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性別這條路上，黃曉迪曾三次“逃亡”（圖片源自網絡）

“我根本不喜歡那個（男性的）身體，那不是我。”黃曉迪說。

他渴望被幫助，更渴望能得到家庭的理解。而在此之前，17歲的他能選擇的隻是逃跑。他一次次地跑進黑夜，逃離那些試圖強製扭轉他做回男性的力量。

奔跑的盡頭，隻有一條路擺在他麵前。

在跨性別這條路上，年少的黃曉迪把性別置換手術當作“終點”。而已經跨過“終點”的跨性別者皮皮卻仍在找尋最後的出口——即使在手術之後，她還是無法以新性別的身份活著。

真正的歸途在哪？他們還在找。

人群中的黃曉迪（中間灰色上衣）

出走

2017年春節剛過，正月初十晚上七點二十，距離蘇州85公裏的江陰早已進入了夜晚。車燈和路邊小店的燈光下，行人的影子由長變短，再由短變長。

黃曉迪提起浴筐，告訴家人準備到三百米外的公共澡堂洗澡。出了門，他迅速把塞在最下麵的背包拉出來，浴筐扔在大門口，頭也不回的走進夜色裏。

屋裏的桌上留著一封他早就準備好的信，“我自己已經開始藥物治療了，我對不起你們，你們幫不了我，也接受不了我。”

家門口的監控捕捉下他離開的身影，帽子拉起來蓋在頭上，整個人被棉衣裹得嚴嚴實實，背著背包，風一般鑽進一輛及時駛來的黑色順風車。

17歲的黃曉迪是一名男性跨女性的跨性別者（注：跨性別者，即Transgender，通常是指一個人在心理上無法認同自己與生俱來的生理性別，相信自己應該屬於另一種性別）。為了這場出逃，他掙紮了很久，“他們不會理解和接受我，我也不想拖累他們”。

八點半，還在車上的黃曉迪手機響個不停，家人的微信不斷湧進來，“你在哪裏”，“急死我們了”，他一條條掃過，刪掉，然後拉黑了包括父母在內的每一個人。母親江秋跑去澡堂男浴室門口喊，卻沒有任何回應，她知道事情“壞了”。

晚上九點，黃曉迪到了蘇州。那晚他留宿在一個男孩那裏，男孩幫他付了車費。他稱男孩為“一個開餐館的老板的孩子”，他們在QQ上認識，男孩說能為他離開家提供幫助。

很早之前，黃曉迪就開始在QQ上尋找同自己有相似經曆的人，加了很多跨性別者QQ群，他無條件信任裏麵的人——相較於家人，他們更能觸碰到自己心裏最隱秘的角落。

跨性別者周瑜是個高中生，“自己為什麽不是女孩子”是他每天都繞不過去的問題。他跟黃曉迪一樣對跨性別群體的人保有一種單純的信任。為了逃離母親帶自己去中醫院進行性別扭轉治療，他避開母親，悄悄收拾了衣服、電腦，藏在房間裏。趁母親下樓開車的空隙，他一邊在群裏求助，一邊拖上小行李箱奔向火車站。

他決定去找在煙台的QQ網友，對方也是一位跨性別者，願意為周瑜逃離扭轉治療提供幫助。在高鐵上的三個小時裏，母親打來電話、發來短信，他沒有接，也沒有回複。

周瑜感到有種無家可歸的孤獨，卻又覺得釋然，“終於暫時逃脫了”。

第五天，警方找到了黃曉迪坐的那輛順風車。

見到趕來蘇州的父母時，黃曉迪懵了，想跑，“我怕逮到我，他不能接受就會打我，我站在那一直在想——要跑”。

黃曉迪一點點往門後挪，但父親黃邵祥哭了。他抱住黃曉迪說，“我不知道你以前是那個樣子的，不管你變成什麽樣子，我和你媽都接受你”。

出逃的第六天，黃曉迪被父母接回了家。

江秋覺得回到家的黃曉迪像變了一個人，“叫也叫不應”。黃邵祥讓她留在家陪著，因為黃曉迪什麽都不說，看起來“太孤單了”。他躺在床上，江秋坐在他旁邊，兩人之間是長久的沉默。

這個母親想知道的太多了，“他為什麽吃藥？原來他不是乖乖的嗎？怎麽突然這麽讓人不省心？之前明明是個男孩啊，怎麽就突然想做女孩子呢？”但她一句也不敢問，怕這個她最寵的“小兒子”突然再跑了。

