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一個周日，淩晨一點多，正在送貨的韓國快遞員李成旭（Lee Seong-Wook）收到一條來自同事的短信。

起初他並沒太在意，畢竟對於快遞員而言，這個點仍在工作是家常便飯，比如他的同事林光洙（Im Gwang-Soo）——兩個孩子的父親，每周工作總會超90小時。但這條短信正是有關林光洙——他在早晨的送貨工作中突發腦溢血陷入昏迷，醫生表示其存活幾率隻有5%。

除了悲傷，李成旭還有些許恐慌，他清楚地知道，這一切同樣可能發生在他身上。與林光洙一樣，李成旭也40多歲，與兩個年幼的孩子分居，在首都首爾當快遞員，每周工作六天，異常辛苦。

“（發生這一切）並不是因為他（林光洙）身體不好，”李成旭告訴美國ABC新聞，“六個月來，我們過著同樣的生活。就在前幾天，他還拍著我的肩膀說，‘這很艱難，不是嗎？來吧，我們可以做到’，但他先倒下了。”

在新冠疫情爆發以前，韓國的快遞員們已經處於過勞邊緣。而隨著疫情的加劇，人們持續居家，網上購物的激增已經把快遞員逼到了崩潰的邊緣。韓國快遞工會表示，自疫情爆發以來，已有21名快遞員因過度勞累而死亡。

“機器人”

長期以來，韓國的工作時長都在發達國家中位列第一。在短短幾代人的時間裏，這個國家的勤勞文化將一個飽受戰爭摧殘的殖民地變成了世界第10大經濟體。

和日本相同，這裏甚至誕生了一個專有用語“Kwarosa”（意為突然死亡，即指代“過勞死”），來描述人們為工作作出的犧牲。其中，快遞員正是工作最苦、受保護最少的勞工群體之一。

《紐約時報》報道，2015年至2019年，韓國平均每年隻有一到四名快遞員死亡。2018年，雖然文在寅總統將每周最長工作時間從68小時削減到52小時，以確保“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和“休息的權利”，快遞員卻被排除在了協議之外。

與之相對的，是韓國日漸發達的物流產業。韓國人戲稱他們的國家為“送貨國”（delivery minjok），有時不需要任何費用，就可以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內將飯菜送到營地、公園或家裏，且訂單起步價隻有8美元。

龐大的市場需求，讓韓國電商公司Coupang迅速崛起，在短短幾年內就上升為“韓國的亞馬遜”，利用龐大的倉庫網絡、37000名工人、司機車隊和一套人工智能驅動的工具，在韓國擁擠的電子商務市場占據了主導地位。為了滿足用戶需求，Coupang在快遞服務上一直在不斷跟進：2019年，Coupang強化了其隔夜快遞服務，為前一天晚上的訂單提供早上7點的交付保證。據一名工人說，在大邱倉庫的夜班中，每名工人的隔夜送達的包裹數量從以前3個增加到7個。

良好的聲譽繼續為Coupang贏得市場，據《南華早報》報道，在韓國，幾乎一半的人都下載了Coupang的app，其“火箭送貨”服務（Rocket Delivery）——該公司聲稱99.3%的訂單在24小時內送達——為它贏得了“甚至超過亞馬遜”的聲譽。

“火箭送貨”的特色在於用AI算法來提升送貨時間的精準性：從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將包裹堆放在送貨卡車上，到精確的送貨路線和順序。在倉庫裏，AI預測采購情況，並計算出出庫包裹的運輸期限。這使Coupang麵對數百萬包裹時也能夠承諾在一天之內交貨，無論是60美分的口罩還是9000美元的相機。

然而，這份精準卻是以快遞員、倉庫工的犧牲為代價的。與亞馬遜一樣，Coupang使用“每小時單位”（即UPH）的指標來實時衡量工人的生產力，讓其倉庫中保持較快的工作節奏。雖然官方規定工人每上八小時的班就有一小時的休息時間——這是法律規定的最低休息時間——但一位已離職的快遞員表示，大多數人都會在休息時間繼續工作以保持進度。

一名前Coupang快遞員吳剛（Go Geon）告訴《南華早報》，當他們在倉庫分揀工作時，唯一的優先事項就是滿足“火箭送貨”的最後交付期限，在那裏，“我們隻是機器人”。去年5月，吳在為滿足最後期限而奔跑時撕裂了左腿筋，不得不請病假。可沒過多久，他就被Coupang解雇了。

雖然現在Coupang在電子申明中已明確表示不會再跟蹤其倉庫中的快遞員的UPH。但一位現任工人表示，一些倉庫經理仍在公開地以這種方式監測工作率，“他們現在很少使用‘UPH'這個詞了，但仍會責備你太慢。”

