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的非典，我作為疫區之一的廣東人，在疫區之二的北京上大學。當時，我在同係師兄的呼籲下，寫了一個月的非典日記。

我和先生、五歲的兒子現在住在美國南部，先生一家是武漢人，我每次回國都會去武漢，去年夏天，我家小朋友在武漢住了一個多月。幸運的是，爺爺奶奶今年十一月下旬來美國探親，住在我們這裏。

1月21日，我翻閱了當年的非典日記，回家碰到我先生和他堂哥打電話——堂哥從上海回武漢過年，剛剛到家。剛重溫非典記憶的我，焦慮道出當年北京封鎖重演的可能。我先生以此勸說堂哥回上海。

22日一早，堂哥一家三口開車回上海，伯父伯母認為小題大做，拒絕同行。23日，武漢“封城”。

“肺炎”日記，十七年後，我想再寫一次。

01“老師，你不要去武漢，不要去中國，也不要去日本”2020年1月22日，星期三，天氣晴朗，陽光明媚，空氣清冽。

我停在車隊裏，從後視鏡裏看到老師把小正從教室外的等候區領出來，便按下了後座車門啟動的按鈕。

然而一回頭，小正並沒有隨老師一起。

小正的老師將滿頭卷發的腦袋探入後座車門，壓低嗓音跟我說：“小正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擔憂中國病毒的事情，他今天一整天都在說這個事情，而且他看起來知道很多的細節，一直都在想這個事情。”“噢，可能是我們在家一直在談論這件事情！”我回憶了一下。

的確，這幾天來，尤其是1月20日鍾南山院士說出了14名醫療人員感染、確認了病毒人傳人的風險之後，武漢爆發肺炎的事情，成為我們飯桌上唯一的話題——爺爺奶奶回饋他們朋友圈中的信息，有時還會現場發個微信去問候一下某個朋友；我分享我朋友圈中和美國華人論壇和英文新聞裏麵的消息，以及當年非典體驗過的種種管理措施；我先生或者批評一下爺爺奶奶那邊信息的科學性，或者提醒他們要去勸某個出外旅遊探親的朋友不要著急回家，或者跟我談論一下此次病毒的問題和對製度的反思。

小正有時也會插話，要求我們解釋一些他沒聽明白的名詞。

小正上車後，我問他今天是不是在學校說了很多關於肺炎病毒的事情。小正說：“是的，我跟Betsy（老師的名字）說，你不要去武漢，不要去中國，也不要去日本。”“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我很擔心，她去了中國，會被傳染。”“那為什麽不能去日本呢？”“因為日本也已經有一例了呀，”小正很認真地回答，“我擔心她不知道，所以要告訴她。”“你關心老師，告訴她這些事情是很好的。但是其實你不用這麽擔心，我們很多科學家和醫務人員都在付出很多努力做研究，你看現在已經很快發明了可以確認這種病毒的試劑了，” 我嚐試用他能理解的話解釋，“就好像流感一樣，那也是一種病毒。我們科學家付出很多努力去研究它，就找到解決的方法。你去年是不是打了流感疫苗？打了疫苗之後，我們就不怕流感病毒了。現在其實流感病毒也很多，但我們都不用害怕。武漢的這個病毒也一樣，我們要相信很快科學家們就可以找到辦法的。”“我還是很擔心呀，”小正自言自語地喃喃說，“我就是一個‘擔心人’。”我也是很擔心。

我擔心，因為小正所在中文學校馬上要舉行春節匯演，到時擠坐在小小禮堂裏麵的學生家長裏，誰知道會不會有剛從武漢過來的病毒攜帶者。

1月21日，美國疾控中心宣布在華盛頓州確診第一例新型冠狀肺炎，患者在武漢旅遊後回美。同時，中心將中國旅遊警告等級提高到了二級（Alert - Level 2, Practice Enhanced Precautions）：提醒——加強預防措施。

我們所在的美國東南部也許很快也會有確診病例。

02留學生就是“瘤”學生？

1月24日，我在一個華人微信群裏破天荒地發言了——在這類沒有認識的人的微信群裏麵，我都是以看信息為主，從未參與任何討論。

然而當天美國伊利諾伊州確診了美國第二例新型冠狀肺炎（患者也是一月中旬從武漢回美）後，有人在微信群裏轉發了新聞，並用中文評論：“美國芝加哥確診了第二例，也是武漢來的，應該就是芝加哥大學的留學生。”很快下麵有人緊接著評論：“留學生還真是瘤學生，帶病毒的……留學生多數1月15號左右回來，那時候疫情已經爆發，隻是瞞報……”我忍不住回應了第一個人：“在您自己發的新聞鏈接裏麵說了，確診的患者 in her 60s。美國確診的兩例，全無一名是留學生。