黃曉迪迫切的需要被理解和支持，他不能接受提問和質疑，父母提出的任何問題，他都以沉默應對。

黃邵祥在兒子的床下發現了他服用的激素類藥物。不敢問他，就拿去醫院問醫生，醫生說，吃了這個藥會分泌雌激素，皮膚會變得細膩白皙，乳房會開始發育。

黃曉迪說吃藥是因為覺得自己病了，他認為吃了藥就會慢慢變好，不會再覺得自己是個不倫不類的“怪物”。

一家人帶黃曉迪去重慶西南醫院“治療”，但一圈的生理和心理檢查下來，黃曉迪什麽問題都沒有。

醫生了解了黃曉迪吃藥的經曆，提到了手術，問他們是否了解性別置換手術。黃邵祥鄭重地跟黃曉迪說，“你決定做手術，就馬上準備錢給你，第二天就去做手術，以後不要再吃什麽藥”。在他看來，自己的孩子不能不男不女，要麽是一個純粹的男孩，要麽是一個幹淨的女孩，黃曉迪麵對的抉擇沒有中間地帶。

17歲的黃曉迪知道手術是指“變性”手術，但手術是什麽樣，結束後又意味著什麽？一下子被推到了抉擇麵前的他突然遲疑了，看著父親不說話。

很久之後，黃曉迪還會為當時的遲疑感到後悔——如果當時自己迅速地回應父親的追問，選擇手術，故事在那裏畫個圓滿的句號，該多好。

黃曉迪對於手術的猶豫被黃邵祥解讀為一種機會——“變正常”的機會。2018年3月，快到17歲生日時，黃曉迪被父親送進重慶一所全封閉軍事化管理學校。

這是黃邵祥用手機在網上挑的學校，專門招收讓家長無計可施的問題孩子，學員裏有常打架的、厭學的、打遊戲成癮的。

“隻能送進特殊學校，隻有想到這最後一招了，說他也不聽，他也不溝通，我怕他跟壞人學壞。當時我們就想讓他變好。”江秋說。

“什麽是變好呢？”我問。

“變回正常的男孩子。”江秋回答。

在重慶的學校裏，黃曉迪的宿舍住了八個人，他對床是個喜歡cosplay的男孩，他媽媽覺得他學習上遇到了困難，平時表現得太憂鬱，想讓他來這裏冷靜一下。

第一天晚上八點半點名時，黃曉迪被一個教官踹了一腳，“點名報數的時候我蹲了一下，他說我亂動了”。

一到晚上黃曉迪就害怕，他們被要求在房間裏完成睡前任務——出汗，除了教官沒人知道為什麽要這麽做，黃曉迪覺得教官就是想折磨他們，“不管你用什麽方法，隻要出汗就可以了，動靜要小，教官會檢查”。在冬天，汗出了一身，緊接著他的身體就開始一點點涼下去。

每天的訓練從早上五點四十分起床後開始到晚上八點結束，五公裏長跑、四百米衝刺、蛙跳。五公裏要40分鍾內跑完，跑不完的就要用繩子捆著，被兩個人拉著跑完。

第七天的時候，他被剃了頭發——“鋼鐵男兒”般的標準寸頭。

黃邵祥不知道這些，黃曉迪一進來就被沒收了手機，他和妻子帶著孩子即將變成“正常人”的信心，交了一年三萬五千元的定金後離開了。

在少有的空閑時間裏，黃曉迪打量著這個被建在山上的學校——像一座寺廟孤獨地坐落在山間，學校有兩米多高的圍牆，漆成綠、白兩種顏色。所有的樓都是三層，每一幢都“陰暗、潮濕”。

黃曉迪在“特殊學校”裏訓練

逃亡

此前，從沒有人設想過黃曉迪的未來，就連他自己也沒有，他的精力隻夠關注眼下的境況。

對於大多數17歲的少年來說，這個年紀意味著校園、做不完的試卷、班級聚會，不具名的情書。而黃曉迪，從被送進特殊學校的那一天起，時間像按了快進，想要快速扭轉在他身上發生的那種“不正常”的現象，隻在某些瞬間，他“清醒”過來，想到——逃。

