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有人想到，七年間，以奧林匹克為由頭的一場地標性建築風潮刮遍以北京為核心的中國版圖。七年間，北京多出的不僅僅是幾處造型搶眼的建築，更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激進的念頭。
國家大劇院入選2007北京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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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它獨特的外觀吸引著人們自發的前往觀賞，為地區帶來旅遊價值之外，也帶給公眾美好的感受。這就是成功的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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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商需要一座地標，就像庫哈斯的兩個扭曲重合的L，而非實用的辦公樓。
時值申奧成功第九年，奧運落幕一周年，上個月13日朝陽門SOHO的三期設計圖公布。吸引人們眼球的除了設計師的名字紮哈·哈迪德外，就是一個數字，400 萬英鎊（約合4400萬人民幣）——金融危機似乎沒有影響到頂尖設計師的行情，中國的業主也並沒有因為大環境的不妙而謹慎地收緊腰包裏的現金。潘石屹對此也笑稱“不惜花重金”，卻“物有所值”——在他看來，朝陽門SOHO日後必將與鳥巢、央視新址並稱為北京新地標。
成為新地標，是開發商與設計師之間心照不宣的準則。沒有誰再輕易滿足於中規中矩的設計圖，並期望將路易斯·沙利文的“形式服從功能”與扭曲的外形相結合，以達到內涵同樣搶眼的效果，但好事總不會一直降臨在同一個人身上，建築也是如此。
新地標運動
在英文的釋義中，地標性建築被稱為Landmark。建築界一直將其理解為高大、設計感強烈、讓人一眼記住的建築。它標示著你來到某個區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城市的方位劃分。從西班牙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到巴黎的新凱旋門，這些近二十年內新建的建築吸引了人們的視線，將其與古老的紐約自由女神像、凱旋門等附著著曆史意義的老地標區分開來，被冠以新地標的稱謂。
在中國北京，區分於天安門、故宮這樣的曆史地標，十年以前的國貿、東方廣場等商業場所開始被人們視為某一區域內的新標識。近幾年，國貿在四周不斷樹立起來的建外SOHO、央視新樓、世貿天街等新建築的包圍下，出現了這樣的畫麵——實在同一區域，卻多出了好些個標誌點。走兩步一地標，是北京的現狀嗎？
建築界的浮躁氣息被奧林匹克之火點燃，新建的鳥巢、水立方、國家大劇院與央視新址將新地標運動轟轟烈烈地推向高潮，開發商們都期望自己的建築能在北京的大沙盤上與眾不同。所以國家大劇院的設計師保羅·安德魯（PaulAndreu）要說，當我把這個設計圖拿出來時，自己都不可思議，但是保守的中國人卻接受了它，他們急需一個現代化的“蛋”告訴世界，中國和過去不一樣了。
國外明星設計師的湧入造就了這些建築的奇跡，造地運動卻沒有因為奧運的結束而告一段落。急速的開發中，人們往往忽視了地標也需要附屬上的文化意義。巴黎的新凱旋門位於巴黎拉德芳斯（laDefense）金融商業區中心，處於中軸線上，在新舊兩個街區之間，門的意義貼合城市的曆史，貼合周圍的環境與生活的氛圍，這在北京的造地運動中，是被忽視的盲點。
職業設計師VS責任感
