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剛堂的後腦勺隱藏著一處傷疤，大約5厘米長，是他在騎行尋子的路上留下的。新京報記者 戚厚磊 攝
郭剛堂的後腦勺隱藏著一處傷疤，大約5厘米長，是一道縫合的傷疤。時間久遠，這處傷疤被一頭倒豎的短發埋在底下，頭發依然茂盛，上麵灑滿銀霜。即便湊近，也很難察覺。
這是他在騎行尋子的路上留下的。
騎行的路上，受過的傷數不勝數。郭剛堂從不主動提起，即便到了現在也是如此。
作為電影《失孤》的原型，兩個月前，郭剛堂曆經24年，終於找到被拐走的孩子郭振，認親儀式上，父子抱頭痛哭。
“1997年的9月21日，小郭振就是在這裏被拐走的。今年9月21日，就是孩子被拐的第24年。”
9月13日傍晚，在山東聊城李太屯小區附近的一條路上，郭剛堂指點著當年兒子被拐的地方。
如今，這裏高樓林立，鐵門攔住了通往目的地的路。
聽說今年的中秋節正是9月21日，一直大步向前的郭剛堂遲疑了一下。他放緩腳步直至停下，回過頭來再次確認，“哦?今年的9月21是中秋節?”
"那今年肯定不一樣了。”郭剛堂笑出了聲，他重新抬起腿，甩開手臂向前走。
9月13日傍晚，郭剛堂指認郭振曾經走丟的地方。新京報記者 戚厚磊 攝
“孩子找到了，以後就剩高興的事兒了”
對郭剛堂而言，找孩子這件事，更像是一種習慣。
直到現在，郭剛堂偶爾還會忘了，孩子已經找回來了。像是一種機械動作，他總是不由自主地在腦子裏對比照片，判斷哪個孩子更像郭振。聽到別人說一句恭喜，或者自己反應一陣子，才又想起，“哦，原來我的孩子找到了。”
在大家眼裏，郭剛堂總是難以掩飾那份喜悅。
與騎行尋子時的憔悴不同，郭剛堂現在看起來更年輕了。盡管頭發的顏色已經變淺，但現在他總是麵帶微笑，眉間的皺紋淡了，取而代之的是眼角處的魚尾紋，拖的很深。
早在今年7月以前，他就得知了找到孩子的消息。職能部門裏一位熟識的工作人員給他打來電話，讓他統計一些數字：“這些年幫助了多少孩子回歸家庭，這些年發現的疑似郭振的孩子有多少?”郭剛堂一聽這話，立刻詢問，“我的孩子在哪?”
他想，這難道不就相當於“獲獎感言”嗎?盡管對方沒有給出確定的回應，郭剛堂心裏基本確定，郭振找到了。過了幾天，他從公安局確認了。那一刻，他高興得好想立刻回到家中，將一切對妻子和盤托出。可是他知道，消息還在封鎖階段，後續工作仍在開展，還沒到宣布喜訊的時刻。
家裏沒人，郭剛堂一個人哭了一整天。邊哭，邊回想這24年的點點滴滴，腦子裏像過電影一樣，閃過那些摩托車飛馳而過的地方。他總在想，孩子一定會找到的。而這一天，他終於等到了。思緒萬千，直到太陽西沉，聽見鑰匙轉動門鎖的聲音，郭剛堂才起身，去洗了把臉。
自那天起，他獲得了“24年來最大的奢侈”——晚上睡覺可以關機了。他也開始停止散播尋找郭振的信息，麵對找上門來的線索，他一一核實後，上報給了公安部門——“不是郭振，但萬一是別人家走丟的孩子呢?”
9月11日，李太屯小區，郭剛堂展示他曾經插在摩托車上的尋人旗子。新京報 汪暢 攝
又過了幾天，他終於忍不住將消息告訴妻子。一個多小時內，妻子一會兒哭一會兒笑，躺在沙發上反複念叨“可找到了”。可又自責，覺得自己沒看管好孩子。不過無論如何，孩子找回來了，這就是一件高興的事，平複了心情，妻子張文革感歎，“孩子找到了，以後就剩高興的事兒了!”