5個月後，父母和哥哥來看他，他知道，時間到了。

家人來到學校時，黃曉迪正在打拳。看到母親的時候，他表現得很興奮，跑到父母麵前，像最後一次見麵般說了很多話，“我說我的事情你們不用擔心，不管之後或者下一分鍾發生什麽，你們要開心一點，不要擔心我”。

父母帶他去吃了火鍋，黃曉迪低頭看著火鍋，吃不下。他隻是在等天黑。

晚飯後黃曉迪跟媽媽、哥哥一起去便利店，“我知道我媽身上隻有50塊錢，所以挑了兩盒巧克力，60塊錢。故意讓他倆花時間湊錢”。黃曉迪看著他們拿出錢一點點湊，轉身撥開塑料門簾，頭也不回的衝了出去。

黃曉迪再一次跑進了黑夜裏。

沿著門口的新發路一直跑，黃曉迪看到另一家便利店。他掏出一封信塞給便利店老板，上麵寫了他在學校的遭遇，還留了父母的電話，他衝老板喊，“給我父母打電話”。

他希望父母能知道他在這所特殊學校裏的經曆，真正理解他。而在此之前，他隻有跑。

跑的時候，黃曉迪想到小時候。

一直到上小學前，他都和哥哥在重慶老家，跟爺爺一起生活。父母在江陰打工，每年能回去一次。

小時候，每年父母回老家，他就有新玩具。但他總是玩不了一會，哥哥會搶，同村的男孩子也會搶，他隻能跟在他們身後，不敢說話也不敢把玩具搶回來。他感到沒人能保護自己，想著離開這裏，回到父母身邊。

更多的時候他跟女孩子玩在一起，用小刀把草切碎，拌著沙子炒，玩過家家。

上小學前，父親把他和哥哥接到了江陰。他還記得離開的那個夏天，為了趕火車他們淩晨就起了床，從村子裏坐著四輪車去鎮上。天色還是黑壓壓的，什麽聲音都沒有，黃曉迪小聲嘟囔了一句，“終於離開這裏了”，除了自己沒人聽到這句話。

再一次從重慶“逃亡”的黃曉迪，迷彩短袖已經濕透了，迷彩鞋上都是泥巴，步子越來越沉。

“得躲掉所有人，包括警察”，黃曉迪想，遇到警察就可能被送回學校。就連看見麵包車、小轎車，黃曉迪也躲，他擔心裏麵坐著便衣警察。他躲開公路，跑進路旁的樹林，有車燈閃過立馬趴在地上。

那一晚，黃曉迪在一家工業園區門口的平地上睡了一覺。

早晨，他坐公交去了重慶西南醫院，“我去那做過檢查，覺得去那就會有人幫我”。有近十天時間，黃曉迪徘徊在醫院附近，身上有五塊錢——逃的那天，從母親那拿的。他有時睡在醫院涼亭裏，有時是大廳的地板上。

到第三天，他就再沒錢買吃的了。餓得厲害就去垃圾桶裏翻剩飯，逮到食堂沒關門，就溜進去偷包子，躲在角落，一口氣吃了八個包子，吃完了也不知道是什麽餡。

如果“逃亡”之路就這麽繼續下去，黃曉迪想先暫時活下來，躲開父母，然後找工作攢錢做手術。

但他被抓住了。

一個晚上他想從超市偷一部手機，聯係上群裏的朋友給他提供幫助，可手機還沒拿到手，他就被老板盯住了。他被送到警察局，隨後再次被送回學校。

周瑜的扭轉治療，是一種跟黃曉迪不同的方式。

2020年3月29日，母親把周瑜帶到臨沂順治堂醫院，院長一直陪同左右，說要給周瑜治痘痘和口吃的毛病。周瑜每次要注射三瓶藥，醫院從不開單子，其中一種是叫做醒腦靜的中成藥，“有清熱解毒、涼血活血、開竅醒腦的作用”，可每次注射完，周瑜都覺得渾身肌肉酸疼、乏力。

一周後，周瑜再去醫院，除了針灸和吃藥，還增加了一個腦循環項目，他的手腕和頭上被安了四個肥皂大小的震動器。

周瑜終於忍不住，朝母親吼：“我到底是得了什麽病，我口吃也好了，我到底要治什麽？”

這時，隔壁的醫生出來問周瑜："你到底是男的女的？"