香港文化名人陳冠中在一次對談中提到，FrankGehry在迪斯尼設計了一個全鋼材材質的音樂廳，太陽下這棟建築令周圍的溫度上升了15度。這棟地標建築給周圍的環境帶來了什麽？陳表示，建築不是裝置藝術，它不可以說拆就拆，它帶來的影響是長達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所以它需要極大的社會責任感。
我們將這個問題拋給了學習了十年建築的專業人士Ben。他的最後兩年學生生涯貢獻給了哈佛建築學院，並留在美國的設計院工作了兩年。Ben表示迪斯尼的音樂廳在洛杉磯的市中心，那附近沒有人居住，人們喜歡那個建築，它就是
一個成功的建築。一座建築，例如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它獨特的外觀吸引著人們自發的前往觀賞，為地區帶來旅遊價值之外，也帶給公眾美好的感受。這就是成功的新地標。他在和我的對話中幾次提到：不明白什麽是設計師的社會責任感。他認為，一個職業的建築設計師，隻是商業行為中的一個環節，負責提交合理的設計，滿足開發商的想法，隻要不違法就可以了。
這樣的交鋒不止出現在職業設計師與非專業人士之間，還體現在設計師群體內部。於是不同的陣營選擇了不同的表達方式，世界上才會出現不同的房子。那麽職業設計師的責任感究竟落在何處？
CCTV 新址的候選設計中有伊東豐雄的一份提案——一個水平擴展的直徑300米的大圓盤，足以以一層的的麵積涵蓋幾塊功能，適合CCTV所需的大型演播廳的設置，並增加了員工互相交往溝通的可能性，這些實際的考量將責任感這樣的虛詞融入到圖紙當中。遺憾的是，設計師的好意並不為開發商領情——他們需要一座地標，就像庫哈斯的兩個扭曲重合的L，而非一棟實用的辦公樓。
公眾的選擇
大多數的北京人並不覺得這個城市缺少稀奇古怪的摩天大樓，他們習慣了在寬闊大氣的街道上抬頭就能看到太陽，沒有水泥與玻璃幕牆的阻擋，對城市規劃的抱怨多來自於中心綠地的麵積縮水，公眾場所設施的不健全等等。古老的城市在變遷中陌生起來，當老北京人還在用呼家樓、白家莊、八王墳表述朝陽區CBD周邊區域時，其實已經沒有那所謂的樓、莊、墳。建築不存在，地標意義卻仍然存在。這也許是新地標最難以抗衡的——無形的記憶地標。
一位城市規劃專業人士指出，地標並不是建出來的，也不是由設計公司設計出來的，而是被公眾認出來的，是大家對它的評價和認可才能使某個建築具有影響一代人或是幾代人的能力。那麽，在建立這些“地標”之前，是否有開發商和業主對周邊人群進行過探訪，了解過他們對新地標的認同感有多少？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這一場改變城市版圖的運動中，隻有公眾失去了對地標發表任何建議的機會和權力，哪怕這座地標的名頭是為公眾而建的開放性廣場，哪怕一座扭曲的充滿反光麵的大廈即將出現在自己的陽台對麵。
馬岩鬆在參與製定北京未來的規劃時說，希望為人們建造更多的開放式綠色區域，而不是大樓。但是，更多的現狀是，用35億元人民幣的投資將迪拜的七星級帆船造型酒店照搬到廣東佛山，定位為珠三角地標性建築 ——這條新聞以絕對驕傲的態勢告知廣東民眾，我們有更國際化的新地標，哪怕它隻是一次可笑的複製。
也許，需要興建這些新項目的開發者們真正意識到，並不是外觀接近方西的樓群才能成為地標，四合院同樣可以成為地標的時候，新地標的運動才能夠放緩腳步。因為那時，才是城市規劃者們從白熱化狀態中冷卻下來思考的時刻。
相關新聞： “大褲衩”與“小蠻腰”：人民為何幽地標的默
城市地標的民間語文
地標，一座座凸起在中國的大地上。
中國在用西方的源代碼寫作城市，新地標在你的城市層出不窮，你感受到榮耀了麽？
政府熱衷的是政治地標、新城地標、商業地標、產業地標，是摩登天空；百姓鍾情的是懷舊地標、美食地標、約會地標、精神地標，是充滿記憶的大地。但你主動或被動地曆經了對地標的興奮、妥協與合謀，久而久之，城市的地標就是你的地標。
