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了，郭剛堂對兒子郭新振的記憶始終停留在那一幕。

兩歲半的小郭振張開小胳膊邊跑邊喊：“爸爸抱，爸爸抱。”他停穩拖拉機，把兒子捧在懷裏，左邊親一下，右邊啄一下，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那種身為人父的滿足感，在1997年9月21日，被人販子無情地剝奪了。

與小郭振分別的日子裏，他騎著摩托車尋遍29個省份，將兒子兩歲半的照片放大後做成旗幟，插在摩托車後座的編製袋兩側。這些都被記錄在聊城市廣播電視總台於2010年拍攝的紀錄片《一個父親的救贖》中，郭剛堂一次次拉直旗幟，向路人解釋：“他的（養父母）窮點也好，富點也好，我也不想把他強要回來。”他態度謙卑，訴求僅僅是知道兒子過得好不好，生怕錯過每一個與兒子重逢的機會。



郭剛堂騎摩托車尋子。圖源 郭剛堂微博

2021年7月11日，這一天終於等來了。通過公安部“團圓”行動，郭剛堂找到了被拐24年的兒子。認親儀式現場，郭剛堂一手抱緊兒子，一手掩麵而泣，多年來心裏積壓的冰刀子在這一刻融化。妻子張文革再也壓抑不住情感，聲淚俱下：“寶貝，我的寶貝。”



7月11日，山東、河南兩地公安機關在山東省聊城市，為郭剛堂、郭新振一家人舉行了認親儀式，離散24年的家庭終獲團聚。公安部 圖

隔著屏幕，很多人的眼裏泛起淚光。多年來與郭剛堂一同尋子的唐蔚華也是如此，她反複回放郭剛堂認親現場的視頻，拍著手，一連說了幾遍“太好了”。她抿著嘴唇，目光透亮，衝著記者微笑，似乎試圖用喜悅掩蓋內心的酸澀，22年前，她唯一的兒子王磊被自營電器商行的員工路順東拐走，至今下落不明。

第一時間，她在微信上向郭剛堂發去祝福，她將他們共同走在尋子路上的合照做成抖音視頻，用醒目的紅字寫著：“郭剛堂的兒子已經找到”，“接力好運，希望下一個是王磊。”

等待

等待的過程是煎熬的、孤獨的、不容易被人理解的。

紀錄片《一個父親的救贖》拍攝於郭剛堂丟失兒子的第13個年頭。片子裏，郭剛堂身著汗衫，戴著頭盔，一遍一遍自揭傷疤，跟過路人講述兒子丟失的經曆。人群裏有人同情地望了望他，有人建議找政府幫助，也有人扯高了嗓子反問：“找了十幾年了，你還有必要（找）嗎？沒有必要了。”“我想你兒子看到你都認不出來。”他沉默地收回目光，卻沒有收回遞給旁人尋子資料的雙手。

作為丟失孩子的父親，太容易被問：“孩子找到了嗎？”“還找嗎？”最常聽到的建議是：“好好過日子”，“趁著年輕再生一個。”

為了安慰家裏老人，郭剛堂和妻子陸續又生了兩個兒子，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尋找大兒子郭新振。他形容尋子的過程，像和兒子間隔著一層白紙，一捅就透，可他始終找不到捅破這層紙的那個點。

為了尋子，郭剛堂放棄了開拖拉機運輸的穩定生活，一個人到陌生的地方尋找兒子。他一度經濟拮據，欠下外債。紀錄片中，他將村民們送來的路費記錄在本子上，1000、2000、5600、12000。憑借葫蘆烙畫的手藝，他攢下尋子的開銷，還完了村民的錢。

尋子的道路，郭剛堂騎摩托車駛過50餘萬公裏，這段道路上發生過百餘次交通事故，2019年，他在《豫見後來》節目中說：“我從家裏出去的那一天，我就把命運的命字寫到我的手心裏。”

唐蔚華回憶起十幾年前第一次去郭剛堂家，他送給自己兩個葫蘆，一大一小，寓意“福祿”。

這兩個葫蘆隨她多次搬家，都沒有遺失。得知郭剛堂找到小郭振的消息，她擦拭著葫蘆，祈禱下一個被找到的孩子是兒子王磊。

王磊四歲半時丟失，唐蔚華沒有再要過孩子。她曾被確診為卵巢巧克力囊腫，切除了一側卵巢，同時做了結紮。在她看來，如果再生一個孩子也並非沒有辦法，但她不願一個新生命的出現替代了她對王磊的愛。

