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六七點，他起床開始畫畫，40W的白熾燈為他照明，每畫一段時間，他會停下來抽根煙，為作品拍個照。午飯通常是一盒泡麵，吃過後拿上安全帽——無論是三十多度的伏天還是接近零度的冬天——都出門收廢品。這是他做了近18年的老本行。回家後，夜幕降臨，村莊逐漸陷入安靜，他繼續畫畫，抽煙，畫畫。有些時候，他會在色彩的包圍中忘記時間，他形容那種感覺是“腦子裏沒有任何亂七八糟的概念”，等他察覺出困意的時候，天亮了。
天亮了
收廢品從業者位光明坐在15平方米的家裏，覺得自己的境況比兩百年前的法國巴比鬆派繪畫大師米勒要好。米勒最為人所知的特點就是“窮”：27年間，他每天上午務農，下午在光線昏暗的屋子裏作畫，沒錢買顏料就用燒製的木炭條畫素描。老婆去世後，用五六幅油畫換幾塊薄薄的木板，拿張席子一包，就算葬禮了。
位光明呢，也窮。月租300塊的屋子，僅有的一扇小窗戶被他用紙殼封上了，哪怕外麵烈日當頭屋裏也是漆黑一片。屋子裏沒有一點精心打理的痕跡，床單上浮著一層油漬，衛生紙團滿地都是，那些回收來的電器要麽完全沒法用，要麽勉力支撐。冰箱太響，索性斷了電，所有鍋碗瓢盆都堆在裏麵。
但同為畫家，這“陋室”中的奢侈米勒可比不上。嶄新的奧克斯空調全天18度運作，上百支畫筆插在報廢的燒水壺裏，上光油、調色油、速幹油如一位小姐的化妝品，瓶瓶罐罐擺滿了一桌子，可以想見其中有大牌也有平替。進口的喬琴顏料75一支，倫勃朗則要一百多，還有更貴的老荷蘭，隻能靜靜地躺在手機購物車裏。幾十本畫冊堆在床的裏側，有的已經翻得散了架，伏爾加河畔的畫家列維坦、新古典主義畫家安格爾和德國素描大師門采爾都“長眠”於此。每當我詢問這些東西的價值，位光明就像一位剛把孩子送進美院的家長般感慨，“藝術啊，就是燒錢的。”
環顧四周，堆積如山的廢紙箱和等待晾幹的風景油畫混亂共生著。廢品，或者用一種更為不雅的說法，破爛兒，撐起了這個家：要使勁才能拉開抽屜的二手桌椅，破舊的台式電腦、電飯鍋，嗡嗡作響的冰箱。但真正賦予這間屋子色彩和活力的，是十幾種顏料亂舞的調色板，牆上曾虔誠記下的調色口訣“近山陽麵黃綠紅”，以及房梁上懸掛的十幾幅油畫，畫上有海浪撲打礁石，晚霞照亮天空。
位光明坐在出租屋內的二手桌前
這裏是浙江紹興東堰村。今年5月，記者們每天扛著攝像機拍來拍去，村民們才知道，那個以收廢品為生，同時每天悶頭畫油畫的男人火了。如今他被稱為“陋室畫家”。
畫家穿著一件三十多塊的灰色襯衫和一雙六十多塊的軍綠色膠鞋，驕傲地向我打開床頭的木頭櫃子，裏麵整齊地擺著數盒沒有拆封的顏料，花花綠綠，“價值好幾千呢”，他說。我發出困惑，“不能等用完了再買嗎？”
他愣了幾秒，不知道該怎麽解釋，臉上露出一副羞怯的表情，“人要是癡迷於一種藝術，有的時候就瘋了。”
村子裏的人不知道他有多“瘋”。在東堰村，位光明是個講普通話的外來者，無親無故，也鮮少和人來往。每天早上六七點，他起床開始畫畫，40W的白熾燈為他照明，每畫一段時間，他會停下來抽根煙，為作品拍個照。午飯通常是一盒泡麵，吃過後拿上安全帽——無論是三十多度的伏天還是接近零度的冬天——都出門收廢品。這是他做了近18年的老本行，有固定的客戶和買家，晚上他會在客戶的工廠裏吃飯。回家後，夜幕降臨，村莊逐漸陷入安靜，他繼續畫畫，抽煙，畫畫。有些時候，他會在色彩的包圍中忘記時間，他形容那種感覺是”腦子裏沒有任何亂七八糟的概念”，等他察覺出困意的時候，天亮了。