前幾天，我家華人鄰居的章爺爺跟我家的爺爺奶奶說，他最近身體無力酸痛，在家躺了幾天。過了一會他又問，你家媳婦前一陣回國（我在1月14日的時候從廣東經香港回到美國），不會是從武漢來的吧？——他知道我們爺爺奶奶是武漢人，常居武漢，我們每次回國也都基本會去武漢。

12月的時候，香港對武漢新出現的病毒非常警覺，媒體將其稱為“武漢肺炎”，我和同事們都很擔憂，認為這樣的標簽非常糟糕，隻會加劇彼此的不信任感，對防控毫無幫助。很快，這個稱呼就停用了，不過防控措施卻沒有放鬆。

1月中旬我乘坐高鐵抵達香港西九龍站，除了紅外線測體溫外，廣播一直播放著解釋武漢新出現病毒和武漢來的乘客要單獨檢查等告示。

1月下旬，隨著信息的披露，我先生看著網上那些對疫情掉以輕心的武漢人聚會圖片，憤怒地指責：武漢人就是這樣子，我從小看到大，一點都沒變過，拿愚蠢當灑脫。我總是激烈地替武漢人辯解——雖然我是廣東人，而他才是地道的武漢人。這樣的標簽化是不公平的，甚至是危險的，隻會讓我們忽視了真正的原因，而將一切歸咎於一小部分人的“落後行為”——他們並不是“落後”，他們，隻是還不知道。

十七年前，在非典封校中，我寫下了這麽一則日記。

2003年5月22日今天經過人大西門的順豐酒店，看到它恢複營業了【當年北京在疫情中，所有餐飲業停業】，但是門口立著一塊牌上書：傳染疾病者不得入內。

 忽然想非典會不會造成又一種歧視——其實已經有了：好象北京的在外地就開始有點鬱悶了；而我，在非典剛來的時候，就不得不麵對網上經常對廣東人的責難，說非典是他們亂吃帶來的雖然並沒有一個權威的證明【後來有權威的證明說明確實是吃野味帶來的，遺憾的是，廣東吃野味的人未見顯著減少，這次武漢人也被這樣指責了。十七年，沒有製度來限製大家吃野味，難道大家希望靠地域性飲食文化的自我改變來約束嗎？】 可是當我們麵前是一個全體的災難時，這種責難又有什麽用呢？但是在當時，這種話我確實是不好意思出口的，因為我就是一個廣東來的，別人聽著都有點偏袒的意味。可是現在的外國對中國的態度【在當時3天前的日記，我記錄道：“晚上米給我看了一張網上的圖，是《時代》的封麵，一麵五星紅旗上有肺部陰影，下書：SARS NATION”】，和當初外地對廣東的態度，並無太大的區別。在他們看來，中國人不愛幹淨落後，所以這裏會成為非典的源頭；而那時（國內人）對廣東的看法，心態並沒有什麽大的區別。

03大年三十，準備好的公筷最後沒用上1月25日是大年三十，早上七點多，監視器就傳來咚咚咚的聲音，小正最近不知道為什麽，發明了通過敲擊床板表示他睡醒的方法。我起床打開他的房門，探頭道“新年好”。

小正笑眯眯地爬起來，聽到這句話愣了愣，記起我昨天的吩咐，準確地說了“媽媽新年快樂”。洗漱完之後，穿上他的紅唐裝，跟爺爺奶奶拜年，拿到了他的紅包。

九點二十左右，我計算了一下時間，跟爺爺說，我們現在去中國超市吧，再晚怕人會多起來，太早又怕今天新鮮的魚還沒上——爺爺為今天的大餐準備了快一個星期，炸藕夾，炸丸子，鹵牛肉，燉排骨湯，如今隻剩今天去買一條新鮮的魚，晚上好上一條全魚。