北有大褲衩，南有小蠻腰——作為財富積累和炫耀的象征，地標在民間語文裏，從國際化的大詞蛻化成了生活中的尋常事物。公眾為地標起的綽號所表達的親切感、調侃感與嘲諷感，對應的是一個城市予以市民的歸屬感、荒誕感與疏離感。
跟城市地標相比，關於地標的民間語文才是最形象的民意指數，甚至比官方的命名更接近中國快速城市化的真相。
沒有什麽能夠阻擋城市對地標的向往，沒有什麽能夠阻擋人民對地標的幽默感。
北貶大褲衩，南捧小蠻腰
人民為什麽幽地標的默？
有中錯狀元，無起錯花名。民間語文是最佳城市評論員，地標外號所表達的親切感、調侃感與嘲諷感，對應的是一個城市予以市民的歸屬感、荒誕感與疏離感。
文/黃俊傑
歡迎來到奇觀城市。在你身邊正發生這樣的事情：20年前叫榕樹頭的老地方，明年就要改名金融中心；20個月前的空地，下個月最新的中國最高樓就會竣工。城市正用匪夷所思的進度，種下如此之多的龐然大物：它們或奇形怪狀，或遮天蓋日，或一柱擎天，要逐漸取代你最習慣的地理坐標，去代表這個幻覺與速度交織的城市。
城市名片越來越多，離你卻越來越遠——在這個經緯不斷擴張的巨大城市，你淪喪了內心的城市坐標：那個還來不及命名的城市新坐標，沒有你的成長記憶，不曾是你的約會地點，你甚至未經批準不能進入；它如此龐大，以致你仰起頭亦隻能看到局部，以致你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眩暈。
至此，你已不可避免地和這個全城熱議的地標發生關係。於是，你對新地標的喜悅、驚訝、不適或陌生感，在茶餘飯後的交談間傳達開去，融進小市民對此超級建築的一次集體命名潮中——直到某個恰如其分的外號出現，直到新坐標的官名逐漸被人遺忘，一個新地標的民間命名就此完成。
大褲衩與小蠻腰：兩個城市，不同心態
北有大褲衩——央視一度征集新央視大樓的新名字，結果北京媒體的調查顯示，市民認受性最高的依然是“大褲衩”；
南有小蠻腰——廣州新電視塔即將落成，這個號稱世界最高的電視塔卻還沒有名字，結果廣州媒體的調查顯示，各種名字中得票最高的是“小蠻腰”。
看看落選的名字，或可看出北京與廣州的城市文化差異。央視大樓的選項有北京智窗(有報道指為正式名字)、猛男、斜跨、劈腿、高空對吻、鳥腿；廣州電視塔的選項有南天柱、珠光蠻腰(廣州市政協委員潘明生提案)、Canton Tower(另一個市政協委員耿樹森提案)、頭炷香、魚網絲襪、扭紋柴。老北京的提名總有一股調侃味，老廣州的提名則帶著一種老實勁。
北京人對央視大樓的調侃，帶有對城市權威的不滿。有網友從央視新聞扯到北京“首堵”，甚至發帖表達一種蒙太奇般的邏輯：“大褲衩”屹立在CBD的中心，腰以上什麽都沒有了！我潛心研究起了它的含義：腰斬！如今在北京有什麽是可以腰斬的呢？房價！
廣州人關於新電視塔的名字討論，更多卻放在這個城市的存在感上：“廣州人識生仔唔識起名，所以才有小蠻腰之類的非本土表達。”廣州電視主持人陳揚在個人的專欄文章中評點了廣州電視塔的諸多熱門名字：“南天柱”強調“威”，貪威識食曆來為傳統的廣州人所鄙視，不可；“小蠻腰”很容易和“大褲衩”相呼應，一下就成為“南蠻腰”，“收爪藏鋒，幾毒幾搞”。
這當中或有文化的差異。廣州人的地標命名向來實在，明朝興建的鎮海樓叫五層樓，曾經的最高建築廣東國際大廈則叫63層；北京侃爺向來富黑色幽默感，在央視新大樓之前的國家大劇院，同樣具有多個外號——鐵蛋、UFO、大土蛋，看不順眼的，北京爺們從不手下留情。但若留心收集兩個城市的市民意見，可發現北京人對央視新大樓時有幸災樂禍的表述，而廣州人則對小蠻腰頗有追捧之意。
一個例子是，廣州學者馮原“新電視塔是一座女性之塔”的說法頗為廣州市民認同。當地報紙的響應是一個《這不是一個King，而是一個Queen》的大標題，不僅從設計上證明新電視塔設計更耐看、更人性，還附帶風水學分析：廣州新電視塔位於廣州大吉位，是為廣州“文昌筆”，未來定是風生水起。