贖靈魂
每個遠來的媒體訪客都要跟著位光明去收一趟廢品。三輪車在三十多度的高溫中突突著出發，穿梭在紹興郊區的一片工業區中，後麵的廢品疊得老高。位光明戴的小小紅色安全帽是指向標，攝影師開著四輪汽車跟在後麵，“寶馬追三輪”，像黑色電影中的情節。三輪車沒轉向燈，一個猝不及防就轉彎消失，寶馬隻好加速、掉頭，直到紅色的安全帽再次出現在視野裏，大家才算鬆了一口氣。
位光明固定的客戶是一家塑料廠。“如今收廢品是服務行業”，位光明說，每天下午，他要將廠裏的垃圾進行分類，扔掉不可回收的垃圾，打掃幹淨衛生，有時甚至還幫忙通通馬桶。服務好了以上一切，他才獲得以單價1塊錢以下的成本收走幾百斤紙箱子和各種塑料廢品的資格，以及一頓晚餐。
賣廢品也有固定的合作方。無需導航，他再次啟程，一通七拐八拐後抵達廢品收購站（寶馬又跟丟數次）。那裏的流程已十分智能化，三輪車駛上一台巨大的稱，屏幕上顯示重量，接下來是體力活，反複幾十次卸下幾百斤的紙箱子，空車開回稱上，屏幕上再次出現一個數字，機器快速計算出廢品的重量和總金額，旁邊窗口的櫃員打錢，工作結束。
這就是位光明十幾年的生活，沒有創造性，沒有樂趣。在朋友圈裏，他曾經寫道，“工作就是拿自己的靈魂做典當，去換取一些散銀碎兩，然後又拿著這些散碎銀兩去把自己的靈魂贖回來。”
位光明騎著三輪車穿梭在紹興郊區
最初，“贖靈魂”不用花錢。微博上，他關注了很多油畫博主，閑暇時間裏會試著解構名畫的筆觸，各種資訊平台也會在熟悉他的口味後為他主動推送油畫相關的內容。他常把自己喜歡的畫保存下來，有時會發個朋友圈。2016年，塑料廠的人力兼財務問他，朋友圈的畫是你畫的嗎？出於虛榮，他回答，有的是，有的不是。人家又問，那能否給她畫兩幅？他答應了。
他有畫畫基礎，兒時就喜歡用宣紙描連環畫，描熟練後便開始臨摹，母親常罵他，課本沒發幾天就畫得亂七八糟。現在為了信守承諾，他打算自學油畫。
這個決定可以粗淺地理解為：他打算燒錢。要知道，一幅素描可能隻需要一根素描筆，一小塊水彩能調出一大碗顏料。而油畫，每拿筆點一下，都是錢。位光明在淘寶上買了教科書、顏料、油、畫筆和畫布——那時他還隻買得起十幾塊一支的國產顏料，七八塊的羊毛和豬毛畫筆（更好的是貂毛的）。自那開始，每月寄回家的錢少了幾千。
然後是獲得知識。為此，他需要想盡一切辦法。書本上有答案，標價三四百的畫冊，他隻買得起幾十塊的盜版，對著影印得模糊的畫作進行學習。一百塊錢回收來的電腦派上了用場，視頻網站上大量國外畫家的繪畫錄像供他學習。微信推送、微博分享，隻要跟油畫有關，他就像海綿一樣通通吸收進來。有次，他在百度裏搜，“綠色係的顏色怎麽調？”網絡顯示的最佳答案是一位網友在2009年給出的：綠色加熟赭，是暖綠色，加藍色是冷綠色。他小心而鄭重地把答案截圖保存下來。
盡管那可能是錯誤的知識。如今回憶起來，位光明覺得對他來說，油畫的第一道大關是色彩的和諧，也就是調色。起初，他把書本上的口訣當成聖經抄寫在牆上：
近山陽麵黃綠紅
陰麵褐紫黑少中