周瑜對母親的信任坍塌了，“我現在對她很恐懼”。

事實上， 2019年下半年，周瑜和母親曾去杭州一家醫院做心理診斷，診斷發現周瑜並沒有問題，周瑜的母親卻被查出重度恐懼症和中度抑鬱症。但母親拒絕接受任何治療，“她認為自己就可以疏理好”。

今年40歲的皮皮是一名做過性別置換手術的女性跨性別者，同時她還是國內一家跨性別群體公益機構的誌願者，為跨性別人群提供線上心理谘詢。

她重視跨性者和家人之間的關係，成立了線上的“父母成長小組”，希望改變家庭成員的看法，“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我支持同性戀，但是我兒子絕對不能是。這句話也可以有跨性別的版本。”

在多年的誌願工作中，皮皮發現父母用來“矯治”跨性別孩子的手段非常多，“他們會覺得孩子是被網上的人騙了，會禁止孩子上網，經濟控製，甚至關禁閉。”

神靈也曾是這些父母最大的指望。

江秋聽人說，神婆能治好，就花了幾百塊錢請了神婆，但燒了一堆紙也沒用。周瑜的母親也找過“大仙”，“大仙”給周瑜施法，在頭上、後背上狠狠地揉，對他念叨著 “男孩子要頂天立地”、“男人最大”。

不同時期的皮皮，2011年她第一次進行性別置換手術

噩夢

被送回學校後，從晚上9點到淩晨5點，黃曉迪寫了210封信。

最後一封，他跑到衛生間，用牆麵的碎瓷磚割破左手心，寫了一封血書。每一封上都是，“救我，給我的父母打電話”。

他把信折成飛機，一隻隻從窗格中飛出去。有個穿著紅色外套，花白頭發的老人，看見紙飛機，抬頭看，“我看著她的眼睛，她也看著我的”，但老人低下頭很快走遠了。

下午兩點，黃曉迪的紙飛機被外出買午餐的教官發現。他被單獨叫到一個房間訓話，教官拿出信讓他吃下去，並讓他把腳背搭在半米高的桌子上，雙手撐在地上，“教官一隻腳直接踩到我的背上”，每次教官一腳下來，黃曉迪就像青蛙一樣撲在地上。

2019年春節，父母接他回家過年。那個春節，江秋錄下了一段視頻，直到現在還經常看。視頻裏，短發的黃曉迪打了一套完整的軍體拳，他有力地揮臂、踢腿，看起來健壯。

這能讓江秋想起黃曉迪小時候，那個聽話、乖巧的小男孩。

黃邵祥認為黃曉迪把精力用錯了地方，“我家孩子要是把搞性別那個腦袋用在語文、數學上，他那麽有毅力，學習肯定沒問題的”。

而事實上，讀書時，黃曉迪不得不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自己的身體上。他羨慕班裏的女孩們，每天穿的幹幹淨淨，一天換一條裙子，紮著辮子。跟男孩的身體相比，他更想要個女孩的身體。

四年級的時候，他趁家裏沒人，偷偷拿出姐姐的衣服。那是個春天的上午，外麵很安靜，黃曉迪能聽見自己撲通撲通的心跳。他拿了一件深色外套和一條黑褲子，看著鏡子裏的自己“明明該是一個女孩子”。隨後趕緊脫下來，按照原樣仔細疊好放回去。

黃曉迪討厭照鏡子，也不敢照，“根本不喜歡那個身體，太醜了，那不是我”。直到後來留了長頭發，他才慢慢開始照鏡子。

一個人的時候，黃曉迪常常閉著眼睛幻想，他擁有纖細的身體，穿著裙子，一頭飄逸的長發——是個甜美的女孩。但睜開眼，那個女孩就不見了。

上了初一，他仍舊沒法融入集體，成績也越來越差。黃曉迪覺得自己的情況變得愈發糟糕，“每天都在想自己是一個怪物，心中隻有這一件事情”，他甚至想自己死了也好。

初二上學期，黃曉迪輟學了。

父母認為既然他厭學，那就學一門手藝。黃曉迪在江陰開始學習汽車改裝，給汽車貼膜每月有一兩千的工資，這是他喜歡的工作。他享受將一輛車從頭到尾覆蓋上新貼膜的感覺，車輛煥然一新，整個過程他都要克製自己的手力，讓這項細致活兒不出差錯。