兩個城市，不同心態。背後的布景板或是這兩個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一度作為先驅者的廣東城市，正麵對各自的轉型與突圍，廣州亦正在尋找自己的新定位——這個城市和它所代表的粵文化，都急需找到自己的存在感，世界最高的電視塔顯然是一劑興奮劑；北京走上的是國際大都市的道路——被稱為“世界建築試驗場”的這個城市，與央視新樓一同進入人們視線的還有同期的鳥巢、水立方等超級建築。當中，千年傳統與全球化的碰撞，讓市民對超級建築的戲謔成為一種消解方式，或者說一種集體娛樂。
民間語文比官方命名更接近本質
據說上海人給東方明珠的外號是“糖葫蘆”，從上到下有“三個球”，去參觀東方明珠，售票員不會問你：買幾張票？而是問你：一隻球，兩隻球，還是三隻球？
福樓拜曾躲到埃菲爾鐵塔內喝咖啡，因為隻有這樣才看不到鐵塔的身影；聞名世界的埃菲爾鐵塔自誕生起便遭遇市民對它外型的質疑，上海的東方明珠遇到的是同樣的問題。
重慶計劃3年建27個萬人廣場，中國城市好折騰可見一斑。中國這個“拆”字到處可以看到，有人戲稱，中國就是“拆”，是“CHIAN”。市民的詬病不會讓巨型地標的建設停止——天津海信廣場被戲稱“凹凸曼”(奧特曼)，這個略帶荒誕的比喻，隱喻著中國不少城市奉行的邏輯：超級建築亦是超級英雄，它可以拯救乏善可陳的城市。
如果拋棄社會學、拋棄建築學、拋棄規劃學，對地標的稱呼足以構成一種喜劇感。它給一成不變的城市增加全新的元素，折射的是複雜的城市心理：“香港20年來，一個有趣的建築都沒有”。香港建築批評家胡恩威曾發表言論，認為香港越來越不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匯豐銀行大樓已經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近20多年，香港的建築越來越內向。相比較來說，內地在意識上比香港更有建築追求。內地的情況是政府和民間對建築有著極大的熱情。”
地標要中規中矩，符合大部分人的審美，還是要更有趣？中國的網民熱衷拍攝各種誇張的“最牛建築”，這些或與當地經濟不協調、或造型尤其奇特的建築，每次都能吸引大量的眼球，形成一種快速的民間傳播——90年代末各種建築流派紛至遝來，增加了城市建築的混亂度；網絡時代的到來，又催生了民主建築的呼聲——這更像是一個永遠無法滿足所有人的悖論。
也許建築學家漢寶德說的話值得參考：“一座富於人性的公共建築，要使來訪的市民感到親切，感到被熱心接納，它不能有絲毫高高在上的姿態，令來訪者感到壓抑，或使路過的市民產生被排拒感。”
香港17歲的中學生韓麗珠曾寫有短篇小說《輸水管森林》，輸水管無所不在地延伸，成為了個體間僅有的聯係，體現的是現代城市形象的陌生和冰冷感：“每一所房子，都是輸水管中途經過的驛站。輸水管變成了布滿裂縫的幹枯腸子。裂縫逐漸擴大，露出埋藏在內裏的石塊沙礫和垃圾。”
要以幸福指數取代GDP，城市要規避疏離感，市民要找回歸屬感。吉林有“地標老人”手繪長春地標地圖；香港有流行曲《喜帖街》唱盡了香港人對過去溫情的緬懷；英國倫敦電話亭麵臨淘汰，也有了“收養電話亭”的行動——“地標老人”守護的是日漸消失的胡同記憶，《喜帖街》回味的是市井生活的人際關係，英國人緬懷的是跟紅色雙層巴士、黑色出租車、披頭士樂隊和黃瓜三明治等英國的文化符號。
並非所有的地標名都是黑色幽默，市民總是將最親切、最溫馨的名字獻給熱門的約會地，獻給充滿回憶的公共空間，獻給最親民的建築，獻給街角不起眼的城市文化遺產。就這個角度而言，民間語文比官方的命名更能體現市民對地標的評價，亦更接近建築的本質。
“據說世界萬物俱有真名，一種呈現其真實本質的名字。”梁文道曾在《我執》中用奇幻小說常用的“真名”借喻現實世界。在龐大城市，大褲衩與小蠻腰亦算是一種“真名”，它們是最形象的民意指數，並非一句戲謔那麽簡單。