後來，他發現，口訣隻會告訴你用哪些顏色，例如紅+綠+白是一種赭紅色，但哪種顏色占多少比例，“就需要自己不斷去嚐試”。調色板才是他真正的老師。他用了兩三年才擺脫那些單一、明豔的色彩，開始追求需要多種顏料調和的“高級灰”。那些與周邊顏色具有豐富色彩關係的“高級灰”是油畫的魅力所在，但一不小心，畫就會顯髒。這個過程又花了他將近兩年。
位光明的調色板
大概3年前，他開始攻艱人像，至今仍無法完全掌握。他喜歡巴洛克畫派的魯本斯，“肌肉一條一條地表現出來”，或者廣州美院的教授郭潤文，“他畫的人物有一種古典感”。最近，他試著畫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畫出來一看像十五六歲的。她眼睛比較大，我眼睛給她畫小了一點。皮膚的顏色也沒處理好——小孩的皮膚是粉中帶有一點紅，這個紅有點上少了，顯得有點粉。”
他把完成的畫作掛在房梁上自我審視，最初是造型完全不對，然後是調色太鮮豔，沒有層次，要麽就是色彩不鮮明，太髒，總之怎麽都不滿意。每隔一段時間，他用剪刀剪碎畫作，拿到巷尾的垃圾桶燒掉，“隻有燒掉不好的，才能慢慢掌握訣竅，畫出更好的。”他在朋友圈裏寫道。
在去年7月向網絡上的陌生客戶賣出第一幅畫之前，位光明邊收廢品，邊獨自畫了4年油畫。沒有老師，沒有畫友，無人關注和點評。在位光明的朋友圈裏，可以窺見那幾年他的心路曆程。有時他畫了一幅特別滿意的畫，迫不及待地發到隻有幾十人的朋友圈（過些日子還是燒掉了）；有時他研究色彩到深夜，愁得薅自己的頭發，“半夜不睡覺，堅持畫畫，一定要堅持啊”；有段時間，他似乎對畫畫感到氣餒，工作太累，天太熱，朋友圈發得少了，大多發些名家的繪畫作品；沒多久他的熱情又回來，頭發越薅越少了，他開始一包接一包地抽煙，“為了夢想的東西，過度消耗自己的生命，到底值不值？”“我不該選擇學習繪畫，但現在後悔已經晚了。”
去年疫情期間，他被困在村子裏，兩三個月沒有收入。4月，工廠開工，但隻有一半的員工成功從老家返回，產能下降，可收的廢品也少了一半，他試圖接些散活，但沒有出入證無法隨意進出小區。他度過了入不敷出的半年，7月，Artand（一個藝術品交易平台）上有人給他發信息（他曾把自己的幾幅畫隨手掛了上去），現在，有人出價200塊錢買其中一幅，成交後，他想到，可以利用短視頻平台賣畫。他開始在平台上發布自己的畫作，很快訂單量上漲到每個月二十幾單，每幅畫價格兩三百元不等。
前來拜訪的人問位光明，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哪個重要？他回答，“我的觀點是同樣重要，沒有人想窮一輩子。有人說，搞繪畫的不死（畫）是不可能值錢的。給我氣的。我說你回家讀點書去，人家冷軍、陳丹青都活得好好的。”
繪畫是因為喜愛，當然也為了賺錢，他厭惡那些希望免費得到他畫作的人，同樣，為了防止有一天他的畫作無人問津，他沒有放棄收廢品。如果他一天不去塑料廠，廢品會迅速堆積，兩天不去，老板娘會打電話叫其他人來，三天不去，這份工作可能再也不會屬於他。他不讚同梵高的瘋狂，為了藝術放棄了一切。相比之下，米勒始終沒有放棄種地的精神倒是頗得他的欣賞。
找回身份
看到這，你也許會覺得這是一個人的熱愛最終獲得回響的故事，不是的，或者說不止於此，油畫幫一個自青年時代起就孤苦漂泊的靈魂找回了身份。