那些天，郭剛堂一直在想，認親現場一定不能哭。“我以前也見過那麽多團圓的畫麵了，覺得不會哭的。”可沒想到，當郭振將那雙壯碩的胳膊朝他伸出，扳過他的肩膀，喊了一句“爸、媽”，眼淚還是止不住地淌在臉上。
好消息傳得很快，社區的工作人員都說，早就嚐到了郭剛堂托侄女兒去發的喜糖和花生。朋友們也在等著郭剛堂閑下來，去酒桌上“大醉一場”。
郭剛堂說，認親之後，他們夫婦常和郭振聊天。他坦言不像麵對日夜看著長大的孩子那樣直接，但聊天也沒有那麽小心翼翼，一切都在自然而然地發生。聊天內容大多是噓寒問暖，“天冷了，就提醒他添件衣服。”前段時間，河南暴雨，他拿出在各大平台直播所得的打賞，全部捐給了當地幾個馳援河南的救援隊。他給孩子發去消息，提醒他注意安全。孩子回複，“爸，我會注意的。”
郭振現在是一名老師，教師節當天，郭剛堂特意發朋友圈說，“老師，您們辛苦了，謹祝節日快樂!”他沒有單獨給郭振發消息，“朋友圈他肯定能看到，他看到就知道是什麽意思了。”
護家的想法
麵對前來采訪的記者，郭剛堂先要約法三章：不問郭振的事，不進家門，不采訪家人。
麵對提問，他反複提及“順其自然”，希望尊重每個人的意願。他實在擔心自己家人和養家人受到網絡輿論的傷害，三番五次請求大家別再發表關於孩子應該留在哪兒的意見。回避得多了，他有時也對記者憨憨一笑，“有時候覺得你們可憐，就是為了這個事來的，但是我不能說。”
後來發生的一切，讓郭剛堂更加篤定了護家的想法。《失孤》原型找到孩子的消息被媒體報道後，關注度一下子飆升。孩子決定在養父母處生活，而自己也不打算追究養家的責任，這樣的消息放出來後，很多評論讓他想不通，明明郭振是受害者，為什麽還有人對他橫加指責?
說到這裏，郭剛堂伸出右手，用力地拍在桌子上，“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我們想要的是什麽”，他眉頭微皺，脖子拉長，身子挺得筆直。旋即又恢複了平靜，一如以往。
泡在網上多年，郭剛堂知道輿論有多可怕。他反複提及“錯換人生28年”的新聞，感歎兩家人或許本不必鬧得這麽僵。類比到自己身上，他覺得自己的家事沒必要讓外人知道，他害怕外人的評論淹沒自己好不容易找回的親情。在郭剛堂的心中，隻要孩子能健康地回來，就是最大的幸運。
可媒體的約訪還是接踵而至，公安部也發來消息，希望他錄製一段視頻，講述團圓後的第一個中秋節，會怎樣度過。就連在小區公共座椅上排排坐的老奶奶們，看著攝影機隨郭剛堂走來走去，也自言自語，“也不知道他小孩哪天來這兒看看?”郭剛堂直言自己不想接受采訪，但又需要媒體，“後續的尋親工作還需要關注度。”
這段時間，他有時會想起曾經幫助過的家庭。以前有過不理解，為什麽孩子找到之後，雙方的聯係不再熱絡。如今他懂了，誰都希望回歸家庭，好好生活。而不打擾，就是外界對他們最大的善意。
於是，他用盡力氣幫每個家人躲避鏡頭。而自己，即便回到家，也依舊選擇不發聲。為了躲避“圍追堵截”的記者和隨時隨地直播的網紅們，他甚至一個多月沒去打籃球。
郭剛堂舉起一隻手來打比方，“這就像是用手握沙子，你抓得越緊，沙子漏得越快，手心裏可能都不剩多少。”他攤開手掌，張開手指，用另一隻手去指手掌上的各個紋路，“你不去抓，你選擇尊重，選擇順其自然，那些沙子反而就在你手上，這裏一點，那裏一點。”
“你還幫不幫著找孩子?”