記憶中，兒子懂禮貌又溫暖，每當她感到疲憊，王磊就從沙發爬到她背上，用兩隻小手勾住她的肩膀，說：“媽媽，你是我們家裏最最辛苦的人，我可喜歡你了。”憶起這段往事時，她出神地將兩隻手搭在自己的肩膀上，仿佛夠到了兒子的小手。

王磊丟失的頭兩年，她沒有躺下睡過覺，整夜倚靠著床頭，一躺下，胸口就一跳一跳，起伏不定，落下了心脈受損嚴重的毛病。坐在車上，看到路邊有孩子經過，誤認成王磊，她會突然衝下車抱起別人的孩子。唐蔚華的外婆對她說：“你沒有變成神經病，就算是好的。”

丈夫王傑在她幾近崩潰時，擔起尋子的重任。手機還是模擬信號的年代，他隻有爬到山頂才有一點點信號，但每天仍然打電話給妻子，告訴她今天發生了什麽，明天幹什麽。這些通話，支撐著唐蔚華在期待中度過一天又一天。

2012年，王傑罹患胰腺癌，經曆了一次開腹手術，兩次肝轉移微創手術，又查出神經轉移。唐蔚華開始扮演家裏那個堅強的角色，她安慰丈夫：“不怕。”和丈夫同年確診的病友，大多已不在世。她感念丈夫生命力的頑強，他們約定，兒子回來的那一天，見到的要是一個完整的家，有爸爸和媽媽。

等待孩子回家，需要漫長忍耐，唐蔚華家裏的老人如今隻剩王磊的外公和奶奶健在，其他老人都已抱憾離世。



唐蔚華和尋找兒子王磊的尋人啟事。澎湃新聞見習記者 劉昱秀 圖

同樣在尋子的母親蔣文俊為了不給家人留下遺憾，2019年春節，帶了一個尋親的孩子回到四川省達縣萬家鎮菜壩村的老家過年，告訴80多歲的父親：“孩子找到了。”

那並非她真正的孩子。1995年，蔣文俊7個月大的兒子陳進軍在北京火車站被人抱走。尋子的26年，她跑遍了50多個城市，隻能做臨時工。她不願父親再替她操心，哪怕是謊言，她也希望父親在世時，能等到一個圓滿的答案。

凝聚

在信息不發達的時代，尋子的家長宛如一個個分散的點，流離於茫茫人海。

但在人海中，他們又是那麽醒目。蔣文俊曾將兒子陳進軍的模擬畫像和信息做成紅色的旗幟，背在身上，停留在不同城市的大街小巷。



2017年底，蔣文俊在北京街頭尋找兒子。受訪者供圖

站在街心中央，她常常惘然而不知所措，下一秒朝哪個方向行走，都是未知。最令她遺憾的是，兒子從未拍過照片。丟失後，她和丈夫隻能一遍遍向旁人描述兒子7個多月大時的特征：“胖胖的，眼睛大大的，肛門是青色的。”

後來，在山東省公安廳首席模擬畫像專家林宇輝的幫助下，根據他們夫妻倆的麵部特征，蔣文俊才得到了一張兒子成年後的模擬畫像。

唐蔚華也不知道，在哪裏能找到兒子，她珍藏著90年代上海通往各地的火車時刻表，買票出發也像抓鬮一樣。



唐蔚華尋找兒子王磊的過程中積攢下來的車票。受訪者供圖

2008年11月1日，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和丈夫在杭州市武林廣場參加了“寶貝回家”尋子網等單位組織的一場尋親大會。她回憶，那天下著雨，有近千名尋子的家長聚集在那裏，媒體攝像機轉過來，家長都瘋了一般，爭相對準鏡頭展示自己孩子的信息。

她意識到，天底下不僅她一個家庭在承受這份苦難。那一天，她甚至有些忘記了自己“求助者”的身份，主動安撫情緒激動的家長，協助誌願者登記尋子家庭的信息。雨下大了，很多家長都淋濕了，她和丈夫邀請大家躲到自己車內避雨，“能擠多少人就擠多少人。”自那時起，她認同了自己“求助者”和“誌願者”的雙重身份。