他長在甘肅玉門，在城裏上一所不錯的高中，同學們日常談論的話題是裏根和戈爾巴喬夫，他喜歡臨摹各種連環畫，也會用文言文寫文章，夢想是考上複旦中文係。15歲之前，他過著一種普通的人生，直到他被突然告知，自己不是父母親生的，而是幾個月大時過繼來的。養父母是他的姑父、姑媽，而他的親生父親幾年前就去世了。親生父母給他取的名字不是位光明，是周恩銘。身份證上的生日1972年也是假的，他也許出生於1974年，也許不是，不可考了。
第二年，養父退伍，全家遷回老家安徽，找不到單位接收的養父失去工作來源，產生了想把位光明送回原家庭的想法，但原家庭經濟困難，也無意接收他。他成了一個沒人要的孩子。
回到安徽農村，養父母對他冷言冷語，班上的同學不關心外麵的世界，還有人隨地吐痰，他再也不畫畫了。終於，1989年，他放棄高考，決定去上海打工。
位光明是誰？名字是假的沒關係，但精神的跌落讓他無法接受。初到上海，他找不到活幹睡馬路，被警察發現沒有暫住證，送進了收容所。老家來人把他接回安徽，他在磚廠裏幹了幾天，吃不了苦又想辭職，有人對他說，“你不要以為高中畢業你就牛起來了，在上海你這個學曆，掃馬路人家都不要你。”
這番話在之後的很多年裏一直是他的心病。位光明本該是大學生，畢業了去寫小說。他會買房子、娶老婆，總之有一番光明的未來。但他卻在鬆江的碼頭挑黃酒，一次兩壇，一壇50斤，稍不留神酒灑在海裏，一天的活就白幹了。他在東北的火車站卸煤車，晚上屋裏太冷要蓋三床被子，他在廣東的玩具廠裏給娃娃的眼睛上漆，讓自己的眼睛近視了兩百度。
位光明和他的作品
他把自己比作《平凡的世界》裏的孫少平，從不打牌，極少交際，打工一天工資十幾塊，拿去報刊亭買《雙城記》和《安娜·卡列尼娜》，鄙視看《故事會》的工友。他同情安娜，認為她不應該自殺，“大不了離婚唄，孩子不認她（也沒事），自己一個人換個城市不照樣過嗎？”
就這麽漂在九十年代的廣東，忍受打工帶來的皮肉和精神上的折磨，工廠老板常拖欠工資，身份證總丟，居無定所，沒有存款，從不給家裏寫信。他逐漸意識到，“打工隻會把你變成一個機器，沒有思想，就是一個生產機器。打工永無出頭之日。”
1997年，《泰塔尼克號》在中國上映，放映廳前張貼的海報上，一艘大船即將傾倒。位光明奢侈了一把，花三十多塊錢在一家陰暗的放映廳買了沙發座，觸目驚心的災難和動人的愛情都沒有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記住的是那張傑克給蘿絲畫的素描畫。
創業的靈感來了。他去平時經常光顧的廣州上下九步行街的新華書店買了畫紙和素描筆，開始在公園畫人像素描，二三十一張，一個地方沒活了就換一座城市，有收入就找個小旅館睡一段時間，沒收入就睡涼亭，也接一些給寺廟壁畫上色的散工，雖然生活依然窘迫，但至少是給自己打工的“自由職業者”了。
位光明的畫架
千禧年剛過，他結婚了，妻子是在公園看他畫素描的姑娘，沒有嫌棄他窮。登記結婚前，他給家裏去信，很快收到養父的回信，養母已去世一年了，親生母親也已不在，家裏裝了電話，以後有事可以來電。很快，妻子懷孕了，為了養家，他決定去紹興投奔兩個弟弟，找一份穩定的工作。繪畫、文學，丟失的身份，三十歲了，就此作罷吧。
