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時候對公益辦學重新定位了。



昔日熱鬧的紅光古天樂學校如今已是人去樓空雜草叢生。本刊記者 溫如軍/攝

從2009年到2020年，以他名字命名的學校、教學樓、宿舍樓一共建了137處。捐建學校，似乎是古天樂的一個“執念”。

近日，有爆料稱香港影視明星古天樂和當地政府共同出資建成的“紅光古天樂小學”隻用了五六年就被荒廢了，目前校園內雜草叢生，設施破敗不堪，教學樓裏已然人去樓空。

這裏麵到底發生了什麽？愛心是否被濫用或錯付？公益項目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荒廢的明星小學

貴州遵義市蝦子鎮並不產蝦，而是盛產辣椒，是全國最大的辣椒專業批發市場，被譽為“中國辣都”。

紅光古天樂小學位於蝦子鎮蘭生村。據村民介紹，校名之所以有“紅光”二字，是因為以前這裏叫紅光村，後來幾個村子合並後改名蘭生村，麵積約35平方公裏，登記人口約8000人，是該鎮最大的自然村。

《中國慈善家》在現場看到，紅光古天樂小學主教學樓有兩層，旁邊有一座平房，作為學生食堂。這裏的設施確實如傳言中的那樣荒廢破敗，教室門口雜草叢生，學校的兩扇鐵門也是鏽跡斑斑，用一條鏈鎖鬆散地綁在一起。



紅光古天樂學校鏽跡斑斑的大門。本刊記者 溫如軍/攝

學校門口“碑記”上的信息顯示，紅光古天樂小學經遵義縣教育局、遵義市政府智力支邊辦與慈恩基金會聯係，由香港古天樂先生捐資18萬元港幣，遵義縣人民政府匹配資金63萬元人民幣建成，工程於2009年12月18日奠基，2010年6月18日竣工。

慈恩基金會官網提供的信息顯示，該小學竣工當月，就舉行了開學禮。

另據公開資料顯示，2016年，根據國務院的批複，貴州省撤銷遵義縣，“紅光古天樂小學”所在的蝦子鎮目前已劃歸遵義市新蒲新區管委會管轄。

蘭生村村委負責人向《中國慈善家》介紹，紅光古天樂學校在2010年建成時，該村還是省級貧困村（2017年“摘帽”），所以雖然學校是建好了，但師資條件完全跟不上。

在同一個村裏，另外還有一所公立學校——蘭生小學。這所小學已經有80年的曆史，目前在校學生近300人，校舍建築麵積為2860平方米，分為教學區與宿舍區，其中普通教室7間，辦公室2間，男、女生宿舍各4間。相對來說，這裏條件更優越，是蝦子鎮最好的村小。

2010年，紅光古天樂小學投入使用後，學生最多時達到131名，和當時的蘭生小學生源基本持平。但隨後這些年，村裏外出打工的人越來越多，一些孩子就跟著父母到了外地去上學，再加上師資力量跟不上，學校的教學水平受到質疑，生源就越來越少了，師資力量也進一步流失。到了2014年前後，該校隻剩下20多名學生。

於是，政府進行了資源整合，將紅光古天樂小學剩餘的學生和老師全部分流到了蘭生小學。

“學校裏隻有20多個學生，把專業老師全部配齊不太現實。即使花代價配備齊了，也是對資源的浪費。”遵義市新蒲新區宣傳部負責人告訴《中國慈善家》。

村民也支持這一舉措。“當時沒幾個學生了，都不夠一個班了，條件也沒有村小好，肯定都願意去那邊（蘭生小學）。”一位村民告訴《中國慈善家》。

這位村民進一步解釋說，到外麵打工的人，有條件的就會把孩子帶到身邊，就地上學，而條件不允許的就讓孩子留在家裏。蘭生小學有宿舍，學校配有宿管老師，周一到周五住校，隻有周末和祖父母一起過，這樣能最大程度減少在外打工父母的思想負擔。



樂山小學裏有一座以古天樂命名的教學樓。本刊記者 溫如軍/攝

紅光古天樂小學關閉至今已經有6年，一直就荒廢著，這一點也受到公眾詬病。對此，蘭生村村委會負責人對《中國慈善家》表示，兩校整合後，紅光古天樂小學的校舍一直有專人看管。政府也設想過多種重新利用的辦法，包括辦村民醫療點，或是將村黨支部搬到這裏，或者辦成老年活動中心等等，但後來因為財政原因始終沒有敲定。

“說來心酸，我們也一直在想辦法，不想讓它閑置，但沒錢。”村委負責人說，“怎麽樣利用才合理，也是在計劃中，肯定不會讓它閑置，一個國有資產，不去利用好它，我們也覺得可惜。”

“我們很感謝古天樂先生在那個特殊時期幫助我們，支持我們的教育事業。那些娃在那個學校讀了4年，變化太大了。”一位曾在蝦子鎮工作多年的官員接受《中國慈善家》采訪時表示，“現在如何去利用好它，把明星的慈善資源發揮好，讓它服務於鄉村振興是關鍵，鎮裏也在做相關工作。”

