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畢業論文快寫完的時候，丸山遭遇了一個男性單日工的跟蹤騷擾。她一方麵害怕被襲擊，在恐懼中瑟瑟發抖，另一方麵又想到“生活在那裏的女性們肯定也有類似的遭遇”。雖然發放免費食物時有時能看到女性，但街頭卻幾乎看不到她們的身影。在清一色都是男性的地方，她們過著怎樣的生活？丸山很想跟她們麵對麵聊聊，聽聽她們的故事。

難覓身影的女性街友

社會學和社會福利學等領域對街頭露宿者的已有研究成果都是以男性為對象的，女性成了“隱形人”。既然如此，丸山就決定以“寄場”和街友為切入點，對性別問題進行一番考察。

曾一度引起全球網友熱論的日本年輕女街友Meru：

為了展開調查，丸山去東京山穀的福利設施工作，同時在大阪參加支援活動，頻繁往來於東京和大阪之間。“最開始的1年左右，我是懷著內疚感的，覺得自己把女性街友當成了完成調查的工具，所以沒法對她們說『我要寫篇論文，想採訪你們一下』。”不過，丸山最終下定決心說出真相後，對方竟欣然接受，從那之後，她逐漸開始花時間跟露宿街頭的女性對話，聽她們講述自己的故事。

街友在公園裏用苫布搭起帳篷，丸山也經常去那裏。“我當時常去的東京都內的公園裏，大概有250個人在那裏生活。其中有10人左右是女性。”丸山與其中4個人建立了友誼，跟一位名叫玉子的女士在帳篷裏共度了1週。玉子當時36歲，在露宿公園的女性中是最年輕的，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已經與丈夫二人連續過了1年半左右的露宿生活。“帳篷大概相當於4疊榻榻米（約6.5m2）大小。我們每天一起去免費食物發放點排隊，去超市買蔬菜，用卡式爐煮飯。”

露宿生活往往伴隨著被騷擾和施暴的風險。有的女性會遭受人數佔絕對優勢的男性露宿者的暴力或性騷擾。不僅玉子，對所有女性露宿者而言，和男性共同生活，也是一種保護自己人身安全的生活策略。也有單身女性據說隻在夜間與特定的男性露宿者同床共枕。

從2002年到2008年，丸山一共採訪了33名女性。她們的平均年齡是59歲，多數有過婚姻經曆。淪落為街友，往往是因為丈夫失業、未婚或因喪偶而回歸單身後失業、遭遇丈夫或兒子的家庭暴力後離家出走等原因。許多人從事過低薪工作，如臨時的清潔工、性工作、資源回收等。此外，她們也不是一直露宿街頭，也有人會去投靠專門收留女性的設施或朋友家，求得容身之所。

政府將“街友”（Homeless）定義為“沒有緣由地將城市公園、河川、道路、車站以及其他設施當作起居場所生活的人”。2003年厚生勞動省首次實施的全國調查（目視調查）顯示，街友有2萬5296人，其中女性僅佔3%左右。

不過，如果將“街友”的定義擴大為“處於無家可歸狀態的人”，那麽女性數量應該會更多一些。丸山將“街友”和“露宿者”加以區別，前者包括了臨時寄身於福利設施等處生活的情況，後者則僅指在街頭生活的人。

被遺忘在街頭的群體

露宿者的總人數逐漸轉跌，到2012年時降為9576人，與第1次調查相比減少了約6成。這背後有政府露宿者支援政策推廣的原因。

2002年，國家出台了最早的露宿者政策《街友自立支援等相關的特別措施法》（街友自立支援法），規定應給露宿者提供僱用機會、職業培訓、住宿場所等。最初隻是為期10年的暫行法，但2012年延長了5年，2017年又延長了10年。2015年，《生活窮困者自立支援法》實施。這部法律是對既往支援政策的擴充，將有陷入露宿生活風險的人群也納入了救助範圍。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即便是勞動適齡人口，也比以往容易申請到“生活保護”。“我開始調查那一陣子，僅因居無定所，申請人就會被福祉事務所趕回去。最近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開始認識到這類做法不可取，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陷入露宿生活境地之前申領生活保護之類的援助方式，或者即便是露宿街頭，也會在短時間內脫離困境。”