他開始給自己買東西。一千多一瓶的神仙水，紀梵希的洗麵奶，以及一頂黑色的長假發——他把它藏在床底下，有時候拿出來戴上，當頭發垂到背部，黃曉迪感到一種隱秘的開心。

父親發現了他的假發，“你床下藏的是什麽東西？再讓我發現我就打你”。這是黃曉迪第一次聽到父親用這樣嚴厲的語氣跟自己講話。

黃曉迪用手機上網了解到，有人服用激素來使自己看起來更像女孩子。“我會不會是這一種類的，隻需要吃一些藥就能變成女生了，就好像一種病一樣，吃了藥就好了。”

他開始偷偷買藥，一個月藥費大概是500塊錢。吃藥之後身體會有一些變化，胸部開始發育了，皮膚越來越細膩。但吃藥讓他的心理變化更大，“我覺得吃藥就意味是一個變性人，所有人都會歧視變性人”。

黃曉迪覺得自己越來越不是“正常人”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

2020年4月，黃曉迪被診斷出了異性症，一種性身份障礙

像樹被連根拔起

黃曉迪一次次試圖逃離，有時是逃離自己，有時是家，有時是性別扭轉。

2019年春節之後，黃曉迪以為父母會送自己去普通學校讀書了。但是真正出發那天，父親的老尼桑汽車駛上高速，沒有往重慶開，也沒有往江蘇開，而是開往了鄭州。

黃曉迪想到了武術學校——他曾在家裏的桌子上看到過一本鄭州武校的宣傳冊。他隻是沒想到，父母會再次把他送進這樣的學校。

他在車上哭鬧，說那裏的生活會比之前的學校還要辛苦，“就算我死在這個地方你們也不會知道”。但黃邵祥沒有掉轉車頭。

黃邵祥愧疚，懷疑自己，但不得不堅定。他總是想，如果小兒子放在別人家養，是不是就不會這樣？

他瞞著黃曉迪跟學校簽了合同，交了學費，一年四萬多。

在武校的宿舍，黃曉迪認識了同宿舍的小齊。小齊十五歲，遼寧人，也是跨性別者。他喜歡音樂，給黃曉迪講琵琶。他告訴黃曉迪，自己是自願來的，想學武術。黃曉迪把自己之前的經曆講給他聽，小齊說會幫助他逃跑，並把自己的電子表送給黃曉迪，還給了他三百塊錢。

黃曉迪從裏麵拿了五十塊錢，跟小奇說，“錢和手表以後我都會還你”。他把小齊的微信號寫在一頁紙上，紙塞進了襪筒裏。

黃曉迪第三次踏上了“逃亡”路。

他馬上就要18歲了，“我在想我什麽時候可以得到正規的治療，我必須趕快出去，出去以後好好地生活”。

來到這裏的第七天晚上，黃曉迪和小齊摸索著來到院牆邊，小齊幫他放風。黃曉迪把從食堂攢下來的四五個雞蛋和二十個饅頭裝進塑料袋裏，扔出院牆外，緊接著隻用了不到兩分鍾就翻了出去。

“要先逃出河南”，天一亮，黃曉迪花六塊錢在網吧上了兩個小時網，把河南的地圖畫了下來。

他帶著地圖沿著高速路走，走不動了，就躺在高速的橋洞底下，就著施工人員的棉花被，鋪些稻草，在上麵睡。凍醒了就繼續走。

奮力奔跑的時候，黃曉迪覺得自己其實很需要父母——渴望被他們理解、接納，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但是想到他們違背自己意願，把自己送到特殊學校，跑著跑著，“家”這個字就逐漸在心裏消散了。

七天，黃曉迪從登封走到了鄭州。“那就是一個噩夢”，直到現在，他還會一周兩三次地夢見自己不停地在黑夜裏奔跑。

下一站黃曉迪到了徐州。他在服務區看到了一輛停著休息的徐州車牌的卡車，裏麵拉著一輛挖掘機，黃曉迪翻上車藏在履帶旁邊。

晚上七點車子發動了。一直到徐州經濟開發區，司機停下車，他跳下了車。

黃曉迪走不動時，一位工地上的老人看到他，“他看到我的時候說，你怎麽回事，瘦的都脫相了”。

黃曉迪講述了自己的經曆，老人給他塞了100塊錢，又回屋子拿了饅頭。“當時他要我的聯係方式，我就把我家人的電話留給了他，說如果要找我，今年（2019年）8月的時候我大概已經回家了，你就可以打這個電話找到”。