有中錯狀元，無起錯花名。民間語文是最佳的城市評論員，地標綽號所透露的親切、調侃與嘲諷，對應的是一個城市給予市民的歸屬感、荒誕感與疏離感，直指的是城市奇觀背後的社會真相。
建築試驗場的北京想象力
天天路過央視“大褲衩”天天感覺像在做夢。這就對了，你要讓你的人民有夢可做；如果你的人民還缺乏想象力，那你就要給你的人民以想象力。
文/李方
我希望找個有趣的角度來談論北京的地標。半個多世紀以來，北京地標的變遷經曆了一個顯著的馬鞍形：從上世紀50年代高調的十大建築，到六七十年代的慘淡經營，到八九十年代政府相比於外資民資的無所作為，直至最近10年變成“全世界建築師的試驗場”，“鳥巢”、央視新大樓、機場3號航站樓甚至在“世界新十大建築”中占據三席。這說明了什麽？說明政府的能力也經曆了一個類似的馬鞍形。50年代雖然窮，但“改朝換代”的一股氣撐著，不乏大手筆。六七十年代那是既亂且窮，鮮有建樹，北京人隻好繼續把十大建築掛在嘴邊。八九十年代與今天相比，財富分配向民間和企業傾斜，政府手上錢不多，隻能看外資和民資表演，比如巧克力大廈，比如國貿中心。最近10年，財富向政府集中的趨勢非常明顯，去年北京財政收入超過5萬億元，政府開始在北京地標建設中扮演越來越強勢的角色。
中國政府一直是大政府，但不同年代仍然有走強與走弱的差別，北京地標的變遷剛好印證了這種變化。這方麵，請財政部專家來寫或許更有說服力。
從十大建築說起
我不打算從天安門寫起了。與其說天安門是北京的永久性地標，不如說這個永久性地標是毛主席。如果沒有開國大典，沒有巨幅毛主席畫像，天安門的地標地位未必比得上前門。前門是皇家北京與市井北京的交匯點，曆來民間對它傾注了更多的情感與話題。我們還是從十大建築說起。
今天，我不相信還有多少人能把50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築數齊。我也是上網搜索後才知道，釣魚台國賓館和早就被拆除的華僑大廈也在十大之列。十大建築是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獻禮工程，也算得上傾注舉國之力了。人民大會堂達到的效果和地位，可能再過50年也依然如故，這就是經典。
老北京的地標，其實就是一根中軸線，而十大建築作為當年新興地標，等於把北京城給撐開了。當年，軍事博物館地處西郊，農展館僻處東北角，北京展覽館則給西北郊帶去一片繁華。半個世紀以來，北京人一直心領神會地把軍博、北展(北展建於1954年，稍早於十大建築)、北京站、美術館、民族宮、農展館等簡稱，當作絕不會引起歧義的“頂級域名”掛在嘴邊，可見其地標的地位無可動搖。
十大建築的風格基本分為兩派，蘇式的北展、軍博、大會堂，民族風格的北京站、美術館、民族宮、農展館等。關於什麽是民族風格，如何傳承，據說當年也不無爭議，似乎最後確定戴個琉璃瓦大帽子就算民族的了。應該說十大建築中的大帽子屋頂效果很不錯，但到90年代北京政府強行要求一批建築都要戴上大帽子，就有點窮斯濫矣。據我觀察，大帽子適合體量不太巨大的公共建築(你可以想象大會堂戴上大帽子會是個什麽效果)，而到90年代，建築的體量相比50年代無疑是普遍增大了不少。順便說一句，90年代同樣也很流行白宮款式，於是很多大樓硬在樓頂加蓋一個小白宮，蔚為奇觀。
首體和前三門工程
十大建築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凝聚了多少民族自豪感，也是自娛自樂、苦中作樂的傑出代表。相比之下，60年代便乏善可陳。這個年代因天災人禍多，自然沒心情搞公共建築。再說那個年代，天安門的地位空前絕後，別處就算有新地標起來，也淹沒在紅海洋中了。唯一值得說說的是1968年竣工的首都體育館，日後它被稱為首體，如雷貫耳的名號，其地標意義絕對壓倒東鄰的北展——後者漸漸變成小資的聚會地，而首體才是大眾才是力量。今天來看，首體的外形相當呆板，但據說以當年的標準，其內部設施堪稱一流。那個年代中國與世界隔絕，體育是少數幾個可以對外交流的渠道，可見首體承載了國人怎樣的夢想與渴望。乒乓外交最早就是從這裏搞起來的，不是跟美國人，而是從某屆世乒賽我們主場的讓球風波——女單冠軍據說讓給了朝鮮。“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那是對內的口號，對外它還肩負著政治任務。