9月13日，51歲的張立花鼓足勇氣找到了郭剛堂。
很多次，張立花都想來找他。她知道這位領著自己尋親的人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孩子，高興得不得了，想發消息道一聲喜，又怕自己再添一份打擾。
張立花更想問的是，郭剛堂是否還會繼續幫其他人尋親?他苦盡甘來了，她是否也能苦盡甘來?好幾次，腳步已經邁到郭剛堂家小區的門口，張立花又掉頭回去，“累了這麽多年，也該讓他歇歇。”
9月13日上午，天涯尋親協會辦公室，郭剛堂和張立花溝通尋親事宜。新京報 戚厚磊 攝
張立花的兒子在1994年走失。那年春天，她帶著兒子從雲南返回山東臨清。在火車上喝了一名乘客遞來的水後，張立花昏迷不醒。醒來發現自己被賣到一個山區農村，而兒子也就此不見。四年後，她輾轉在警方的幫助下回到家，但兒子仍然不知所終。
2012年，郭剛堂創辦了天涯尋親網，之後又依法登記注冊了聊城天涯尋親誌願者協會，擔任首任會長，配合相關部門收集、整理、比對尋親信息，用尋親路上的親身經驗，為離家出走、流浪乞討以及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等人員免費提供幫助。近些年來，郭剛堂還常在短視頻平台發布相關信息，偶爾也做尋人直播。既找自己的孩子，也找別人的親人。
曾經，有個尋親者對郭剛堂說，“我希望你找到，又不希望你找到。”他們都怕郭剛堂找到孩子之後，不管其他的尋親家庭。
得到肯定答複後，張立花咧著嘴巴笑，“我嘛都不怕，就怕你不管我，你管了我才有希望。”
如往常一樣，各種各樣的尋親信息仍在以電話、微信的方式送達郭剛堂。一夜過去，新的99+又傳至微信。很多個“99+”疊在一起，隨時把手機打開，消息欄的數字顯示的都是“...”。
為此，郭剛堂醒來就要處理這些信息。甚至早晨晨練時，他也要邊走邊不停地用語音和文字，輪換著回複消息。
9月11日早上6時許，郭剛堂出門晨練，在路途中回複尋親求助信息。新京報記者 戚厚磊 攝
妻子張文革提過，既然孩子都找到了，要不然就別幹了。老朋友付成也以為，這下郭剛堂總算可以徹底為家庭而活了。
可郭剛堂總說，“總覺得以前自己找孩子，別人也幫過你這麽多。別人都來找，也不可能不管。”
打開電腦，郭剛堂將近些年來的尋親資料整理拷貝。間隙，他轉過頭來“嗬嗬”地笑，“其實要不是丟了孩子，誰五十歲了還在做這事?”
敲門聲響，一對老夫妻又推門而入。他們說專程從河北邯鄲趕來。
“你是郭剛堂?”
“是的。”
“你可以幫忙找孩子?”
“是的。”
虧欠
9月13日，郭剛堂的小兒子病了，張文革外出幫人照看孩子，倆人說好了，那天孩子由郭剛堂照料。但郭剛堂在天涯尋親誌願者協會待了一上午，張文革打來電話，語氣不太好。
郭剛堂身邊有不少人無法理解。他們問，“你自己的孩子都找到了，為什麽還要堅持下去?難道不虧欠家庭嗎?”
郭剛堂自知對家庭虧欠。24年來，虧欠隻增不減。
80多萬的外債壓著，沒有經濟來源，妻子每天都去幫別人看孩子。日常開銷盡可能節省，家裏一周買一次菜，要去更便宜的近郊菜市場買。或者是妻子在傍晚出發，去附近買些便宜處理的菜。
時間也很少給到家庭。多年來為了尋親，郭剛堂總是奔波在外，家裏常由愛人照看，教育孩子的事基本是愛人在管。可是自孩子走丟後，她的神經衰弱始終未好，晚上總是睡不著。
總在替別人尋親，妻離子散的悲慘故事數不勝數，刺激得多了，倒像是一種麻醉。對著鏡頭，郭剛堂一遍遍地對媒體講述騎行的故事，郭剛堂總在想，自己尚且算有傾訴的出口。那始終在照看家庭的妻子呢?