晚上黃曉迪和老人睡在工地的小屋裏。但他沒想到，老人給父親打了電話。

淩晨一點，黃邵祥接到老人的電話後，趕到了徐州。從2017年到2019年，黃曉迪的“逃亡”之路又一次結束了。

對於黃曉迪在學校的經曆，夫妻倆覺得就像普通的體罰一樣，“你不聽話，我罰你站個十分二十分鍾”。不管怎麽樣，他們看到黃曉迪身體強壯，“像個當兵的，這比什麽都強”。

2020年4月，黃曉迪在上海的第三次檢查結果出來了，異性症——一種性身份障礙，他們渴望像異性一樣生活，被異性群體接受，對自己的性別和身體感到苦惱，希望通過激素治療和手術改變性別。

看到報告的那一刻，黃曉迪有些踏實了，像是自己的“身份”終於得到了確認，父母也接受了這份診斷證明。這也是接下來進行手術的一個必要條件，性別置換手術規定，在手術前，患者需要提供精神科醫生提供的異性症診斷證明。

他有些後悔之前那麽多次不顧一切的“逃亡”，因為故事本不必那樣展開。

黃曉迪在微博上寫下了自己幾次逃離性別扭轉治療的經曆，黃邵祥仔細地看了，“幾百公裏，他走了那麽多路，太心疼了，他確實比一般的孩子不容易多了。”

黃邵祥說，本來給兒子做手術的錢是夠的，但是此前兩所“矯正”學校的學費是不退的，兩年下來“家底掏空了”。

黃曉迪現在一心等著手術，這至少可以先讓他逃離生活中的種種尷尬，“他們用你的外表和身份證否定了你這個人（的性別），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衛生間，我去男生衛生間就要被罵”。

在他看來，手術結束，所有的痛苦、掙紮就都結束了。新的生活會如期展開，“再沒有比以前那些經曆更痛苦的了”，兩相比較，黃曉迪並不懼怕手術刀。

黃邵祥有時候會在手機上查性別置換手術，他把搜集來的圖片給江秋看，她一把推開，“真的嚇死人了”，“這是大手術，比心髒手術都要大吧，就像把一棵樹連根拔起來。”

2011年，皮皮第一次接受了性別置換手術。

她身高一米七七，覺得自己有一張不那麽完美、精致的臉龐。手術前，因為情緒問題，她在網絡上加入了很多自殺群，日複一日地瀏覽因各種原因想要自殺的人的言語，想和裏麵的人一起結束生命。她在群裏看到一些女孩，擁有明確的女性身份，漂亮的臉蛋兒，但卻還是想死。“做完手術之後也不會有更多改變”的想法折磨著她，“無論怎樣，也無法讓別人覺得自己是一名女生”。

自殺想法在出席完領導孩子的葬禮後改變，“孩子是出車禍死的，他們痛苦的臉讓我覺得我不應該就這樣不顧父母去死”，這樣的事情讓皮皮開始重新思考：“我想，我不能這樣絲毫不作反抗，就悄無聲息地消失了。哪怕死也要死在手術台上。”

躺在手術台上，恐懼曾填滿了皮皮的內心，這是一個結果未知又不可撤銷的決定。

最後，皮皮閉上眼睛接受了這一切，完成了第一步，將睾丸切除。她回憶，手術完的那一瞬間，壓在胸口幾十年的那塊石頭“一下就掉了”。

兒時和當下的皮皮

不惑

今年上半年，皮皮做了最後一次手術，基本完成了自身的性別轉換。

“疼肯定是疼的，但是對於那種‘可能會好不了’的恐懼才是最讓人害怕的，生理疼痛和人生中被誤解、靈魂和身體錯位帶來的疼痛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的。”

年少的皮皮不喜歡與男生有肢體接觸，喜歡和女生一起玩過家家。她想：“也許不是隻有自己一個人覺得女生很好，可能所有的男生都希望成為女生。每個人的真實想法都藏在心裏，看不見，摸不著。”

