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日，上海共出生156人，其中男孩78人；10年前，也就是2010年的1月1日，上海共出生380人，其中男孩211人；20年前的2000年1月1日，上海共出生1148人，其中男孩646人；30年前的1990年1月1日，上海共出生2784人，其中男孩1516人。
這組數據來自於上海“隨申辦”小程序，由上海市公安局提供，它直觀地傳達出兩個問題，一是生育率在近三十年呈現斷崖式下降，二是越是生育政策緊的時候，男女比例越不均衡。
不過，相比於這組數據傳遞出的理性判斷，它背後的焦慮感卻更加明顯，在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同時，結合社會上“生不起、養不起”的各種聲音，再加上一些人口專家的預測和鄰國日本老齡化的教訓，中國“未富先老”的壓力被無限放大了。
那麽，中國生育問題到底嚴重到什麽地步，真的到了不生就要“亡國滅種”的地步嗎？
財富還是負擔？關於人口的一次爭論
關於中國的生育問題，最近攜程創始人、人口專家梁建章和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的一係列關於“中國人口到底多不多”的爭論，將中國生育問題再次推到公眾麵前。
6月3日，李鐵首先在北京日報發聲，提出“因為人口過多，導致發展的短板難以補齊”，“當前我們國家的問題是，如何提高人口質量和改善人口結構”，並批評市麵上的兩類觀點，即我國人口增長速度嚴重放緩，會影響到未來的勞動力儲備不足，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產業向國外轉移，以及使我國老齡化速度加快，還需要更多的人口來降低老齡人口占比。
而這兩類觀點，正是以梁建章為代表的人口專家呼籲放開生育最重要的理由。梁建章隨後和合作夥伴黃文政與李鐵進行了十輪的論戰，雙方你來我往，二十篇文章，近十萬字，對中國人口與生育、產業政策等進行了充分的討論。
眾所周知，梁建章一直是呼籲中國放開生育聲量最大的專家，而李鐵則反對將人口當作解決發展問題的工具。在雙方的論戰中，李鐵指責梁建章把生育率當成一個筐，將發展過程中的問題都歸結於生育率過低，並提出“當人口足夠多的時候，我們麵臨的不僅僅是老人和孩子以及其他社會財富分配的問題，還要考慮如何承擔更多的人口負擔”；而梁建章則針鋒相對指責李鐵將“人口過多”作為一個筐，提出隻要生育率一直低於更替水平，在不考慮外國移民的前提下，人口遲早會消亡。
總結起來，用梁建章的話說，二人根本的分歧並不是生育率數據，而是怎麽看待人的價值問題，是把人的價值看成負數還是正數？換句話說，是把人口看成負擔還是財富？如果把人口看成負擔，那麽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因為減少人口意味著減輕負擔。
其實李鐵看到的是當下的問題，而梁建章看到的是未來。從現狀來看，不能說李鐵提出的問題不存在，比如人口質量、人口結構、就業壓力等問題，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
但我們同樣要看到，今天這些問題的解決，與提升生育率到底有沒有衝突？或者說，提升人口生育率，對未來國家的發展來說，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討論生育，要看到真相
很多問題之所以被爭論，就在於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人口問題之所以在學界會存在這麽大的分歧同樣如此，要全麵分析中國生育率問題有幾個基本事實必須強調。
首先是中國今天的生育率的真實情況。
梁建章在文章中提到，中國今天的生育率，如果扣除二孩堆積效應，比日本要低很多，大概隻有1.1，而日本的生育率是1.4。在過去的三年，中國的人口出生率正以每年3%的速度遞減，如果考慮人口政策20年的延遲性，如果不改變的話，今天日本的老齡化現狀，很可能就是20年後中國要麵臨的處境。
當然，問題還在於，中國今天生育率的基本數據，在學界仍未完全統一。在梁李的論戰中，雙方均指摘對方“對於人口數據采用雙重標準，對他觀點有利的數據就采用，對他觀點不利的數據就不采用”，對“權威數據”表現出不信任的態度。
比如論戰中提到，關於生育率的官方統計數據，2000年和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都有對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統計數據中，計算出2000年生育率為1.22，2010年生育率為1.18，但梁建章認為這種統計沒有包含漏報數據，他在《新中國70年人口政策的回顧》一文提出，“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的生育率僅為1.22，即使漏報率高達20%，實際生育率也不到1.5”，但當時的國家計生委卻以漏報為理由而大幅調高為1.8。所以我們看到，關於2000年的生育率，存在著通過官方數據計算出來的1.22，學者估算的1.5以及後續官方修正的1.8三個數字，而對於官方的數字，無論是1.22還是1.8，學界都普遍存疑，梁建章一再強調，雖然人口普查確實存在漏報，但40%以上的調整幅度是匪夷所思的，但這個數字被李鐵引用。