自初中起，付成就是郭剛堂的好朋友，他見證了郭剛堂的虧欠是如何開始的。
從前的郭剛堂愛唱歌、會武術，體育又好，學校的文藝演出和運動會上，總少不了他的身影。每天放學，倆人結伴回家。泥土小徑上，郭剛堂踏著一輛自行車，付成坐在後座，倆人一路騎，一路唱。
成家之後，郭剛堂成了別人眼中敢闖敢拚的年輕人，靠著拖拉機運輸，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就掙到5萬元。
後來的騎行不再有歌，唯有一杆尋人之旗插在摩托車上。迷路、車禍，睡橋洞、住墳地、被人騙被人罵，10輛摩托車報廢在40萬公裏的路上。
沒錢，就把錢省著用。朋友“亮哥”回憶，前幾年，他陪著郭剛堂去外地參加一項公益活動。晚上，郭剛堂在一家澡堂開了間房，“亮哥”記得，當時一打開門，滿眼都是蚊子，在小房間裏烏泱泱地亂飛，“簡直能把人抬起來。”
家也始終是少了些“味道”。逢年過節吃團圓飯，都要擺上一副空碗筷。家裏也從未有過一張全家福，“總是少一個人”。為了尋親，郭剛堂不常在家，常常奔走的公安局，倒像是他的另一個“家”，每次他去，門衛都直接放行。
即便是在家短暫停留，郭剛堂也總是歎氣。電影《失孤》的導演彭三源回憶，她那時候看到這幅情景，就勸他，“你不要歎氣，你笑也要笑給(小)兒子看，畢竟(小)兒子是無辜的嘛，他們應該得到幸福的童年。”
家庭是一輛牛車，自己是拉車的“牛”
7月，彭三源和郭剛堂打了一小時的電話，電話裏郭剛堂總是笑，以前那一聲聲歎氣早已消失，彭三源感歎，“他的生命是在50多歲後，因為找到郭振而重生了，他的苦行到達了終點，他終於知道了終點站在哪兒。”
於是，生活裏“隻剩下高興的事了”，郭剛堂獲得了24年來“最大的自由”。
郭剛堂自己則有了很多心願，他曾告訴彭三源，希望見證郭振結婚生子，“幫兒子帶孫子。”
至於眼下，郭剛堂最希望拍一張全家福、吃一頓團圓飯。他也想學學怎麽做飯，為妻子張文革減輕負擔，雖然現在隻會切土豆，但他期待，或許再過一段時間，他也能燒得一桌子菜，讓家人嚐一嚐他的手藝。
最近，他更頻繁地往父母家跑，父子倆泡茶共飲。父親習慣喝濃茶，等他喝完一杯後，郭剛堂便撈出父親泡過的茶葉，接著泡茶喝，二人邊喝邊嘮。他覺得用這樣的方式，可以自然地延長父子嘮嗑的時長。
在他眼裏，家庭是一輛牛車，自己這頭“牛”，應該把這輛“車”拉著往前走。先還清外債，“再讓每個家庭成員生活水準都更好一點。”
尋親的事業還是會繼續，郭剛堂考慮著，過段時間是否要換個辦公地點或者把家搬到別處，“尋親協會的辦公室和家都在一個小區裏，這樣多少不太方便，無論對我們家庭，還是對社區工作人員。”
他也萌生了很多想法，為協會找一個接班人，或者尋求科技的幫助，以讓自己徹底回歸家庭，或者至少分擔一點肩上的重任，“說像牛、像駱駝，都是給我自己加油打氣，誰真的不會累啊。”
這些天，他也想著，怎樣把這些找孩子的經曆全部記錄下來。疫情期間，他曾提筆用第一人稱寫下三萬字。當經曆躍然紙上，從腦子裏的回憶變成了文字，反而成了一種刺激，眼淚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放了一段時間，換成第三人稱，再次寫到七八萬字，又寫不下去了，“好像還是過不去這道坎”。
24年的時間終究改變了太多事。最初，他隻是一個想要找回孩子的父親。最後，他成了大家的郭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