“小正和奶奶就在家裏吧。” 我說。小正站起來準備抗議，奶奶也說：“一起去嘛。”——身處美國大農村，我們不帶著，爺爺奶奶的活動範圍就隻有小區內了。

“我們機場昨天拉走了一個疑似，”我說，“一下飛機就帶到醫院去了。他在飛機上就發現發燒，一直戴著口罩，報告給機場了。”奶奶立刻拉著小正坐下：“我們來講故事。”我遞給爺爺一個口罩，爺爺接過去在手裏翻來覆去，又往臉上蒙了一下。“反了，”我指點著，“要這樣反過來，那個有鐵絲的在上麵。”爺爺比劃了比劃，說：“我這輩子就從來沒戴過口罩。”“冬天戴口罩也挺好的，平時防止冷空氣刺激鼻子，”我說，“人多時防病毒。”爺爺把口罩往衣兜裏一塞：“到超市再說吧。”九點五十左右，我們來到中國超市，隻有稀稀拉拉不到十個人的感覺，沒有口罩，包括售貨員。我把臉上的口罩也取了下來。爺爺選了兩條活魚，挑了一根大蔥，我拿了三包瓜子，就一起去結賬。這時超市裏的顧客漸漸多起來了，我看到了兩個戴口罩的人，是N95口罩。

我們提著菜走到停車場，爺爺忽然對前麵一家子人用武漢話說了什麽。那家人應該是外公外婆、媽媽和寶寶一起來買菜，兩三歲大的小女孩坐在裝得滿滿當當的推車上。

我仔細去聽，大概是爺爺跟他們打招呼：“你們也是武漢人吧？”那家人都笑眯眯地回過頭，老鄉見老鄉的高興，在異鄉春節的這天碰到老鄉，而且都是家鄉在疫區的老鄉，可能那種高興，要比平常多了些心心相惜吧。“是撒，” 那個外婆搭話，“你也是武漢人撒，過年了來買菜啊。”原來是不認識的人，不會武漢話的我沒有參與認老鄉的能力，就快步走向前去，準備先去開後備箱，讓爺爺在後麵慢慢走著和老鄉聊兩句。

聊著，我聽到身後的爺爺隨口問了句：“你們是什麽時候來的？”“十三號。”那個外婆歡快地回答。

“十二月十三號？”爺爺明顯遲疑了下，補問了一句。

“元月十三號撒。”我沒有回頭，但也能感覺到身後的空氣瞬間凝固。美國確診的第二例病例，正是在一月十三號進入美國。在一片詭異的靜默中，爺爺趕上了我的腳步，一起上了車。

回到家，我收到了堂姐發來的微信：“冒昧問一句，你這次回國沒去過武漢吧？”堂姐一家三口也住在這個小鎮上，雖離得不遠，但平常也難得見上一麵，不過過年總是要在一起吃一頓的，更何況今年我家的爺爺奶奶、也就是她的叔叔叔母正好也在。爺爺早早地準備這麽多菜式，多少也有點要讓堂姐一家好好感受地道武漢年飯的意思在裏麵。

我解釋了我回國的行程，跟她聊了兩句，就放下手機。到了下午三點多，我查看手機，發現堂姐又給我發了留言，叮囑我們不要去中國超市。我應了好。

過了一會，我不由多想了些，去找了一把新筷子，跟爺爺說：“要不我們晚上用公筷吧？不知道堂姐會不會有點擔心，放幾把公筷她也許放心一點。”從午飯後就一直在廚房忙活的爺爺有點不高興：“要不就不來算了，不來也沒什麽，早點說就是了。用公筷有什麽作用？都湊一起吃飯了！”“可能也沒那麽誇張啦，”我有點尷尬，“反正放著，要是他們不用就算了，用公筷也挺好的。”我想起來了，我在廣東的餐館吃飯，每個人麵前都是擺兩雙筷子，顏色不同，一雙自己吃，一雙夾菜用的。是非典之後？禽流感之後？我不知道是哪個節點開始，或許就是這樣一場一場的傳染病，讓大家慢慢地改變了習慣。非典的時候，我在北京看完了加繆的《鼠疫》，書中說，疫病過後，人們得到的是記憶和知識。

天漸漸黑了，堂姐一家還沒出現。爺爺和奶奶在廚房來來回回地走，菜都備好，但要等人來了才好下鍋，不然怕菜涼了不好吃。走來走去，不禁嘟囔兩句“到底還來不來”。我一時覺得自己下午實在多嘴，不該去說公筷的事情，老一輩的人重親情，說不定是沒影的事，我這麽一說反而讓他們傷心了。

家中人人都一副毫不在意的輕鬆樣子，空氣卻仿佛稀薄了幾分，叫人呼吸困難。我借著出門看信箱，到門外張望了一會，看到一輛小車在拐彎處兜了圈，往我這邊開來了。我大喜，連忙進門喊道：“他們來啦。”廚房裏立刻想起了鍋碗瓢盆的聲響，小正大叫著撲過來喊哥哥喊姑姑姑父，奶奶也笑嗬嗬地迎了出來。像氧氣瓶噴出了大量的氣體，充盈了整個房間，呼吸頓時暢快了起來。一片亂糟糟的互道“新年好”中，春節來到了。