70年代，你能想出北京建築搞過什麽大動靜嗎？我估計你腦子裏除了毛主席紀念堂一片空白。我來告訴你，70年代北京恰好搞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地標，那就是前三門工程，在護城河原址上，在東便門到西便門之間，前三門馬路南側，密不透風地建起幾公裏十來層的鋼筋水泥住宅樓。那東西真是醜得空前絕後，而且設計蹩腳，功能性極差。但當年可不這麽想，它標誌著現代生活現代北京 ——你也可以坐電梯回家了。此後十多年，前三門工程都是北京發展住宅樓的標準模板，以至於今天這類風格的建築在北京依然隨處可見，而且往往占據了最好的臨街路段，成為房地產開發商覬覦對象，當然裏邊的住戶也絕不含糊，不給天價補償你想讓我挪窩，門也沒有。
我對前三門工程有著深刻的體驗，不僅僅因為我自己就在裏邊住了很多年，還因為1976年冬天傳說還要地震，附近居民都住進了尚未完工的前三門工程地下室，大冬天沒暖氣，那個冷真是刻骨銘心。大人也不讓孩子亂跑，因為到處都還是裸露的鋼筋，對全身上下的器官都是極大的威脅。
巧克力大廈和長城飯店
好吧，這就到80年代了，改革開放了，舊貌換新顏了。可是你仔細回憶一下，北京的舊貌換新顏特別是地標變遷，跟政府有多大關係？不要跟我講北京圖書館也是所謂的新十大建築之一，之二之三更沒幾個人能數出來。80年代的北京新地標，國際大廈(俗稱巧克力大廈)那是榮毅仁榮老板的，長城飯店那是美資背景。政府不但窮，而且眼光也跟不上，創新還要看外資民資。謙虛點沒壞處。
其實這兩個大樓今天看來也很普通，遠不如50年代的十大建築有性格，但在80年代它們真是高高在上高山仰止。它們代表著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精神。我也不要枉費筆墨唧唧歪歪什麽是當年的新生活新精神了，我就講個故事。一個大我幾歲的朋友，在巧克力大廈裏邊上班，那是80年代末，有一天興衝衝跑過來跟我說：“你猜我這個月發了多少錢？五百塊！”我都傻了，我做夢都想不到一個月能掙五百塊，就因為他在巧克力大廈裏邊上班。當然，今天那個朋友已經成為著名的風險投資人，掙幾百萬也不稀奇，可那是80年代啊。
關於長城飯店，我們就不要談當年裏根總統訪華拒絕住釣魚台隻住長城飯店了吧，我們隻說飯店裏邊的天上人間夜總會和硬石餐廳，今天你在網上搜一下“天上人間”，依然是一個神話，一個紙醉金迷、能夠最大程度滿足你欲望和幻想的神話——這還是在資訊發達的今天，那麽你可以想象，在一切都還籠罩著神秘氣氛的80年代，長城飯店它意味著什麽。
國貿、“大屋頂”到“大褲衩”
90 年代的新地標，嗯，亞運村、京廣中心(張百發揚言完不成亞運會任務就從那裏跳下去的地方)、國貿中心……十年PK下來，政府還是不行——關於亞運村你能記住什麽？郭鶴年的國貿中心不但成為北京僅次於天安門的地標，也成為新北京精神的象征：五百強企業雲集，裏邊走出來的美女鼻孔朝天眼睛都不帶眨你一下的……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國貿中心裏邊的餐飲又貴又難吃，在裏邊上班堪稱死要麵子活受罪。不但CBD形成了，連主旋律都要來插一腳。還記得彭麗媛的某個MTV 麽，在16： 9電視大行其道之前，人家就開風氣之先，把中國大飯店的弧形玻璃外立麵，用電視特效做成大屏幕了。我承認，那個MTV的效果相當震撼。