最終選擇收廢品是因為時間靈活，可以隨時回家照顧懷孕的妻子，後來則是因為自由，與街頭素描一樣，這也是份沒有老板的“自由職業”。孩子出生後隨妻子姓，戶口落在妻子的老家湖北，位光明毫不在意，“不過是個名字而已”。2008年，妻子帶孩子回老家上小學，留下他獨自一人在紹興。
獨處時，一種情緒又席卷了他。晚上收廢品結束，他獨自在紹興的大街上沒有目的地行走，“東看看，西看看，像二傻子一樣”，仍不和人來往，“釋伽牟尼幾年不和人說話，不也挺好的嗎？”回家睡下後，他常做一些奇怪的夢，夢裏的他當上了大官，或者發財了，醒來後的位光明是誰？紹興一個收廢品的。
位光明在廢品回收站
他試圖在網絡世界裏尋找點價值，在番茄小說網上連載些誌怪小說，在微博上關注了一些繪畫博主。有一次，他回收了一台表麵劃痕無數的老式日本投影儀，花了一晚上時間百度查資料，“換了個色倫，換了個dmd，終於老樹開花，涅槃重生”，投影儀射出的光抵達兩米外的牆上，15平方米的小屋裏有了色彩。沒過幾天，機器罷工了，幾個月後，一台“新”的投影儀又被回收，他再鼓搗一番讓它重生。這樣的投影儀，位光明的屋子裏有四五個。
最終，是油畫和創造幫他找回了身份，因此位光明至今仍感謝工廠裏那位向他買畫的財務。隻有當繪畫的時候，他不再感到空虛，屋子裏逐漸擁有了更多的色彩，不是投影儀上轉瞬即逝的，而是能戰勝時間保存幾百年的，“有了藝術破屋子也有光芒嘛。”
“自由職業者”位光明在出租屋創作
皮囊之下，到底是什麽在定義我們?位光明今年49歲，或者47歲，生日不詳，姓位，也姓周，他以前給別人打工，後來收廢品，一生都熱愛繪畫，近幾年沉迷油畫，每畫一幅畫可以賺300塊錢。天南海北的人購買他的畫，幾十家媒體報道了他的事跡。每當小屋進入夜晚，他完全地把自己交付給油畫，他的內心出奇地安靜，創作結束，他倒頭就睡，再也不會做奇怪的夢了。
奇跡
在位光明常看的《西方學院派油畫教程》的前言裏，作者朱麗葉·阿裏斯蒂德寫道：人們如何設法在這個世界找到自己的道路？我一直認為人能夠出生、長大、離開家鄉、獲得可靠的生活，就是一個奇跡。
位光明的人生是一個奇跡。最近兩個月，他經曆了人生的高光時刻，繪畫的訂單積壓了一百多個，畫到年末也畫不完，顏料升級成進口的，寄給家裏的錢也多了。東堰村委會給他送來一箱水，供來訪者喝，鬥門街道和坡塘村分別為他成立了畫室，坡塘村還請他去給孩子們講講繪畫，杭州藝博會邀請他去參加畫展。他臉上也會偶爾浮現出那種突然成名者的飄飄然和不耐煩，某種程度上，他幾十年前夢想的名利降臨了。
離開紹興後，我找到一位在美國學習油畫的研究生，她從小跟隨專業的老師學習簡筆畫、書法、速寫，二年級時開始學習國畫，高中開始係統訓練，每年暑假跟著清華美院和央美的老師學習，本科學習設計，研究生學習油畫。當我提到位光明曾被調色折磨時，她卻覺得調色並不算太難。在她早年的學習中，老師告訴她最基礎的是觀察，當看到位光明平日繪畫主要是臨摹時，她說科班出身的人是反複在寫生中訓練，而在目前的研究生階段，她已開始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風格，如何利用繪畫表達自己的觀點。
與科班出身的人聊天讓我意識到，位光明獨自奔跑在另一條路上。我發給她幾幅位光明以300塊錢賣出去的臨摹作品，她形容那些畫“像照片一樣”，色彩簡單，畫得很薄，沒有畫家自己的表達。當我給她發去一幅位光明曾花一個月完成的自畫像時，她對其中成熟的技法和調色感到驚訝，不敢相信差距如此之大的畫作竟出自一人之手。