“我們已經和古天樂先生方麵進行了溝通，他通過基金會回複了我們，對我們表示支持。”新蒲新區區委宣傳部負責人說。

古天樂不參與學校管理

演藝界明星是慈善公益的一個重要力量，不過，像古天樂這樣冠名上百所公益學校的並不多見。

古天樂基金成立於2008年8月4日，當時主要是受汶川地震的激發，因此基金成立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幫助貧困地區的孩子建立學校，讓他們有學可上。

古天樂一貫以低調著稱，很少就此事發表言論。2012年，他的經紀人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們不是要宣傳，也不想讓人覺得我們想（借機）宣傳，我們不想這樣去做善事，我們希望一直低調，所以不會透露太多……”

彼時，貴州、廣西、甘肅、雲南等地已經有多所以“古天樂”命名的小學、教學樓和宿舍樓。

根據慈恩基金會官網所提供的建校名錄顯示，從2009年至2020年，以古天樂名義籌建的學校或教學樓、宿舍等已有至少137處。第137個項目是河南省獲嘉縣太山鄉第一初級中學古天樂137宿舍樓，古天樂基金會為這個項目捐款50萬元。

為什麽這些學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古天樂在一次采訪中曾回應稱，如果學校出問題，有了他的名字，方便直接找他負責。



從2009年至2020年，以古天樂名義籌建的學校或教學樓、宿舍等有至少137處。

《中國慈善家》梳理發現，從2009年到2010年間，古天樂基金援建的以“古天樂”命名的學校有17所，除此之外，還有以“古天樂”命名的教學樓和宿舍樓。而從2012年開始，沒有再新建以“古天樂”命名的學校，基金捐贈建設的項目均為教學樓和宿命樓。

2009年到2010年，僅在遵義市，以“古天樂”命名的小學就有7所，還有兩棟教學樓。2010年1月奠基動工的遵義市播州區樂山鎮古天樂中心學校是其中的一所，但《中國慈善家》記者在2021年7月中旬實地走訪時發現，這個學校在當地並不存在。

樂山鎮鎮政府公辦室負責人在接受《中國慈善家》采訪時表示：“沒聽說過這個學校，這裏隻有樂山小學，裏麵有一座以古天樂命名的教學樓。”

記者在走訪樂山小學時，看到了“樂山小學古天樂慈善基金教學樓”。經多方核實，“樂山鎮古天樂中心學校”實為“樂山小學”。

另外，根據慈恩基金會官消息，2010年，古天樂基金會在遵義縣芝麻鎮修建了“竹元古天樂小學”，經記者核實，該校已改名為“芝麻鎮竹元小學”。“當時是古天樂捐錢修的教室，以前可能叫這個名字，但現在改名了。”芝麻小學一位工作人員說。

以“古天樂”命名的小學、教學樓、宿舍樓，並非由古天樂基金全資建成，而是部分出資，政府再匹配剩餘所需建校資金，大部分資金由政府匹配。例如紅光古天樂學校，共需80萬元，政府匹配62萬元。

當地政府一位官員告訴《中國慈善家》，古天樂基金和當地政府共同出資建校後，古天樂基金不再參與管理。“古先生和政府共同修建的學校，屬於國有資產，按照屬地管理原則，師資由地方政府安排，古天樂方麵不參與管理。”



2017年，古天樂第九十五教學樓奠基儀式在荔波縣甲良鎮石板小學舉行。

存廢難題

《中國慈善家》調查發現，類似紅光古天樂小學這樣被荒廢的學校在全國並不鮮見，這和當年的“撤點並校”政策有關。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在“全國一盤棋”的“普九”大潮中，為通過驗收，確保入學率，很多農村都建了至少一所小學，建校資金來自捐款、農民攤派和政府投入，在各級政府的努力下，修建了大量的小學。

不到10年後，國務院2001年發布了《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開啟了俗稱“撤點並校”的十年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布局調整工程。文件就“按照小學就近入學、初中相對集中、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的原則”，對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做出要求。

公開數據顯示，“撤點並校”政策出台後，從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間，全國減少小學371470所，其中農村小學減少302099所，占全國小學總減少量的81.3%。

由於“撤點並校”帶來種種新問題，在2010年被教育部轉入“暫緩”狀態，2012年被正式叫停。而不少廢棄的校舍，或轉做他用，或任憑風吹雨打。



2013年10月，山西太原陽曲縣馬坡村小學僅剩一名教師。

貴州凱裏一所希望小學也經曆了紅光古天樂小學同樣的命運。這所希望小學斥資35萬元建成，但僅僅使用4年時間就被棄用。

公開資料顯示，這所學校由香港靈泉慈善基金會捐款20萬元、凱裏市政府匹配15萬元修建，於2008年11月建成投入使用，起名為香港靈泉老山希望小學，旨在解決老山村、漁洞村等5個村寨200餘名適齡兒童上學問題。