其實不管是從直觀感覺上還是從統計數據上看，各方都承認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人口增速在過去30年確實大幅下降。關鍵是怎麽看這個存量與增量的問題。
這也就引出另一個問題，中國人口現狀情況。
一方麵人口紅利正在消失，這個不容忽視，某種程度上確實在消解中國的競爭力，產業轉移，未富先老，這些都真實存在，據任澤平的《中國生育報告2020》統計，從勞動力方麵看，2019年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降至約9.9億，中國就業人員總量2018年首次出現下降。按照當前趨勢，到205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在2019年的基礎上再減少2.3億至7.6億，即減少約24%。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80後、90後、00後人口分別為2.19億、1.88億、1.47億，90後比80後少約3100萬，00後比90後少4100萬。
與之相對的，是社會的老齡化進一步加劇，2019年中國老齡化達12.6%，如果按當前生育率，2022年中國將進入占比超14%的深度老齡化社會，2033年左右進入占比超20%的超級老齡化社會，之後持續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約35%。
未富先老，鮮明地表現在居民自身抗風險能力差與國家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顯、養老金缺口日益增加上。
而且我認為李鐵提出來的，中國當下正麵臨的就業問題、收入結構嚴重失衡問題，同樣是在討論人口問題時不容回避的問題。
早在2019年初，經濟學家李迅雷在一份叫《中國還有10億人沒坐過飛機，潛在消費需求巨大》的報告中提出：國內至少有10億人還沒有坐過飛機，至少5億人還未用上馬桶。今年兩會期間，總理提出中國中低收入人口達10億之多，其中6億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4億人口月均收入在2800元以下。如何提升這10億人的收入水平，同樣擺在了重要的位置。
有人會問，收入低與生育率有關嗎？不僅有寬，而且很大。任澤平提出，今天我們生育意願降低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生育理論的變化，我們的生育理念經曆了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再到成本約束幾個階段，不生是一種時代的思潮；二是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三是教育醫療住房等直接成本、養老負擔、機會成本高抑製生育行為，“生得起、養不起”。
相比於社會思潮，“養不起”的現實問題對生育衝擊更大，反過來影響社會意願。比如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1997-2019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降至44%。而民辦幼兒園費用明顯超出正常承受能力，以二線城市南昌為例，普通民辦幼兒園半年費用普遍在八千以上，是公立園的近三倍。另外，醫療費用持續上升，1995-2018年居民醫療保健支出上漲27倍。房價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8%。“四二一”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意願。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生育的機會成本高。
所以生育確實是一個宏觀問題，但更是一個細節問題，任何脫離實際的強調生育率都有失偏頗。人口是財富還是負擔，也不能簡單地下結論，理性地說，低水平的人口對社會發展來說負擔多於財富，梁建章之所以敢理直氣壯地說在中國人口是財富，得益於中國近40年公辦教育的大力投入，人口素質得以大幅度提升，所以我們才能在看到外賣員中有近7%的碩士研究生學曆也不意外，假設中國9億勞動力人口普遍能力低下，人口是財富還是負擔或許又是另一種境況。
從人口大國向人才強國邁進
當然，我讚成從細節中把握中國生育政策，更讚成從長遠角度看中國人口的更替。生育率是一個宏觀問題，如果你用當下的細節來糾結，必然會有很多的反例，無論是勞動力過剩、就業也不充分，還是社保壓力大等問題，但這些問題能否成為阻礙社會正常人口更新的理由？