1997年，在高二的一次音樂課上，她在窗台上發現了一本雜誌，印刷粗劣的厚厚一本，裏麵的文章類似報告文學，她默默地看了一整節課。

那本書裏有關於金星的故事，當時中國最知名的跨性別者。裏麵有許多關於接受性別置換手術的論述與回憶， “她是活生生的、真實存在的，這太震撼了”。

除了父母和妻子，家裏其他的成員對皮皮的秘密一無所知，直到今天，仍舊認為她隻是一個有些內向，但平平穩穩長大了的男孩。前不久，家裏的大姨還戲謔她“像個大姑娘”。成年後的皮皮與家族保持著不親近又不疏遠的距離。

高中時她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女孩活潑、主動、大大咧咧，對皮皮示愛。慢慢熟悉後，皮皮向女孩坦白了自己的情況，得到的回答是“隻要不手術，就不會介意。”

2004年，皮皮25歲，兩人結了婚。在婚禮現場，皮皮看到妻子開心的臉，突然有點嫉妒。婚後兩年，他們有了一個活潑可愛的男孩。“我對於孩子沒有什麽期待，我對於將來、未來這些東西都沒有什麽期待，像我這樣活不成自己的人也就是過一天算一天吧。”

曾經皮皮以為，“也許有孩子，有家庭就會改變我吧，我就不會再想跨性別的事情了，但是後來覺得這些好像對我沒什麽作用。”

皮皮和妻子曾商量等孩子大一點長到四五歲時，確定不需要皮皮了，她就去做手術。2011年皮皮開始進行性別置換手術的時候兒子正好5歲。

向父母出櫃也是在妻子的幫助下進行的，“出櫃以後，爸爸說，之前懷疑的那些問題就有答案了”。後來，父親還偷偷去找了一位東北“大神”。因為他覺得孩子的狀態“現代醫學救不了”。

“大神”對皮皮的父親說，“這個不是病”。

已是不惑之年的皮皮，戴眼鏡，一頭長發梳成馬尾。即使在手術之後，她還是沒有以新性別的身份生活下去。在外人眼中，她還是那個有些斯文，梳長發的“男人”。

在炸雞店工作的黃曉迪

歸途

6月和黃曉迪見麵的那幾天，他總是低著頭擺弄著手機。他說有回不完的消息，有各地媒體記者的采訪，有QQ上群裏跨性別朋友的交流，還有通過微博給他捐款的人。

因為經常熬夜，免疫力下降，他得了蕁麻疹。每個月僅有的兩天假期，他都用來去醫院掛水了。現在他一個月四千塊的工資，除掉房租能攢下三千五百塊錢。

找工作時黃曉迪跑了很多地方，一圈下來，因為外表和身份證完全不符，別家都不要，隻有炸雞店的老板徐良把他留了下來。

這個高大精瘦且健談的中年男人在某種程度上能理解黃曉迪被質疑，被拒斥的現狀。2004年，徐良計算機專業畢業，但找工作的時候，出示過身份證就會被拒絕，“一看到是河南的就不要了，2004年好像全國各地都在拒絕河南人”。

有幾個經常接徐良店裏訂單的外賣員，來店裏就會問，“一個女孩子怎麽去男廁所？”問的多了，徐良回，“去男洗手間怎麽了，沒去錯”。後來他們就不接店裏的單了。旁邊的鄰居也問，“要是男孩子怎麽梳著長頭發？”徐良就說，現在小年輕不都喜歡留長頭發，為啥男生不行。他告訴黃曉迪，“不要在意別人的眼光，要為自己活，在意別人的眼光你就哪也不要去了。”

從醫院回來的地鐵上，黃曉迪刷著網友們的QQ空間。“每個人的遭遇都很慘”，有個23歲的跨性別者，忍受不了自己的男性身體，在公園的椅子上把水果刀伸向自己的下體，粗暴的給自己做了“手術”。“沒有退路了，隻能這樣做，父母以死相逼，他就自己動手了”。

曾經受過的驚嚇和被迫“扭轉”的經曆，讓黃曉迪變得小心翼翼，說話聲音細弱。他經常會做夢，懸崖，鐵門，血，醒來有時哭著，有時全身濕透。

黃邵祥和妻子清楚，不能再逼這個孩子了，“他健康就好，高興就好，我們不想白發人送黑發人。”黃邵祥在朋友圈裏發了妻子和三個兒女的照片，配文“這是我的全部”。“誰管怎麽樣，愁也是過，不愁也是過，順其自然，該怎麽樣怎麽樣”。