“學校的教學質量一般，學生都去了更好的學校，沒有生源了，自然就關閉了。”一位知情人士告訴《中國慈善家》，這也和“撤校並點”的政策有關，好的師資都向著更大的教學點去了，學校因此也不得不停用。

而另一所停用的學校因為政府征地問題曾經引發爭議：1998年，香港文匯報在河北省尚義縣套裏莊鄉捐贈建起了一所學校，由於生源斷崖式下滑，學校在使用13年後被撤掉，教學樓改頭換麵後變成了套裏莊鄉政府的辦公樓。在引發爭議後，當地政府被迫回應稱“係臨時借用”。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北大附中原校長、雲南興隆美麗小學首任校長康健在接受《中國慈善家》記者采訪時指出，在國際上，一些國家對教育建築有嚴格的規定，不管有沒有生源，也不能轉做他用。而在中國，教育用地和學校屬性的建築，一直缺少相關法律的規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土地在所有權分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國家土地所有權。農村荒廢學校土地無疑歸農民集體所有，而現行法律並沒有對農村集體所有土地上教育用途的建築做出明確規定。

“農村校舍的處置在法律上目前是空白，《農村土地承包法》出台時，這個問題還沒有那麽突出，不像農業用地，有比較嚴格的紅線。農村其他用途的土地，不論是程序上還是從實體上改變都比較容易，關鍵環節由村集體或村委就可以決定了。”康健建議，教育作為一個長線發展的大事，為保證其長遠發展，法律應明確規定，一旦確認教育用地、教育建築的屬性，不能隨意撤掉或更改，建築人、承辦人、政府都不可以隨便撤並。

他認為，國家剛放開三胎政策，過幾年上學的孩子會越來越多，因此建議留著這些學校，等未來生源數增加時還可能用上，而不應該轉為他用。生源多了再去重建，成本會更高。

需要更專業化的辦學

在雲南鄉村教育一線工作的康健經常會看到，一些基金會和個人捐款建校，後來或是因為生源問題，或是因為辦學質量問題，不少學校被迫關停。

他告訴《中國慈善家》，2000年前後，地方政府引資修建了不少公益性質小學，但這些學校沒有被納入政府長期規劃或政府的教育用地範圍之內，缺乏法律保護，可以不經過任何手續就改變屬性。



2003年5月，浙江省桐廬縣畢鋪鄉百歲村希望小學，學生們搬運愛心企業剛剛捐贈的桌椅。

“前些年，一些基金會、明星和地方政府合作在鄉村建校，政府都是持開放態度。但接下來，這些學校生源多少、辦法方向問題、質量問題，造成新的矛盾和衝突。”康健說，彼時建校的標準和門檻都很低，很多人或是沒有資質，或是盲目跟風，就來建一所學校。“不懂教育的人來辦學校，學校的教學質量太低，政府又疏於管理，這就造成問題。”

顯然，建立一所學校後怎麽納入當地教育體製、如何能夠保證鄉村教育的辦學質量和長遠發展的穩定性，這些問題都不是光靠錢就能夠解決的。維持一所學校的高質量發展，更多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專業問題。

在康健看來，農村生源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前幾年因為城市化進程，大量的流動人員到了城市，鄉村的土地荒蕪了，現在這些人‘不工不農’，隨著鄉村振興，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可能還會回到農村。”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對基礎教育、尤其是對鄉村義務教育的定位比較短視，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到了發展經濟上，而忽視了社會，教育，孩子的成長，從而造成了鄉村教育的不穩定性。

過去，中國基礎教育因為經濟問題發展的速度和水平受到了很大限製，需要社會資本或公益慈善力量的參與作為支撐。但到了今天，此類資源參與到鄉村教育事業中來，需要有更專業的方式。

“公益辦學已經到了需要重新定位的時候了。一是不能和政府搶生源；二是要提高專家水平，不能說有錢就辦校，要走專業化道路；第三是要看到社會發展的新需求，去嚐試試驗型學校。”康健說，公益辦學應該做一些政府顧及不到的領域，而不是和政府對標。比如，可以做教育的創新探索，開展多種辦學形式的嚐試，可以建造新型的、試驗性學校，雖然存在風險，但有可能闖出一條辦學的新路，辦好了可以為政府提供創新型經驗。

康健提出兩點建議：一是在立法層麵，對農村的小學、包括一些名人基金會修建的學校去留增加明確規定；二是政府要有長遠規劃，對地方人口變化、入學情況、包括城市化進程中會出現的問題做到心中有數。

“當初興建學校時，包括名人捐助修建的學校，是否考慮過它的必要性？當地教育部門應對此進行了反思。”康健說，“另一方麵，學校也並不是越大越好，盡管有的村裏孩子很少，甚至隻有7、8個孩子，但也要考慮是否應該給他們辦一所學校。對地方政府來說，規模小的學校存在成本問題，因為規模再小也需要一些配套的師資、設施，但是以我們國家現在發展的水平來看，這些小的學校對國家並不會構成經濟上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