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被拐賣者的出生地跟“接收地”的經濟狀況做對比，再輕易得出“被拐賣者享福了”的論調……某種程度上，這種“享福論”的存在，正在助長某些人販子的猖狂。
 

這兩天，朋友圈被一個故事刷屏。故事之所以被發現，還要源於一個幸運的結果——10月17日，被拐賣35年後，59歲的布依族婦女德良，終於從河南輝縣回到貴州老家。還好，親鄰雖老，父母健在。

新京報報道《我是“良”》，就對此事的來龍去脈做了還原。

據報道，在被拐賣到河南的35年裏，德良始終無法學會漢語。別人聽不懂她說的布依語，以為她是隻會咿呀的啞巴，或者是精神病患者。她幾乎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裏。

闊別家鄉35年後，德良重歸故裏，讓故事有了個令人欣慰的結尾。

在網上，很多網友讀完這個令人潸然淚下的故事，流露出的都是悲憫、感慨以及感動。

但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一種聲音——“她在河南享福了”“河南的平原村，還是比貴州的山溝村好點吧”……

1.“享福論”終究是把人物化了

坦白說，從報道中呈現出的信息看，德良在河南的物質生活，確實優於老家，如報道中的“電飯煲”特寫，這是貴州老家沒有的。她的後代，也就是德良女兒的家庭條件，也比貴州老家的一些親戚好不少。

但據此就拋出所謂的“享福論”，這種看待事情的思維，還是太過片麵了。本質上，這還是沒有把人當人看，而是將一個活生生的人給物化了。

任何一個個體，都有自我意識和自主選擇的權利。我們不能用籠統的、概括式的眼光，以物質的標準去衡量一個人的遭遇。

更何況，在德良的故事中，她這大半生的“結果”，並不是一些網友想象中的相對富足。

哪怕河南的生活條件好一點，那種舉目無親、語言不通的孤獨感，那種無法得到認同和尊重的精神真空，又何來享受之言？

報道中，德良的女兒介紹說，數不清多少回，母親坐在家門口，自己喊她進屋，她喃喃說：“那不是我的家。”又自言自語，“我的家在哪兒啊？我父母還在嗎？”

活在這樣的思念或者說執念裏，又怎麽能和享福掛鉤？如果這是享福，那麽受害人是不是還得感謝人販子？

誠然，因果是相循的，悲喜是交集的。

但我們的邏輯千萬不能是：如果不是當年被拐賣的悲，怎麽會有三十五載後重逢的喜？

該有的邏輯應該是：如果不是被拐，又哪裏有這漫長的35年？

我們要的，是在一起。人，終究是感性的動物。沒了感情，哪怕生活條件再富足又能如何？

35年來，德良一直念叨著“回家”，也曾兩次逃跑，在2018年丈夫去世後“按捺不住”地想回……這種心靈本能的反應，已經十分直白地宣告：

這幾十年的生活，不是享受。

德良一家。圖源新京報。

2.“享福論”是在助長人販子的猖狂

其實，在對待拐賣問題上，“享福論”一直有著市場。

看德良的故事，讓我想起了《嫁給大山的女人》。當年，這部電影及其所宣揚的價值觀，引發了非常大的爭議。其故事原型是18歲被拐賣到太行山深處的郜豔敏。

彼時，時任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曾發微博公開表示，“對受害人應當救助，不能縱容拐賣、同情買主。已部署當地警方調查。”

在德良的故事裏，雖然是大山換成了平原，但故事的內核還是一樣的，那些道理和是非還是一樣的。我們沒有權力教會當事人學會忍耐和接受，也沒有理由去宣揚這種無奈後的認命和奉獻。

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在侵犯他人權益，是違法的。不能因為德良們的善良，讓施加在他們身上的罪惡有絲毫的減弱。

把被拐賣者的出生地跟“接收地”的經濟狀況做對比，再輕易得出“被拐賣者享福了”的論調……某種程度上，這種“享福論”的存在，正在助長某些人販子的猖狂。

有這些觀念在，那些人販子的所作所為，不僅沒有引起街坊鄰居的重視，讓司法和社會救助力量得以介入，還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讓人販子找到了撫慰內心罪惡感的借口：我把她的生活變得更好了。

在故事的結尾，德良在貴州老家住了一段時間後，還是選擇了回到河南的那個“家”。她給別人同時也是給自己的理由是，“有外孫要照顧”。

這樣的選擇裏，有釋然，也有無奈。但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尊重德良的選擇。35年了，她的名字終於從“喂”變回了“良”，她終於做回了自己，這比什麽福分都重。

而對公眾來說，對人口販賣的譴責、對被拐賣者的同情，絕不該被“享福論”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