2020年新年之前，江秋帶著黃曉迪去街上弄頭發。馬上過年了，他們要回老家。江秋讓理發師把黃曉迪的頭發拉直，燙了離子燙。黃曉迪的頭發像她，長一點就變卷，“我說你要當女孩子，就要做個漂亮的女孩子，頭發蓬蓬卷卷的不好看”。

見到江秋時是中午，早上八點她剛下了夜班，下午四點又要上另一個夜班。夫妻倆住在江秋紡紗廠十幾平米的宿舍，一張雙人床占了大半個房間。

江秋已經在這個紡紗廠工作了七八年，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廠裏梳棉。受疫情影響，6月她剛開始複工，廠子裏外貿單子就都取消掉了，“今年想賺錢太難了”，但他們得給黃曉迪攢錢做手術。

江秋有的時候會背著丈夫一個人躲起來哭，“他現在不男不女，怎麽能不難過”。

“如果手術順利，是個漂亮的女孩了，你還難過嗎？”我問。

“可是他也沒有生育能力了。”江秋說。

我離開時，江秋掏出手機，從車窗伸進來，“你加我微信，有跨性別的知識你要記得發給我，多給我發。不光有男孩變女孩，還有女孩變男孩你知道嗎？我在手機上也看到過”。

黃曉迪已經聯係好了泰國的醫院，想今年就把手術做了，現在唯一缺的就是手術費。

為了節約醫藥費，黃曉迪曾打算自己手術。“讓兩性同時存在，我身體會廢掉的”，他自學注射，買手術刀，止血鉗，急救用品，“到了結紮，縫合這一步去醫院，我知道百分百會大出血”。

室友阻止了他，“你知道血管長什麽樣嗎？你會死的，慢慢來，你還有家。”

黃邵祥每晚躺在床上用手機查泰國關於變性手術的信息，但都是英文，看不懂，就挨個打電話過去，可接起來說的都是泰語。

晚上下班，江秋跟黃曉迪視頻通話，有時候故意逗他，“你的手術推一推吧，以後再說”。她能感到黃曉迪的情緒一下子就低下來，再回答她的問題，“不會超過三個字”。江秋就哄他，“你爸爸一定會陪你去的”，黃曉迪就在視頻那邊笑起來，給她講這一天都發生了什麽。

以前有過一次，江秋也這樣逗他玩，不久黃曉迪就發了張照片，白色的T恤上有血，手上、大腿上也有，像是“自己動手了”。其實那張照片是那個在公園自己做“手術”的男孩，黃曉迪覺得，“這樣做是讓家人理解我”。

手術後，皮皮還是會選擇女裝中偏男性化的衣服，這樣“生活壓力比較小”。已經有不少媒體報道過她，但線下生活中隻有幾個朋友知道她的故事。“我任何時候穿的衣服都不會讓人覺得不舒服，不合適，在孩子的身邊會穿得更偏向男性一點，我不希望孩子過早地去思考這些問題，太累了。”

兒子五歲時，皮皮有時會和他說起自己“跨性別”的狀態，孩子聽得似懂非懂。在一次參加跨性別主題活動的時候，皮皮被人指著說，家有孩子怎麽還幹這個事。皮皮想，如果未來孩子長到二十多歲，不喜歡他這樣的人，那麽他可以從孩子的生活中消失。

2020年的除夕夜，皮皮的爸爸又喝多了，她開車送他回家。“他醉得認不出我是誰，隻當我是一個陌生人，跟我說了很多生活的瑣事，還認真地跟我說謝謝，父親麵對一個陌生人都能喋喋不休地講那麽多，平時和我的交談卻不多。”

從幾次自殺未遂，到能夠坦然地講述自己的故事，她艱難地處理著與父母、妻兒、以及跟自己的關係。

皮皮“隱居”在東北的一個小城市，她想建立一個類似“彩虹養老院”的地方，“歡迎各位trans（跨性別者）來住，我們連吃帶唱，一起包餃子”。在皮皮的想象中，這是最好的結局。

“我對於什麽都沒有期待，但這個群體在老去後，養老、遺囑這些事都是和正常人不一樣的，跨性別者是沒辦法跟現實逃離開來的，他們都是依附於這個社會的”。

有一天，皮皮問母親：“你希望我做一個開心的人還是一個看起來正常的人？”母親沒看她，緩緩地說：“正常人吧”。這成為這個家裏最後一次關於跨性別這個話題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