從社會發展來看，一個社會的總和生育率要達到2.1才能維持下一代人口與上一代數量上持平，這也被稱為世代更替水平，是許多發達國家鼓勵生育要達到的目標；1.5則是人口結構危機的警示線。
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不少人口學家一直強調中國人口太多，過度強調中國“人口大國”的負麵效應，都主張將人口減少到“適度水平”，但對於多少才是適度也眾說紛紜，有的認為是7億左右，有的認為是5億左右，甚至有說要降到3億的，而人口的降低，在未有大災難、戰爭等情況下，唯一的途徑就是降低出生率，完成新老更替。
中國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將人口大幅度下降作為人口發展目標的國家。這對人口大國來說，或許是一個不得不為的短期行為。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以前我們強調的很多問題，無論是資源、糧食還是就業、住房問題，都在發展的過程中得到了解決，唯一不能解決的，是發達國家生育率下降的難題。東亞的日本，歐洲的德國、瑞典，包括今天的俄羅斯，都飽受人口負增長之苦，而且鼓勵生育的政策對提升生育率效果有限。
以日本為例，根據日本總務省數據，截至2019年底，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達到3600萬人，創曆史新高，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達28.4%，居世界第一。而國際上一般把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劃定為超老齡化社會，也就是說日本65歲以上老人占比是超老齡化界線的2倍，日本已經步入了深度超老齡化社會。
按照如今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到本世紀中葉2065年，日本人口將比現在減少三成，降至8808萬。也就是說，從人口學的角度看，日本正在漸漸消失。
所以說，日本，德國等國家的人口進入負增長，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因為這些國家已經竭盡全力鼓勵生育也無法奏效，而將來中國進入人口負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計劃生育。
可歎的是，今天中國計劃生育仍被某些人奉為至寶，甚至仍以此作為懲罰的依據。2019年，廣東一個20年6次立功的基層民警薛銳權因為生了三胎，結果被辭退了，而同時他的教師妻子也被學校開除，教師編製也被取消，還麵臨著巨額的超生子女費罰款，在網絡上引起了非常強烈的反響，製度與現實的衝突在個體命運上顯得尤為刺眼。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國目前有不少省份人口問題已經非常突出了，比如遼寧。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常務副省長陳向群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懇請率先在東北地區全麵放開人口生育政策。加大對普惠性托育服務機構和學前教育機構建設的投入力度，並給予遼寧省大力支持。
建議給予東北地區按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50%計征的優惠政策。根據1‰人口抽樣調查推算，2019年遼寧省人口出生率6.45‰，自然增長率-0.80‰。而由於遼寧在此前的計劃生育執行較好，老年人口比全國平均水平高5%，目前遼寧已經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
和日本德國等已經進入人口負增長的國家相比，中國的現狀是，我們是人口大國，但還不是人口強國。某種程度上說，李鐵所提出的問題，都要歸咎於此。可以預計的是，今天中國，即使全麵放開生育，整體的生育率也不可能有快速的提升，距2.1的世代更替水平仍將有一段不小的距離，這點我們從放開二孩的效果中可以看到。那麽未來的中國，人口的減少將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事實。唯一的區別是，這種減少的幅度，是斷崖式下跌還是平緩下降。
從全球視野來看，放開移民和放開生育是目前解決老齡化的兩個主要方向，在生育率無法對衝老齡化率的情況下，提升人口素質，從人口大國向人口強國邁進也是一種權衡之策，這也與我們一直提倡的“人才強國”相呼應。
與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正麵臨著提升人口素質與提升生育率“兩線作戰”的局麵，而且哪個都不容有失。所以今天，討論要不要放開生育其實已經沒有意義了，更嚴重的問題是，怎麽提升生育意願，怎麽提升人口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