予與饋贈。

甚至，我們從回放視頻中可以看到，當第一輪提問機會出現時，即便《人民日報》記者舉手並不明顯，話筒也很“流暢”地遞到了他的手中。





人民日報記者輕鬆獲得提問機會

顯然，“懂事”的主持人展示了超強的控場能力，絕不容許出現哪怕是一滴茶水潑灑主席台的紕漏。當台上領導“依序”回答了7個問題後，即便麵對多位記者舉手提問的訴求，主持人也以“時間關係”為由，潦草收官。

但，麵對這一舉國關切的焦點事件，誰會覺得“時間”是個問題呢？

50分鍾發布會內容難道就能消除所有疑問嗎？還是說，台上官員的回答內容隻夠支撐50分鍾時長，根本打不了加時賽，於是隻能準點結束？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欣慰地看到，這兩位“倔強記者”並沒有洞悉——或者說是並不準備領會這層“會議意圖”。從始至終，他們始終篤信新聞發布會的“明規則”，而不願去配合演戲，遵從所謂“潛規則”。

其實，我們從直播畫麵中還可以看到，不隻是這兩位記者，多位同行發布會全程也在拚命舉手，奮力打撈著近乎不可能獲得的提問機會。

這些記者無疑是令人尊重的。他們“走心”，而非“走過場”。



這些筆直高舉右手的人，像高擎著一支光明的火炬。他們內心是有光的，生命是熱誠的。盡管一次次提問失敗，但依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們遵循了職業操守，伸張了行業權利，捍衛了記者尊嚴，展現了最後一絲驕傲的倔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