因為那場尋親大會，她結識了同樣經受痛苦、卻又熱心助人的郭剛堂，還有來自西安的尋子媽媽李靜芝。像電影《親愛的》中的情節一樣，他們見麵時，也會開分享會，圍坐在一起，時而悲傷，時而振作，給予彼此鼓勵。唐蔚華每次見到李靜芝，不用說話，兩個人先抱在一起哭一會兒。通電話或見麵結束時，都會對彼此說一句：“好好的啊，我們必須得好好的啊。”

丟失孩子後的孤獨時光裏，唐蔚華形容他們互相“抱團取暖”。她常常憶起十幾年前的那個冬天，她和丈夫、李靜芝、“寶貝回家”的創始人張寶豔一同去到聊城，以誌願者的身份探望一個身患重症、生活在養父母家的孩子。那一次，一行人留宿在郭剛堂家，北方的冬夜異常寒冷，棉絮潮濕地貼在身上，他們並排睡在一張炕上，依偎著彼此。

尋找孩子的過程中，他們的情感可以毫無保留地暴露在彼此麵前，甚至，他們還商量過結伴買房養老。2020年5月18日，李靜芝和被拐32年的兒子嘉嘉團聚了，唐蔚華也像打了雞血一樣，激動地一個星期沒睡好覺。

慶祝李靜芝找到孩子聚餐現場的視頻裏，李靜芝、唐蔚華、郭剛堂三個人舉著果啤碰杯，唐蔚華對郭剛堂說：“不管是誰先回家，我們都要履行這個一起回家一起走（的約定）。”那天晚上，眾人散去，郭剛堂像一個孩子一樣在唐蔚華麵前哭泣，壓力和委屈毫無顧忌地釋放。他在祝福李靜芝的視頻裏說：“看到靜芝姐和嘉嘉相擁而泣的那一刻，我也特別渴望，郭振能早一天站在我的麵前。”

2021年7月11日，長大成人的小郭振站在了郭剛堂的麵前。兒子身體健康，讀了大學，現在在河南的一所學校教書，郭剛堂用手捂著臉，止不住流淚。

唐蔚華期待，等到王磊回家的那一天，可以帶著孩子和郭剛堂、李靜芝兩家人一起拍張全家福，這標誌著他們都完成了尋子的使命。

希望與失望

隨著網絡的普及，郭剛堂逐漸成了萬千尋子家長和找家孩子的“代言人”。

2012年，郭剛堂創辦了“天涯尋親網”，2014年創建了“天涯尋親誌願者協會”，幫助尋親家屬發布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走失的老人等信息。後來，他又開通了抖音直播，幫助自己和他人擴散尋子消息。

今年5月16日，蔣文俊特地從合肥趕到聊城，在郭剛堂的直播間裏發布了尋子信息。蔣文俊也於三年前開始在深圳“讓愛回家公益尋人網”做誌願者，幫助流浪者，聯係家人接他們回家。盡管沒有高流量的社交賬號，她幾乎每天都在朋友圈轉發他人尋親或求助的帖子。

作為誌願者的唐蔚華也是如此，她曾給很多家庭帶去了希望。僅在2021年3月到6月，在她的幫助下就有4個家庭認親成功。

7月14日，她向記者展示從早上5點到淩晨2點多的微信聊天記錄，一刻也不曾停歇。尋親的孩子和家長通常通過抖音私信她，她再將采集到的信息遞交給“寶貝回家”和公安機關的相關部門。采集盡可能詳細的信息和說服尋親孩子做DNA鑒定，常常需要費些周折。當天，她忙著處理紛至遝來的消息，以至於差點忘記給廣西省的警察發送兒子王磊的照片用於做AI比對。

在外人眼裏，唐蔚華永遠是陽光的、正能量的，她似乎無暇顧及自己的不適，用開朗的一麵示人。她鼓勵得到養父母善待的豪豪做DNA檢測，“每個人都有權利知道自己是誰。”她為受盡苦難、想要找家的小牙刷開直播唱歌，深夜長聊，她告訴他，“孩子不要怕，有我在。”