除了辛苦的分揀工作，快遞員們的薪水也並不樂觀。Coupang的快遞員金德延（Kim Duk-yeon）表示，他幾乎每天早上6點30分左右到達倉庫，在正式配送前，他可能要進行四到五個小時的分類和包裝。填充卡車就像一個巨大的拚圖，任何包裹都不能落下。而每個包裹的工資約為800韓元（約合4.3元人民幣），一般每天送約350個包裹。且大多數快遞員還必須支付將包裹帶到倉庫的工人工資，如果交貨延遲或丟失，他們還必須支付罰金。

此外，絕大多數快遞員都非快遞公司正式員工，高麗大學社會學教授安德魯·恩吉·金(Andrew Eungi Kim)表示，“幾乎所有的快遞員都是個體，每送貨一次他們都能得到一次錢。而如果他們在工作中死亡，快遞公司也不會負責。”

“Coupang殺了我兒子”

27歲的Coupang快遞員張德俊（Jang Deok-joon）就是在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後死亡的。

2020年10月12日清晨，張德俊上完夜班後回到家洗澡，超過一個半小時沒從浴室出來。後來，父親發現他在浴缸裏失去了知覺，送醫後被診斷為心髒病發作死亡。此前，他在大邱市的快遞倉庫工作了一年多，主要負責搬運商品。他曾告訴母親，快遞員們被當做“可有可無的物品”。

還有不少人同樣經曆著Coupang的算法創新所帶來的影響：令人沮喪的工作節奏，對超快交貨時間的期望。有人說，在工作中連上廁所都很困難。

張德俊的過勞死讓父親悲憤不已：“我們愛這個孩子。當他說這是如此艱苦的工作時，我們告訴他可以別幹了，但他說，他對自己的未來有計劃。（死亡這件事）要怪就怪我沒有勸阻他不要這麽辛苦地工作和剝削自己。”

隨著新冠疫情的爆發，居家生活助長了人們對送貨服務的需求，也讓快遞員們本就艱難的工作環境與待遇進一步惡化。

Coupang去年的報告顯示，在疫情爆發之初，訂單數量就破了紀錄：2020年1月下旬的一天，Coupang收到了330萬份次日送達的訂單。於是，Coupang也達成了在一天內將170萬件購買的東西送到的記錄。

新加坡《海峽時報》報道，受疫情影響，更多的人開始進行網上購物，2020年韓國大約送出33.7億個包裹，和上一年相比增長21%。同時，快遞員的每日工作時長為12至14小時，每天送貨超600次，比疫情之前的10個小時還要多。

而當張德俊的家人找Coupang公司討說法時，後者堅持認為張德俊的死與工作無關。張德俊的父母也不願退讓，他們乘坐一輛印有“Coupang殺了我的兒子”口號的送貨卡車走遍全國，還將這份悲痛帶到了韓國國會。張德俊的父親甚至一度跪地懇求議員們看看他兒子的死亡情況：“死的是我的兒子，我將讓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我要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最後，張德俊被裁定為過勞死，文在寅總統也開始呼籲徹底改革快遞員工的工作條件。

事實上，從2019年到2020年，coupang快遞員及其倉庫的工傷疾病幾乎翻了一番，達到982起。2020年4月，Coupang公司就曾宣布，麵對疫情下工作量的增加，公司將通過向工人提供定期健康檢查和遠程健康谘詢服務來提高送貨工人的安全保障。然而，在張德俊案件後，又有三名快遞員死於過勞，但未能被認定為工傷。

這些死亡事件都沒能對Coupang造成太大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絕大多數快遞員都是臨時工。據《南華早報》介紹，大多數人是在前一天晚上通過一個名為Coupunch的應用程序雇用的，或者是臨時合同，通常持續幾個月。也就是說，工人們簽署的大多數合同是與作為中間商的獨立代理商簽訂的，而不是與公司本身簽訂的，這使他們不受勞動法的保護。

對於那些提出異議、報告工傷或未達到生產力要求的人，Coupang拒絕延期合同。該公司表示，它“在每個方麵都遵守《勞動標準法》，包括雇用和解雇”，而且“合同工的續約率超過90%”。然而據前快遞員全宇嶽（Jeon Woo-oak）透露，“他們在雇用你時就說得很清楚，如果你造成任何形式的問題，你就不會得到合同延期。”

這樣一來，快遞員們的生存環境依舊惡劣。

“照這個速度，我也會累死”

李成旭已經快半年沒有見過女兒了，他每天的工作強度接近16個小時。

早上七點，他要前往倉庫，進行包裹分類，並將其裝入自己的貨車。迅速而準確地將包裹分類的壓力很大，如果出錯，意味著在已經很長時間的輪班中要痛苦地加倍工作。這像是一個巨大的俄羅斯方塊遊戲——他要搬運200多個包裹，且最後一個要送的包裹要最先裝車。