另一方麵，由於某些原因而繼續過露宿生活的人，隨著年齡的成長，將麵臨更糟糕的狀況。

“近年來，在公園和河岸地搭帳篷越來越難，因此沒有帳篷的露宿者的比例越來越高。跟能夠搭帳篷的時代相比，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我自己體驗過1周的帳篷生活，當時有卡式爐可以煮飯，還有放行李的地方，算是很難得的了。生理用品之類的生活必需品都是義工幫助採購的。現在這種形式的露宿生活已經不太可能了。”

女性群體有一個特徵尤其明顯，這就是沒有帳篷和簡易小屋之類固定住處者以及睡在車站者的佔比增加（2016年厚生勞動省調查）。丸山指出，從中確實可以看出她們生活艱難，為了尋找稍微安全些的棲身之所而疲於奔波。

“對於現在被遺忘在街頭的人們，我們需要探索不同於以往的方法去提供支援。”

家庭中的隱性貧困

“我結束調查後的這十多年來，最大的變化就是露宿者人數整體大幅減少，但另一方麵女性的貧困問題開始受到社會關注。單親家庭、被迫淪落到色情行業的年輕女性以及老年單身女性的貧困已成為社會問題。”

其中，丸山現在致力於研究的就是因男性是戶主而被掩蓋的家庭內女性貧困問題。

“有個問題與女性露宿者少這一現象互為表裏。有的女性即便受困於家庭暴力，也因為是非正式員工、零工者或全職主婦等原因而在經濟上無法獨立，所以不得不委身於家中。如果以家庭為單位來界定貧困，那麽隻要丈夫有收入，也有自住房棲身的話，在這個時間點上，從統計學角度來說就不會被視為貧困。可一旦離開家，妻子就會立刻陷入貧困。”

“有調查結果顯示，在日本，大約有7成家庭由女性掌管家庭財政，遠遠高於歐洲，但是有研究結果表明，愈是負責管理家庭開支的人，愈傾向於不在自己身上花錢。個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自由調取家裏的經濟資源，我們需要通過指標來反映這方麵的情況。”

最適合的支援措施無法到位

厚生勞動省在疫情中的2021年1月對露宿者進行了調查，已證實全國範圍內共有露宿者3824人，其中女性97人，佔5.2%。

“如果把在網咖和速食店過夜的人都算在內，那麽女性佔比肯定是遠超5.2%的。援助現場的工作人員也表示，這半年來在免費食物發放點排隊的人群裏，女性有所增加。單身女性的話，有失業即淪為『隱性街友』的風險。”

非正式僱用和僱用關係終止的情況一直在持續，女性的失業時間也呈現出長期化的傾向。最適合的支援措施能否充分涵蓋就成了問題。

“如果將社會保障製度分為社會保險和社會扶助來考慮的話，社會保險的前提是有一定程度的工作收入或者丈夫是上班族，所以對女性是不利的。因為在僱用非正式化的同時，未婚化傾向也在加劇。雖然不得不依賴於扶助，但對很多女性來說，申請生活保護還是一件羞恥的事，她們對領取生活保護是有抵觸心理的。除了生活保護之外，女性還可享受『婦女保護事業』和母子福利，比男性有更多的福利措施可供選擇，但執行卻很大程度依賴於地方政府和具體辦事員的個人判斷，所以有些人沒法獲得最適合的支援。”

製度本身也存在著很大問題。現行婦女保護製度的根據法是1956年製定的《賣春防止法》。該法的製定本來是為了懲戒女性並令其改過自新，經過擴大解釋，也適用於保護生活貧困、遭受家庭暴力等麵臨各種困難的女性。不過，這部法律遭到愈來愈強烈的批判，被認為缺乏保護女性人權的視角，無法滿足對女性多樣化、複雜化的援助需求，現在超黨派議員聯盟正在推動新的《女性支援法》的製定。丸山指出，即便新法出台，也需要從根本上重新審視現有的支援體製，如政府與民間的合作關係，以及如何加強新法與基於生活保護和兒童福祉法等其他法律製定的支援措施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否則是無法實現全麵性支援的。

“我認為，今後女性的貧困和流浪問題會進一步加劇，現在能做的首先充分運用生活保護政策。另外，是不是還應該考慮建立低收入者也能享受的租房津貼機製呢？”

“也希望婚姻存續期內家庭內部的『隱性貧困』以後能變得視覺化。我認為，想逃離家庭卻無法逃離的女性群體所麵臨的生存困難，與單親家庭和單身女性群體的貧困是一體同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