隻有她自己知道，希望和失望常常會同時到來。尋子之路上，唐蔚華曾遇見過轉機。2000年，在貴陽百花福利院，當年全國“打拐”第一案被解救的42名兒童中，有一個很像王磊的男孩。大年初二，她趕去貴陽，發現男孩的身高比王磊矮很多，心裏便有了答案。男孩卻抱著她的腳，說：“阿姨，你帶我回家吧。”她不知道該說些什麽，就在當地買了一個一次性照相機，給男孩拍了很多照片，她把身上僅剩的1500元全部用來買了吃的，雇兩輛車送去了福利院。

感到失望的時候，她喜歡一個人去海邊散心，“一了百了”的念頭不止一次在腦海中閃過。想到年邁的父親需要人照料，她又放棄了這個念頭。

蔣文俊也有過距離希望很近的時刻，2013年6月，“寶貝回家”的誌願者聯係她，福建的一個小夥子和她兒子的相貌、丟失時間都吻合，也知道自己是被抱養的。她聯係上對方，打了一千元過去，一部分是路費，一部分是幫對方還的欠款。認親的孩子僅帶著手機來到她的城市見麵，她像媽媽一樣買充電器、洗發水、牙刷，幫著找房子，墊付了第一個月的生活費。後來DNA的結果沒有匹配上，在她的意料之中。“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母親是有感應的。”

但她並不後悔支出這靠打零工攢下的7000多元，有結果可以等待，就意味著還有希望。



蔣文俊尋找兒子陳進軍的尋人啟事。受訪者供圖

永不放棄的愛

王佳是一名助人尋親的誌願者，據她觀察，大多數丟失孩子的家長都不會輕易放棄尋找，短則幾年，長則幾十年。

唐蔚華已經找了22年。她記得，在王磊小的時候，自己曾擔心自己和丈夫慢慢變老，如果有一天，孩子一事無成該怎麽辦？她把兒子送進中國福利會幼兒園就讀，那是90年代少有的雙語學校，學費一個月三千多元。然而，兒子隻念完了幼兒園小班，就被拐了。

如今，她依舊保留著五六十張兒子念幼兒園小班時畫的水墨畫，和兒子的出生證、胎發、收到的壓歲錢，甚至還有每次去醫院的掛號單和處方。

王磊四歲時，唐蔚華給他買了商業保險，直到去年，她還在繳納這份保險，已繳滿20年。兒子失蹤後，被列入失蹤人口檔案庫，即使唐蔚華已經搬入新家，但兒子的戶口沒辦法遷移。唐蔚華選擇把自己的戶口和兒子一起留在已拆遷的原住址，她不願意讓兒子一個人留在過去的“家”。她能記住王磊的二代身份證號碼，唐蔚華想的是，將來有一天王磊回家了，辦理身份證、戶口的事都提前準備好了。

她也曾思考過，四歲多的孩子是不是已經有了記憶？王磊會不會記得家的模樣，記得父母的名字？很快，她又否定了這種想法，她設身處地地為兒子著想，一個孩子突然被送到陌生的城市，前麵所有的經曆，在這裏沒有人知道，會被遺忘、被後麵的經曆所覆蓋。

作為誌願者，唐蔚華接觸過一個尋親的孩子，因為被人販子灌了迷幻藥，被拐後長達三四年總是尿床。她不敢想象，兒子可能經曆了怎樣的人生。



3月3日，唐蔚華在微博寫給兒子王磊的信。圖源 唐蔚華微博

郭剛堂尋子成功後，尊重兒子留在養父母身邊的選擇，並願意將兒子的養父母當成一門親戚相互走動，引發網絡熱議。他對媒體說，不願意再給兒子帶來第二次傷害。多年以前，他就在微博中寫了一封致被拐孩子養父母的信：“但我並不怨恨你們，您養他十幾年，他與你們已經有了感情……孩子還由你們養著，我們可以當一門親戚，行嗎？”



2015年11月，郭剛堂在微博上寫給兒子養父母的一封信。圖源 郭剛堂微博

唐蔚華非常理解郭剛堂的選擇，她也不想給尚未回家的王磊帶來壓力。她安慰自己，孩子長大了，也可能會去另外一個城市發展。知道他在哪裏，過得好不好，隻要孩子快樂，父母就能放心了。

她和李靜芝、“寶貝回家”的創始人張寶豔約定，等郭剛堂處理完家裏的事，就一起慶祝找到小郭振。22年過去，依舊走在尋子的路途上，她忍不住反問記者：“不用再等22年就能找到對吧？因為再過那麽久，我們都不一定還能走路。”

（應受訪者要求，王佳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