如前文所說，90年代北京政府主導的建築，很多都被強行加蓋一個中式屋頂也就是大帽子，它們實在無法與追求簡潔大方的商業建築相比。政府依然在學習，並且 90年代整體經濟環境不佳，政府也沒有很多錢拿出來去搞具有地標意義的公共建築。換句話說，那個年代的政府還是比較務實和低調。當然由於政治因素，90年代的明星是上海，那10年堪稱北京失落的10年。
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爆炸性增長，也給了政府實力和自信，政府重新成為北京地標建築的主導者，從而完成了從大政府到小政府再回到大政府的輪回。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我這裏談到的小政府大政府，都隻是相對而言，本質上中國政府從來都是大政府。
正如外界評論所說，北京已經成為“全世界建築師的試驗場”。不論飽受爭議的“大水蛋”國家大劇院，飽受煎熬的“大褲衩”央視新大樓，還是飽受好評的機場3號航站樓(龜蛇合體)、“鳥巢”、“水立方”，個頂個，放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絕對算一號人物。可以理解，那是一個國家崛起的雄心。英國崛起於是有了倫敦塔大笨鍾，美國崛起於是有了帝國大廈，現在輪到中國了——你不能光說不練，你必須給這個世界留下點印象深刻的東西！而我們恰恰生逢這個時代，一個欲望被無限放縱和放大的時代，我們感覺自己行了，於是我們敢於試驗一切的可能。全世界唯一能跟我們分庭抗禮的，隻有中東的富豪，他們那邊不流行奇形怪狀，攀比的是誰能蓋得更高。迪拜塔我遠遠看過，感覺像做夢，但我天天路過央視“大褲衩”於是天天感覺也像在做夢。也許這就對了，這恰恰是政府存在的真義——你要讓你的人民有夢可做；如果你的人民還缺乏想象力，那你就要給你的人民以想象力。
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
摩登天空與充滿記憶的大地
我們對地標的興奮、妥協與合謀
我的地標是懷舊地標、美食地標、約會地標、精神地標。你的地標是政治地標、新城地標、商業地標、產業地標。我的地標是充滿記憶的大地，你的地標是摩登天空。
文/山雞哥
地標，矗立在城市語文金字塔的塔尖，改變了天際線。塔腰和塔基的普通建築和房地產，多如過江之鯽；充填在塔中的城市亞文化和傳統文化，如灰泥不被看見。
這就是我們的家，地標如林的城市。腳下是水泥和柏油，頭頂是日新月異的摩登天空。帶給過我們溫暖和熟悉記憶的城市所在，因為舊，被強行清除；而新誕生的各種巨大體量的建築怪獸，遠遠超出個人的城市臆想，讓我們目瞪口呆。
報紙頭條說：這是城市新地標，它能為這個城市、為你帶來榮耀。你感受到榮耀了麽？
地標是什麽？
地標的英文LANDMARK，直譯是大地上的標記；中文常代指標誌性建築；百度百科的解釋是“每個城市的標誌性區域或地點，或者能夠充分體現該城市(地區)風貌及發展建設的區域”，並列舉了“時尚策源地”、“約會中心”、“城市外景地”三方麵的功能——這種解釋很狗血。
地標其實就是一個地方的第一視覺、第一印象和第一記憶。
現實中，第一視覺常被理解為高和大，第一印象常被理解為震憾和突兀，第一記憶常被理解為“之最”和唯一。在此邏輯下，地標往往變成了造價十幾億到上百億元不等的建築工程項目，變成了財富和技術的炫耀。而充滿匠心又和諧的第一視覺，諧調和有參與體驗的第一印象，融合城市文明和本土價值的第一記憶——這些可被個人反複咀嚼體會的地標情感，被棄置。
現實中，地標的土木工程性(高度、麵積、體量、造價)、視覺性(造型的視覺化)、符號性(被投資方、官員和傳媒命名的象征性)被人為地過分地強化，而地標的存在合理性(方案爭議、建設過程中的思辨、文化合理性)、民間性(參與度、互動性、體驗性、循環再生性)和時間性(方案確定與建設工期的合理時間)被人為地過分地弱化。