受疫情影響，快遞員們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李成旭不得不花比以往更多的時間來整理大量的包裹，這極大地推遲了開始送貨的時間，他的許多同事都是直到午夜才完成全部配送。有時候，倉庫傳送帶還會出問題，李成旭有過下午兩點才開始進行第一次配送的經曆。

“我花了七個小時，七個小時！終於到了第一個收貨地址。”

此外，送貨過程也因為疫情變得更加艱難。因為擔心感染，許多公寓居民不願意讓快遞員坐電梯，被迫爬樓梯送貨已經是家常便飯，有時候由於房主不在家，快遞員們為了將包裹放院子還需要翻牆，經常因此傷到腳踝，甚至被鄰居誤認為是竊賊。

首爾天色漸晚，李成旭的貨車裏的箱子幾乎沒有減少，這可能會使他失去一天的大筆收入。

在工作了14個小時後，李成旭在晚上9點前收到了Coupang要求完成當日送貨任務的通知，因為幾分鍾後，公司的運算係統即將關閉，將無法繼續記錄當天送達的包裹。然而他手上還有66個包裹。

“現在怎麽辦？這些包裹還包括食品。難道我不送這些東西就回家？公司隻是發出這個消息來掩飾（他們沒有逼迫員工過勞）。但在實際的工作量下，司機們隻能通宵達旦地送貨。”李成旭無奈地感慨，然後繼續工作，可在晚上9點後送出的任何箱子都必須在次日標明“已送達”。對於新鮮食品，他還要將支付逾期費。

“滯納金就是物品的價格。如果這個食品是5萬韓元，我們將被罰款5萬韓元。”對他而言，這件他隻能賺800韓元的包裹，卻能帶來5萬韓元的罰款。

晚上10點45分，李成旭終於收工了。16小時的工作後，他賺了大約21萬韓元（約1148元人民幣），但這並不包括他需要支付的稅款、汽油和電話費，以及延遲交貨的罰款。

他明天依舊會早起，並重複這一切，“照這個速度，我也會累死。”

“我們想活下去”

嚴重過勞的工作和過勞死案例，讓陷入絕望的快遞員們決心反抗。

6月9日，韓國全國快遞工會的2000多名成員在首爾綜合物流中心舉行總罷工決議大會，要求改變快遞員的過勞工作環境。

7月，快遞員們在首爾市中心集會，繼續進行為期8天的罷工，以抗議過度工作造成的死亡。他們在曠工的日子裏沒有得到任何收入，而且根據韓國的新冠衛生條例，他們還有可能被逮捕。

“我們快死了，這就是我們聚集在這裏的原因。”參加罷工的快遞員許元宰（Huh Wonjea）告訴ABC，“我們想活下去，但他們從來不聽我們的聲音。”

事實上，早在今年1月，韓國各大物流公司就與工會達成協議，表示將雇用更多工人幫助分揀包裹，以減輕快遞員的壓力。他們還承諾減少工作時間，並在晚上9點後停止送貨。該協議原定於6月生效。但受疫情影響，談判一度延期，協議生效時間也已被推遲到2022年1月。直到現在，公司也沒能完全遵守承諾。快遞員們仍在倉庫“免費”分揀包裹，而物流公司則得到了“幾十年來才能獲得的巨大利益”。

許元宰擔心他的同事們在協議生效之前可能會死掉，特別是還要麵對疫情帶來的壓力。“這是不對的。他們聲稱，政府成功抗擊了新冠，這可能是真的，但我們才是為支持這個社會係統而犧牲的人。"

物流公司的改革雖然未見起色，但整個韓國社會已經對快遞員過勞死有所關注。在首爾一些公寓的窗戶上，寫著“親愛的送貨員，遲到沒關係”的紙條正在出現。43歲的快遞員申福善（Shin Bok-sun）告訴BBC，在她的公寓裏，人們已經開始用熱咖啡和一些早餐迎接快遞員。此外，“遲到沒關係親愛的送貨員”“我們要阻止送貨員死亡”的標簽已經在社交媒體上流行起來。

李成旭則在為徹底改變韓國致命的工作文化而奮鬥。他是快遞工會的分管領導，一直在努力組織抗議活動，以幫助他的同事林光洙——他已經昏迷了兩個月，在最近的一次手術後，醫生將生存幾率提高到了20%。

最近，李成旭代表其他同事慰問了林光洙的妻子，當得知她不忍心告訴孩子們父親發生了什麽的時候，李成旭堅定了要改善快遞員待遇的想法，“這是為了我們的兒女，為了未來不再有傷亡。我們希望有晚上的休息時間，想成為顧家的好男人。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要進行鬥爭。但到目前為止，效果並不理想，因為我們的對手是大公司。”

目前，李成旭將林光洙的卡車停放在自己家裏，以避免停在別處引來的罰單和投訴。

“我把它帶到我家，因為我這裏還有一些空間。”他說，“如果他醒來，他可以再次駕駛他的卡車，我們在等待一個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