圖1是位光明曾花一個月完成的自畫像，圖2與圖3分別用了幾天時間臨摹，這些畫都被燒掉了。圖4-圖6每幅均用3小時左右時間完成，也是位光明賣得最好的風景畫。
我把疑問拋回給位光明，他說，300塊錢的畫作是要賺錢，而自畫像是創作。300塊的定價是基於他一天拚盡全力收廢品的收入，“普通人打工現在一個月也有七八千，一天就兩三百。”我告訴他可以多畫精品，也許一幅畫的價格可以賣到幾千，他回複，“沒有人出得起那麽高的價格，我要是要幾千，別人就說我飄了，要不就說是PS的，沒有幾千的話，就沒法接這種單子。”事實上，即使是300塊的畫作，他也常遭到砍價的行為，“在淘寶買個印刷品還用不了兩三百，你為什麽賣這麽貴？”他的回應是不做解釋，直接拉黑。
我請他再發幾幅他花功夫創作的畫，他發過來一些，都得到了專業人士的肯定，但遺憾的是，從沒有人告訴過他那些畫還不錯，那幅自畫像被人說像遺像，早已燒成了灰。
站在專業的角度，這位學院派的學生發出了她的困惑。如果一個人今天畫幾百塊錢的商業畫，明天用心鑽研出一幅還不錯的畫，這個人可以稱得上是畫家嗎？還是隻是一位畫匠、畫師？
這是位光明繪畫之路上真正的殘酷。他夢想著有一天可以不為錢而畫畫，心中也有一些原創的構想，例如畫麵的中間站著一個人，在他（她）的兩邊各有一個鏡子，一個裏麵是女人，一個鏡子裏麵是男孩，“有時候女人的內心想變成男人，男人的內心也想變成女人，就表現一種複雜的心理變化。”但事實是他首先要為生計發愁。幾年前妻子老家拆遷獲得一些拆遷款，加上他攢的十幾萬，在湖北縣城買了一套新房，但沒錢裝修，房子仍擱置著。他有四個兒子，都跟妻子姓，老大已經步入社會，從事汽修行業，剩下三個孩子上學需要錢，至於以後孩子們成家的花銷，位光明不敢細想。
收廢品路上的位光明
6月，由媒體牽線，位光明和他一直喜愛的廣州美術學院教授郭潤文連線了。視頻通話一開始，位光明晦暗的小屋出現在背景裏，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為環境差感到抱歉，郭潤文阻止了他，“環境差不要緊，畫畫得好就可以。”
短短幾分鍾的對話裏，大部分是郭潤文在鼓勵位光明。這位一幅畫作值上千萬的畫家語氣平靜地談起自己的青年時代，同樣是高中輟學，在工地上做泥瓦工時愛上了繪畫，“（那時）精神上的需求是非常苦悶的，是繪畫拯救了我，是我排解孤獨的重要方式。我們都對美有著充分的仰望，而且我們用繪畫把美表現出來，我們是在同一立場上理解美術。”
旁邊的記者請郭潤文為位光明提供些建議，他想了想，說，第一，繪畫是愉快的，第二，既然你已經把畫畫作為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指向，你就要堅持地畫下去。
位光明當然會堅持畫下去，繪畫已融進了他生活的肌理。在紹興的幾天裏，我總希望能完整地圍觀一次位光明作畫的全過程，但要麽是臨近午夜，他笑著勸阻，“論熬夜你可熬不過我”，要麽就是早上5點多，他已開始作畫。離開紹興後，早上醒來我打開手機，總能看到一個小時前，在大多數人仍耽於夢鄉的時候，他又完成了一幅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