現實中，地標一浪接一浪，前浪死在高度上。而與生活有過交集、與心靈有過共鳴的地標，離我們遠去。
至此，地標已經跟市民無關了。地標如浮標(易逝)，如草標(為賣)，如商標(為了成為NO.1)，但絕無可能成為它所期待的“城市文明的標杆”和“時代的裏程碑”。
中國在用西方的源代碼寫作城市
“9·11” 之後在華盛頓舉行的高層建築研討會上，美國建築專家認為摩天大樓仍將是當代美國城市的特征，公眾對高層建築的信心不應被恐怖事件嚇退。——看看今天的中國一二線城市和迪拜，再看看世界10大高樓亞洲過半的榜單，就能發現摩天大樓不再隻是美國的城市象征，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都在用西方的源代碼寫作自己的城市。
建築師曾繁智以“跳逍遙舞亂照相”來總結中國地標性建築的形象：跳(出挑、超級懸挑)，逍遙(切削、搖擺、旋轉、扭曲、錯位、滑移)，舞(舞動、流動、動感)，亂(雜亂、無向度、怪異、不可理喻)，照(罩、籠罩、包絡)，相(象形、象征、寓意)。
中國建築界有過的“適用、經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提法，已被“最高最大、標新立異、鶴立雞群”所取代。外國建築師聰明地迎合了中國城市政府官員的形象工程預期，而本土建築師的表現如學者史建所言，已經民工化了(他們在麵對中國曆史最具挑戰性的超建設時代，卻完全將精神放逐，變成了以改善自身生活狀態為目的的、自閉的技術工作者)。頻繁參加各種國際設計競賽的他們，對城市規劃、文物保護、舊城改造、交通組織、拆遷和民生等費時費力無關標的的問題，已無暇顧及。
在中國一二線城市，國內外建築師合力在按全球化標準建設中國城市的地標。地標，充滿政績，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之上。其中雖有環保、節能、生態等新理念，也披著不同造型想象力的外衣，但其標準的核心，仍然是作為財富積累和炫耀的象征 ——高度比功能重要，名氣比造價重要，形式比需求重要，建築師名頭比本土文化基礎重要。
結果是，拿著中國工資的你我他，生活在“中國的紐約”、“中國的芝加哥”，與陌生的地標和異質文化朝夕相處，充當榮耀的看客。
合謀者
當地標也成了中國城市的標準配置，很難說成是政府官員的單方麵責任。建築師、知識分子、傳媒和市民也身在其中。
建築師懷抱職業雄心，理所當然地認為“地標應該作為城市中的建築主角”，人人想為主角當編劇，造出“50年不過時”的建築；城市的真實需求和建築存在的合理性不在他們考慮之列。知識分子樂於歌頌大地上一切巨大體量和高度的事物，反正不用自己掏腰包，他們對人工的偉力不吝言辭，而批判立場是多麽不主旋律啊。傳媒負責報道(而非審視)發生的一切，樂於煽動積極樂觀的情緒，營造欣欣向榮的局麵，對新地標的溢美之辭，之後會在新新地標身上重現，他們堅信：隻要不倒塌和貪汙，建設總是好的，無論花了多少錢和錢是怎麽花的。經常有市民抱怨本地的落伍(包括市容市貌在內)，樂見頂天立地、碩大無朋的地標建築落成，以此在網上、電話裏和大街上對外地人誇耀它的全省全國和全球排名，哪怕他們所分享的僅是拍些照片和逛一下。他們對本城地標的演繹日積月累口口相傳，構成了新的民間語文，真真假假地附會成地標的故事。
結果是，存在的地標就是合理的地標，你的地標就是我的地標。我的地標是充滿記憶的大地，你的地標是摩登天空？好吧，摩登天空總有一天會變成充滿記憶的大地。
看，這就是當代人對地標的興奮、妥協與合謀。中國各城市地標的新聞，一定會每天都有、經久不息，民間語文猶如藤纏樹，附會於地標。懷舊地標不可追，美食地標和約會地標舊的去了新的會來。精神地標？哦，你將麵對一大把政治地標、新城地標、商業地標、產業地標，但從你對所有新地標妥協與合謀的那一天開始，你就不再擁有精神地標了。
沒有什麽能夠滿足你對自由的渴望，沒有什麽能夠阻擋你對地標的向往。