爺爺和奶奶一盤盤地菜端上了桌，小正數了又數，直呼好多好多菜。堂姐一家沒人注意到擱在菜盤子上的公筷，用自己的筷子直接從盤子中夾起菜塞進口中，爺爺做的地道武漢美食讓他們讚美的話說都說不完整。

吃過晚飯，我收拾餐桌，他們聚在一起挨個跟國內的親戚微信視頻拜年。除了在武漢封城前天回到上海、立刻被隔離在家中的堂哥一家之外，散落在湖北各地、包括武漢在內的親戚們，都樂嗬嗬地表示生活如常，本來過年家裏就屯滿了菜，正好都不出門了。我聽不太懂武漢話，隻覺得他們都不斷地互相重複“呦，你胖了嘛”這句話。

奶奶到廚房看我收拾的情況，我將一把沒用到的筷子放進保鮮袋封好，跟奶奶說：“我把這個還是收起來了，這個都洗幹淨了，沒用上。”“好，” 奶奶笑眯眯的，“都沒用上。”2003年4月29日……在燕南吃晚飯看新聞，什麽部發了一個關於高校五一假的指示之類的，說要過一個有意義的防治非典的五一。我都噴飯了，一抬頭，周遭的同學都是差不多的表情。回家的路上微笑了一路。

1月27日，美國疾控中心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網頁首頁，多了兩幅地圖，一張是美國地圖，標識著發現了確診病例的州，一張是世界地圖，標識著發現了確診病例的國家。

丁香醫生的疫情播報顯示，1月27日晚上8點59分的全國確診病例是2844。而籃球明星科比墜機死亡的消息，在朋友圈中刷屏。

04波士頓的口罩短缺了1月28日，我開著車，從廣播聽到新聞說：因為人們擔心新冠肺炎的傳播，紛紛到藥店購買口罩保護自己，波士頓地區的口罩出現短缺。波士頓口罩的短缺，當地人購買隻是其中一個原因，估計更多是被華人組織購買了去，為了支援武漢的醫護人員吧。

1月30日早上起來就看到兩個消息，一個是武漢協和醫院告急，說物資不是緊缺，而是告罄；另一個消息是武漢紅十字會的各種無作為、神操作和辯解，以及武漢慈善總會的扣著捐款沒發放。

十七年前的非典，我也記錄了一段捐款的事情：2003年5月3日時間過得好快，事情卻都好象還沒怎麽做，論文還差兩篇老是動不了筆，英語幾乎沒碰過。雖然那本書還在讀。做完了微分作業就基本把經濟學的扔到一邊了。

北京的非典還是每天一百多例地新增，但似乎已經沒什麽感覺。晚上暖來收給醫務人員的捐款，覺得這種事有點做作。當年抗洪不見大張旗鼓給解放軍捐款。大家捐的都不多，三五塊的樣子。

2003年5月26日最後一天的日記，竟然很巧合的，早上牛軍老師說，從今天開始恢複正常上課了……下午Sparkman上課，又要我們談非典，要有一個thesis。於是就發現自己的日記，記了好多關於非典，卻找不出一個主題來。暖提了幾件非典中的事情，尤其說到我捐錢的態度，算是婉轉地批評吧。

我忘記我那時候對暖的批評是否有過辯解，也許從小聽過太多父母對這類官方捐款的抱怨，我自來都是極為謹慎的態度。當年的不捐款，不是因為覺得醫護人員不好，而是覺得不應該通過民間捐款的方式，這是他們的工作，應該得到相應的工作報酬，而不是慈善捐款。而民間捐款，也不應該通過這種官方的渠道。

08年汶川地震，我在新加坡。當時我靠著獎學金維持生活。但是我找不到一個可以避開官方的渠道，最後我捐到了新加坡紅十字會。我至今還記得，我站在ATM前轉賬的淒涼心情，為我身為一個中國人卻要將錢放到另一個國家的組織手中才放心。但我還是捐了，我捐出了當月獎學金的四分之一。

30日下午，我去參加我們中文學校對口武漢同濟醫院捐助醫療用具的一些表格填寫工作。盡管花了很多功夫，找了很多私人關係，最終要是需要在受贈人那裏，填上湖北CiShan總會的名字。捐錢之前我比較了許多組織，最後還是確定跟中文學校一起，有直接的內部人員私人關係的對接，而不是匯總到某個大渠道裏麵。雖然受贈人還是逃不過這樣的名字，但我還是願意為這個事情，花一點錢，花一點時間。

十七年過去，我的內心還是一樣的悲觀，但我的行為更加樂觀。我的成熟是以更加妥協的形式來達成，在更努力去相信彼岸之光的同時。我還是要去信仰，做我能做的，哪怕永不能實現。

這一天，中國確診人數超過了8000，西藏出現了病例，全國淪陷。我的家鄉潮州還在苦苦支撐著，上了人民日報的報道（注：但今天2月1日潮州確診3個輸入性病例）。民宿經營者群體一片慘淡，有人稱損失了30萬不止，兼職經營民宿、正職是交通局公職人員的一名老板，在朋友圈發出了他在高速路口加班檢查過往車輛的照片。

WHO終於發表了公告，宣布新冠肺炎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特朗普政府開會討論。美國確診了第6例，是第2例病患的丈夫，證實了人傳人的危險。

05理科男的舌戰群儒1月30日晚上，美國國務院發布第四等級的旅遊警告——不要去中國。第四等級是美國國務院能夠發布的關於旅遊的最高等級警告，1月11日美國國務院發布了同樣等級的旅遊警告，對象國是伊拉克，在美軍駐伊拉克基地遭襲擊之後。

圖片來自網絡我們中文學校和紐約華人醫生協會合作的那批捐贈，昨天終於還是沒能趕上原訂的飛機，臨時又換了一家代運。在高壓下工作做繁瑣的填表工作，群裏的人都繃著神經，稍有溝通不暢就都口氣不好起來，大家心裏都怕晚一步渠道就被封鎖了。

本來是打算購置口罩、防護服、手套、護目鏡，口罩被砍單，防護服和手套還沒找到貨源，在焦慮中，組織者最後決定有什麽先寄什麽，所以這次寄出去的是一批護目鏡，有從廠家直接購買的，也有從代理商零售買的，連同運費大約兩萬美金。

昨天，我看到了一係列物資的報道，有自願隔離的貨運司機，有飯圈女孩的努力，醫院采購人員的搶貨，還有紅十字會無力的辯解。我不知道我們這批護目鏡，進入武漢之後，能不能順利到達組織者的老同學——武漢同濟醫院醫生的手上。做能做的，相信希望。

昨夜我做了KY提供的疫情心理測試，整體狀態良好，然而在抑鬱度方麵有了分數，建議我少看負麵消息。

我想起1月27日的一個小事情，來自我的先生。

我先生是一個典型的理科生，一本正經，講求邏輯嚴密。1月27日那天傍晚，他下班回來，坐在飯桌邊，分享了他和同事午飯閑聊的話題。下麵是他的分享：“今天果然大家都聊起武漢這個事情。有人就說，你們中國人總是喜歡吃奇怪的東西，才有了這個病。我說，我自己是沒吃過什麽奇怪的東西，我吃過的最奇怪的東西也就是蛇了。他們就說，蛇已經很奇怪了。

我說，但在我看來，法國人吃蝸牛也很奇怪，跟吃蛇比起來，我覺得蝸牛更奇怪吧。他們又說，是你們中國政府管理不好，才會讓這個病傳播到這麽嚴重。我說，這病不是跟流感一樣嘛，流感也是傳播很快，隻是這個病現在還沒研究清楚而已。他們就說，這怎麽會跟流感一樣呢。我說，你沒聽說過西班牙流感嗎？

結果還真的有人說沒有。

我說：就是1918年最早在美國出現，席卷全球，死了1億人，令第一次世界大戰提前結束的那場流感。然後，他們就都不說話了。”說完，他臉上浮出了抑製不住的自得微笑，補充道，“我早就料到他們今天肯定會拿這個肺炎說事，提早做了功課，上網查了資料，想好用英文要怎麽說。”我一邊身為中國人為他的反擊感到高興，一邊身為妻子為他的反擊感到憂慮：“所以，他們又要想，跟你這個中國人一起，都不能好好愉快地聊天了。”先生和我分享這件事的那天傍晚，美國疾控中心將全中國都標示為第三等級，這是它所能表示的最高級別的旅遊警告：避免非必要前往。

三天後，美國國務院頒布了它最高級別的旅遊警告——第四等級，不得前往中國。

四天後，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凡是14天內去過中國的外國人不得進入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